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全球滑坡：危机从何而来，将向何去
民主全球滑坡：危机从何而来，将向何去
经济学家曾经相信，可以先把蛋糕做大，再讨论如何分配蛋糕。然而，现实跟理论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脱节
2019 年 12 月 29 日纽约市，自由女神像和帝国大厦。
Photo: Gary Hershorn/Getty Images
未来的美国会不会变成一个独裁国家？这一直是为政治学者和科幻作家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一方面，作为第一个现代民主政权，美国的政治框架建构于二百余年前，未必能适应当今时代的快速变迁；另一方面，正如胡安·林茨 (Juan Linz) 所指出的，总统制民主在危机面前更为脆弱：权力集中于一人，而且重组政府的时间不能灵活调整。历史上，美国也确实出现过如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危机，所幸在国会、媒体和舆论的共同作用下，体制本身并未受到太大创伤。
然而，自第 45 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任以来，坊间对美国民主崩溃的忧虑，似乎在一天天变得更加实际。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对民主政治的传统支柱之一——新闻媒体——大肆抨击，并拒绝承诺在败选之后接受结果。上任以来，他对于媒体的攻击变本加厉，还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为虚假新闻推波助澜。在他的整肃下，司法部已然沦为了党同伐异的工具：自承有罪的弗林将军被免于起诉，而正在调查特氏家族盟友的曼哈顿检察官则遭到解职。在国际事务上，他跟一众独裁政权打得火热，反而和民主世界的盟友龃龉日深 (参见博尔顿的新书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面对民众的和平示威，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回应诉求或者号召团结，而是宣称要动用军队武力镇压，一时间引得朝野震动。
在特朗普的示范作用下，破坏民主制度的尝试在美国地方政治中也变得愈发频繁。选区划界 (gerrymandering) 和选民登记设限之类的伎俩已是屡见不鲜。威斯康星州在新任州长上任之前，通过了一系列限制州长权力的法案以保护前任的政治遗产。密歇根州任由反对居家令的右翼民兵占领国会并中断立法议程。蒙大拿州的众议员 Greg Gianforte 甚至在选举当天对质疑他政纲的记者大打出手。地方政客和专业官员面对特朗普的胡吹法螺，表现得日益唯唯诺诺，俯首帖耳。很多人担心，即使特朗普在今年的大选中铩羽，他给民主制度造成的破坏也非朝夕可以修补。更何况，他是否会尊重大选结果，和平交权，如今看来都还是未知数。
让人忧虑的还远不止领导人的表现，美国民众对于民主的热情，似乎也远不如他们宣称的那样高涨。 最近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的研究中，耶鲁大学教授 Milan Svolik 跟合作者开展了一项实验，让选民在两名假想的候选人中进行抉择。两人的差异除了个体特质和竞选纲领，还包括是否会推行以损害民主制度为代价令本党获益的政策，比如设置不公平的选举规则或者限制反对党举行集会。 结果显然，美国选民对不民主的候选人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宽容。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这些人的得票份额只会降低 3% 到 10%，还不如婚外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大。
类似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美国。Svolik 在委内瑞拉选民中间也观察到了相近的结果 (Svolik, 2020)。一项于 2018 年在马来西亚进行的调查实验 (Gandhi and Ong, 2019) 发现，如果告知反对派 (希盟) 支持者，希盟将在大选中获胜，但首相不会来自他们所偏好的政党 (土著团结党或民主行动党)，那么他们对于希盟的支持率会大幅下跌。 换言之，大部分人确实拥护民主，但前提是他们能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林茨曾经说过，民主正常运作的前提之一，是民众坚信此乃各种制度中的「唯一之选」 (the only game in town)。从这个角度看，民主确实在全世界遭遇了「滑坡」 (backsliding)。
民主危机的本质
过去十余年间，反体制的民粹政党和政客在各个民主国家涌现，甚至在不少地方已经上台执政。尽管口头上不反对民主，他们却于暗中将民主制度的根基——公平竞争、权力制衡、媒体监督、全民参与——逐渐腐蚀殆尽。波兰的卡钦斯基，匈牙利的奥尔班，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在这些政治强人领导下的国家，民主和威权之间的界限正在一天天变得模糊。而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高速崛起，则让民主制度的吸引力看上去前所未有地暗淡。「民主危机」已然成为了政治学界最为热门的术语。
任教于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泰斗 Adam Przeworski ，在其去年出版的著作 Crises of Democracy 中，对当前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 在他看来，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工具。现代民主的特殊之处在于，借由选举，冲突各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彼此的力量对比。因此，输掉的一方不会试图通过其他手段 (比如发动内战) 来挑战赢家——这样会造成无谓的损失，但结局却未必如他们所愿 (Fearon，2010)。 相反，他们会调整自己的纲领，尝试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并希望能够在下一次选举中获胜。所以说，民主吸收了社会冲突，为之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处理框架。利益相似的人们结成政党，在此框架之内推动自己的诉求。
然而，现代社会中的偏好分布往往十分复杂，不只有一个维度，而且会随着社会环境发生变化。 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想法无法被现有政党体系所代表时，他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也会下降。民主国家内部最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之一，就是维系了百余年的传统政党体系摇摇欲坠。越来越多选民厌倦了在左翼社民党和右翼保守党之间的二选一，转投新兴的极端民粹政党。 Przeworski 观察到， 投票率越低的国家，极右翼的得票率就越高，这说明传统政党未能充分反映普通民众的心声 。更重要的是，如果整个社会的偏好差异过大，那么也许连其他势力上台执政的可能性都令人难以忍受。与其面对败选的风险，再老老实实等着卷土重来，倒不如此刻铤而走险，用暴力手段 (革命、暗杀、内战) 将看不顺眼的人统统消灭。这样的话，民主就失去了其对于政治势力原有的约束力。
所以，所谓「民主危机」，本质上是一场社会的存在性危机：我们，还愿意在同一个国家中和平共处吗？
是什么导致了危机？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Przeworski 认为，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增长的停滞和不平等的持续积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戈登断言，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黄金百年。 在此期间，经济飞速发展，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逐渐成型。1970 年以来，虽然新发明仍然持续给社会带来改变，其影响力却远远不及曾经的小汽车、飞机、空调，乃至抽水马桶。相应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萎靡不振，阶层不断固化，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机会日益渺茫。
2018 年 1 月 4 日美国波士顿，无家可归的人在波士顿街道的一家咖啡店外面徘徊。
Photo: 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雪上加霜的是， 在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双重作用下，底层民众为经济增长的放缓付出了不成比例的惨重代价。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逐利而往；劳动力则受制于主权国家的边界，难以迁徙 。面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工人的竞争，美国昔日引以为豪的制造业溃不成军，汽车城变成了铁锈带。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 David Autor 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 1990 年至今，美国受到中国进口冲击较大的地区 (即原先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地区)，失业率更高，真实工资水平更低，创新更少，也更有可能在 2016 年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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