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的遗产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一周后，特朗普提名了保守派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作为接替人选，并希望在大选前正式任命，以获得司法优势。

金斯伯格不会轻易退出历史。甚至某种意义上，她的遗产已经融入美国人的当下生活。1970年代，金斯伯格代理的一系列性别歧视案件，挑战了既往法律对家庭内部角色的刻板印象。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梅丽莎·穆雷（Melissa Murray）表示，女性和性少数人群可以通过独立工作获得平等回报，可以成为律师、医生和接受高等教育，都应该向金斯伯格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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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是广受赞誉的法学家。早年代理性别歧视案件时，她集中围绕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展开辩护，强调性别歧视对所有人的伤害，而不是正面为LGBT人群主张权利。她的核心目标是形成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判例效力，用迂回的策略获得长久的法律支持。

她的法律英雄是奉行渐进主义的美国第一任非裔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后者和马丁·路德·金身处同一时代，虽然没有站在民权阵线的台前，却用数十件判例从制度上瓦解了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

在大法官任上，金斯伯格不仅直接推动了性别平权法案，还将宗教豁免权限制在较窄的范围内。 以温和著称的金斯伯格，是克林顿心中最高法院“建立共识的力量”。但在去世前几年，金斯伯格更加频繁地对判决提出公开异议。按照美国宪制，少数派的异议意见会一同写入案例。她说，异议不是为了表达同事们错了，而是要证明，随着时间推移，伟大的异议终将成为法庭的主导意见。

如今，离平权文化兴起已经过去五六十年。某种意义上看，金斯伯格是在努力使法律适配社会文化的更新。而她可能的继任者巴雷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倾向于依照制宪者原意做出法律解释。

《观察者》（The Observer）的一篇悼文认为，金斯伯格生于“两党合作”的年代，可以和不同政见者交朋友。但如今，政治变得越来越私人化，当对方不再关心我们的生命权利，友谊可能无法持续。近年金斯伯格的形象在社交网络上走红，她的事迹和图片成为网络语言、服饰中的文化符号，支持者以此辨认同类，更加直白地申明政治立场。但对金斯伯格来说，制度和立场同样重要。

在金斯伯格去世后发起的一项学生调查中，有人这样说：“我想我们没有金斯伯格的先见之明。或许，不平等的根源是人们的偏见，偏见阻碍了开放思维的能力。”金斯伯格最珍视的，是历史长河中一桩桩来之不易的判例，以及判例之上，对平等和正义的信念。

人脸识别要适可而止吗

9月23日，中国政法大学和蓟门智库举办了 一场专题研讨会 ，主题是“小区门禁能否人脸识别——人体生物信息采集的滥用及其法律规则”。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维权经历”。她认为，人脸识别技术可能导致个人生物特征信息的泄露，信息采集行为不透明，风险远远大于便利。目前，她所在小区的门禁改造暂时中止。

“人脸数据具有不可更换性，因为我们无法换脸。一旦泄露就是终身泄露，即便采取法律手段维权成功，也难以恢复原状。”劳东燕说。她强调，目前只要作为数据主体的个人表示同意，后续的数据收集、使用和处理都难以监督，个人需要承担之后所有的风险；而相比企业和政府部门，数据主体得到的便利根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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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牛津大学AI伦理研究所副教授卡里萨·韦利兹（Carissa Véliz）撰文称，互联网经济的本质是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交易，而这些数据中的大部分是个人数据。它们包含个人的喜怒哀乐和生活习性，却被交易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韦利兹认为，个人数据的危险在于它很敏感，且极易被滥用。从罪犯到保险公司和情报机构，我们的数据存储的时间越长，对它所做的分析就越多，也就越有可能用于我们自身。当数据遭受攻击时，数据主体会陷入危险境地。要想取得改变，舆论压力和法律规制是最重要的武器。

除了社会对“被监控”的焦虑，人脸识别还有可能造成对不同种族的区别对待。今年6月，亚马逊和IBM因此宣布暂停向警方提供的人脸识别技术。

今年2月，美国加州众议院正式通过了关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法案，明确规定了数据采集者和处理者的义务，如必须充分告知民众具体的收集、使用、存储规则，个人可以要求查看、删除数据库中的人脸信息；即便是公共采集，数据采集者也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质询。欧盟的 《通用数据保护法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更加严格，规定除非特殊情况，不得处理个人生物特征数据。

相比之下，本次国内研讨会上，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许可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认为，市场竞争是比问责企业更有效的手段，因为“政府很难直接干涉企业内部经营”；除了加强法律监管，可以通过增强市场竞争和树立行业标准，促进企业自我净化。

朱迪斯·巴特勒再谈性别

9月23日，美国性别理论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朱迪斯·巴特勒接受了时政杂志《新政治家》（The NewStatesman）的专访，对持续多时的跨性别议题和近期的文化界纷争做出回应。

近年来，女性主义运动内部，因跨性别议题而出现了明显的冲突。巴特勒首先强调，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支持跨性别权利；实际上，排斥跨性别的女性主义者（trans-exclusionary feminist）仍属于边缘立场，更不能将排斥跨性别的激进女性主义（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视为女性主义的主流。

今年6月，英国小说家J.K.罗琳在Twitter上发布疑似“恐跨”的言论。面对巨大的负面评价，罗琳回应称，跨性别者可能使不怀好意的男性侵入女性空间。巴特勒认为，这其实反映了“恐跨”人士的偏见，人不应该被生殖器所定义。

她进一步指出，跨性别权利运动与酷儿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果严格按照生物学的定义来理解性别，将会是跨性别者的一场灾难。在历史上，对跨性别者的恐惧，同样被用来贬低女性的地位。而性别自由（gender freedom）的含义是，我们不必担心因性别遭致的歧视和暴力，在政治意义上可以自由地言说和生活。

“女性主义始终坚持一种主张，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社会意义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去分辨：成为女人意味着什么。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时间变化，认同本身也会发生改变。”巴特勒说。

尽管影响力早已超出学界，巴特勒仍然自认为一名深思熟虑的教育人士。今年7月，乔姆斯基、阿特伍德等153名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 反对“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公开信 。巴特勒不认同对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抵制，也不认同其中一些署名者反对巴勒斯坦合法权利的立场。但她承认，自己在公共生活中也曾犯过一些重大错误，无法用一个人的某些错误言行来彻底否定这个人的全部。最终，她选择不参与署名。

新冠疫情将加速城市发展？

英国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在《卫报》专栏中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将加速目前城市发展中的一些趋势。

福斯特认为，由于社交区隔，人们的距离拉长，年轻一代会进一步减少对自驾车的依赖，无人机技术运送货物越来越普遍。清洁动力将逐渐替代化石燃料，踏板车和电动车成为主流。如果抓住机会，城市将变得更安静和环保。

同时，这些变化将推动城市工作模式的转变。传统的工作场所减少，而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车辆。福斯特举例称，伦敦市中心已经在加宽人行道，把一部分行车道改为自行车道。美国波士顿地区已经尝试将高架公路埋在隧道里，空出一片占地12公顷的土地，来建设城市公园。

人们喜爱社区生活，但在新冠疫情过后，消费没有那么容易恢复。十数年前新城市主义的规划设想，包装成“15分钟城区”概念，在2020年重新流行起来。福斯特预测，今后的“15分钟城区”会越来越多。居民不用再长途奔波前往大型聚集地，日常生活能够在步行范围内解决。

公共卫生事件引发城市空间的变化，在历史上有不少例子。1918-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使城市中心一片荒芜，却也预示了1920年代的社会文化革命。百货商店、电影院和体育馆在流感后蓬勃发展，成为新的聚会场所。今天英国泰晤士河的现代卫生系统，是在19世纪中叶爆发的霍乱后建立起来。而19世纪末的时候，汽车还是城市的救世主，马粪堆积是当时更棘手的问题。

诺曼·福斯特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是现代建筑流派“高技派”（High-tech Architecture）的代表人物。他于1999年获得普利兹克奖，设计作品包括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和苹果公司新总部（Apple Par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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