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时间9月15日，2020年布克奖评委会主席、前出版商玛格丽特 · 巴斯比（Margaret Busby）通过线上发布会宣布了最终的决选短名单：美国作家黛安娜·库克（Diane Cook）的《新荒原》（The New Wilderness）、津巴布韦作家齐西·丹加仑芭（Tsitsi Dangarembga）的《这哀悼的身体》（This Mournable Body）、美国作家阿芙尼·多希（Avni Doshi）的《燃烧的糖》（Burnt Sugar）、埃塞俄比亚裔美国作家马萨·蒙吉斯特（Maaza Mengiste）的《影子国王》（The Shadow King）、苏格兰裔美国作家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Stuart）的《舒吉·贝恩》（Shuggie Bain）、美国作家布兰登·泰勒（Brandon Taylor）的《真实的生活》（Real Life）入选。

在六位入选作家中，有四位是族裔身份作家，他们分别是津巴布韦作家齐西·丹加仑芭、第二代印度裔作家阿芙尼·多希、埃塞俄比亚裔作家马萨·蒙吉斯特、非裔作家布兰登·泰勒。《卫报》称，今年布克奖的短名单是有史以来最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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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仅仅因自己的身份而获得布克奖，”在宣布入围名单时，布克奖基金会的文学总监加比·伍德（Gaby Wood）表示，评委们认为这些作家说出了当下的种种困境和无奈，而且表现得十分丰富和真实。

在六位作家中，有五位是美国人。对此，评委会主席玛格丽特 · 巴斯比表示，评委们不会对作者的国籍、身份进行特殊考量，最终的判断是基于书籍，而非国籍。2014年，布克奖修改了规定，允许任何在英国出版的英文作品参赛。在修改规则后，有两位美国作家保罗·比蒂（Paul Beatty）、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一位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Richard Flanagan），一位牙买加作家马龙·詹姆斯（Marlon James），一位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获奖。

“每一年，布克奖的评选都是一次新发现。谁会脱颖而出？如何扩大评审的网络？这些书之间比较起来如何？重读的时候会怎么样？这些问题是评委们经常问自己的问题，也是他们相互之间讨论的问题。”加比·伍德对《卫报》表示。

本年度布克奖的终选情况，将于11月17日在伦敦圆屋剧场（London’s Roundhouse）与英国广播公司艺术合作的节目中宣布。最终得主将获得5万英镑的奖金。入围作者每人将获得2500英镑和自己书的特装本。

最多元的布克奖短名单：在困难时期保护爱和人性

“六位入选者出乎意料地走到了一起，声音和角色引发了评委们的共鸣，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时刻。我们很高兴能够向全球受众传播这些富有创造的人类编年史。”玛格丽特 · 巴斯比表示，这些作品对当下生活或精神内核做出了真实的揭示，无论是对气候变化、被遗忘的社区、老年群体、种族主义，还是必要的变化。

《卫报》用“在困难时期保护爱和人性”，对六位入选者的作品作出了概括。布克奖官方在声明中表示，六位作家与象牙塔里的小说家完全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本质有着一手的资料，对生活中的不愉快也并不陌生。丹加仑芭和蒙吉斯特都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前者最近因参与抗议政府被捕，后者在四岁时逃离了埃塞俄比亚革命，现在还深入参与人权和移民的政治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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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吉斯特《影子国王》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the Second Italo-Ethiopian War）时期。故事的主角是埃塞俄比亚女子希鲁特（Hirut）。她的父亲参与过第一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从小开始，希鲁特就成了孤儿，寄养在埃斯特（Aster）家中，沦落为一名女佣。在一段家庭的斗争之后，希鲁特和埃斯特披上斗篷，走进了战场，希鲁特从一个卑微的仆人蜕变成一个骄傲的战士。

在《影子国王》的后记中，蒙吉斯特交代了故事的起源。她的曾祖母拿走了她父亲的枪，自己参加了战争。因此，蒙吉斯特赋予了女主角希鲁特以强烈的英雄主义。在故事中，希鲁特的生命有着多个维度：女性的欲望和嫉妒、信仰，以及足以和男性抗衡的女性力量。蒙吉斯特也加入了真实的历史故事和纪实摄影，展现了宏阔的战争场面。影子国王的出现，预示着希鲁特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和埃塞俄比亚人。在苦涩和疯狂的氛围中，性别因素也成了次要因素。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的《舒吉·贝恩》，将我们回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在撒切尔主义的影响下，格拉斯哥矿业空置、污染加剧、贫困率上升，整个城市正濒临消失。舒吉的母亲艾格尼丝·贝恩（Agnes Bain）开始酗酒和吸毒，父亲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家庭开始分崩离析。主人公舒吉在一个肮脏的超市柜台工作，独自一人勉强度日，梦想着进入美发学院。

在绝望、痛苦、顽强的境况中，人们展现了不可抑制的本能，对话变得越来越尖锐，幽默变得黑色而生动。配合着斯图尔特的明喻，诸如“变硬的发胶像鸡骨头一样裂开了”，“嗜酒的游客像冷风一样涌入”，残酷、心碎和空虚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舒吉，就在故事的中心；他所看到的事物，较之于一般人而言，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而这正是故事的希望所在。

黛安娜·库克的《新荒原》，讲述的是一对母女的故事。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不远的未来。母亲比厄（Bea）和女儿艾格尼丝（Agnes）以及一群城市难民居留在这片荒原之上。在小说开始，比厄和她的族群在这片荒原已经度过了三年原始的游牧生活，他们不得不在这片荒原上生存下去，否则就会被遣返回城市。《新荒原》的核心是关于母性，关于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所创造的世界。“我们能走多远”，库克反复问道，“如果必须这样做，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爱和避难所？”

“与其说我做了决定，不如说我是在逃避，”库克对《在线文学》（Electric Literature）表示，在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她建立了一种不使用技术的自然逻辑。作为一位前电视节目制片人，她在书中虚构了一个景观式的世界，并设定了一个冒险游戏。就整体而言，她所呈现的是一个悲伤的、没有出路的故事。与此同时，抛弃了科技的社会看起来既原始，又没有希望。

阿芙尼·多希的处女作《燃烧的糖》聚焦于母女关系。主角安塔拉（Antara）因不满于母亲的忽视，以及对母亲的不理解，让她逃离了自己的成长环境，加入一个修行所，那里有一位倡导自由恋爱和自由性爱的大师。在安塔拉的自恋、刻薄、开放和母亲的保守、痛苦、衰老之间，两者的矛盾造成了这个悲剧。多希告诉《卫报》，随着我成为一个母亲，我意识到很多关于母亲的事情都与传统、恐惧、家庭、压力有关。

《燃烧的糖》是在2012年蒂博尔·琼斯南亚奖（Tibor Jones South Asia prize）的获奖作品基础上改编的。在获奖后的七年多时间，她做了大量的修改，“这是一个缓慢而美丽的过程，我追寻的是像钻石一样清晰的东西”。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她母亲的家族与浦那奥修修道院（the Oshoashram）之间的联系。现实中的多希和母亲关系很好，但她表示，“即使你和母亲的关系相对良好，母性情结在心灵深处也是根深蒂固的，任何与母亲的冲突都可能导致自我的分裂。”

津巴布韦精神官能症：布克奖入围第四天，作者因抗议政府而被捕

在短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齐西·丹加仑芭的《这哀悼的身体》。《这哀悼的身体》是“精神官能症系列”（Nervous Conditions Series）的第三部，前两部是出版于1988年的《精神官能症》（Nervous Conditions）和出版于2006年的《没有之书》（The Book of Not）。“精神官能症”，取自法国哲学家萨特为法国马提尼克作家、黑人知识分子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Les Damnés de la Terre）所写的序言，“土著身份是由殖民者在被殖民者同意下，引进和维持下来的精神官能症”。

“精神官能症系列”，讲述的是津巴布韦历史背景下的女性故事。坦布（Tambu）出生在罗德西亚，这是一个未被承认的国家，也是津巴布韦的前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坦布的周遭是内战、贫穷、暴力、种族问题、性别歧视，但她内心勇敢、坚信未来，“我不会卑躬屈膝。我不会死的。”坦布最开始是一个典型的天才儿童，她把世界看作一个舞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超人，丹加仑芭此前对非虚构半年刊《方砖》杂志（Brick）表示，“但是，她不可能成功，因为从来没有超人或者超女。有时候，一个人所认为的自由会把她绑得更紧。”

《这哀悼的身体》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的津巴布韦，那时候津巴布韦已经成为了独立的主权国家。但独立不久，津巴布韦就有了严重的种族主义、发展不平衡、不平等、历史积账、腐败等问题，尤其是在首都哈拉雷。坦布的问题，既是津巴布韦的社会问题，也是个体生命的存在问题。坦布通过教育，暂时摆脱了农村生活和贫穷的境况，但这并没有维持多久。坦布没有职业、家庭、安全感、性经验，更没有社会归属；更糟糕的是，她还有自毁倾向。从广告公司辞职后，她栖身与一家招待所，饱受偏见和嘲讽，连女仆们都捉弄她。她试图保持微笑，正如丹加仑芭在书中所说，“我想如果我微笑，我可能会活着离开这里！”

坦布的生活发生改变，是由于白人高中同学特蕾西·史蒂文森的闯入。在特蕾西的协助下，坦布将自己的故乡改造成了生态旅游景区，为游客们提供原始土著的景观和民族志图像。但是，面对妇女们的裸舞，坦布又一次崩溃了。在小说中，哈拉雷充满活力，又充满暴力：白人和黑人的斗争、中产阶级的破败、初创企业多如牛毛、生态旅游业生机勃勃……

在这样的环境下，坦布必然是暧昧的：她是津巴布韦的希望和守卫者，但她又在语言上“背叛”了津巴布韦。在教学生涯中，她将其他女性看作是自己的敌人。她攻击了一个不守规矩的女孩，致其失聪，为此，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伦敦书评》中，英语诗人布莱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也指出了这一点：通过教育，坦布得到了启蒙，同时又背离了故土。在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坦布看到肯尼亚国宝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的《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径直指称它是一本关于农业的书。这鲜明地表现了坦布对本土文化的误解和漠视。

丹加仑芭和坦布有着相似的经历。丹加仑芭出生于罗德西亚，英语是她的第一语言。她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医学，但因为种族主义而选择了离开。后来，她做过教师，又在津巴布韦大学学习心理学，加入过剧社，同时也做广告撰稿人。1988出版的《精神官能症》，是津巴布韦第一本英语小说，受到了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等人的称赞。后来，她又去柏林学习电影，毕业后制作了一批电影和纪录片。

在其作品进入布克奖长名单的第四天，丹加仑芭因抗议政府，被捕入狱。被捕时，她手中正举着要求改革和释放记者Chin’ono的标语。被捕一天后，丹加仑芭获得保释，但被指控意图煽动公共暴力活动，将定于9月出庭受审。她并非反对派政治人士和活动人士，而只是一名作家和电影制片人，一位对津巴布韦负责任的公民，她对《卫报》表示，“我的故事是关于津巴布韦的。……每一刻都是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时刻。它只需要有人在那一刻说：‘好吧，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做事’——而且是认真的。”

布兰登·泰勒：政治正确的阴暗面

在短名单入围作品中，布兰登·泰勒的《真实的生活》是聚焦于校园的小说。此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泰勒说，他的目标是把黑人和 LGBTQ 写进校园小说体裁中。不仅如此，泰勒还涉及了时下的学术政治。

主人公华莱士是中西大学的生物化学系博士生，还是一个南方人、同性恋、胖子。在环境的压力下，华莱士变成了一个忧郁的人。在小说刚开始不久，华莱士的父亲就去世了，随之而来的是他饲养的线虫死亡。“这不是惩罚你，”华莱士被告知，“这是为了让你好起来。”但糟糕的事情没有就此停止。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华莱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窒息和怀疑之中。比如，博士班里的一个白人女性声称，他厌恶女性。

《真实的生活》揭示了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宣扬进步的学校里，华莱士是不被接纳的，不仅是因为这里到处是白人学生和教师，还因为这一切对他而言是多么虚幻和不真实。为此，华莱士一直在努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不适合这里，我能适合哪里? ”换言之，“真实的生活”到底是什么？

白人的形象，对于华莱士是一个负重。在日常生活中，华莱士总是不自觉地忽视白人的存在。他渴望获得一份真正的工作和生活，但这对于他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华莱士将当代的生活形容为幻想、噩梦。不知不觉间，华莱士爱上了一位白人男性米勒。米勒是一个外表相当直率，甚至直男的男子。始料未及的跨种族爱情，对华莱士而言是一个负担，让他感到不安，乃至被认为是诅咒一般。在另一面，爱情又变成一种确认：“痛苦让它变得真实”。

在故事的末尾，华莱士寻找到了他的真实的生活，毋宁说是一种真诚的内心生活。“这可能是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分享每一个时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聚在一起，分享时间，分担在世界上扎根的责任的原因。”

“人们谈论黑人艺术的方式，”泰勒对《卫报》说，“白人看不见。”对于泰勒而言，现在的政治正确不过是一种表面文章。真实的情况是，黑人的境况从没有过真正的好转。黑人从来不在中心。“我曾经是一个人，被带到一个白色的群体中，让它变得更加多样化。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此之‘白’。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引入没有像白人那样有同样的安全保障的人。”泰勒对《卫报》表示。

泰勒写《真实的生活》，是为了在更简单和渺小的层面书写黑人生活，这将他和经典的黑人作家区分开来。《真实的生活》将这个世界所经受的危机给实证化了。他的语言也很主流。他的尝试很成功，这归功于他在爱荷华大学受到的训练，也归功于他只花了五星期就完成了这部小说。

在《访谈》杂志（Interview Magazine）的访谈中，泰勒说，从很小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被周围的人孤立了，并在网上寻找着安慰。他一直在与焦虑和抑郁作斗争。他对时下很火的、同样是写校园生活的《正常人》（Normal People）并不感兴趣。他认为《正常人》表现的浪漫和优越，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节目。真实的情况是，人们需要的是同情心和真实的故事。

作为文化现场的一个参与者，《在线文学》的高级编辑、《文学中心》（Literary Hub）的特约撰稿人，泰勒对时下的文学生产也有批判。他声称，资本的力量鼓励作家去充当媒体的机器，而非创造艺术。艺术就像是墙上的一个挂钩，或者自动贩卖机里的一件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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