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运动持续发酵，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激荡了欧美社会，引发了各界的反思和争论。伴随着这场运动带来的种种争议与极端化趋势，社会撕裂和价值重估已经成为全球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不论是推倒名人雕像还是跨性别大码模特，全球互联网上都引发了各种争论。尤其让知识界忧心的，恐怕是布克奖基金会副主席艾玛·尼克尔森因支持恐同观点，被作家们呼吁撤职。以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斯塔基（David Starkey）近日因发表针对种族问题的不当言论而遭遇出版商和学术界的共同抵制等事件。

可想而知，意识形态的争端对思想界的冲击巨大。7月7日，美国著名刊物《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刊登了一封旨在呼吁公正辩论和公开辩论的联名公开信（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值得关注的是，联名信的签署人包括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J.K罗琳（J.K. Rowling）、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政治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等，还有诸如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加拿大学人叶礼廷（Michael Ignatieff）和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其中《纽约书评》前主编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因发表涉嫌性侵丑闻作者文章离职。卸任后的他曾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表过一篇名为“在愤怒的年代做编辑”（Editing in an age of outrage）的文章，认为过分的政治正确扼杀言论的自由。

文化机构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开信认为，文化机构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种族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呼声提出了姗姗来迟的改革警察制度的要求，全社会实现更大程度的包括高等教育、新闻、慈善和艺术在内的平等和包容；可在另一方面，运动带来的清算（reckoning）却强化了一套新式的道德态度和政治承诺，为了维持意识形态的统一，而削弱了公开辩论的准则和对异见的宽容。

遗憾的是，公开羞辱和排斥却成为流行，人们开始倾向于把复杂的问题变为道德审判。无论具体事件的真实情况如何，当今所面临的却是本来可以畅所欲言而不用担心报复的空间正在逐渐地收窄。由于害怕偏离社会主流的共识，或者害怕在共识上不够狂热而丢掉饭碗，作家、艺术家、记者正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当今社会的公共空间已经开始为此付出代价。

公开信最后指出，目前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最终会危害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业：对辩论的限制——无论是来自高压的政府，还是来自不宽容的社会——必然会伤害到弱势群体，并会削弱每个人的民主参与的能力。

对此，公开信呼吁：“我们需要保留一种允许‘真诚的分歧’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自己不捍卫我们的工作所依赖的事物，我们就不能指望国家和公众为我们捍卫它们。”

公开信在结尾断言说：“击败坏想法的方法是通过曝光、辩论和说服，而不是保持沉默或希望它们消失”，“作为作家，我们需要一种文化，让我们有空间去尝试、去冒险，甚至犯错。我们需要保留善意分歧的可能性，而不会造成可怕的职业后果。

在美国政治趋于“极化”的当下，这封公开信颇有象征意义

该信的发起者，美国作家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向《纽约时报》提到了一些事件，包括种族主义指控，这些指控导致诸如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和诗歌基金会的一些辞职事件。

威廉姆斯还提及了社会公众对公开信的批评，其中有一条说，这是一个“恐惧者”的名单，表明他们害怕改变。但他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在推特上，他写道：“不，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们，关注的是缺乏宽容的社会氛围，他们相信正义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而对此感到害怕的人会拒绝签名。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拒绝签名的人都是出于恐惧。关于这封信，有很多建设性的对话和意见分歧，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确实不同。但相当一部分人表示同意，不过他们担心后果。”

他告诉《纽约时报》：“唐纳德·特朗普是罪魁祸首。但对特朗普滥用职权的纠正，不能成为扼杀我们所信奉的原则的过度纠正。我们不只是一群坐在一起写这封信的老白人。在联名者中，也包括很多黑人思想家、穆斯林思想家、犹太思想家、跨性别者和同性恋者、老人和年轻人、右翼和左翼。我们相信，这些价值观是广泛存在且为不同的人群所共有的；我们希望，这份名单能反映出这一点。”

在美国政治趋于“极化”的当下，这封公开信颇有象征意义。不同立场的人，都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譬如《卫报》（The Guardian） 刊登的一篇讨论文章中，出生于苏丹的专栏作家尼斯林·马里克（Nesrine Malik）指出，由于没有将这些不同的模式解析清楚，《哈泼斯杂志》犯了它指责他人所做的同样的罪行：沉溺于 “将复杂的政策问题消解在盲目的道德确定性中的倾向”。在她看来，一些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决定、《纽约时报》等媒体机构在编辑过程中的失误，以及社会正义运动要求得到认可和尊重等社会事务，并不构成一个明确的趋势。如果说有“审查主义”的新风气的话，也不能这样轻易地诊断和调度。

作家乔纳森·弗里德兰（Jonathan Freedland）则认为，这封公开信得到了一大批知名作家、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支持，很可能被看作是这场已经旷日持久争论的转折点。然而，这封信的文字，却很难读出什么开创性、革命性的意义。

另外一位专栏作家佐伊·威廉斯（Zoe Williams），则非常支持这封公开信对当下的言论“审查”的看法。在她看来，没有所谓的完全宽容，它在逻辑上不能容忍不宽容；也不存在纯粹的言论自由，某些观点的表达必然会侵犯他人的尊严和自由。

此外，这封信最初的签名者之一、历史学家克里·格里尼奇（Kerri Greenidge）说，她不支持这封信，并要求撤回。她的姐姐、作家凯特琳·格林尼治（Kaitlyn Greenidge）则透露，有人把这封信寄给她，要求她签名，但她拒绝了。她在网上分享了一则她对《哈泼斯杂志》的回应，表示她“不赞同这封信中的担忧，也不相信这种威胁是真实的”。她说：“或者，至少我认为，在其他观点被学术界压制了几个世纪之后，当你写一篇文章时被要求考虑种族主义的历史，并不代表机构权威的丧失。”

不同立场的人能因为言论自由的目标达成一致吗？

有趣的是，即使是在公开信上署名的人士，在其他观点的差异上，不仅大相径庭，还颇有一些正锋相对。耶鲁大学法律与历史教授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称，自己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但之所以在公开信上签名，是因为最近对禁止和取消的权力的滥用和过度使用，而这些行为会伤害到我们所关心的真理的持续正常化。

他还补充道，尽管自己参与了签名，并不代表就支持其他的签名者；相反，他对其中的一些人的观点持反对立场，甚至认为那些人“支持经济和地缘政治灾难，远比参与虚无缥缈的推特暴民和审查制度更加有害也更加糟糕”。

此前，沸沸扬扬的J·K·罗琳（J.K. Rowling）陷于“歧视”跨性别者的事件漩涡，《使女的故事》原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就公开反对罗琳的观点，她还发推特支持跨性别者，写道：“我们都是流动的钟形曲线（bell curve）的一部分，尊重这一点，欣然接受自然界的无限可能性。”

对罗琳和她的支持者来说，公开信的发表显然是振奋人心的。7月8日，罗琳在接受《卫报》的采访时，就表示自己十分自豪可以签署这封公开信，还补充：“引用独一无二的丽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的话：我不能，也不会，为了适应今年的时尚而牺牲自己的良心。”

尽管众人似乎在言论自由的层面上达成了一致性的目标，但事实上有关于此的讨论同样反映了当下价值观的撕裂。而显然，这种撕裂不会因为一封公开信就得到弥合。

参考链接

https://harpers.org/a-letter-on-justice-and-open-debate/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jul/08/is-free-speech-under-threat-cancel-culture-writers-respond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07/arts/harpers-l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