一个「民族国家」的陷阱
「国家利益」如同一笔敲诈的债务，你从来未曾拥有但却可以失去。为了避免失去，你先要交付一切，为了国家不会在敌人面前后退，你先要在国家面前一退再退
一个「民族国家」的陷阱
明州黑人抗议，撑民众还是撑国家？
「国家利益」如同一笔敲诈的债务，你从来未曾拥有但却可以失去。为了避免失去，你先要交付一切，为了国家不会在敌人面前后退，你先要在国家面前一退再退
自 5 月 25 日美国明尼苏达州警察跪压非裔男子 George Floyd 致死以来，示威游行和暴动在美国全境逐渐升温，警民对峙愈演愈烈，特朗普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国民的威胁也日益严峻。是否应该支持非裔的基本人权诉求、是否应该对警察使用暴力加以限制、在广泛的民意诉求和被独夫赶上街头「战场」的武装之间如何选边——这些问题无论在通常的左或右、平等或自由、激进或保守的框架之中本来都不该是问题。
但是，美、中、港的很多论者自动地首先把问题放在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框架中理解，让它成为了相当大的问题——非裔作为美国公民的身份，在很多人的理解中高于其作为自然人的身份，因此他们基本的生命权力放在美国复杂的对外冲突语境中，就变得暧昧不明了。
中国大陆的官媒自然选择在 新冷战 的语境里讨论这个问题，迫不及待地接住美国「递过的刀」。 胡锡进、华春莹等代表官家声音的个人和《人民日报》等官媒，均不遗余力地讽刺美国「双重标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方面官媒批评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醉翁之意显然不在美国本土的歧视，而在美国就香港问题对中国的指责；另一方面，颇为自相矛盾的是，官媒也「祝贺」美国部分示威者和趁火打劫的路人抢掠纵火的行为形成了「亮丽的风景线」，渲染治安混乱，试图合理化警察暴力。胡锡进更是对港人提出了他自认为的「送命题」：香港示威者是和抗议警察暴力的美国示威者站在一起，还是和扬言暴力镇压的美国特朗普政府站在一起？
的确，部分港人同样首先把反歧视暴动放在国家博弈的框架中理解，或者由于视美国制度 (而非美国人民) 为「自由灯塔」而同情美国政府，或者希望共和党政府连任，以便继续对华的鹰派政策，总之出于种种功利目的而选择不支持和自己有类似命运的美国人民，于是也就难免让自己的运动被北京指责为「虚伪」。
但其实， 这个问题对于大陆主导公共话语的国家主义民众，尤其是「小粉红」来说才是真正的「送命题」——如果他们支持美国政府，则显然认同「对家」胜利就是让「自家」吃亏；如果他们支持美国抗议群众，则在根本上违背了为中国强硬的国家主义提供合法性的国家主义原则，尤其是「主权高于人权」这一条 。
于是，既憎恨美国也憎恨「暴徒」的小粉红们在社交媒体上经历了几天的混乱后，最后达成的一致态度是吃瓜看戏，希望对方两败俱伤。 微博超话 #美国暴乱# 中，诸如「美国警察不要停，继续浇油」、「美国风景真挺好」、「超级大国不是吹的……传染病毒也能搞个世界第一，暴乱再来世界第一！哈哈。」这样的 嘲讽基本占一半比例，确是「一片欢呼」。甚至有少数华人在社交媒体展示自己趁火打劫商铺的成果。至此，他们的行为已经不是基于某种具体的或对或错的政治原则，而根本就是基于毫无原则的犬儒主义之恶 。
这些讨论中的悖谬，尤其是悖谬孕育出的纯粹邪恶，让善于反思、尤其是关注香港斗争的人进一步意识到国界线内部、人民追求基本权利的斗争和国家之间的博弈之间痛苦的关系： 全球化的确让「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们有关」，但联系「他们」和「我们」的不是共同的苦难，而是各自所属国家之间的冲突，素不相识的「他们」和「我们」的关系不是休戚与共，而是你死我活。
在美国这次示威暴动中，国家与人民利益的相悖和相关被鲜明地暴露了出来，然而这绝非偶然情况。几乎在警察暴力发生的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鉴于香港已失去独立地位，美国应停止给予香港特殊经济待遇，并同时强调「我们和香港站在一起」。 虽然这种「站在一起」的方式十分讽刺，对于香港民众的生活实际上更是打击，但亦有揽炒派认为这种「 同归于尽 」式牺牲是大国角力之下香港唯一胜算。 1989 年的「六四」运动代表了「揽炒」的另一种可能。在政府铁腕镇压群众后，包括美、加、日和欧共体成员在内，以西方为主的大量国家对中国实施冻结贷款、停止出口、中断政治、经济、军事合作乃至一切外交往来等制裁，使本已问题重重的中国经济快速陷入滞胀。大量原本抗议政府鱼肉百姓的民众在国家宣传部门的强力鼓动下，转而仇恨「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势力，结果中共的统治非但没有被动摇，反而更牢固了。
这种调转人民枪口「一致对外」的做法在政治学领域叫做「rally'round the flag effect」(大致译作「团结在国旗周围」效应)，大意是通过将国内矛盾上升为国际矛盾，利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与国家利益的被动绑定，来将他们对政府的不满转变为拥护。历史上，大部分针对某国暴政的国际制裁，都被这个「rally'round the flag」化解，只有在极少数毫无民族认同的国家，如实行异族统治和种族隔离的南非等，这一策略才不会成功。
或许，现阶段民族/地区自治仍是团结起来反抗压迫最有效的动员话语，但我们还是要意识到这种话语背后的陷阱，它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二十世纪直到现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自治没有帮任何国家真正实现平等、健康的发展，却的的确确维护了在充满对抗和压迫的体系中，许多统治者的位子。这个体系，如今已经过分庞大、无远弗届，你我都在它的腹中，实难突破，甚至连对民族主义的反抗也大多要在民族主义的架构下进行。
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拿出比响应民族主义号召时更大的热情尝试突破它，去尝试、至少去想像一种民族主义之外的可能。只有如此，未来的个人才有可能不受国家胁迫地生存和发展；未来的人类才有可能比此刻更好更自由地生活。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拥有一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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