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英格博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曾写过，“我正在用被灼伤的手书写火的本质。”李翊云也有这种感觉，她的写作都是关于生存的记录，但也像身体一样承受着创伤。

上世纪70年代初生于北京，90年代末赴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免疫学博士。三十岁前，李翊云没有想过当作家。科学研究做得太久，她感到乏味，失去了兴趣。于是，她果断放弃还有一年就到手的博士学位，转到爱荷华最知名的作家工作坊，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

迄今为止，李翊云已出版多部虚构以及非虚构作品。2005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先后获得了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2005）、美国笔会海明威奖（2006）、英国卫报新人奖（2006）等奖项肯定。2010年，长篇小说《漂泊者》（The Vagrants, Random House, 2009）获加州书奖金质奖章。不仅如此，她还曾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2010），并作为首次被提名的华人作家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决选短名单（2011），还受邀担任第五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2013）。

小说不是“疗伤手段”

有人说，如今的华裔作家代表，除了哈金，就是李翊云。写作之初，她就坚持用英文写作，并且拒绝将作品译成中文。然而，她也坦言，一个人和母语之间的联系，其紧密程度是超乎想象的。在中国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是她用英语写作的最大源泉。

今年七月底出版的新书《我非去不可》（Must I Go）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但又没有那么直接。李翊云说，这个故事起源于她无意中看到的一篇日记，记录者叫罗兰德（Roland），上面有一句话写着，“我不知道，或许在某个地方，我还有个私生子......”这句话一直困扰她，因为每当一个男人这样说时，小说家的直觉是，“一定有那样一个孩子”。于是小说开头写道，“也许在某个地方，有个孩子出生了。”（Maybe there's a child somewhere.）

以罗兰德的这本日记为由，李翊云开始创作。但她很快发现，主角其实并不是罗兰德，而是他的旧情人丽莉娅。在丽莉娅44岁时，她和罗兰德所生的女儿露西自杀了；而李翊云的儿子文森特自杀时，她也正好是44岁。李翊云被这个巧合深深震撼了，有那么一刻，她甚至觉得自己也许再也完不成这本小说了。她停了下来，转而写下另一部小说《理性到此为止》（Where Reasons End）。但她始终无法忘记丽莉娅，“虽然她和我很不一样，但我脑子里好像总有一个丽莉娅在和我说话。我又重新拾笔重写，这一次好像更加理解了她对露西的感情，于是写完这本小说又多花了一年时间。”

《理性到此为止》是在她大儿子三年前自杀后的慌乱中写成的，它想象了一位悲伤的母亲和她死去的16岁儿子之间的对话。畅销书作家伊丽莎白·麦克拉肯（Elizabeth McCracken）称，这本书是“关于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但李翊云说，即使是在最难熬的时刻，她也经常笑，“我时不时会停下来听正在吠叫的鹦鹉，它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一句，‘那只狗的事我很抱歉！’……所以在写的时候，就经常被它逗笑。”

确切地说，她不会把写小说当做一种“疗伤手段”，因为写小说这回事早已与她个人融为一体：“很多时候，写小说这件事就是小说本身，我只有把它写到纸上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感受。”

但《我非去不可》和《理性到此为止》的核心是一样的：绝望的母亲试图延长与死去孩子的对话。然而，有评论者认为，《我非去不可》臃肿而笨拙，缺乏上一本那种生硬的力量，赤裸、迅捷，带有一丝狡诈。李仿佛退隐到她原本早已超越的形式和叙事结构中，这难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在回忆与失去之间

在李翊云早期的短篇小说《善良》（Kindness）中，有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女孩无法接受自己养的小鸡就这么死了。她走到厨房，敲开一个鸡蛋，把蛋壳洗净、沥干，然后试图把死去的小鸡塞进空壳里，想让它重新孵出。

李翊云说，这就是一种绝望的复活，想要试图回到开始，却再也回不去了。在《我非去不可》中，作为母亲的丽莉亚想要发问：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你要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小说的标题，也取自日记里的一句话：“难道非走不可吗？”言下之意是，能不能不要走，让我们重新开始。就像丽莉娅不停地对早已不存在的露西说话，好像她还活着；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听到有人提起她女儿的名字——“露西？她不是死了吗？”她张开嘴，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在小说中，丽莉娅花了很多时间来回忆已经逝去的人，而在李翊云自己的生活中，当她看着自己失去的亲人，她最大的担心是记忆会改变他们原本的样子。记忆会美化他们，从而使他们变得不那么真实，“我担心我会记住的不是他们本来的样子，而是我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我认为，真实的东西和想要记住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我更希望自己记住的是真实的东西。”

除了如何处理回忆，还有如何表达悲伤。对此，丽莉娅还写道，“当露西去世时，我的姐姐玛戈特、我的姻亲、朋友和邻居，都努力想说些正确的话，但正确的话往往是最没用的。“

这也正是李翊云想说的，当被问到说什么或做什么对身处悲痛的人最有帮助时，她回答，“我们表达悲伤的语言是如此有限，但我们通常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使用某些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从生活中吸取这些陈词滥调，并用它们来表达我们的感情。但是一定有那么一个时刻，当这种语言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就不再是陈词滥调了，比如“我的心都碎了”，当它最开始被说出来时，一定是很震撼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只是在积累这些单词，而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寻找新单词来表达情感的方式。”

“理性到此为止，我非去不可”

《我非去不可》的故事背景设立在美国西部，不光是个人情感，书中还有不少关于殖民者和拓荒者神话故事的描写。李翊云说，这和她在西海岸住了几年有关。当她住在加州时，就被华裔谈论东方的方式所震撼。他们往往习惯说，“回到东方”，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就让人有一种感觉，这里并不是他们的家，他们迟早是要回去的。

李翊云认为，这种习惯可能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移民传下来的，“我住在加州的时候是在湾区，现在那个地方被叫做硅谷，但很久以前，在那里最著名的是淘金热和移民者。我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灵感来自于1945年的联合国和平会议。如果你读过文件或者看过那个时代的电影，你会发现他们用了充满希望的语言来描述‘人类的金色未来’，就是有一种希望伴随加州而来，寄居者们渴望把这片土地变成黄金之地。”

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曾为李翊云的上一本书《理性到此为止》题过一句词：“争论，争论，与我争论。”（“Argue argue argue with me.”）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书的书名互相渗透，甚至可以连成一句令人绝望的话，一个类似使命的陈述来回应这句题词：理性到此为止，我非去不可。

但《我非去不可》是对上一本书的剥离，是一束暴露的神经，它是用历史小说的嵌套叙事、错综复杂的背景故事和细节铺就的。尽管他们有种种分歧，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它们触及了作者和书中人物难以言表的各种问题：

缠绕在人身上的义务究竟是什么？语言的局限和安慰在哪？当最爱的人不在了，“我”是否依旧存在？就算真的存在，但那样的存在是否还能算作生命？

参考来源：

Yiyun Li Is Expanding Our Vocabulary For Grief. Esquire. https://www.esquire.com/entertainment/books/a33432137/yiyun-li-must-i-go-interview/

In Yiyun Li’s Latest, a Grieving Mother Desperately Clings to Memory. NY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28/books/review-must-i-go-yiyun-li.html

After facing tragedy, Yiyun Li has become a different kind of writer. EW. https://ew.com/books/author-interviews/yiyun-li-must-i-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