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那不勒斯四部曲”终篇《失踪的孩子》出版5年后，意大利匿名作家埃莱娜·费兰特重返那不勒斯，推出新作《成人的谎言生活》（ La vita bugiarda degli adulti ），关注女孩12岁到17岁的漫长青春期岁月。

新小说在意大利出版后，引发追捧。今年5月，美国流媒体Netflix和意大利影视公司Fandango称，将把小说改编为迷你剧。此前，美国电视网HBO已改编“那不勒斯四部曲”，续订《我的天才女友》至第三季（2021）。

如今，费兰特的小说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畅销近30个国家或地区。其中，“那不勒斯四部曲”讲述出生在二战后意大利那不勒斯穷困社区的两个女孩，维持半个世纪的友谊故事，销量超过1600万册。她如此形容自己的风格——“表面冰冷，底下是一股无比炽热的岩浆”。

2020年9月1日，《成人的谎言生活》（ The Lying Life of Adults ）英文版面世前夕，各国媒体给予诸多关注，如《纽约时报》《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经济学人》《卫报》《ELLE》等，从不同角度讨论此书和作者。这有点类似文学杂志《格兰塔》之前那句评论：“如果你还没读过费兰特，就好比你在1856年还没读过《包法利夫人》。”

谎言和成人

据《纽约时报》和Vox报道，小说以典型的费兰特方式开始。一个女人坐在书桌前，回忆年轻时痛苦的幻灭时刻。主人公乔凡娜（Giovanna）似乎结合了那不勒斯小说中两位朋友的个性——莉拉的火爆脾气与埃莱娜的温和慎重，但她已经成长为中产阶级，而且是在如今这个平和时代。

早年，乔凡娜受到父亲宠爱，说她漂亮。但在12岁时，她无意中听到父亲怒气冲冲地和母亲说，她丑陋，开始像他厌恶已久的姐姐维多利亚（Vittoria）。乔凡娜因此产生出一股自我厌恶和羞耻的情绪，几乎大到身体无法承受，破坏了她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在那一刻，费兰特唤起青春期开始时的那种肮脏、黏糊糊的羞耻感，那种你失败却又无法理解原因的感觉。

为了探寻自己，乔凡娜说服她的父母为她安排了一次与维多利亚的会面。维多利亚住在那不勒斯的贫困地区，充满野性与生命力，完全不像乔凡娜看似国际化和光鲜亮丽的父母。乔凡娜为此着迷，让姑姑维多利亚教自己说那不勒斯方言，而不是父母教她的正统意大利语，并把母亲给她买的甜美粉色衣服扔到一边，换上黑衣。

不过，随着自我厌恶情绪生长，乔凡娜又把注意力放在男孩身上。当她遇到年轻的圣徒罗伯托（Roberto）时，爱上了他，并开始阅读《圣经》。罗伯托告诉乔凡娜，她很美，也让她重拾读书的爱好。随后，乔凡娜发现读书可以获得力量，掌握成年人的本领。

据《卫报》，从很多方面来说，罗伯托是书中最令人沮丧的人物，因为他不是童话中的王子，他是个被美化的工人阶级，他可能会以与乔凡娜的父亲类似的方式毁掉好几个女人的生活。 她的父亲使她丑陋，而罗伯托使她美丽。小说中的一个问题是，乔凡娜能否通摆脱这些男人，摆脱他们对女性美和女性善的主张，并发展出属于她自己的权威。

整个青春期过程中，乔凡娜对父母撒谎，也对维多利亚撒谎，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学着去欺骗的大人一直也在对彼此撒谎。她被告知：“真相很难，长大后你会明白的。”书里的叙述者也称：“说谎这件事被成年人禁止，但他们自己却说着很多谎。”到最后，乔凡娜观察谎言，讲述谎言，成为小说家，掌控谎言。

值得一提的是，《成人的谎言生活》和“那不勒斯四部曲”有不少相似点。

比如《卫报》称，维多利亚这个可怕的角色与令人恐惧的唐·阿奇勒呼应，维多利亚危险的才智与莉拉呼应，本书中象征性的手镯与莱农打破的银手镯呼应。由于环境的类似，在这本书的开头，我们似乎比乔凡娜更熟悉这片区域。

《经济学人》则评论道：“费兰特的独特风格，一如既往的紧凑，通过对抗和火山般的自我启示推进，很少传统描述。她笔下的女人们愤怒、挑剔、聪明，为在父权制世界中生存而疲惫不堪。如此基本的事实却少有作家接受书写挑战。同时，很少有人能像费兰特所说的那样，‘毫不歪曲地讲述我所知道的一切’。”

谎言和小说

谎言是费兰特新书的主题之一。

她如此解释写作的初衷：“身为女孩时，我是个说谎者，常常因为我的谎言而受到惩罚。14岁左右，在经历很多屈辱之后，我决定长大，不再说谎。但我慢慢发现，我的幼稚谎言锻炼了想象力。成年人虽然反对谎言，但他们轻易对自己和他人撒谎，仿佛谎言是给你一致性的基本工具，让你经得起与邻居的对抗，以权威的典范出现在孩子面前。这种青春期的印象启发了乔凡娜的故事。”

除了人生经验，从艺术角度看，谎言本身就是小说的应有之义。比如台湾小说家张大春就认为，“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独特的撒谎经验，而且这个撒谎经验都关系着我们如何去考验读者的信赖”。

《大西洋月刊》的评论《埃莱娜·费兰特的骗术大师班》（ Elena Ferrante’s Master Class on Deceit ）便从谎言作为艺术形式的角度探讨费兰特的新小说。

作家梅尔韦·埃姆雷（Merve Emre）在这篇文章称，对费兰特来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谎言，比如我很快乐、我爱我的妻子、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种“可爱的故事”或者“琐碎的谎言”。当内疚和羞耻拷问良心，动摇自我最深层信念时，“琐碎的谎言”会阻止我们仔细审视自己。

同时，费兰特认为，小说也是一种谎言，但这种谎言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而且总是在说真话。当我们透过小说的谎言面纱瞥见真相时，真相会更加光彩夺目。

“费兰特的小说总是提醒我们，有时你需要别人来帮助收集你存在的零散碎片。作家是一个朋友，当你被谎言蒙蔽双眼，无法把握自己时，她能找到你故事的线索，可以给你所需要的开始和结束——如果不是在生活中，那就在小说中。”梅尔韦·埃姆雷写道。

除了肯定，一些媒体对《成人的谎言生活》也有批评。

比如《纽约时报》的书评称，新书充满悬疑和推进力，风格和主题与费兰特以前的书相似。但这也是一种更脆弱的叙述，没有紧密的编织和刻意的谋篇，甚至在探索作家最敏感的关注点时，变得异乎寻常得参差不齐。

《纽约客》的文章则评论道，30年来，母女之间风雨如磐的关系使费兰特的小说栩栩如生，但新小说是一种偏离。小说虽有火花对话和敏锐洞察的段落，但粗暴的暗示和泄露表明作者不信任读者的辨别力。

“它们让我怀疑费兰特是不是作为一个更年轻的作家起草这个故事，尚在磨练她的手艺。……对于《成人的谎言生活》中的种种迹象，很难说费兰特的意图是什么。出于神秘原因，她选择放弃自己力量的两个最大源泉：母女间充满敌意的爱，以及维苏威火山在肮脏栖息地表面下的隆隆声，那里男人和女人被困在原型角色中。也许，续集会让这些意图有更多艺术焦点，或者有什么不可言说的东西阻挡她了解真相。”作者朱迪思·瑟曼（Judith Thurman）在《纽约客》的文章中写道。

费兰特的全球问答

为了宣传新书，费兰特接受来自全球28个国家或地区的译者、出版商、书店店主等人的采访，每个国家或地区只能提一个问题。《ELLE》杂志美国版率先刊出访谈全文，内容涉及费兰特对那不勒斯的迷恋、莉拉和埃莱娜的故事，还有她的阅读和写作、作品的普遍吸引力和新冠疫情对女性的影响等。

由于内容过多和分散，我们选择摘取5个问题简要呈现给读者，希望对你有所得。

德国书商斯蒂芬妮·海泽（Stefanie Hetze）：对于莉拉和埃莱娜来说，阅读《小妇人》的经历极为重要。在你的青少年时期，还有哪些文学人物影响了你？

要完整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得列一个很长很无聊的清单。比方说，我狼吞虎咽地读过一些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女性人物在一个残酷、不公正的世界里过着不幸生活。她们犯了通奸罪或其他违法行为，看到鬼魂。在12岁到16岁之间，我急切寻找任何标题中有女人名字的书，比如《摩尔·弗兰德斯》《简·爱》《德伯家的苔丝》《埃菲·布里斯特》《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但是，我反复阅读，着迷的那本书是《呼啸山庄》。今天，我仍然觉得它描述爱情的方式非同寻常，把好的和坏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没有任何间断。凯瑟琳是一个应该时常重温的人：她很有用，当你写作时，可以避免病态甜美的女性角色的危险。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阅读书店（Readings bookshop）：当你听到谈论“女性写作”时，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借你这个问题解释一下。说“女性写作”并无不妥，但应慎之又慎。既然存在毋庸置疑的女性经验，那么它的每一次表达，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应该带有女性的明确印记。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女性所利用的每一种表达手段，其实并不属于我们。从历史上看，这些都是男性主导的产物，尤其是语法、句法、单词，以及带有各种内涵的形容词“女性”（female）。文学写作显然也不例外。

所以，女性文学只能艰难地从男性传统中走出来，即使它强势地主张自己，寻求特定谱系，吸收并在固定范围内，使性别的混合和性欲的不可减少成为自己的东西。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是囚犯，注定要被我们试图谈论自己的语言所隐藏？不。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表达自己是一个试错过程。

我们必须不断从这样的假设出发：尽管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但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被看到、被听到、被理解。我们必须无数次地重新组合我们的经验，就像一份沙拉，为人们和事物重新创造令人惊讶的声音。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非常神秘的方式，从一个裂缝开始，从已经存在的形式中被抛弃的东西开始。我们到达写作的地方，即使对我们正在写作的人来说，也是不可预测的。

保加利亚书商德西·季米特洛夫（Dessi Dimitrova）和译者伊沃·扬科夫（Ivo Yonkov）：你为什么要继续回到痛苦的过去？对你来说，写作是一种自我治疗吗？那你怎么看意大利学校里学习的文学作品？

不，我从来没有认为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对我来说，写作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它是在伤口上拧刀子，会很疼。我的写作就像那些老是出现在航班上的人，他们必须坐飞机，但又害怕，所以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饱受煎熬。当飞机着陆时，虽然沦为一块软绵绵的抹布，但他们却很开心。

至于学校，我不太了解它们今天如何运作。回首校园，我成年后觉得奇妙的读物，那时变成极其枯燥的练习，必须评分。学校在教授文学时，消除共情和想象的乐趣。如果你通过玩弄那个形容词或这个修辞，抽走句子的能量，你会在纸上只留下苍白的字母组合。在最好的情况下，把年轻人变成优雅的骗子。

加拿大书商奥黛丽·马特尔（Audrey Martel）：作为一名作家，意大利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

我经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发生在意大利。我关心这个国家，从学习说话、阅读和写作开始，我就在使用意大利语。但是，作为一个女孩，我厌倦日常的现实。想讲的故事不在我家，也不在我窗外，更不是用我的语言或方言，而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拉丁美洲等等。那时，我写了一些异国故事，剔除意大利的地理和人名。对我来说，这似乎无法忍受。我确信它们会扼杀任何诞生的故事。激励我的伟大文学不是意大利文学，或者，如果是意大利文学，也巧妙地找到一种避免城市、人物、方言具有意大利风格的方法。这是一种幼稚的态度，但它至少持续到我20岁。

然后，当我似乎对我喜欢的文学有了相当多了解时，开始慢慢对自己国家的文学传统产生兴趣。我学会用那些印象最深的书来给自己一种动力，书写那些在那之前对我来说，似乎太地方、太民族、太那不勒斯、太女性、太自我而无法讲述的东西。今天，我认为，如果一个故事能够讲述你独自拥有的东西，如果它在你所喜爱的书籍中占据理想位置，如果你在此时此地写作，在你熟知的背景下，通过对所有时代和地方的文学充满激情地挖掘而获得专业知识，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可行的。至于人物，也是一样：如果他们没有某种时而紧绷、时而松弛的结，没有他们可能想割裂，却又经久不衰的纽带，那他们就是空无一物。

波兰书商马尔戈扎塔·扎维斯卡（Malgorzata Zawieska）：冠状病毒对女性的处境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你有兴趣写这个话题吗？

我仍感觉恐惧和迷茫，因为地球上最弱势的人的生活条件，很容易在几周内变得更糟糕和可怕。我对病毒不是特别感兴趣，但这个系统的脆弱让我害怕，以至于我难以解释。我的意思是，一切都突然减少。在极短时间内，服从最终成为价值观的最高层次。而女性也接到比平时更多的命令，像传统那样，被分配到忘记自己，关注家庭的物质生存：喂养、看护、照顾、隔离、孤立自己，同时对一切都感到内疚，仿佛直到那一刻，她们才有太多期待。

在这幅图景中，为了解决首要需求：食物、水、房子、药品，后退一步似乎不可避免。是的，我相信，与其说是大流行的蔓延，不如说是恐惧的蔓延如何改变我们，从更高层次的需求和美好的抱负中夺走意义。简而言之，当经济、社会、文化体系假装稳固时，伴随而来的所有“行动”。但是，正如我所说，我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目前，问题是怎样做才能使女性议题保持中心地位，必须把它当作根本性问题来看待。

（访谈全文可参见https://www.elle.com/culture/books/a33834141/elena-ferrante-interview-the-lying-life-of-adults/）

题图为《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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