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的大脑
懒惰的大脑
中国人的创造力反映出法律的不足
互联网热潮在 1999 年接近顶点时，李屹正在硅谷的捷迪讯光电 (JDS Uniphase) 任职。 这家制造激光和光纤的公司表现杰出，当时的市值是苹果公司的五倍。投资者追捧它在构建互联网基础设施上的作用。但是，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捷迪讯的股价暴跌了 99.8%。 持有公司股权的员工本已成为纸上百万富翁，却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我被泡沫杀死了，」李屹说，「我那会儿太年轻，太天真。但它是个很好的教训。」
这个教训日后会在李屹回到祖国后派上用场。但是，即便接下来他把在捷迪讯错过的财富赚了回来，他亲身体会了一个困境——在这个知识产权保护顶多还只是新生事物的国家，创业者难以保护自己的发明。他要费劲维持对自己的发明的控制权，这显现出中国技术进步存在的一大障碍。
重新打起精神后，李屹问自己， 那些投入到捷迪讯里的钱都去哪了？真的就人间蒸发了？他得出一个结论：这家公司表面上的财务崩溃实际上是物理学家口中的「相变」——物质仍然存在，但改变了排列的形式。投入到通信设备制造中的资金让相关设备变便宜，令全球互联网的建设切实可行，也令互联网公司未来的成长成为可能。他提出了一个促成他日后取得成功的论断：在任何过度投资之后，在灰烬之上总会以新的廉价供应链形式产生一个相关联的机遇。捷迪讯的钱已经流向了它创造的基础设施催生的下一代互联网公司：谷歌、亚马逊和 eBay。
下一次再遇见泡沫时，李屹已经准备好了。那是在 2004 年，大量资金已经投入到 LED 这种照明效率远高于白炽灯的灯泡的生产中。其基本元件蓝色二极管的价格暴跌。李屹认为这是开发新产品的好机会：和廉价的蓝色 LED 分享同一条供应链的激光投影仪。当时激光投影仪笨重又昂贵，因为它们需要三种不同的激光，分别投射红、蓝、绿三基色。但只有蓝色激光元件的成本大跌，红绿激光仍然很贵。
李屹开始思考如何仅仅用蓝光制造激光投影仪。大部分便宜的 LED 灯泡的工作原理都是在荧光滤光片前点亮半导体产生的蓝光，让滤光片吸收蓝光而重新发射红光和绿光，由此混合光线产生白光。激光也一样，但它的光强度太大 (比 LED 亮 1000 倍)，荧光滤光片会立即熔毁。 李屹想出了一个简单到好笑的解决方案。 滤光片不能静止在蓝色激光前，而是要旋转起来。这个磷光碟持续旋转，可以输出红、绿光以及蓝光，但仅仅依靠蓝色激光源。旋转的滤光片不会烧毁，因为它上面没有哪一个点被长时间照射了强光。就这样，他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利用廉价的蓝光 LED 供应链，制造出比竞争对手要价便宜十倍的激光投影仪。
一旦设计成型，李屹便在深圳创建了光峰光电技术公司。这是尽可能靠近 LED 供应链的地点，这巩固了他的先发优势。 他这个用单个蓝色二极管制成完备的激光投影仪的系统非常简单，容易被逆向工程破解，因此他必须依靠专利来加以保护。 如果他试图对其保密并垄断市场，那么竞争对手必定已经拆开了他的设备，迅速地复制了它们。
这项设计风靡全球。如果你最近使用过一台价格便宜的便携式投影仪，其影像出奇的好，那么它很可能包含了李屹的设计。 他估计光峰光电是唯一一家有一项专利被引述为「现有技术」超过 400 次的中国公司，这表明大批公司在使用这个创意。硅谷的创新灯塔苹果也只有几十项专利被如此频繁引用。 如你所料，那些凶狠的竞争对手可以取得专利许可，再用它研发出更好的产品。但光峰光电毗邻中国的 LED 供应链，这让它能以比竞争对手快得多的速度开发出产品的升级版。
尽管中国的供应链撑起了李屹的公司，它的知识产权体系却又拖了他和公司的后腿。美国政府罗列了中国该体系的一堆问题，比如窃取商业机密、不尊重知识产权、未经许可使用软件 (据美国政府称这一漏洞达 68 亿美元)。李屹的困境是专利侵权赔偿的上限。他说这个上限太低，不足以遏制知识产权盗窃。今年，这个上限从 100 万元提高到了 500 万元，但仍不算多。「在美国的体系中赔偿的平均数目为 200 万美元。在中国是 8 万元人民币，」李屹说，「(在中国) 人们不会在专利诉讼上浪费钱。这打击了地方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告我呗
如果中国企业真的把专利纠纷告上法庭，这个过程通常要花好几年，这对于年轻的创业公司而言简直就是一辈子。但这仍然是一种进步。中国在 1985 年以前还没有任何专利法。到了 2014 年才有了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边仁君分析了这些法院的办理情况，结果发现——也许颇令人惊讶——到目前为止它们的裁决更有利于非中国专利持有人，而不是国内专利持有人。边仁君发现，外国专利持有人赢得了更多案子，获得禁制令的比例更高，获得的损失赔偿更多。这些结果可能反映出外国人提出申诉确有其道理，但同时也显现出法院的诚意。
对美国的贸易鹰派来说，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进步 (见图表) 还不够。但是，与 贸易战 相比，来自李屹等创新者的内部压力更可能给中国的知识产权体系带来积极的变化。 一个两难困境呈现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面前。在中国建立起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的最佳途径是中国本身变得更具创新力。但中国的这种创新，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国家对资源的更高效利用，却让美国人感到不安。
执着于中国如何处理知识产权也没能看到大局。获得知识产权只是技术实现成功发展的一个方面。李屹宝贵的知识产权很敏感，因为他的设计很简单，不需要复杂的供应链即可生产 (尽管紧邻深圳的 LED 工厂无疑是一个优势)。他的专利组合是他最大的优势。
而在汽车、核电站或半导体这类更复杂的技术中，其他因素更为重要：与供应商的关系，价格合理的劳动力供应，甚至是使用知识产权本身所需的技能。在西方世界努力应对中国的技术崛起之时，它应该记住，中国在知识产权以外那些更无形的领域里拥有强大的能力，而这些领域你很难窃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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