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约成

2020-07-24 原文 #Nei.st 的其它文章

一份对中国、美国和全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的经贸协议是这样达成的

「认识到贸易增长和遵循国际规范、以促进基于市场的成果,符合两国的利益」「认识到以尽可能建设性的、快速的方式解决现有和未来贸易与投资关切是可取的」……

在上述序言之下,历经 23 个月、688 天、前后 14 轮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谈判的漫长征程后,所集结的 88 页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终于在 1 月 15 日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

时近中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这两位协议的签署者,在比原定入场时间略晚 20 分钟后,并肩走进白宫东厅,依次发表讲话。在此之前,他们先在特朗普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晤谈。

在白宫东厅的 300 多名宾客和全球媒体注视下,特朗普对促使缔约的美方官员一一唱名表扬,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这两位牵头人,再到美国副总统彭斯,他的女婿、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等人,又与和协议相关的产区及产业的代表人士一一寒暄互动。

他望向美方的谈判牵头人之一莱特希泽向众人介绍道──「看哪,这个睡不了觉、辗转反侧的可怜人,我们是不是把你忙得够呛?这比你原先想的简单一些,还是难一些呀?」

「比我想的还艰难一点。」莱特希泽讷讷地说。

特朗普又转头向库什纳问道:「这比在纽约搞房地产难多了吧?」

「艰难」「坦诚」「开放」和「怀有敬意」等概念,是特朗普用来形容整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谈判的关键词。

站在白宫东厅所布置的中美两国国旗前,刘鹤在致词开头,首先宣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特朗普的口信,认为这份协议的达成,说明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有关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办法。习近平还说,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正常贸易和投资活动,支持两国企业、科研机构、学校等开展合作,促进中美互信与合作。

宣读完习近平的口信,刘鹤继续说道:这份协议内容广泛,不针对、也不影响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刘鹤还说,中方将努力形成更好的法治环境,加大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制度,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条件,「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必将越开越大」。

刘鹤说,中国已经形成了适应自身特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但这不意味着中美两个国家不能合作。他引用习近平曾对中美关系发表过的看法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并表示「我们必须求同存异,找到一条合作共赢的道路,这对中国、对美国、对全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协议文本,除了序言,协议共分八章,分别为: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宏观经济政策、汇率问题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等。

中国规划在协议签署后的两年内,在 2017 年基数的基础上,扩大从美国采购不少于 2000 亿美元的各类产品和服务。其中,第一年执行不少于 767 亿美元,第二年执行不少于 1233 亿美元。扩大进口类型分为四大类,具体包括:制造业产品 (包括工业机械、电汽设备和机械、药品、飞机、汽车、光学设备与医疗设备、钢材、其他制成品等)777 亿美元;农业类 (包括油料种子、肉品、谷物、棉花、水海产品和其他农产品)320 亿美元;能源类 (包括液化天然气、原油、煤炭、石化产品)524 亿美元;服务采购 (包括知识产权使用费、商务旅行和旅游、金融服务和保险、其他服务、云和相关服务等)379 亿美元。

关于下一阶段工作,刘鹤说,「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们需要坚持问题导向、集中精力」,落实好第一阶段协议。

根据协议设计,今后中美两国之间将建立由中国国务院分管副总理和美国贸易代表牵头的「贸易框架小组」,用以讨论协议的落实情况。另外,中美两国还同意恢复「宏观经济会议」,以讨论综合性经济问题,这一会议则由中国国务院分管副总理和美国财政部长牵头。

在日常工作中,中美双方还将各设一个「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分别由一位中国的副部长和美国的副贸易代表牵头。在争端解决机制下,又设「两国指定官员」「中国分管副部长-美国副贸易代表」和「中国分管副总理-美国贸易代表」等三个级别,逐层在限期内解决申诉问题,若无法解决则向上呈报。

此外,如中国的分管副总理或美国贸易代表认为某一履行问题是紧急事项,可以直接提出而无需先在较低级别的会上讨论。协议中还对上述各沟通渠道的会面频次做出了具体规定:「贸易框架小组」每半年开会一次;「宏观经济会议」应「定期举行」;双方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负责人应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而作为最低一层申诉处理者的双方「指定官员」至少应每月开会一次,在协议签署的最初两年,还应适当提高会议频次。

在协议签署后召开的记者会上,面对「如何理解美方强调本协议是可实施的」时,刘鹤告诉财新记者,一份好的协议,一是要内容好,二是要可落实。根据各自国内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伐,切实落实协议,体现了法治社会的契约精神。双方建立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确保协议能够得到双方的有效落实。

刘鹤还对财新记者说,万一出现协议没有及时得到落实的情况,双方约定将秉承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通过磋商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方案,力争避免矛盾升级,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 在 2019 年 12 月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就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表示,这对两国和世界经济是非常积极的一步,将会减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因第一阶段协议达成,IMF 将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 5.8% 上调至 6%。

在美国保守派知识圈颇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表示,这个协议超出了短期或狭窄的贸易协议的意义,对全球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汇率问题达成共识

在备受关注的汇率方面,中美强调尊重双方的货币政策自主权,实现并维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并相互承诺避免汇率竞争性贬值。「尊重货币政策自主权,意味着一方不能借助汇率问题干涉另一方自主实施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协议发布后发出的情况说明中指出。

具体而言,协议中承认每一方应彼此尊重对方依据国内法律行使货币政策自主权;并指出「实行灵活汇率制度在可行的情况下能够起到吸收冲击的作用」,共同目标是「奉行增强经济基本面,促进经济增长,提升透明度并避免不可持续的外部失衡的政策」,并承诺双方应避免竞争性贬值、避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

双方还承诺汇率政策接受 IMF 的协定约束,实现并维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以巩固有利于宏观经济和汇率稳定的条件。同时,双方应避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包括对外汇市场进行大规模、持续、单向干预。此外,双方还将保持经常就外汇市场情况、活动与政策进行沟通协商。双方将就 IMF 对各自的汇率评估进行沟通协商。

中国人民银行指出,协议中强调双方将就 IMF 对各自的汇率评估保持沟通协商,这一点有特殊的背景。央行的情况说明称:近年来,部分国家在汇率领域搞单边主义,但 IMF 作为国际权威评估机构,一直坚持公正客观的评估,认为人民币币值是大体符合经济基本面的,有力地驳斥了一些错误观点。此次协议中,双方强调将对 IMF 评估进行沟通,有利于尊重国际机构的权威客观评估,从而有效约束单边主义行为的发生。

协议中还明确,如果在汇率政策及透明度上出现争议,应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或美国财政部长向本协议中建立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提交。如双方无满意的解决方案,也可交由 IMF 进行监督或对发起磋商提出意见。

中国央行指出,这些条款为双方解决分歧提供了明确的路线,把汇率问题交给专业部门,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性;若双方无法达成共识时,将通过中立的 IMF 在其职责范围内协助解决,这符合 IMF 作为国际权威汇率评估机构的职责,也有利于约束单边行为。

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放宽

从此次中美经贸协议内容看,金融业开放首先体现在外资机构准入、从业和投资范围等方面。

合资券商股比限制放开速度有所加快。原本在 2019 年 10 月,证监会确定的具体放开时间表为:2020 年 12 月 1 日放开证券公司的股比限制;2020 年 4 月 1 日放开基金公司的股比限制;2020 年 1 月放开期货公司的股比限制。此次协议中,证券公司的开放时限也提前到 2020 年 4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24 日,摩根大通已经向中国监管提交申请材料,从原持股 49% 申请变更为控股,如若获批,这将成为中国首家外资控股的期货公司。

2019 年 11 月和 12 月,野村东方国际和摩根大通证券首批两家外资控股达到 51% 的新设券商先后开业;瑞信方正、摩根士丹利华鑫、高盛高华等多家合资券商的外方股东也正在通过增资或股权转让的方式谋求控股。

此番中美经贸协议中,也再次确认了降低证券服务提供者控股股东的高额资产净值要求,还进一步放宽了外资对期货的投资范围,确认在期货产品方面不存在针对对方机构的歧视性限制,包括允许对方机构投资己方国内机构获准投资的完整业务范围的期货产品 (包括金融、利率和汇率期货)。

混沌天成资产管理 (上海) 有限公司衍生品投资部总监余力告诉财新记者,此前外资在商品期货的投资范围有一定限制,只有四个商品期货——原油、铁矿石、PTA、20 号胶期货对外资开放。2019 年 1 月 31 日,证监会修订 QFII(RQFII) 相关配套制度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在投资范围上增加了商品期货、金融期货和期权,但目前还未正式发布。

中国在保险领域的对外开放一直领先于金融的其他行业。中美经贸协议中涉及保险领域的内容,在此前中国发布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已基本全部覆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主任朱俊生表示,保险业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开放有助于回归良序市场秩序形成的基本常识,并促进改革的深化。

也有业内专家指出,外资保险机构一直拥有强烈的国民待遇诉求,此次协议中提到,取消对保险领域的「歧视性监管流程和要求」,虽然只是软性条件,但对于不折不扣地落实对外开放至关重要,后续的督促机制也十分关键。

同时,除了外资保险机构的「引进来」,中美经贸协议中也提及中资保险机构「走出去」,美国承认目前有中国再保险集团等中国机构的申请尚未批准,并确认将及时考虑此类申请。

在此番中美经贸协议中,除了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美国开放,美国市场也同时对中国金融机构从业进一步开放。美国承认目前有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集团等中国机构的申请尚未批准,并确认将及时考虑此类申请。

据财新记者了解,根据美国相关规定,持有银行的控股机构都被认定为银行控股公司 (Bank Holding Company),必须遵循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由美联储进行监管,包括业务牌照的审批发放与信息的报备与披露。而中信证券与中金公司控股股东均控股银行,如果希望开展证券投行业务,其控股股东需要申请银行控股公司资格,目前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资产管理市场开放提速

据财新记者了解,近期知名外资大型资管机构高盛、贝莱德 (BlackRock) 等,正在积极寻求与中国国内银行理财子公司合资设立外资控股的资产管理公司。

众所周知,中国最主要的资产管理行业其实在商业银行,引进外资并允许外资控股甚至不对外资持股设限,势必对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2020 年 1 月 16 日,财新记者从接近交易的知情人士处确认,美国老牌投行与资产管理机构高盛正寻求同工行理财子公司——工银理财合资成立新的理财公司,在中国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据财新记者了解,该合作正在初期洽谈中 (very initial stage)。高盛方面希望在获得 51% 的控股合资公司后,深化高盛各个业务条线在中国的业务。

另据财新记者了解,建行理财子公司——建信理财正和全球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 (Temasek) 商谈,在上海设立外资控股的合资公司,在中国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其中,合资理财公司股权结构是建行方持股 40%,外资持股 60%。

有接近交易的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目前三方已经签订谅解备忘录并继续商谈,但还没有明确时间表,并有待监管审批。贝莱德和淡马锡计划一道成为这一潜在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

此外,中美经贸协议文本还提到,双方应确保不存在针对对方私募基金管理人、期货产品方面的歧视性限制。比如,中国应确保不存在对美国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 H 股 (在港交所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的股票) 的限制,合格的美资控股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可基于个案处理方式获批提供投资咨询服务。

不良资产处置引人注目

在此次协议有关条款中,对于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双向开放的提法颇为引人注目:美国将继续允许中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在美参与不良贷款的收购和处置;中国应允许美国金融服务提供者从省辖范围牌照开始申请资产管理公司牌照,使其可直接从中资银行收购不良贷款。中国在授予新增的全国范围牌照时,对中美金融服务提供者一视同仁,包括对相关牌照的申请与审批。

一位接近货币监管当局的高层人士分析,「这意味着美资金融机构可以申请中国的省级 AMC 和全国性 AMC 牌照。我个人认为,外资机构申请全国性 AMC 牌照更有意义。」

不良资产处置专业性较强,外资对中国不良资产市场一直有兴趣。从 2016 年起,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提速。对此,中国政策当局的一大举措就是放开了 AMC(资产管理公司) 牌照。但在过去三年,相较于全国性四大 AMC 及「银行系」AMC,地方 AMC 往往囿于地方政府控制、资金限制、业务限制,发挥的作用有限,一度沦为银行不良贷款假出表、真融资的「通道」生意,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有外资不良基金投资者认为,随着 2019 年一些在境外资本市场发债融资的民营企业出现债务违约,可能会给美元基金更多参与复杂交易的投资机会。而对外开放落到实处,势必可提高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自我清洗与风险化解,不无裨益。

国际评级公司来了

此番中美经贸协议确认了美国信用评级服务入华目前已达成的成果,并对后续许可、牌照申请、合资企业股权及中方信用评级服务提供者在美待遇做出进一步约定。

协议约定,中国承诺继续允许美国服务提供者 (包括美国独资信用评级服务提供者),对向国内外投资者出售的所有种类的中国国内债券进行评级。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中国应审核和批准美国服务提供者已提交的尚未批准的任何信用评级服务牌照申请。

协议还规定,每一方应允许对方的信用评级服务提供者在该提供者现有合资企业中获得多数股权。美国确认给予中国信用评级服务提供者非歧视待遇。

协议称,中国已允许一家美国独资信用评级服务提供者对出售给国内外投资者的国内债券进行评级,包括为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评级。这里指的正是 2019 年 1 月首家获批在中国境内开展评级业务的外资评级机构「标普中国」。

2018 年 1 月,惠誉退出联合资信后,穆迪成为惟一在境内有合资的外资评级机构。而据协议约定,在本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中国应审核和批准美国服务提供者已提交的尚未批准的任何信用评级服务牌照申请。这意味着穆迪有望成为下一家入华外资评级机构。

评级虚高、不够独立,常未能及时反映风险,是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痼疾,外界期待外资评级机构的进入能引发境内外评级方法和技术的碰撞,推动评级标准体系趋于一致,提高境内外评级结果的可比性。

但目前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将专设信用评级体系的「双重标准」,引发一定争议。根据此前披露的注册文件,标普和惠誉将以各自在全球推行的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为基础,制定针对中国市场的评级方法和标准;穆迪则将沿用其总公司的评级方法,在中国评级与全球评级之间可以一一对应。

支付行业双向开放

此番中美经贸协议,对于美国电子支付服务商入华以及中国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在美待遇,达成进一步共识。

协议约定,中国在美国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报告其已完成筹备工作后不迟于一个月内,应受理此服务提供者的牌照申请,包括万事达、维萨或美国运通的任何牌照申请,并应就该申请做出决定,包括对不利决定给予解释。

美国确认,给予包括银联在内的中国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非歧视待遇。但条款中未专门指明,是否包括微信支付和支付宝这样的第三方支付巨头公司。

2018 年 11 月 9 日,中国央行批复了美国运通公司 (American Express) 在中国境内发起设立的合资公司——连通公司的筹备。2019 年 2 月 22 日,网联清算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批准决议,网联和国际卡组织万事达卡 (Master Card) 达成合作意向,拟成立合资公司,将由万事达卡牵头向央行提交银行卡清算牌照的申请。2019 年 3 月,维萨 (Visa) 首席执行官艾克礼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透露,Visa 选择以外商独资企业的形式向央行申请境内人民币清算业务牌照。

除了三大支付清算机构入华,2019 年 8 月,国际组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全资中国法人机构正式在北京成立,该机构将接受人民币作为除美元、欧元外 SWIFT 产品和服务的第三种计价货币。2019 年 9 月,中国央行批复了 PayPal 的国内全资子公司美银宝网络信息服务 (上海) 有限公司对国付宝的收购,美银宝将持有国付宝 70% 的股权。这意味着 PayPal 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支付机构。

2020 年 1 月 8 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官方微信公号中盘点 2019 年金融业对外开放进展,提及已受理美国运通相关机构的银行卡清算机构开业申请。据财新记者了解,这是三大清算机构中入华进程中首份开业申请,第一次提交于连通公司正式获批筹备后一年内,目前连通公司正在等待央行对开业申请做出批复。

知识产权保护强信号

知识产权作为中美谈判的核心内容,出现在本次协议首个章节中,占据全文五分之一篇幅。

知识产权条款涵盖商业秘密、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等,既有理念宣示条款又有制度跟进,多角度体现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保护,旨在方便其维权。其中商业秘密及药品专利保护方面迈步最大,获业内积极评价。商业秘密保护的创新之处在于司法层面,降低商业秘密权利人举证标准,将举证负担转移,商业秘密维权门槛降低。

协议第 1.5 条第一项规定: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司法程序中,如商业秘密权利人已提供包括间接证据在内的初步证据,合理指向被告方侵犯商业秘密,则举证责任或提供证据的责任 (在各自法律体系下使用适当的用词) 转移至被告方。

北京市联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蒋利玮,曾在北京法院担任十年知识产权审判法官。他向财新记者表示,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原告胜诉率不高,要打赢商业秘密官司相对较难,协议的条款明显调低了原告的举证要求,今后将有利于商业秘密权利人维权。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条款仅适用于民事案件,不包括刑事和行政案件,否则意味着在刑事和行政案件中实施有罪推定。

刑事执法对弥补商业秘密侵权损失颇为重要。协议的第 1.7 条第二项规定,作为过渡措施,中国应澄清在相关法律的商业秘密条款中,作为刑事执法门槛的「重大损失」可以由补救成本充分证明。

「意思是说,中国应当修订法律满足协议要求。最终修法的目标是,不以实际损失发生作为启动刑事程序的前提;在修法之前,则应当在执法程序明确『重大损失』包括补救成本。之前启动刑事程序要求的『权利人重大损失』是以实际发生损失为准。现在明显降低了刑事执法门槛。预计将来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也会增多。」蒋利玮分析。

上海一家中外合资高科技企业曾有过十年商业秘密维权经历,其知识产权总监向财新记者表示,举证负担转移、计算补救成本等措施都降低了商业秘密维权难度,期待这些内容能在实践中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协议中的司法内容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而是需要国内法转化适用。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祁欢向财新记者表示,类似的双边协议属于国际条约的一种,根据条约缔结规则,民商事条约可以在国内直接适用,但中美经贸协议属于两国政府签订的公法条约,若国内法有与之不符的地方,有义务修改国内法予以转化适用,「接下来会修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来体现和落实协议内容。」

倒逼中国药品创新

中美经贸协议公布后,在医药领域聚焦药品专利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假冒药品处理,加大了对外资创新药专利的保护,降低其以往面对的不合理成本,同时也对中国药品创新形成倒逼机制。

药品专利保护主要涉及药品专利申请补充数据、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专利有效期延长等,假冒药品则将受到更严厉的打击。

未来,进口专利药品可以在中国以更低的成本注册和申请专利,这在增强中国市场对全球药企吸引力的同时,也将对中国药品创新产生新的激励。

「市场竞争真的来了,弄虚作假和投机取巧会受到市场挑战,未来必须要真正搞研发,这将在客观上促进中国医药行业整体转型。」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美国得克萨斯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贾平对财新记者表示。

药品专利申请未来将更具灵活性。根据中美经贸协议,药品专利申请人未来可在专利审查、专利复查和司法程序中,依靠补充数据来满足可专利性要求。可专利性指一项发明是否符合专利的条件,需要证明创新、可市场性和创造性三个条件。

在本次协议的知识产权章第三节专门规定「药品相关的知识产权」,其中允许专利申请时补充数据、要求建立专利纠纷早期解决的有效机制。不仅如此,第四节中有关「专利有效期的延长」也主要针对药品专利。

在北京市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副庭长、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心主任程永顺看来,对药品专利加强保护不能看做来自美国的要求和压力,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共赢的,中国也有创新药,也需要保护,而且协议中提到的保护措施早已出现在近年来决策层制定的规划文件中。专利界人士分析,这些内容都体现了对创新药的专利保护,迈步不小。

过去,中国长期坚持较为严格的标准,不允许补充实验数据,对补交的效果数据实践中也采取严格标准。但制药产业发达的美国则认为,补充实验数据有利于药品研发,所以标准相对宽松。

药品发明的特殊性在于其难以通过药品分子结构预测,必须结合实验结果来证实。实践中,在药品研发方面,不少药企在专利申请时并没有想清楚药的用途或者没有做完实验数据,在专利申请日之后补充实验数据,这就与「先申请、先授予专利权且不能补提数据」的制度存在潜在冲突。

而在协议签署后,中国应允许药品专利申请人在专利审查程序、专利复审程序和司法程序中,依靠补充数据来满足可专利性的相关要求,包括对公开充分和创造性的要求。

贾平介绍,伴随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境外药品通过补充临床试验数据等方式进行上市申报和适应证拓展的实践增多,专利申请需求也随之增加。

「这为药厂在进行药品专利申请时,提供了更多时间上的灵活性,降低了药厂的交易成本,有利于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不过,他同时表示,中方需在具体法律和专利审查规则修订、补充时进行缜密的设计,以避免实务中专利申请人提交数据的随意性,并和民事诉讼司法实践相契合。

过去,进口药在中国上市往往需要 5 年–7 年时间,导致外资药企在中国上市新产品动力不足,中国患者难以获得全球最新药品。上述规定降低了外资药企在中国上市新药的门槛。

不过,贾平提示,若专利期不合理延长导致仿制药进入中国市场时间的滞后,也会加大患者和医保成本,因此需在行政、司法和立法实践中,仍需明确何为「不合理延迟」。除此之外,中美经贸协议在假冒药的生产和出口方面予以明确和打击。协议规定,中国应采取有效执法行动,打击假冒药品和生物药相关产品,同时与美国分享经中国监管部分检查,并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药品原料场地注册信息和必要信息,并在网上发布执法措施的相关数据。

平台售假恐被吊照

中美经贸协议将更加严格地打击电商平台的假冒和盗版问题,措施包括吊销平台网络经营许可。协议规定,针对未能采取必要措施整治知识产权侵权的主要电子商务平台,双方应采取有效行动,打击平台上泛滥的假冒或盗版商品,其中屡次未能遏制假冒或盗版商品销售的电子商务平台可能被中方吊销网络经营许可。根据第一阶段的中美贸易协议,中国应提供执法程序,使得权利人能够针对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行为采取有效、迅速的行动,包括有效的通知及下架制度,以应对侵权,还需免除善意提交错误下架通知的责任,以让权利人能「放心大胆」的提出下架通知。

此前,两家中国电商平台曾因打假不力受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注意。

淘宝网曾在 2011 年因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入恶名市场名单,但在 2012 年因打击假货和盗版货做出努力而被从恶名市场名单上拿下,但在 2016 年又再次被列入,此后连续两年,淘宝一直留在该名单上。

在 2018 年的报告中,拼多多也首次被列入恶名市场名单,并批评拼多多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曾经试图通过引入品牌旗舰店的方式打击平台假货,但有些品牌旗舰店根本与品牌毫无关联,有些旗舰店也存在售假行为。

深圳跨境电商协会执行会长王馨对财新记者分析称,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国厂商在美国从事在线零售业务的「主要平台」指亚马逊。亚马逊全部在售商品中 65% 以上来自中国,而其中一些商品将牵涉到侵权和盗版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协议双方将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由行政责任提升到刑事责任的范围。根据第 1.26 条:如依据客观标准,存在基于清晰事实的对于知识产权刑事违法行为的「合理嫌疑」,中国应要求行政部门将案件移交刑事执法;美国相关部门有权将适当的案件提交刑事执法。

LNG 占增购能源产品大头

在本次协议中关于扩大贸易的章节中约定,未来两年,在 2017 年贸易额的基础上,中国将新增从美国采购不少于 2000 亿美元的各类产品和服务,其中能源产品合计约 524 亿美元,占比 26.2%。

多位业内人士预计,未来中国新增进口液化天然气 (LNG) 和原油的空间最大,其次是化工产品,最后是煤炭。

据高盛预测,2020 年,中国将增加进口美国原油 2500 万吨,LNG 1000 万吨;2021 年,中国将增加进口美国原油 4000 万吨,LNG 1500 万吨。

商务部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对财新记者表示,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天然气进口国。仅原油一项,2019 年中国进口总金额就已超过 2404 亿美元。因此,中国市场容量足以消化来自美国的新增进口量。此前,中国进口自美国的油气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后由于贸易摩擦和加征关税才骤减。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随着加征关税措施的实施,2018 年四季度中国从进口美国 LNG 的量开始骤降。2018 年 10 月和 12 月,中国进口自美国的 LNG 为 0。2019 年前 11 个月,中国进口美国 LNG 仅 26.8 万吨,占中国同期进口 LNG 总量的 0.4%。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董秀成指出,从 LNG 的生产成本来看,美国是全球价格洼地。加上运输成本,其和澳大利亚、卡塔尔相比仍有较强竞争力。不过,此次公开的只是两国谈判得出的贸易总金额。未来这些新增进口的量价还需与具体的商业合同挂钩。

另有石化行业人士指出,与中东相比,中国从美国进口原油的运距更长,运费也更高。尤其是目前巴拿马运河尚不能通过超大型油轮 (VLCC),若绕道南美则比中东到中国的船运时间长 30 天。另外,美国原油多为轻质原油,中国沿海炼厂的设计偏向使用重质原油,未来进口油品质量变化或会影响中国沿海炼厂的产品结构。

梁明认为,虽然运输成本较高,未来 524 亿美元金额的能源产品采购还需落实到企业行为中,具体进口价格尚需双方谈判。随着美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不断增加,为占领市场,其价格也或将有所松动。

细化技术转让表述

虽然技术转让议题极受关注,但目前还没有海外企业向 WTO 提交相关诉讼。对此市场有两个解释,一是海外企业不愿采取对立姿态;二是技术转让的严重程度并不明晰,不同行业的公司感受大相径庭。

协议第二章对技术转让作出了要求,其中最实质性的条款为第 2.3 条的第一项和第二项。第一项禁止中美政府利用行政决策强迫对方企业转让技术。第二项则对本地含量作出规范,「本地含量」通常指政府要求外国企业置办一定程度的本国原材料、零件等。第二项禁止中美政府利用行政决策要求对方企业使用自己倾向的技术。

「在技术转让上,中美协议提出了更细节化的语言,争端发生时有更清楚的标准来对照,不过对中国提了多少新的要求还很难评估。」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贸易中心副研究员朱鹮告诉财新记者。由于中国在「入世」承诺中做出的「确保政府不会以技术转让作为发放进口牌照、配额、关税或者任何形式的进口许可的条件」这一表述非常广泛,而且目前没有实际案例为它界定边界,朱鹮认为,中国在中美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并未超出「入世」承诺。

根据中美商会发布的《2019 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16% 的美国企业认为技术转让会对其在华投资产生明显影响,重要性在监管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项因素中为最低。同时这一因素对科技、工业、资源行业影响较大,服务业和消费行业影响有限。

协议中有关「本地含量」的规定,意味着双方不得以使用本国技术作为行政决策的条件。可能会被纳入限制的一个例子是,2015 年工信部曾规定,只有搭载特定电池的新能源车才能获得补贴,而当时多家海外电池厂商并未进入补贴范围,这一规定在四年后已被废除。

另外,自 2019 年以来,美国以国家安全等名义,宣布将华为、大疆、海康威视、商汤科技等诸多中国公司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该清单上的企业,购买美国产品和技术将受到限制。此次协议的达成,是否会减轻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施压?朱鹮认为,美国政府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限制均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此次签署的文件并未涉及安全问题,动摇美国政府制裁措施的概率较小。

农业大单如何兑现

随着协议签署,特朗普早早放出风声的农产品大单坐实。在 2017 年约 241 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进口基数上,中方承诺,2020 年新增采购规模不少于 125 亿美元,2021 年不少于 195 亿美元,合计 320 亿美元,约占此次协议全部新增采购额的 16%。此为最低额。中国还将每年尽量增加进口 50 亿美元农产品。

不过,此前市场最为关切的关税问题并未在这次公开的协议中得到明确解决路径。由于美国未完全取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中国也未在协议中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加征的相应反制关税,高关税依然横亘在前,贸易细则未明。「大家普遍认为前景不明朗。」一名美国谷物贸易界人士表示。一名美国大豆行业人士则称,相信中国政府的执行力。

2017 年进口额达 140 亿美元的美国大豆,在中国对美国农产品进口中最为举足轻重。中国也表示将扩大进口美国大豆。但或受细则不明确影响,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当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 大豆期货价格收跌。CBOT 玉米期货也走低。

2019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美谈判推进,中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给予部分大豆、猪肉等产品豁免,市场有所回暖。企业可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申请,获批后可豁免加征关税。不过,豁免项目对采购主体、额度、时间等,均有限制。

另一大挑战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将对美农产品进口量翻番。自特朗普放风中国每年将进口 400 亿–500 亿美元农产品以来,市场就展开了各种预测。此次协议中,以玉米为原料的燃料乙醇,也被放入了农产品篮子里。中美贸易战之前,美国大豆约占据中国进口大豆的三分之一。2016/2017 生产年,美国大豆对华出口录得历史新高,约 3600 万吨,140 亿美元。2020 年,随着国内生猪生产恢复,预计中国大豆进口可达 9000 万吨。

「如果美国大豆能占一半,进口额估计能达到 180 亿美元。如果再多一点呢?」前述美国大豆行业人士认为,「中国的市场容量是足够的。」

国内猪瘟导致猪肉供应短缺,猪肉、牛肉、禽肉等肉类进口迎来更大开拓空间。中国一度因禽流感暂停美国禽肉进口近五年。2019 年 11 月,中国解除对美国禽肉进口限制。不受美国人欢迎却被中国人垂青的鸡翅、鸡爪等有望大量进入中国。

但要让美国肉有规模地进来,还要重新探讨、调整检验检疫标准和办法。中美过去在贸易检验检疫方面常有摩擦。此次协议中,中美双方明确,「各方都不得使用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卫生或植物卫生措施。」

一个长期争议是瘦肉精。中美对在养殖中使用瘦肉精有不同看法。中国早在十几年就禁止使用,美国则可以合理合规添加。此次协议签署后,中国应与美国专家协商,进行牛、猪体内莱克多巴胺 (即瘦肉精的一种) 的风险评估。也就是说,中国对瘦肉精猪肉进口的限制将被重新检视。

谷物方面,由于中国未调整 WTO 多边框架下确立的粮食进口配额,大米、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的进口,只能在配额内做文章。2016 年,美国曾就中国粮食关税配额管理措施诉至世贸组织。此次协议规定,中国应确保不抑制小麦、玉米、大米关税配额的足额使用。

不过,即便用足配额,中国进口主粮,仅占全年粮食消费量的约 3.4%。中国不会动摇、调整现行粮食安全战略。

同济大学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原局长程国强认为,协议增加对美国农产品进口,对国内没有太多实质性影响,更多是进口来源调整、贸易转移。

中国也有望增加一些农产品出口。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经贸谈判成员韩俊表示,中国成为继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国之后有资格向美国出口自产原料熟制禽肉的国家,也是目前全世界有资格向美国出口鲶鱼的三个国家之一。此外,美方还同意公布中国的香梨、柑橘、鲜枣输美监管通报程序,允许这些产品向美国出口。

展望下一步

多位美国贸易界人士表示,最希望看到的是所有加征关税取消,不需要「特惠」政策,由正常的供求来决定贸易,「贸易纠纷是打扰。贸易协议是好的政策,但依然是打扰。我们希望在公平自由无阻的贸易状态下去竞争和选择。」

第一阶段协议落定。若中美步入经贸谈判的第二阶段,哪些结构性议题可能优先摆上谈判桌?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高级研究员齐克果 (Jacob Kirkegaard) 指出,「已经达成的这份协议本身,是一个关键的约定,双方不再继续增加关税摩擦。」他预计,在 11 月初的美国大选之前,特朗普不会对中国提出更多新的经贸要求。

着重研究中国数字金融产业的马永哲 (Martin Chorzempa) 认为,中方在知识产权和扩大贸易方面的承诺,已经属于重要的结构性问题。特朗普也曾放话称,第二阶段谈判或将到美国大选之后再举行,这也显示特朗普调低了对一个迅速有成果的第二阶段谈判的预期。马永哲预测,一个相对较慢的后续谈判进程,并不意味着紧张和对峙会很快重现。

他的说法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声:「任何不确定性的降低,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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