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6日，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躺在伦敦的病床上，发烧，还有间歇性咳嗽，但由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缺少检测试剂盒，他无法知道自己是新冠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安全拥抱他88岁的老母亲。

“我的几个朋友症状更严重，有的还出现了嗅觉丧失和味觉减弱，着实令人不安。英国政府的应对也过于迟缓。政府没有采取可能阻断感染传播链的严厉举措”，霍尼斯鲍姆说。

同时，霍尼斯鲍姆突然成为媒体宠儿，全世界的采访和约稿向他袭来，《卫报》《纽约书评》《时代》等竞相发表他的文章。他也正忙着为他2019年出版的作品《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 The Pandemic Century: One Hundred Years of Panic, Hysteria and Hubris ）增补有关新冠疫情的一章“未知疾病X”。

今年60岁的霍尼斯鲍姆是英国作家、医学史学者，现任英国城市大学讲师，著有《全球大流感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1830—1920》（ A Hi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s Death,Panic and Hysteria,1830-1920 )、《热病之旅：探寻治疗疟疾之路》（ The Fever Trail: In Search of the Cure for Malaria ）、《与恩扎一起生活：被遗忘的英国故事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 Living with Enza：The Forgotten Story of Britain and the Great Flu Pandemic of 1918 )等，做过埃博拉疫情的口述史项目，目前关注欧美关于疫苗接种与否的争议问题，也与盖茨基金会合作开发科学相关的数字动画和博客“疾病史”（Sick History）。

在成为医学史学者之前，霍尼斯鲍姆是个资深媒体人，曾在《观察家报》《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工作，他在BBC期间做的有关英国情报部门重新武装阿根廷海军的纪录片入围过英国皇家电视协会最佳时事纪录片奖。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折点发生在2005年的禽流感事件，唤起他对传染病和大流行的兴趣，开始攻读流感史博士学位，转向医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正是因为学者和记者的双重经历，霍尼斯鲍姆的作品严肃和通俗兼具，喜欢运用实地考察、采访和口述等形式获取材料，写作以生动细节和对人的关注取胜。他信奉法国犹太裔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Mare Bloch）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的说法：“优秀的历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作为历史学家，霍尼斯鲍姆对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后果感到痛心，认为人类远远没有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在为《时代》写的文章《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是如何造成像冠状病毒这样的病毒暴发的》（ How Our Modern World Creates Outbreaks Like Coronavirus ）中称：“如果说一个世纪以来应对的大流行的行动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尽管我们可能在过去被称为‘空白区域’的地方更好地监控大流行的威胁，但我们也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忘记医疗历史的教训。”

霍尼斯鲍姆觉得，新发传染病的流行似乎正在加速，改变游戏规则的是国际航空旅行，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规模的全球连通性；如果过于狭隘地关注微生物层面的致病原因，我们可能会忽视更广阔的生态和环境因素；像亚洲、非洲和南美的大型城市那样，中国的特大城市也将大量人口集中在拥挤且往往不卫生的空间里，这为新病原体的扩增和传播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地。有时，技术和对我们的人造环境的改造可以减轻这种因过度拥挤带来的病原体向人身上转移的风险。

“也许我们从最近暴发的一系列流行病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尽管科学知识一直在进步，但它也可能是一个陷阱，使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流行病——所谓的未知疾病X——视而不见。医学史能够提供的最后一个教训是，在流行病暴发期间，我们需要谨慎选择措辞，以免语言成为仇外情绪、污名化和偏见的发动机，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被错误地贴上‘同性恋瘟疫’的标签那样。在我们这个即时数字通信的时代，尤其如此。在这个时代，虚假信息和假新闻传播的速度比任何病毒都要快，传播的范围也更广。”他在《时代》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2020年5月，《人类大瘟疫》在中国出版，再次给我们反思百年来全球大流行病的契机。霍尼斯鲍姆在书中描绘10场全球大流行病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我们尽了最大努力预测流行病的到来，并为迎战它们做准备，却总是被打个措手不及。这些流行病包括1918年的大流感、1976年的军团病、1980年代艾滋病引发的恐慌、2003年的SARS、2014—2016年埃博拉疫情和2016年的寨卡，还有人们不太熟悉的1924年洛杉矶墨西哥区暴发的肺鼠疫、华尔街股灾几个月后席卷美国的“鹦鹉热”等。

“这些流行病都揭示了一点，那就是新病原体的出现可以多么迅速地推翻医学常识，以及在缺乏实验室知识、有效疫苗和治疗药物的情况下，流行病如何具有引起不安、恐慌和惊惧的非凡力量。书中描绘了在每一个流行病例子中，疫情的暴发如何动摇了人们对主导地位的医学范式和科学范式的信心，强调了以牺牲对疾病诱因跟广泛的生态学探求为代价，过度依赖特定技术的危险性。”

除了对科学知识建构的社会学和哲学分析，霍尼斯鲍姆也在书中强调，在不断变化的疾病流行与发生模式中，环境、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因素也起了关键作用。比如在1924年的洛杉矶鼠疫中，由于害怕影响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更担心如果官方承认黑死病降临在洛杉矶将会带来巨大恐慌，卫生官员们选择了掩盖真相。

“事实上，如果市卫生部门更早地向迪基（注：加州卫生局秘书）发出疫情警报，而不是等待他从报纸上了解到疫情，州卫生局的应对可能会更有效。”

今天，新冠疫情还在全球继续流行，无法确定人们未来是否会遗忘这种病毒及教训。但是，像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这样的作家已经宣称这场流行病将成为“人类历史新的分界线”，分为“冠状病毒前的世界”和“冠状病毒后的世界”。

但是，霍尼斯鲍姆称，“冠状病毒后”元年会是什么时候？谁也说不准。

“不过，有件事已经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原因并非我们缺乏知识与资讯（预警信号足够多了），而是因为一场集体的失败。在那些自满政客的怂恿之下，我们没有充分正视这些警告。病毒学家和其他专家告诉我们大流行正在逼近，我们却没能做好准备。唯愿从‘冠状病毒后’元年开始，不会再有人愚蠢的重蹈覆辙。”他说。

以下为全现在和霍尼斯鲍姆的邮件访谈节录。

“我们需要防止自满，意识到我们的科学盲点”

全现在：你最早的工作是记者，后来开始攻读流感史博士，转向写医学史相关文章和书籍。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转向？医学史吸引你的地方在哪儿？

马克·霍尼斯鲍姆： 我的父亲弗兰克·霍尼斯鲍姆（Frank Honigsbaum）是一位医学史家，所以你可以说这是我的基因。不过，大学毕业后，我最不愿意的就是再在图书馆里待下去，所以选择了做新闻。

做记者期间，要不是在瑞士出差时偶然遇到一位植物学家，我可能永远不会追随父亲的脚步。正如我在《热病之旅》中所写的那样，当时我在苏黎世一家比萨店和一位植物学家分享一张桌子，他向我讲述金鸡纳的故事。这种树在几个世纪以来是治疗疟疾的唯一方法。

回到伦敦后，我查阅了惠康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发现早在1870年代亨利·惠康（Henry Wellcome）前往南美洲寻找金鸡纳之前，已经有其他探险队去了安第斯山脉。我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邱园（英国皇家植物园林）学到更多，但最好的资源是在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在前往亚马逊和安第斯山脉之前，我在那里花了几个星期仔细阅读关于疟疾的旧书，采访疟疾专家。

然而，真正使我对流行病产生兴趣的是2005年禽流感的爆发。那时我已经回到《卫报》做记者。当时爆发的事件，以及与之相伴情绪激烈的报道，说服我去攻读流感史的博士学位。博士期间是我真正的学徒生涯，我不仅接触到医学史的奠基人，还开始阅读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的社会和文化史。我最深的感悟来自医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研究，特别是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ck Fleck）的《科学事实的起源和发展》（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现在我把这些视为我的基本工具。

全现在：能不能讲讲为什么要写《人类大瘟疫》这本书？

马克·霍尼斯鲍姆： 我在《人类大瘟疫》中重建流行病和全球大流行病的历史，同时试图避免 “爆发叙事”的方式。根据对科学技术和知识理论的研究，我试图说明在每一次流行病和全球大流行病中，除了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之外，医学研究人员如何被科学范式和有限的实验室工具所蒙蔽。我还想挑战当前全球健康安全的论述，提醒读者注意20世纪中叶具有生态思维的研究者，比如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卡尔·弗里德里克·迈耶（Karl Friedrick Meyer）和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的见解。因此，虽然这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但我希望它也能引起医学科学家、医学史家和全球健康专业学生的共鸣。

全现在：这本书的副标题为什么叫“一个世纪的恐慌、歇斯底里和狂妄自大”？恐慌、歇斯底里和狂妄自大可否看作我们理解全球大流行病的三个关键词？

马克·霍尼斯鲍姆： 是的，流行病（包括全球大流行病）最近历史的特点是我所说的“恐慌和忽视”的循环。在流行病危机最严重时，社会反应是惊慌失措。我们试图控制传染，开发疫苗和药物。但是，一旦危机结束，病原体会从我们优先事项清单上消失，随之出现健忘症。“狂妄自大”是因为在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出现之前，医学研究人员一直在谈论“征服传染病”。而我在书中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我们需要防止自满，意识到我们的科学盲点，培养 "对意外事件的警觉"。

全现在：《人类大瘟疫》讲了十场全球大流行病，资料丰富，你的选材标准是什么？

马克·霍尼斯鲍姆：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对媒体如何放大人们对传染病的焦虑感兴趣。例如，在1889年至1892年俄罗斯流感大流行期间，电报通信激起民众对流感的普遍恐惧，《柳叶刀》医学杂志甚至称俄罗斯流感为“由电报引发的流行病”。但是，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让我清晰认识到科学知识在产生自满以及对疫情威胁的焦虑方面中的作用。

那个关键时刻是在2014年5月，当时我在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正式名称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参加一个关于埃博拉的会议，所有专家基本上都在谈论几内亚东南部的疫情，“我们以前在非洲其他地方也看到过这种情况，没什么好担心的”。三个月后，埃博拉病毒抵达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和塞拉利昂的弗里敦，每个人都开始指责世卫组织未能意识到这一危险。然后，在2015年，当我们还在西非抗击埃博拉时，世界面临另一场没有人预料到的疫情——寨卡病毒。

这些让我重新思考过去的流行病和全球大流行病，人们的盲点在多大程度上是特定实验室技术的产物，正如科学史家约翰·皮克斯通（John Pickstone）称之为“了解”传染病的方法。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今天人们将1918年到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看作是最坏情况的例子或模板，但是在1918年，医学专家曾否定流感的威胁。因为他们认为，与瘟疫相比，流感是一种温和的疾病。细菌学家也错误认为它是一种细菌性疾病，直到1930 年，他们发现流感是一种病毒感染，并把它传染给了雪貂。此外，我还想与读者分享过去100年中一些不太知名流行病的故事，因此我决定将1924年在洛杉矶爆发的肺鼠疫和1930年的鹦鹉热大流行列入其中。

全现在：你说：“尽管有线新闻频道全天候的报道和社交媒体助长了传染病暴发引起的不安、恐慌和污名化，记者和博主在很大程度上却只是媒介。我认为，通过提醒我们注意新的传染源，并将特定行为定义为‘有风险的’，医学科学——特别是流行病学——才是这些不合理的、往往带有偏见的判断的最终源头。”我感觉这是你的核心论点，能不能再具体讲讲？

马克·霍尼斯鲍姆： 是的，科学充满不确定性。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科学总在不断发展，从未解决。科学（特别是流行病学）也在不断让社会看到新的风险，我们已多次见证这一点，比如这次我们试图建立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传播的模型，测量病毒的繁殖率，即所谓的R°。同时，流行病学还可以将某些类型的行为标记为危险，或者将某个人或群体贴上比其他人或群体更危险的标签，看作病毒的“携带者”或“传播者”。

因此，人们最初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定性为“同性恋瘟疫”，但实际上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同样容易受到感染。我们在新型冠状病毒最初爆发时也看到类似情况，当时流行病学家发出“超级传播者”的警告，媒体和政客试图将疫情归咎于中国的海鲜市场和食用蝙蝠、果子狸等野生动物。

全现在：在“天使之城的鼠疫”一章中，你说：“在未来，我们估计会遭遇更多的小规模鼠疫，或者说至少会遭遇更多小规模的腺淋巴鼠疫。但是，洛杉矶或任何其他美国城市都不太可能再暴发肺鼠疫，更不可能遭遇黑死病这样大规模的鼠疫流行了。”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城市有暴发肺鼠疫的可能吗？

马克·霍尼斯鲍姆： 松鼠和其他小型啮齿类动物是鼠疫的永久宿主，所以这种疾病永远无法彻底根除。我们最近在蒙古一个十几岁男孩从旱獭（俗称“土拨鼠”）身上感染鼠疫时就看到这一点。不过，多亏了抗生素，这种疾病很容易治疗。所以，即使爆发肺鼠疫，我们也有办法控制，防止更广泛传播。

全现在：你在“美国的艾滋，非洲的艾滋”一章中，你花大量篇幅介绍现有关于HIV的系统发生分析。你自己的看法是？会更倾向于其中一种吗？

马克·霍尼斯鲍姆： 不，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所能做的就是反映当前各种科学观点。

全现在：你觉得我们未来如何能更好处理流行病的问题？

马克·霍尼斯鲍姆： 像流行病防备创新联盟(CEPI)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样的组织已经在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世卫组织在将医学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纳入流行病应对团队方面也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太多科学家仍被他们是好人的错觉所困扰，仅仅需要“当地人”相信他们高超的专业知识而已就行。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这样。不仅仅是在非洲和亚洲，人们对所有形式的专业知识都非常不信任，你只需看看美国和欧洲爆发的麻疹就能明白。因为人们（其中许多人受过良好教育）拒绝为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和更好的科学报告能够打击网上错误信息，有所作为。但是，医学史和社会学也可发挥作用，哪怕只是提醒科学家不要对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过于自满。

题图为1918年的大流感，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