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设计趋势报告
2020 设计趋势报告
设计不再只是消费的最后一环或者制造工业的一部分，而是拥有广阔的外延
设计将更多介入到社会行动中，新的设计教育体系正在以跨学科的方式拓宽设计的边界
设计师组合 Formafantasma 正在伦敦蛇形画廊举办的 Cambio 展览现场，主题是关于木材产业的研究。
疫情期间，设计界炙手可热的设计师组合 Formafantasma 仍在伦敦蛇形画廊举办了一场名为 Cambio 的展览，主题是关于木材产业的研究。在此之前，Formafantasma 是时尚品牌与大牌家具品牌的宠儿，为 Fendi、Sportmax、Flos 等品牌设计装置和产品。不甘于仅仅作为商业领域的设计师，他们在近年展开了设计介入社会的广泛研究，Cambio 正是这些研究中的一个。
设计师们想要告诉全世界：设计不再只是消费的最后一环或者制造工业的一部分，而是拥有广阔的外延。
2019 年，在荷兰埃因霍温设计学院任教的 Formafantasma 开设了一门新的研究生课程「地理设计」(Geo Design)。他们把这门课程看作一个探索社会、经济、地域以及地缘政治力量如何塑造设计的平台，试图用两年制的硕士课程来阐释作为当代设计师知识来源的工业生产背后的运作机制，同时探讨和解决工业生产的历史因素对于环境和社会不稳定性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可持续模式。
「课程的目的在于作为一种研究和交流工具，促进对当代复杂现实问题更深入的理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设计及其过程中关于材料、技术和社会的讨论来提出变革性的干预措施。」Formafantasma 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在研究木材产业之前，Formafantasma 还做过关于电子产品废物的研究，呈现在其名为 Ore Streams 的展览中。Ore Streams 与回收商、生产商、社会活动家、立法者和其他许多行业的人展开合作，使用了多种介质和材料来研究有关电子产品废物如何升级的措施，特别是侧重于从废物中回收矿物质。
设计教学开始覆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新的学科正在引领这一趋势。这股趋势不仅出现在欧洲。
设计师周子书在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就读研究生期间开始研究北京的地下室空间，回国后创办了地瓜社区，将空置的地下室转变成为其租户和社区居民服务的活动中心。自 2015 年以来，周子书一直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学院教学，带领学生去乡村驻留，试图用设计的方法参与当地农户的商品产销问题。但直到 2019 年年初，他才将这个学科正式命名为「社会设计」。
他认为「设计」已经不仅仅是视觉的概念，还可能是新的经济模式的开创者。「怎么通过设计创造出一种新的服务体系，设计师通过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去缓解经济萧条期间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否能产生新的经济模式，这个时候对于设计师就要求全方位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去做一些视觉的产品。」
更多以设计为切入口参与社会的企业也在诞生。
BottleDream 起初是一个记录创新青年故事的自媒体，蔡延青等人将国外年轻人如何利用设计与艺术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的故事记录下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启发国内的青年。后来 BottleDream 渐渐发展为一个青年创新社区，通过发起话题讨论、线下活动，将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聚集起来，「可持续发展」便是平台与年轻人沟通的一个重要契机，而这个平台上最活跃的是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和设计师。
「比如我们会从『怎么买衣服』这个角度引导大家思考：买什么材料的衣服？买什么类型的企业制作的衣服？一定要买很多新衣服吗？是不是可以租衣服穿？这就引申出很多可持续的消费方式，你可以通过生活中的小事，为世界更美好做点什么。」BottleDream 联合创始人蔡延青告诉《第一财经》杂志。
2017 年，BottleDream 通过申请，成为中国内地第五家经过认证的「共益企业」，这个称呼源于几名美国企业家在 14 年前发起的一项「改造主流商业」的社会运动。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共益实验室」的非营利组织，从社会与环境绩效、透明度、责任感等方面评估营利性企业，通过评估的申请企业可以获得「B Corporation」称号，也就是「共益企业」。
「共益企业对公司的盈利、规模并没有限制，BottleDream 就是一家商业公司，它的运转需要符合商业逻辑。共益企业的价值是让整个团队达成决策上的共识，比如我们做的事对社会有什么贡献，我们的盈利对环境是否产生了伤害，简单来说，就是用商业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蔡延青解释道。
BottleDream 的全职员工目前只有 10 个人，业务大致分为两部分，一个是运营青年创新社区，一个是与企业合作策划创新活动，后者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BottleDream 曾经孵化了一个可持续潮牌「好瓶 HowBottle」，与上游原料厂、消费品品牌、设计师合作，开发和设计一些由环保再生材料制成的物件，卖给 C 端消费者。如今这个品牌已经独立于平台发展。
疫情期间，BottleDream 积极参与、发起更广泛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活动。接受采访时，蔡延青正在和团队筹备 4 月 22 日地球日的线上活动。「即便没有遇到疫情，我们也会尝试策划更多的线上活动，让人们的行动变得更『轻』。」蔡延青说。
设计师的社会行动性也在这次疫情中体现，家具设计师周宸宸联合了一群设计师，于疫情期间发起一场名为「Create Cures 创造治愈」的公益活动，旨在以设计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在极短的时间里，设计师们都交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包括家用小型消毒机、安全舱和口罩手帕等等。
回到社会设计如何区别于其他的社会行动上，周子书这样向《第一财经》杂志解释社会设计：它探讨的是如何在不同的规模尺度下，洞察具体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系统运作，找到并时刻关注影响其变化的杠杆点，将各种资源创造性地重组到一起，形成新的推动力和生产力，并用美学加叙事的设计语言传播，从而务实地达到社会改良或革新的目的。
虽然学科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但显然，设计师不甘于仅仅成为商业链条上的一环，他们正在寻找更大的影响社会的能力。
消费者厌倦了环保被当作营销手段，有创造力的品牌会确保企业的一切行动都是在环境保护范围内的，也会确保自己拥有一个高效的供应链
2019 年 8 月，H&M 挪威公司涉嫌「漂绿」(greenwashing)，挪威消费者管理局对其 Conscious 系列产品展开调查，这个系列的服装被 H&M 宣传为可持续时尚。
「品牌在谈论降低 (对环境的) 影响时到底在说什么？」New Standard Institute 的创始人 Maxine Bédat 曾对媒体说，这个协会专注于敦促品牌披露其生产环境和社会足迹。「它们测量了吗？如果没有，我们不应该相信它们。」
事实是消费者已经厌倦了环保被当作一种营销手段。他们想看到实际行为。而越来越多的环保机构也在对时装品牌提出更多限制。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不断改进自己的商业模式，首先，设计不再仅仅意味着设计一件衣服，它应该是整体的品牌塑造，确保企业的一切行动都是在环境保护范围内的，也包括拥有一个高效的供应链。
整体品牌的可持续性塑造正在成为服装业的新趋势。
被戏称为时尚界的乔布斯的 Yvon Chouinard 创办了环保品牌 Patagonia，跟乔布斯一样，Chouinard 是一个嬉皮士，以及冲浪及登山爱好者，1990 年代他就在研究如何结合环保和人性化生产的概念，并推崇少买多补的消费观。这成了 Patagonia 的一大竞争优势，也让这个美国品牌的年销售额达到 6 亿美元。
Patagonia 在设计服装的时候，就要求每一件衣服都具有可修补性，店里会教授如何缝补及修复破损的 Patagonia 衣服，且品牌店就有修补服务，在美国市场每年该品牌的修补量至少有 4 万件。
「我认为就是因为有一个环保理念，我们的设计过程也变得更简单了。这包括从美学规划，到材料选择。」Pantagonia 的传播经理 Tessa Byars 曾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我们的目的是把最环保的材料跟最实用的设计结合起来，这意味我们会花更多时间在材料研发上。」这就要求每一件 Pantagonia 的外套都要有着灵活的缝线，保证修补的可行性。
Patagonia 还成立了可持续发展服装联合会 (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号召沃尔玛、梅西百货、Gap 这样的大企业对每件产品做可持续发展评级。「我们的创始人也经常说，我们每次出于环保的目的作出的决定都带来了商业成功，因此我认为可持续发展并不需要一个公司做出妥协。」Byars 说道。
「每次开全球的销售总结会议，你就听到美国总部草草汇报一下销售额，剩下的一小时都在聊如何环保。」Patagonia 的中国经销商的市场经理 Jeffrey Chung 曾这样告诉《第一财经》杂志 (原《第一财经周刊》)。之所以要这样「刻意」坚持，也是因为 Patagonia 在商业上保持独立，不受逐利的投资人的影响。
实际上，最难的是在原有商业模式基础上，融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成了大企业转型的难点，却也成就了初创品牌的机遇。
重新设计的供应链，甚至能成为品牌最大的营销卖点，但 Patagonia 是一个几乎没有传统营销开支的企业，它将盈利投入到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中，这个作法本质上是在尝试改变购买时尚必然造成浪费的恶性循环。
Patagonia 推出的一款极具争议的广告，内容是：别买这件外套。
来自加州的服装品牌 Everlane 试图构筑一个透明的供应链，保证每个环节都选用最可持续发展的面料。「全球各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他们的选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通过透明化我们的供应链并提供知识教育，我们坚信可以改变消费者的行为，扩大我们的业务和影响力。」Everlane 首席供应链官 Kim Smith 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Everlane 今年 3 月底刚发售的有机棉 T 恤，面料来自印度，背后是品牌与农场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既能保障工人权益，也避免了使用有毒农药。品牌计划在 2023 年之前将所有的传统棉花生产转变为有机生产。它已经找到了环保牛仔工厂 Saitex，这家越南工厂会使用 98% 的循环水，并将多余的牛仔布废料变成建筑材料。
Everlane 今年 4 月刚发售的有机棉 T 恤，面料来自印度，背后是品牌与农场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既能保障工人权益，也避免了使用有毒农药。
Everlane 在可再生材料方面投入巨大，目前已经回收了超过 650 万个塑料瓶，以及升级再造的纺织品和渔网，塑料瓶用来制造 ReNew 系列的服装和配饰，以及 ReKnit 系列的鞋履。
这样的产品的确有更长的寿命，但对于这些产品最终如何回收的问题，Everlane 还没有给出答案。这也将是服装品牌接下来在可持续发展上会面对的难题。
和 Everlane 一样，越来越多的时装品牌开始选择与具备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工厂合作，这将会在未来数年内倒逼工厂的改革。
不仅仅是服装品牌，家具品牌宜家在 2018 年宣布，到 2030 年将实现全部宜家产品可回收。一年后，它推出了数款以回收材料制作的产品。
「到 2030 年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可循环公司，这体现在整个商业模式上，而不仅仅是工厂的太阳能使用等方面，是重新设计和生产我们的产品，是如何与消费者沟通以及如何为设计重新定目标，这些都是具体的细节。」Inter IKEA Group 可持续发展负责人 Lena Pripp Kovac 曾对《第一财经》杂志 (原《第一财经周刊》) 说。
宜家已着手改造其全球供应链。按之前承诺，重塑这家具有 77 年历史的全球最大家具公司的时间表，只有 10 年。
而且，疫情可能正对可持续供应链的改造造成挑战。再生材料工厂复工难、国际物流受阻，这些都在考验循环经济企业的生存能力。
「中国很多循环经济企业的客户、订单都来自海外，因为美国和北欧对再生材料的需求是远超国内的，但现在海外的疫情形势远比国内严峻。」蔡延青说。过去一年让蔡延青感到惊喜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原料商开始研发新型环保材料，比如他注意到很多为纸杯提供防水 PE 淋膜的公司，正在研究「植物基涂料」这个替代方案。淋膜是一种塑料，本身不可降解，且与纸杯分离的成本很高，使用植物基涂料的纸杯将是可以被完全回收的——只有原料厂商提供更多的环保材料，下游的制造商才有更多的选择。
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政策的引导和补贴，另一方面也缘于下游品牌方的要求倒逼。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品牌为自己设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比如宜家、可口可乐、耐克等，这些大客户会对上游供应链提出更多环保要求。
循环经济的未来仍然依靠上游公司们的推动，目前看来，它们已开始加快步伐。
3D 打印的发展会加速，并将成为制造业中最具创造力的一环，更多适用于 3D 打印的新材料将问世
工厂关闭、交通受阻、产能不足，疫情给传统制造业带来挑战，3D 打印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
它正被用来制作呼吸机、拭子、面罩等各种产品。波音公司宣布为医疗保健人员提供 3D 打印面罩；福特汽车正在使用其 3D 打印设备生产一次性医用 N95 口罩；3D 打印公司 Formlabs 与医疗机构合作开发了 3D 打印的测试拭子；意大利初创公司 Isinnova 将 3D 打印的呼吸机阀门提供给当地一家医院。
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3D 打印，或者说增材制造，这项由 Charles Hull 于 1980 年代发明的技术，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从被用于设计理念的快速原型制作，到不需要建立传统装配线的小规模制造。尽管如此，它还是无法和传统批量生产中的规模经济竞争。
但 3D 打印公司 LuxCreo 清锋时代的产品创新中心负责人许方雷认为，2020 年是 3D 打印产业的「元年和迅速增长的节点」，将开启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特别是，此次疫情中 3D 打印在个人防护用品方面的技术应用，显示出了该技术的重要性：当需求超过传统产能，「3D 打印发挥了拯救生命的新型制造技术的力量，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替代传统产能」，许方雷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疫情爆发后，该公司也开始了个人防护产品的开发，比如，它设计了一款搭载 EM 柔性材料龙骨的口罩，声称佩戴更舒适、更密封。该公司还联合 1967 位来自全球的 3D 打印从业者和爱好者，成立了抗击新冠病毒 3D 打印联盟。他们提出的想法，有一些已经得到了实际应用。
3D 打印的发展可能会因此加速，人们已经开始对全球化反思，他们可能将认识到 3D 打印在实现本地化制造、缩短供应链方面的潜力。
建筑界也在积极拥抱这个技术。
该行业正在努力减少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现在由于气候和生态危机，我们感到不可能不承认设计学科的生态影响」，Formafantasma 说。全球碳排放量的约 40% 来自建筑业，一部分由建筑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产生，另一部分来自材料生产和建筑建造。
寻找替代性的建筑材料是一个重要方向。「使用对二氧化碳影响较小的材料，比如木材、夯土、石头，或者其他生产过程不长的材料，毕竟生产线过长会消耗大量的能源。这些材料也可以是可循环利用的材料，比如被循环利用的铝会比初级铝减少 3 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Sn?hetta 创始人 Kjetil Thorsen 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当你在处理负碳建筑的时候，这些都会被计算在内。」
全球已经有不少解决方案。苏格兰创业公司 Kenoteq 推出了名为「K-Briq」的建筑砖，它由 90% 的建筑垃圾组成，未经烧制，据称产生的碳排放量不到普通砖的 1/10。其他一些有趣的方案还包括以丝瓜纤维开发的环保砖、用人体尿液制成的生物砖等，只是它们很难大规模生产。
在循环经济方面，3D 打印有着巨大的潜力。它可以将原本会成为废物的塑料、食品、水泥和其他材料制成新产品。
Neri Oxman 领导的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介导物质组」(MIT Media Lab Mediated Matter Group)，就通过 3D 打印制造了一种水基生物复合材料，该材料由树枝、昆虫骨骼、苹果和人类骨骼中发现的分子成分组成。它既可以被制成一系列不同尺寸的艺术品，也可以用来制造一个 5 米高的建筑装置——一个可编程的生物系统，可以根据热量和湿度改变面板的硬度和颜色，并在达到「寿命」后在水中自然降解，不产生废物，展示出了从动植物中提取的复合材料在建筑规模上得到应用的可能性。
身为建筑师、设计师的 Neri Oxman，也是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她创立了一门叫「材料生态学」(Material Ecology) 的学科，该学科结合了计算机设计、合成生物学和 3D 打印技术。她团队的成员包括：生物医学工程师、吹玻璃工、材料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建筑师、海洋生物学家，甚至养蜂人。
此前，她和她的团队还开发了一种 3D 打印熔融玻璃的技术，并且已经利用这项技术生产了一系列花瓶和碗，Oxman 认为这种新的玻璃打印技术同样可以在建筑物上使用。
与传统制造技术相比，3D 打印似乎更可持续。它不仅可以遏制塑料产品的过量生产，占据更少的存储空间，还能减少浪费。而且因为可以本地生产，减少了因长途运输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3D 打印也被认为会替代传统建筑业的建造。已经有一些 3D 打印房屋的案例：工业设计师 Yves Béhar 使用 3D 打印技术，为拉丁美洲每月收入在 200 美元以下的家庭快速建造了负担得起的高质量住房，现在，他正在拉丁美洲建造一个 3D 打印的社区；埃因霍温科技大学也宣布要在 5 年内建造 5 栋 3D 打印的混凝土房屋，这些房屋将可供出租，这意味着，该项目完成后或将成为 3D 打印领域的第一个商业住宅项目。
支持者认为，3D 打印技术比传统建造更快、更便宜，也更可持续。埃因霍温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与通常的方法相比，3D 打印需要的混凝土少得多，使用的水泥也少得多，这减少了水泥生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不过 3D 打印对环境的影响尚不明确。此外，到目前为止，打印建筑物的理想远没有广泛实现。
医疗服务更多转向线上，信息技术将更多参与医疗器械的开发和病情的前期诊断
互联网行业能为医疗做什么？疫情期间，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答案。
事实上从 3 年前开始，技术创业公司和大公司的研究院纷纷将「AI 医疗」作为重要的业务线，试图利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大数据等技术，为医疗难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疫情期间，这些前瞻性的投入起到了应急的作用。
线上医疗系统的设计未来将更多依赖于数据采集和分析。今年 2 月 15 日，阿里巴巴达摩院推出了一款 CT 影像系统，用于新冠肺炎的病原学检测。通常来讲，一位新冠肺炎病人的 CT 影像有 300 多张，诊断一个病例的影像医生需要花费 5 到 15 分钟的时间。如此算来一名医生即使每天不间断工作 12 个小时，也只能诊断大约 72 个病例。
达摩院针对 CT 影像系统的研发建立在 5000 个 CT 样本数据之上，诊断一个病例平均只需要 20 秒，病例的基因分析时间缩至半小时，分析结果准确率达到 96%。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这套系统已在浙江、河南、湖北等 16 个省的近 170 家医院落地，诊断了 34 万例临床病例。
如果将目光放到更广泛的互联网技术与医疗的结合，疫情期间的案例就更为普遍了。在中国，腾讯、阿里巴巴等技术公司推出健康码，用于实现有序复工复产。在美国，苹果和 Google 也在 4 月中旬宣布，将合作开发一种追踪病毒踪迹的技术，帮助政府和卫生机构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这一系统被导入智能手机后，可以利用蓝牙技术追踪不同手机间的距离，假设所有用户都启用这个功能，当一个人的新冠病毒检验呈阳性时，其他手机用户可以搜寻自己过去 14 天的定位资料，判断自己是否为密切接触者。如果所有机主都主动开启这个系统，其覆盖的人口将可能达到全球人口的 1/3。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线医疗平台也在近几个月承担了大量信息公示、症状筛查、防疫科普的任务，为公共医疗机构减轻了一部分压力，推动了医疗问诊的整体数字化渗透——人们不再一提到看病就联想到在医院诊室门口排队等候，而是你人在哪里治疗就发生在哪里，或者说哪里就有人为你的「健康」服务。
设计咨询公司 IDEO 曾经与糖尿病护理公司 Ascensia Diabetes Care 合作，设计开发了一个基于数字应用的糖尿病管理系统，让患者不管身在何处，都能获得所需的健康支持。他们提供了一位 70 岁孤寡老人的成功案例：在使用了这项服务之后，这位老人不仅摆脱抑郁，还重新开始游泳，稳定了血糖指数。
「未来健康领域的创新不再是来自于单个医疗或技术产品，而是一种在不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前提下，能够全面监控和记录身体各种指数的产品，比如可以测量肠道微生物的数字药丸。」IDEO 医疗及健康业务执行总监 Tim Peck 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在中国，这样的场景或许会普及得更早。「5G 和云计算上，我们国家实现了弯道超车，比如我们用手机可以搞定的事情，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在这个大背景下讲智慧医疗的建设，中国应该会走得很快。」邢立华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是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本原设计·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院长。邢立华尤其看好远程会诊和大数据分析诊断的未来市场。
不仅仅是线上医疗系统的改进，线下医疗器械的设计也将更依赖技术。特斯拉、苹果、戴森等公司开始设计制造呼吸机，此举也有一定启示：这些擅长推动技术向前发展的公司更容易实现特殊时期的转型生产。比如，戴森的便携呼吸机 CoVent 就依赖于其一直以来的数码马达核心技术，这款呼吸机已获得英国政府 1 万台的订单。「未来，我们希望能够丰富和完善功能复杂的算法。比如，调整整个数码马达功率，使搭载了这项技术的产品能够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更好的适应，包括运行时间、性能等各个方面。」戴森高级质量工程师马越峰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戴森的便携呼吸机 CoVent 使用的数码马达，这款呼吸机已获得英国政府 1 万台的订单。
此外，AI 技术也延伸到了新型医疗器械的设计上。
今年 4 月，腾讯 AI Lab 联合舜宇光学科技、金域医学宣布，三方联合研发的智能显微镜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证，成为国内首个获准进入临床应用的智能显微镜产品，它支持乳腺癌免疫组化 (IHC) 肿瘤细胞增殖指数 (Ki67) 等常用核染色和膜染色量化分析场景的判读。这些细胞形态和组织结构的分析被用于判断肿瘤患者的病情。
使用传统显微镜，病理医生读片时要凭借自身诊断经验来估算视野中的阳性细胞数量，而使用智能显微镜后，医生只需要确定视野中具有代表性的肿瘤病灶区域，随后智能显微镜会计算该区域的肿瘤阳性细胞数量。「这个分析结果会被反馈到与目镜内联的 AR 显示屏上，医生可以通过目镜同时看到标本和分析结果。」腾讯 AI Lab 的相关技术人员解释说。
这款智能显微镜是三方合作的产物，其研发始于 2018 年。腾讯 AI Lab 负责提供 AI 算法及软件解决方案，使得算法模型在保证一定准确度的前提下，满足 300 毫秒内完成 IHC 全视野实时分析的要求。舜宇光学科技负责提供定制化的硬件方案，将传统光学显微镜改造为适合嵌入 AI 算法的结构。对于医疗器械的制造在这里已经完成，但这款产品在设计上还有改进空间，比如让它更可视化和便携，这需要更多的设计咨询机构的参与。
针对光学成像环境不一致的情况，这款显微镜配备了聚光镜和光阑，并且针对医生使用时不断切换物镜倍率的习惯，专门开发了倍率记忆装置，在医生选择倍镜时可以调整至对应亮度，并直接传送倍率信息给算法分析，此外还针对医生使用场景对目镜装置高度和光源设计做了优化。
金域医学则是提供病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与专家资源，使得显微镜的研发方向贴近病症场景的判读逻辑，符合病理医生的工作流程和习惯。「目前的设计是，医生只要用脚轻轻一踏，智能显微镜就会将分析结果和判断实时、精确地呈现在显微镜视野内，医生不需要再来回看显微镜和电脑显示屏，操作非常简单。」金域医学的病理专家丁向东说。
从癌症的病理诊断环节看，不管是组织病理还是分子病理，传统的诊断过程几乎完全靠医生的经验，因此存在判读的人为差异。如果将技术融入医疗器械的设计，不仅能够提升诊断效率，降低错误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基层医院医生资源短缺、经验不足的问题——据统计，中国目前只有 1.5 万名病理医生，缺口近 10 万。此外，在医学科研方面，AI 医疗能够为药企提供免疫组化精准定量检测服务，有助于癌症新药的研发。
「软硬件一体化的智能显微镜在精准度与一致性上能有效满足病理诊断的实际需求，能显着提升医生的工作效率，但这套智能显微镜系统还远未达到能替代人类病理医生的程度。」腾讯 AI Lab 的相关技术人员说道。
未来，AI 医疗若要大面积投入临床使用，会涉及医疗影像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人工标注难度大、数据敏感等诸多问题，也要依赖医疗器械设计师与信息技术专家更多的合作。
未来城市将变得更安全、更人性、更灵活，但也将更具有监控能力
新冠疫情对全球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次对公共卫生安全响应机制的挑战。一直以来，这套响应机制在城市规划领域一直处在边缘位置，但接下来，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
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响应机制的建设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公共卫生专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合作，共同设计一套解决方案。「这次全球疫情的爆发，相信会让这个跨学科的地位得到提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田莉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可以预见，城市的设计将更多考虑城市公共卫生安全的内容。在此之前，中国城市做城市规划时，主要做医疗卫生设施的专项规划，比如各级医院的布局。而欧美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的交叉学科研究在 1980 年代便逐步开展。
如果追溯城市规划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与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19 世纪英国霍乱横行，研究流行病学的医生发现这是由一个受污染的水井引发的，英国政府不得不开展公共卫生和住房改造运动，更新城市中有关「水」的基础设施，包括规范污水处理系统，将明渠改为封闭式的排水管网，从而避免污水在排放时滋生细菌。
田莉认为未来城市的设计将更注重韧性。这意味着在前期规划时，就把平时和灾时之间的转化灵活性考虑进去。比如在疫情来临时，我们如何把体育馆这种地方快速改造成方舱医院，再比如遇到武汉这种需要封城的公共卫生事件时，城市的物流保障体系如何运作。比如以色列 Rambam 医院中有一个可以容纳 1500 辆汽车的地下停车库，当战争爆发时，这个地下车库可在 12 小时内被改造成一所有 2000 张床位的医院，因此它在规划建造时，采用的设计就与普通停车场不同，需要考虑到通风、卫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非常态」下的无缝衔接。
另一方面，技术对于城市建设的影响在疫情期间集中体现。线上办公，持健康码出行，甚至很多小区都通过疫情首次建立起了住户电子档案。智慧城市更是成为一个行业风口，因为它所承诺的更为安全的城市生活，也将与疫情过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需求契合。
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关于智慧城市的雄心勃勃的项目。比尔·盖茨的一家投资公司花 8000 万美元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购买了一片土地，计划建设一个新的智慧城市；内华达州的一大片沙漠以 1.7 亿美元被人买下，打算开发成由区块链技术驱动的智慧城市；2020 年的国际消费电子展上，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发表声明，将在富士山山脚下建设一座创新的新型智慧城市「编织之城」，这个理想中的城市被设计为完全可持续，由丰田氢燃料电池和屋顶安装的光伏板供电。
智慧城市已经变成了国家之间的一种竞争。印度表示要建设 100 个智慧城市；非洲承诺建设至少 20 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智慧城市；在中国，有超过 500 个城市宣称要开展「智慧城市」建设。
Google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智慧城市计划于 2023 年建成，有望成为第一个落地的城市。其规划机构 Sidewalk Labs 为这个城市提供了全方位的未来城市图景：使用机器学习技术的城市规划，按照计算机生成模型建造的建筑，更清洁、可持续的城市公共卫生系统等。
在众多城市案例中，中国的雄安新区备受关注。它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距离北京约 150 公里，担负着精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任，城市规划者希望在这片新土地上，越过从旧到新的过渡阶段，直接建造出一座智慧城市。
比如在新区的市民服务中心里，你基本可以看到对于智慧城市畅想的缩影：太阳能路灯、自动驾驶、无人零售、人脸识别。「这里的每一颗钉子都是有独立 IP 地址的。」一位参与市民中心建造的技术企业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称新区在规划道路建设时，就会把智慧交通需要的传感器等基础设施考虑进去。今年 4 月，雄安新区宣布启动「国家气候观象台项目」的建设——气象观测数据是城市的重要基础数据。
未来，智慧城市将着重解决城市各个设施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这也是传统城市最难逾越的治理瓶颈。大多数城市中，交通、住房、卫生、环境等部门，或许各自有一套独立的「智慧系统」，但部门之间缺乏数据的流通，这种分割导致城市管理者很难利用大数据建造一个城市综合决策平台。另一方面，很多老旧的城市建筑无法安装传感器、无法布线，缺少这些基础元件，这一区域的信息就无法被收集。
「我们不能指望城市的所有问题都用大数据来解决，大数据本身也有质量的高低之分，如果只是简单地监控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这不是大数据的最佳管理手段，这种监控也是十分可怕的。」田莉说。「所有的技术最终还是要为人服务，技术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城市安全问题与隐私问题在未来将如何共存，恐怕是城市设计和规划者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疫情期间的个人行踪和信息登记也是社区居民的普遍担忧。
这也是为何 Google 在多伦多的智慧城市项目屡屡受挫——就在今年 2 月，多伦多滨水区城市复兴管理机构 Waterfront 否决了 Sidewalk Labs 提出的 16 个码头区周边的更新计划。这个智慧城市项目自成立以来就饱受全面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隐私权侵犯争议，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缩小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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