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 傅小黛

2020年9月30日，是张爱玲（1920-1995）诞辰100周年。在这百年间，中国政治文化背景的内部出现过裂痕和重组，大陆和台湾、香港的作家对这段历史也都有不同的叙述视角。香港中文大学的何杏枫教授是张爱玲研究领域知名学者，李欧梵曾评价她的著作《重探张爱玲：改编·翻译·研究》应作为大学研究生和张爱玲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体现了她“作为学者和张爱玲专家的真功夫”。对于夏志清之前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何杏枫教授分析道： “在夏志清之前的张爱玲研究，可能由于是一些单篇的论文，没有结集。比如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1944），但它既非专述，也非文学史；再如1943年周瘦鹃在《紫罗兰》类似‘编辑手记’的方式讲张爱玲作品，也是比较零碎的评论。总体来看，在夏志清之前批评和反面的居多，正面的评价则是从夏志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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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1年夏志清《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由耶鲁大学出版社面世后，对于拥有上海、香港、美国多地生活经历的作家张爱玲的研究便成为热门话题，张爱玲的小说也被改编成诸多电影版本，学术界也持续在研究。

近日，除了即将上映的新片《第一炉香》，关于张爱玲研究的新一手资料《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也已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这是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往来信件，宋淇之子、张爱玲的文学遗产的执行人宋以朗编辑，香港专栏作家冯睎乾编协助理。在张爱玲于战争年代度过两年半时光的香港大学，由黄心村教授策展的“百年爱玲，人文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也正在进行，很多资料属于首次面世。

在张爱玲诞辰百年之际，燕京书评邀请了张爱玲研究知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何杏枫，从全球视野的角度，谈论在这百年来的张爱玲及其文学接受史和研究变迁史，乃至李安和许鞍华对张爱玲著作的影视改编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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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杏枫，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雅礼中国语文研习所所长。研究兴趣为中国现当代小说和戏剧、张爱玲研究和香港文学。著有《重探张爱玲：改编·翻译·研究》、《重访中国现代文学：细读·资料·接受》（将出版）及《香港话剧口述史(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合著）等，编有《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研究方法与评价》（合编）等。

李安和许鞍华对张爱玲的改编

燕京书评：张爱玲小说的影视作品改编一直是一个热门，近期即将有许鞍华导演的《第一炉香》。从许鞍华的《倾城之恋》（1984）、《半生缘》（1997）到李安的《色·戒》（2007）。两位导演的诠释手法各有何特点？

何杏枫： 李安的《色·戒》把张爱玲的小说改编得比较温情，而张爱玲对人生的审视是比较冷峻的。举个例子，在电影中，王佳芝到最后还是想要回到跟易先生一起租的爱巢中，好像很相信爱情。但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主角已经知道立刻要逃亡了，知道爱情是无望的。最后，李安也安排易先生坐在床上想起这个女子，哭了出来。这是李安电影的特点。

这不那么张爱玲，但这个就是李安。 李安把女主角改得比较天真，本来是一场间谍战、一段无望的爱情，李安的改编是女主角真的爱上了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也爱上了她，像一个爱情故事，失去了张爱玲故事中原本的无情冷漠的情调。

许鞍华对《倾城之恋》和《半生缘》的改编，是比较有人文底蕴的。许鞍华的电影，一直有严肃的人文关怀；她分外关注人生种种的可惜，在这种可惜的底子里存有希望。

这一点跟李安很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许鞍华改编《半生缘》，会在两个主角经历沧桑最后知道还是不能在一起后，利用了一个电影剪接的方法，在电影结束时，把沈世钧拾到顾曼桢红色手套的细节重新剪接上去。拾手套的情节，其实发生在小说故事里两人还没有谈恋爱的早期时候，沈世钧跟顾曼桢还有他们的朋友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拍照，回来时顾曼桢掉了手套，沈世钧在黑夜里上山为她寻回，这就是他们爱情的起点。经历了沧桑，很悲哀最后不能在一起了，故事本来就结束了，但 许鞍华的处理是把这个寻回重现了一遍，好像有一个补偿，好像感情失而复得了，这个惊喜有点永远长在的一层意思 。经历了艰难以后，还是觉得长存希望。另外，《半生缘》用了橘色和啡色的调子，重现上海的弄堂，很有平常生活的质感，这个改编也凸显了人在困难中的朴实生活。

在我看来，两位导演的改动，都令张爱玲的小说更加温暖。但李安的改法，我觉得是比较天真烂漫的，在大的方向上，好像对人很有信心。而许鞍华就是跟着张爱玲的发展方向，告诉你真的是很无奈的，人生就是这样。你看了觉得，“呵呵，真的是这样的”。但是，那些快乐的片刻还是长存的。

新片《第一炉香》英文名是Love after Love，似乎也给人一个希望，好像总是有爱存在的，或者也可以理解成是在讲乔琪乔：他不满足于跟女主角葛薇龙在一起，还瞧上了她的婢女，很花心，一个女人接一个女人地去爱。

世界视野下的张爱玲接受史

燕京书评：你曾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张爱玲，提到鲁迅、高行健、莫言等作家在西方得到的关注比张爱玲多。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何杏枫： 张爱玲曾在美国尝试出版她的英文著作，但是没有成功。这里我想提两个概念：“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和”世界华语文学”（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Sinophone Literature 是史书美教授提出的概念，把中国大陆以外的华语写作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关心大陆以外的华语文学，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华语文学。其实就是以语言为中心，而不是以地域为中心，这样就可以把世界上不同的用华语写作的作家放到一起来讨论，缺陷是缺少了中国大陆这一块的华语写作。

王德威教授跟Jing Tsu（石静远）教授提出了另外一个视角，即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凡用中文写作的都囊括在内，我们跨越国界从全球的角度将其纳入到研究视野当中，这样也比较强调它跟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脉络与联系。

从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的角度进入，可以把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学放到世界文学领域的框架中去，用王德威教授的词是“worlding”，把张爱玲搭建到世界文学地图中，使之慢慢浮现。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还在进行之中。

我们可以借上述不同的框架来做分析，同时每一个框架都有它的限制，张爱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燕京书评：那么把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跟 World Literature联系在一起，从World Literature的角度来讲，张爱玲得到的重视似乎远远不够。

何杏枫： 很多作家能得到国际上的注意，是因为他的本土色彩。因为人对异域有一种好奇的心理，对异国风情有猎奇的心态，想知道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像是旅游的好奇。张爱玲到了美国，写她在美国生活的作品没有得到多少注意，以英文重写自己在40年代的作品，在美国英国也很难拿到书约，这对她来讲是一个限制。在当时，她的世界视野在异域也没有得到认同。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的作家，这是毋庸置疑的。她很小的时候就希望环游世界，把中国的动画带到世界，想象自己怎么样去当翻译，她也羡慕沟通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一个女子，具有这样的视野很不简单。 从她的散文来看，比如我最近关注到她的《谈吃与画饼充饥》 （1980年7月31日初载于台湾《联合报》副刊）， 从中可以看到她广博的阅读和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视角。 这篇散文以前很少被关注，先前大家谈张爱玲跟“吃”的关系也没有很细致地落到八十年代的作品，因为这部作品很长，有些零碎难懂。这篇文章提到世界上近100种林林总总的食物，是一种学者型的散文，也有小品的味道。她回忆去过的甜品店，在上海和香港到过的咖啡厅，以及食物与当地历史文化的勾连。

这样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实是很少见的，我们也不用再特别强调她是一个女作家；无论从男作家还是女作家来讲，都是少见的。但是， 为何这样具备一个世界视野的作家，到了世界的另一方，反而没有其他的乡土作家那么受欢迎？越本土（local），越能走向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悖论（paradox）。 不同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概念，的确会有相应的限制。而这一点，就是“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这一概念的限制。

两岸三地的张爱玲研究

燕京书评：根据你的观察，内地、香港、台湾乃至西方汉学领域对张爱玲的研究，是否由于地域差异而存在着可见的区别？

何杏枫： 内地的张爱玲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现在渐渐越来越深入。整体来看，大陆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为文献整理和作品析论两个方向。比如陈子善教授对张爱玲早期佚文的打捞，数据发掘的工夫做得很实在。内地学者的论文对张爱玲的艺术手法亦有很多析论，其中从女性角度研究切入的特别多。台湾学者对张爱玲的论述非常细致，比如张瑞芬教授谈三三跟张爱玲的关系，谈张爱玲和胡兰成这方面没有禁忌。

香港汇聚了不同地域的学者，包括北美的学者、香港本地的学者、从大陆过来的学者，是张爱玲研究的交汇点。比如李欧梵教授上世纪90年代末从北美来到香港，其后陆续出版各种关于张爱玲的专著《苍凉与世故》和《睇色，戒》。此外，由于香港的地利，香港学者的一些研究会偏重张爱玲的香港时期，例如张爱玲的母校香港大学，便在2007年和2020年分别办了两个有关张爱玲档案的展览。另外，香港学者的英文论文也会引发更多的英语母语的受众群体的讨论。

我想强调一点，张爱玲的研究，其实很能体现现代社会的 流动性（mobility） ；这些学者会在大陆、香港、北美等地之间移动，所以地域的界限不如想象中那么明显。

在西方汉学领域，张爱玲在很多选集（anthologies）中都占了重要的一章。比如王德威教授在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7），张爱玲便作为例子，出现在不同的章节里，以展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不同面向，如时间、旅行和跨文化议题等。另外，在西方汉学领域的张爱玲研究中，可以更多地看到比较文学的角度，如时间、旅行和跨文化等议题，例如曾有学者把张爱玲与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来做比较研究。

正如我曾经在自己的专著 《重探张爱玲：改编·翻译·研究》 中提到的：张爱玲在抗战后出版的中国大陆文学史一直受到冷待，八十年代初期的大陆张爱玲研究基本上是一个“边缘写入核心”的过程，先后经历了期刊散论和通俗传记传奇的阶段，才得以步入文学史，道路相当迂回。然而，张爱玲因夏志清的推介，在北美很早便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学统的核心位置，以“正统教材”的身份出现。此一情况，侧写了两地的文学批评标准偏差异，同时亦折射出 西方对现代中国的作家及其作品的一种他者观察的方式：形式上得熟悉亲切，“信息上”则须带来一种异域景观。 张爱玲在北美，以一个艺术典范和中国“窗户”的角色步入文学研究的舞台，同时亦随着文论潮流的轮换而被征召演绎不同的形象。

燕京书评：学界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看法，分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何杏枫： 在大陆的研究中，有一路观点，觉得张爱玲存在着比较敏感的身份：她是胡兰成的妻子，而胡兰成曾经在日本政府工作，有汉奸的身份，这被认为是张爱玲的污点；还有一类观点认为，张爱玲写的都是都市生活，偏向精致的一路，没有历史的承担，也并不是很厚重的作品或者波澜壮阔的长篇。

这些分歧源于不同的解释框架，用不同的尺来量就有不同的结果。开个玩笑来讲，如果从女性主义来研究鲁迅，一定觉得他不是一个好作家，因为他不是女人，他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也不占很重的位置。

燕京书评：今年是张爱玲诞辰百年。经历了沉淀和各种解读讨论后，身处香港的你或者你的同行对张爱玲的研究有哪些新认识？

何杏枫： 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对张爱玲到美国以后的后期作品研究更多。这一时期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给人的印象是很难理解，有些晦涩，时空跳跃比较强；而且，有一些作品由于没有写完，更是增加了解读的困难。近些年，这些作品中的实验性和自传性也慢慢被挖掘出来。我最近在研究张爱玲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演讲的一份记录，这份记录因近期发表在一份重要期刊中才为人所注意。张爱玲在其中提到了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提到了翻译者（translator）的位置——张爱玲怎么理解翻译者作为沟通中西的中介？我们看到她很多后期文学作品好像有点对前期作品的重复，其实张爱玲对世界的关怀融入了她的散文和演讲中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面向，从中可以看到这位中国现代作家是怎么看待世界文学的。

我个人最近关注她近些年才被发现的小说《少帅》，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作品，但其实可以纳入张爱玲整个创作的生命过程中来看，结合历史人物来写作，跟她在40年代的《倾城之恋》中写历史和恋爱的议题是一脉相承的。另外，现在是香港公开大学副教授的梁慕灵，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在她的博士论文作品《视觉、性别与权力：从刘呐鸥、穆时英到张爱玲的小说想象》（联经出版公司，2018年10月版）中，有一个观点提到张爱玲后期的小说为什么这么难懂：因为这是张爱玲写作的一个实验，张爱玲离开了她的原居地到美国有一种漂泊的心情，作品中跳跃的时空表现了她离散的意识，是一位女性离散者自传式的论述。

燕京书评：王小波、王安忆都曾提到张爱玲的“虚无” ，你是否赞同？

何杏枫： 张爱玲点出了生命这个虚无的本质以后，很重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态度。在《倾城之恋》中，一个城市颠覆了沦陷了，太阳还是悠悠地升上来。风好像吹到了虚无的境地；但重要的是，即使在战争的乱世中，也可以很踏实地过每一天。张爱玲对人生现世的种种小乐趣，写得非常踏实，也很接近生命的本质，生命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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