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以外的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场以外的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时日常性
Burma/China. World War II. Supplies going across the border in China by pack mule. 1942.
Photo: George Rodger
直至 1990 年代为止，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意义，人们一致的看法是：以事件来说惨绝人寰，但就历史意义而言不大重要。真正促成变化的因素是在中国农村爆发的革命。国民党受到严厉批评：他们对于打败日本无甚贡献；国军消极避战以囤积盟军供应的物资，留待日后对付共产党；国民政府是无能而独裁的政权。
现在情况已经转变。 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中国历史学家，都同意抗日的主力是国军部队，而共产党则躲藏在中国西北山区，静待战争结束。他们一致认为，考虑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国民政府保卫国家的效率之高令人惊讶。国民党领导一个农村社会抵抗一支工业化的现代军队，独力苦撑了四年，而当时在亚洲的西方列强——英国、美国、法国和荷兰等，眼睁睁看着亚洲被战火燃烧而袖手旁观。国民政府采取以消耗日本为目的的防守策略，这并非表示无能，而是唯一的理性作战方法。 历史学家现在认为，二战期间中国有亡国和文化灭绝之虞，而当时发生的变化有着长远影响。鲜有论者仍然认为这场战争在历史上无足轻重。
这种新学术研究取向的好处是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场战争的进程。若想掌握中国在二战中的情况，可参阅现有丰富的中英文二手文献，当然，仍有一些空白待补之处。华北战场仍有待严肃的研究。尽管战争最后两年有决定大局的作用，但论述这个时期的文献却寥寥可数。 1944 年，日本在中国发动它在二战中最大的陆上军事行动——「一号作战」，摧毁了国军的剩余力量，遍布华北的共产党人迅速和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国民党的国内和国际声望因一号作战受损，一直无法弥补。纵然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仍有阙漏，但其基本历史轮廓现已厘清。
虽然有这些进展，但我们对于战场以外的情况仍然所知甚少。南京大屠杀、 731 部队的细菌战实验和慰安妇十分为人熟悉，甚至在学术圈外也是众所周知。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可怕事件，但这场战争还有另外一些较为平淡但同样影响广泛的后果。八年抗战期间，数百万士兵在全国各地战斗，数以千万计的难民背井离乡，稻米、小麦、油和盐等对生存不可或缺的商品，供应一再中断；商店结业、银行倒闭、市场关门；寺庙、教堂、学校和大学被占据、改作他用、遭劫掠或摧毁。政府在动员社会时，权宜采用新的行政架构，试行新的政府运作方式，并要求人民牺牲奉献。我的研究兴趣是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日常影响。
我认为注意这些层面有三个好处。第一，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这场战争，而非只视之为一连串战斗和暴行。 教科书、学术研究和传媒不断提及战斗和暴行，即使不算陈词滥调，也把它们变成了历史的固定套路，甚至往往以此来支撑现有的权力层级。 抗日战争依循着传统军事史的书写模式——这是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重庆与延安之间的战争，是发生在上海与武汉的战斗，是重庆大轰炸，是同盟国的关系。我们很少听闻中国农村复杂多变的情况，对于那些有茶馆、戏院、学校、寺庙、教堂和清真寺的中小型城镇，我们对其处境也所知甚少，而这场战争对于这些层面的社会影响十分深远。
第二，在战场以外，这场战争对于大众态度、公众情绪、街谈巷议的影响，对我们理解这一场巨大灾劫的过程十分重要。克劳塞维兹 (Carl von Clausewitz) 早在拿破仑战争后就
指出，战争中有三个决定大局的因素。首先是理性计算，亦即指挥官和政治家为达成目标，在制订计划和策略时所做的决策；其次是机会，亦即在两军相遇时所有不可预见的事件，即所谓战争的迷雾 (the fog of war)；最后是士气，不只是军队的士气，还有广大民众的士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志愿军因其革命热情而打败了训练更精良的普鲁士军。我希望借着调查中国战时的日常生活，能令我们更透彻认识抗战的上述最后一个因素，亦即在复杂的社会、地区和世代情况中的公众情绪。 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军事力量薄弱、缺乏工业基础，政府不理民生、庸碌无能，却与强大的日军周旋了八年。我们无法解释这一点，除非能更深入了解一般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第三，把关注目光投放到军事和政治领袖以外，为调查寻常百姓对于暴力时代的切身感受提供了机会。近年有大量日记和回忆录出版，揭示了个人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在这些出版物中，个人不是被战争惨剧蹂躏、面目模糊的受害者，而是一个个有感受、情绪和想象力的人，牵系于各种情感之网中，而且有复杂的社交网络，并积极参与其中。这让我们透彻看到人们以独辟蹊径的方式应对战争、战争对于家庭和世代关系的影响，还有饶富深意的沉默和禁忌，这些对于支持饱受压力的社会群体来说十分重要。关于日常性的这些层面的调查只是刚刚起步。写作这些题目的好处之一，是其结果呼应了战后新一代人的关注，较少关注著名将领、重要政治人物和大战役，而是着重于身份和记忆。
我希望用「战时日常性」 (wartime everydayness) 这个简洁说法来概括上述所勾勒的种种问题。这个词考虑到一个事实： 无论战争造成的混乱有多严重，破坏有多惨烈，动荡有多创痛，中国人都能发展出新的常态——至少是战争期间的常态。 这个词令人注意平凡、家庭、亲密和群体性质的事物，它借用了德国所发展的「日常生活史」 (Alltagsgeschichte) 概念。虽然在调查中国战时日常性时，由于明显原因，我们不必关注 纳粹遗留的影响 ，也不用特意去寻找那些贫穷和无权无势之人的反抗行为，为他们平反正名，这些是日常生活史常常要措意的事项。反之，我希望这个词能提供一些没那么政治化的方式来谈论这场战争，令战时罪行、合谋、勾结和反抗退到较次要的位置，而让我们普遍共同的人性 (common humanity) 占据显要地位。
本文首先描述这场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接着讨论两名中国精英的阅读生活。对其中一人来说，主要结果是对国民党的现代性不再抱有幻想；而对另一人来说，则是变得深信于艺术、文学、教学和家庭抚平创伤的作用。最后，探索通史书这种新的史学类型在战争时代大为流行的现象。战时的中国大学生，不管主修什么科目都必须修读通史课，我们从当时一些著名史家撰写的通史著作可知，在国难当头、大学生常常颠沛流离于异地之际，这些史家是如何向年轻学子呈现中国历史的。
一 经济层面
以下有两个例子十分适合于展示我所指的战时日常性，一个引自一本战时日记，另一个则引自一本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回忆录由齐邦媛所撰，她的父亲是著名的东北流亡者，她本人在战争期间成长。1937 年 12 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占后，齐邦媛逃出南京，首先到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上中学，之后考入武汉大学，这所大学在 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后西迁四川乐山。至于那本战时日记则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官员陈克文所写。陈克文出身于中国南部广西的贫穷自耕农家庭。他能够出人头地得益于民国时期现代西式学校的普及，先是入读广西省内的中学，之后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陈克文受五四运动所鼓舞，加入了国民党，相信它能改变中国，使之成为现代国家。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 1938 年致力向日本人求和，成为蒋介石的死对头，最后身败名裂。陈克文原是汪精卫的亲信，从来不是很有权势之人。汪精卫离开后，陈克文留在重庆，国民党把他留在行政院供职，大概是为了显示蒋介石宽大对待汪精卫的追随者，而没有对其加以整肃。
在齐邦媛那本文笔优美的回忆录中，她忆述了从南京前往重庆那一年造次颠沛、险阻重重的旅程，描述她如何学会欣赏中国乡间之美，并与老师谈诗论艺。她既崇拜老师的学问，也敬佩他们对于学生的热诚。齐邦媛战后返回中国沿海。她抵达上海后，无法适应当地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她穿着没有腰身的蓝布旗袍，脚上是「车胎底圆头皮鞋」，一身很「土」的「重庆衣裳」。这种服装令她朋友的妹妹觉得与她走在一起很难堪，于是带她去买衣裳。她穿上比较配合上海时髦风格的服装后，在服装店的镜子中「看到的，真是一个我所不知道的自己」。
1937 年 11 月，日本在淞沪会战中得胜，接着向南京进军。 国民政府用船只把官员撤往武汉，陈克文是疏散人员之一。眼见同僚在船上唱通俗歌曲、挟妓跳舞，性格拘谨刻板的他深感不悦。 陈克文在战前常以素面为早点，在武汉第一次吃油条和烧饼，两者都是中国北方受欢迎的早点。 他对于自己喜欢这些食物感到惊讶，并认为吃这些食物是爱国的表现。 他在日记中说：「基督将军冯玉祥〔被视为爱国者〕提倡食烧饼，谓胜于外国面包，此语不虚。」和陈克文一样，战时数以千万的难民不得不改变饮食习惯。在一个以地方菜系为重要文化标记的国家，这可是很重要的事。
消费模式的变化反映了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民政府的一个关注重点，是保证粮食、衣服和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无虞。日本占领了国民政府的腹地，令他们失去主要收入来源，包括海上贸易的税收、盐税和向工业产品征收的统一税。他们也无法接触国际市场，包括大米的来源地，因为广东、福建和浙江等沿海省份是进口大米的地区。那时中国军队已膨胀到三百多万人，国民政府还要面对向大军供应物资的重担。
在 1941 年之前，国民政府极为有效率地应对这一挑战。他们采取一种简单的权宜之计，那就是撤往虽然贫穷但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江西、湖南，以及四川这个中国西部的「米仓」。国民政府得益于 1938 和 1939 年风调雨顺的天气，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致力开垦农地，把难民安置到空置或荒废的土地，引进多种新的作物，发展灌溉系统，并推广土豆、小麦和花生等高热量作物。 国民政府实行的政策，是把战争财政的负担分摊到城市人口和未来世代 (依靠印发钞票) 身上，而非农村 。台湾历史学家侯坤宏指出，这些政策直至 1941 年为止都还算成功。其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把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全部切断，产粮大省又被日本人占领，而通货膨胀更令情况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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