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

又是一年开学季。每年这时候，大一新生都是到校学生中最让人瞩目的人群。他们入读的学校，也有着不同的层次分野：“985”、“211”、二本、三本、大专或技校……

截至2020年6月，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大家熟知的“985”和“211”院校只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在一个动辄就以北大、清华毕业生为标准的时代里，二本院校的学生们就像是“沉默的大多数”。

25年前，黄灯从一所湖南普通的地方院校毕业，“作为全家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她在家乡备受瞩目。毕业后，像当时很多大学生一样，黄灯被分配进一家工厂工作，却遭遇了下岗。为了和命运抗争，她接连进入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选择进入广东F学院当教师。

从乡村走到城市，从下岗到读博，从985到二本院线，黄灯个人的生命随着时代的高低浮沉发生着各种变化。她曾为自己是“下岗工人”而感到羞愧，也为“二本老师”的处境所牵绊，但和她的家人相比，她又享受到了“时代红利”。黄灯以个人经验和理性观察，在从教15年后的今天，观察时代对自己学生的影响，写作了新书《我的二本学生》。

这本书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自己的学生在全面市场化和应试教育的夹缝中的机遇与挑战。比起那些时代的弄潮儿，黄灯更关心的是中国最为普通的人群——大部分留在中国的基层，做着平凡的工作，经营平淡生活的二本学生——他们的所思所想、人生选择，也值得被看见，被记得。

某种程度上说，“二本学生”也是一个比喻意义：他们不高不低，不上不下，生怕错过飞驰的时代列车，也生怕坐错了车。他们是时代的螺丝钉，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身上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

不久前，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表示，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有874万，同比增长了40万，这也意味着其中将近800万都是二本院校的学生。与之对应的则是，绝大多数的企事业单位都会优先选择一本和重点高校的毕业生，甚至在严峻的就业面前，经常出现几百位名牌大学生竞争一个岗位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明是求职的主力军，二本院校的学生状况却鲜有人关注，他们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

在新学期的伊始，全现在请到《我的二本学生》作者黄灯，一起聊聊她的这本新书和文字背后的故事。

</img>

重点大学的生源，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

全现在：《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写作的缘起是什么？你前后写了多久？

黄灯： 我执教十五年了，和学生相处得多，自然会有一些直接的感触和感性的认识，很想把那些东西写出来。我对自己亲戚的命运一直很感兴趣，《大地上的亲人》曾经写过：我常常会假设小我十来岁的堂弟、侄子、外甥考上了大学会如何。我突然想起，自己教的学生现在刚好就是他们那个年龄段，对我学生的观察似乎也变成了观察亲戚的另外一种生活：想象着如果他们能够考上大学，这里面隐约有这种愿望。

我自己不是专业写作者，本职工作就是做老师，专业是做文学批评，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是在评论别人写的作品。可以说，我的写作，是在一种很偶然的情况下开始的，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确实有话说，于是就写了下来。这本书真正写作的时间还是蛮快的， 2018年暑假开始写，完成了三分之二，后来利用国庆假期写完了剩下的部分。

全现在：这本书是对你15年教学生涯对学生观察的总结？你对他们的面貌有何整体性观察？

黄灯： 对，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说这本书就是一个老师的教学札记，总结了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生活。这本书最初就叫《十年从教记》，但写完后发现写了好多学生，所以题目就改成了《我的二本学生》。

这群学生来学校之后，主要的目标肯定就是就业，不是为了考研或者做学术研究。重点大学学生的精英意识会强一些，但从生源的分布来看，农村的孩子会越来越少。我们这种类型的学校来自不同家境的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差别，但能感觉家庭都非常重视教育，尽管当下就业形势面临很大挑战，但大部分家长还是希望孩子能接受高等教育。我们学校在广州，也有一些家境好的孩子。我也会发现，这样家庭的孩子在读书时会更从容一些，就业选择相对说也会多一些。

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有的学校连一个好的图书馆都没有

全现在：我发现从《大地上的亲人》到《我的二本学生》，你似乎一直在关注那些最广大却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

黄灯： 我的写作大部分来自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有人来表达。《大地上的亲人》写农村，写我家里人，写乡村那些最普通的人，他们如何流动，命运如何。在整个现代化的转型中，这些人不应该被忽视，这是我写作的立场。写作《我的二本学生》也类似，现在对青年人的讨论更多是聚焦于知名院校，在媒体上很少看见普通大学生的样貌。事实上，中国的“985高校”才39所，“211”高校也就100所，它们是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青年人只能进入很一般的学校，他们才是大多数。

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大多在国内的基层工作，跟中国的土地更加紧密相连。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的基本的面貌，我就有一种很朴实的愿望，那就是把他们的境况写出来，让大家看到这个群体。其实，写作这本书还有一个“功利”的愿望：现在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几个重点大学得到的资源太多，而有些学校连一个好的图书馆都没有。学生为了抢一个自习座位，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作为老师，看到这些会觉得很心痛。我希望教育资源的分配能够更多兼顾普通学校的诉求，能够更多满足学生的需求。

全现在：你在书里写到，学生们都是比较现实的，会有一些更实际的追求，而你可能会秉持一个比较精英的立场，比较理想主义的，你们之间会有一些碰撞，能具体讲一下这个碰撞是什么吗？

黄灯： 其实我自己也有转变。我们学校一直强调要培养好用、顶用、耐用的人才，让他们能够快速适应社会。但我个人觉得，应该尽可能培养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孩子能够拥有健康的身心。这种教育理念就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理念，我不主张教育像生产产品一样的批量化生产，应该尊重学生个性。但在现实中，这个愿望不现实，这种环境下，学生也觉得自己应该更加往就业方向走，所以会特别注重考证，或者修第二学位，做一些立竿见影的事情。我经常教学生多读一点书，少参加一些华而不实的活动，学生还是应该有些比较古典的读书方式，给自己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其实，我对学生的要求，还停留在我念大学时对大学象牙塔的想象。我希望学生可以和社会保持一点距离，能够维持一种比较好的读书状态，希望他们能够在大学里打下好的基础。这事实上跟学校的要求是有点差距的，现在也没办法保证学生这么做。

全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和学生各自有了哪些改变呢？ 我看到有学生受到你的影响，有从事写作的，也有读研究生的。

黄灯： 互相妥协，互相理解，也互相激发，我现在就变得越来越现实主义了。因为我特别理解学生希望毕业赶快就业的强烈愿望。尤其是了解到他们的成长背景，有些孩子背负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如果能够通过大学教育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境况，这也是一件特别令我安慰的事情。

我现在就比较理解他们做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对于有的学生，我会在人文这块强调多一点；对另一些学生，我会试图激发他内心潜在的愿望：比如跨专业考研究生，或者是坚持要当志愿者，或者是写作。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潜能，我们之间现在更多的是互相唤醒。跟广东的学生接触多了，我觉得他们身上的实干精神、踏实不虚荣，对我也是一种教育。这些孩子年龄那么小，都那么淡定、那么踏实，做事情特别认真，没有任何花架子。这些都是我以前身上缺乏的东西，我受他们影响也蛮多的。

二本学生的选择也有地域性的原因

全现在：你刚才谈到广东地区的学生，《我的二本学生》聚焦的大部分也是珠三角地区的，你觉得他们毕业后的选择有体现出这种地域性吗？

黄灯： 有，尤其在不同地方待过的人，你会明显感受到地域文化或者说社会氛围对年轻人的影响。广东这里的商业很发达，市场经济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人与人之间的规则意识，让他们很自然就会遵守契约精神，也会比较有边界感。

我和我的学生有时候聚餐，都会AA制，他们不用老师请客，也不会请老师。这和我之前在内地读书时很不一样。

全现在：对，包括对待进入体制的态度也不同，你写学生在学校里做生意，我觉得也算是地域性特点，北方学校比较少见。

黄灯： 2005年前后，学校里面考公务员的氛围不是很浓，几乎没什么人考。广东学生对进入体制的兴趣不大。大部分学生都进企业了，但这几年明显的感觉考公氛围稍微浓了一点，很多学生会认真对待这件事情，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但整体来说，考公务员的比例不是特别高。

我们的学生觉得做生意很正常，我刚来时也觉得很奇怪，以前在湖南、湖北读书，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这边的学生，不但做同学的生意，还要做老师的生意。

另外我也发现，潮汕地区的女孩子的确传统，没有太多学生参与当下女权主义的一些讨论，毕业后，几乎都会遵循家庭的期待，很快结婚生子。

个人没办法左右河流的方向

全现在：你从求学到工作，在高校的生活见证了七零、八零、九零三代学子的状况。你说自己亲自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个体回退到更为封闭的网络世界。不少学生认定今天的便捷和丰富理所当然，今天的失衡和坚硬也理所当然，他们不追问高房价的来由，难以感知各类存在的差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手机、网络、信用卡的时代，也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没有房贷、教育成本低廉的时代。你认为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这种不追问呢？

黄灯： 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反正觉得考上大学就高枕无忧了，国家会给你安排一切，基本不用到外面去兼职，过得还挺舒服的。但现在的孩子，一进大学就得操心自己的出路问题，现实会让他们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精神状态还是会有点不一样的。

我后来想了一下，我为什么会对这些东西特别敏感？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恰好见证了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到单位去了，单位就分房子住。现在的孩子毕业了以后，首先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租房子，不然从大学宿舍搬出来以后怎么办。单位也不会兜底，社会也不会兜底，得通过个人的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从2005年接触学生开始，当时高校已经扩招，他们就已经习惯这种状况，一代代学生似乎都是这样的。大学毕业以后要自己找工作，要自己租房子，他们没有那种对历史的纵深感，也不像我这一代有一个对比。他们看到的景象，全部是市场经济并轨后的场景。我的那种所谓追问，或者觉得他们遭遇越来越难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可能就很矫情。

全现在：读你这本书，我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个人奋斗的空间越来越有限了吗？

黄灯： 应该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挑战，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我这本书讲到现在的年轻人空间比以前少了，他们遇到了就业和房价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在互联网的红利下，他们也获得了另外的机会。

我的一个学生，写了一篇自己妈妈的文章，通过互联网，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可以说一篇文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独有的机遇。我也有学生在运营自己的微博和视频号，粉丝有几十万的，这是他们这代人的红利。今天的技术条件，让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全现在：你说自己对中国转型期的巨变感受很深，深深感到这个过程中的撕裂，这些感受都被你写进了文章里。

黄灯： 我明显觉得有记忆以来，尤其是上高中之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飞速的。改革开放的细枝末节会渗透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比如高考改革、房产改革、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这个社会的不确定性趋势和不可预测性都是越来越强的。

社会的变化，既有出乎意料的好，又有出乎意料的挑战和波折。我们的社会就像是一列高铁列车，有的人赶上了高铁，看到了更多风景；但也有很多人没上车，人生就会有很多暗淡的东西。我自己出生农村，又经历了诸如下岗，高考改革等事件，在教书后接触到了这群普通大学生，很自然就会想从他们身上感悟时代的作用。

全现在：你自己的经历其实也很有代表性，一方面也有被时代所伤害的部分，比如说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遇到了改革的阵痛，也曾经下岗，但由此受到激励而考上研究生和博士，进入了一个稳定的体制。虽然不是一流的高校，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份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人好像是被一个无形的力量推动着？

黄灯： 对，就是这样的。不要试图去掌控它，只能顺着它的潮流去走，不是说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的，个人没办法左右河流的方向。只能说在流动中赶快抓上一个木头，或者上岸休息下。那之后，我的人生态度真的就是比较随意的，很多东西不是我能掌控的。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是谈不上什么主体性的。以前我可能会觉得博士毕业后进入一个重点大学，去一个好的单位。我当时也是雄心勃勃想做学术，但后来经历了人生的一些变故，就会变得比较平和，觉得人生很多东西也无法预测，就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教书之后，我发现和学生交流也很有价值，就觉得把课上好也不错。

全现在：是什么造成了你这种价值转向呢？为何会选择二本院线？

黄灯: 2004年，我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因为重病，在九个月之内，相继离世。当时我博士还没有毕业，时时刻刻以导师的人生作为参照系。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很有建树，结果突然之间遭受了如此大的变故，这是我以前无法想象和接受的，这对我是很重要的生命观和价值观的教育。

我的选择和当时的博士同学很不一样，进了一个在别人眼中专业平台较低的大学，但当时我的心态就是这样，好像看穿了很多东西，觉得背负太多压力，进入一个重点大学也未必是好事。人生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决定的。

二本学校师生面临了一些系统性挑战

全现在：在《我的二本学生》的背后，其实还应该有一个二本学校老师的处境，二本老师整体上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黄灯： 首先从师资上面来说，现在博士生就业状况的变化，其实对二本学校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尤其是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二本学校。

我们学校的师资情况不错，以前很多重点大学的博士生一般都去重点大学教书。但现在很多博士生想留在一线城市，就会放弃内地的重点大学，留在沿海地区的普通大学，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二本院校的师资整体上会提升。就以我们学院为例，专业老师都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他们的专业素养都非常好，所以我经常给学生开玩笑，其实在这里读中文专业和中山大学没有太多差别的。中山大学的名师和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机会不多。但在我们这里，最好的老师都在教学的第一线。有时候老师和学生分享这些观点，他们的内心会更安定一些。

应该说，我们的学生对老师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但不得不说，我们的压力也很大。尤其现在数字化越来越厉害，考核也非常详细，理科的KPI思维在文科里渗透得太厉害了，对老师也是一种很大的伤害，都是疲于奔命的状态。很多博士毕业都三十岁了，家里的事情多，生存压力大。不少老师刚毕业的时候，还会对学生有热情，自己太累了也会影响和学生的交往，没有那么多心思在教学上。

但是，高校的教师还有很重的科研任务，很多重点大学都有学术假，比如说上两年课可能会有一年学术假，专门给做科研留时间。但我们这种学校基本没办法这么做，师资本来就不够，学校一直缺老师，学生的量又大，老师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的。这些对现在的青年教师影响特别大，在教学工作量不减少的情况下，还要做科研，基本就是一个夹心状态。我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从来没有休过学术假。一边上课，一边还有行政工作，有点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全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有志于学术的青年学者慢慢就跑不过这个竞赛了。这里面也有一个系统性的不合理制度，授课是不在我们的高校评价体系里的。

黄灯： 当然会了，但已经进到了赛道也没办法，老师的状态也会调整。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学术能力很差的人，如果找工作去了一个重点大学，我可能也会像别人那样按部就班地做学问。但已经进入二本院线了，状态也得调整，是有个调试过程的。

授课的质量不好衡量，不好量化。老师的课讲到啥程度，是一个软性的东西。不像论文，发表在什么级别就是什么级别，一清二楚的。所以，这就不太好衡量，它最多只能够衡量工作量有没有达到。学生对老师的评价，会决定老师是否有资格申报职称，不少学校规定，学生评教居于最后百分之十的老师，没有申报职称的资格。

这个制度很难说不公平，只是说一些制度会伤害老师，一个人真实的水平和所获得的东西不匹配。当然，如果选择进入更好的学校执教，也会遇到更大的压力。现在很多重点高校要求老师必须有海外背景，这是很多人无法突破的。

这种情况也有很多讨论，学术圈是有等级观念的。比如说去开学术会议的话，肯定会发现北大的老师更受人尊重。除非特别出色，一般的二本院校老师往往没有资格主持发言，也没有资格做主题发言，座次的排序上也是一目了然，这些都是业内的潜规则。

全现在：从这点来讲，其实二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所遭遇到的系统性的挑战是有点一致的。

黄灯： 对，完全是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