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

——张爱玲

张爱玲是极其不易被改编的作家。她以通俗作家名头出道，随时时间的发酵而渐渐经典化，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她的人生传奇和文学金句广为流传，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电影。

张爱玲和电影的缘分很深，本就是资深影迷。据说少年时代的她在杭州游玩时，看到谈瑛主演的《风》的报纸广告，竟连夜返回，一连看了两场。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张爱玲为《二十世纪》（The 20th Century）在内的英文媒体撰写影评，还写过《借银灯》《银宫就学记》等影评文章。

其中，《借银灯》一文道出了张爱玲的电影观：电影固然是虚构的，但也是对人生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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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电影之间的相互指涉

张爱玲生活的年代，正是电影艺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早有分析家指出，她的文字技巧化用了电影语言。诸如在《金锁记》中七巧送走哥嫂后，看到床上一动不动的丈夫，悲从心来，此时蒙太奇的表现手法运用得恰如其分：

风从窗子吹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风吹的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氺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寥寥数笔，一个人的十年就这么过去了，这是典型的电影处理方式。甚至，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当时流行的电影镜头调度的设计。比如：

然而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镜子。流苏慢腾腾摘下了发网，把头发一搅，搅乱了，夹叉叮铃当啷掉下地来。她又戴上网子，把那发网的梢头狠狠的衔在嘴里，拧着眉毛，蹲下身去把夹叉一只一只捡了起来。柳原已经光着脚走到她后面，一只手搁在她头上，把她的脸倒扳了过来，吻她的嘴。发网滑下地去了。这是他第一次吻她，然而他们两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幻想中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

这段描写，有全景，有特写，有动作，也有细节；甚至，考虑到电影审查，似乎连高潮处的“淡出”都安排好了。

根据电影剧本《不了情》改写而成的小说《多少恨》，更是完美地佐证了张爱玲重视自己的文本与电影的互文关系。张爱玲的小说《多少恨》是这么开始的：

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廉价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石的伟大结构，这一家，一进门地下是乳黄的；这地方整个的像一支黄色玻璃杯放大了千万倍，特别有那样一种光闪闪的幻丽洁净。电影已开映多时，穿堂里空荡荡的，冷落了下来，便成了宫怨的场面，遥遥听见别殿的箫鼓。

学者李欧梵指出，这一段精彩的描写，俨然像一幅电影场景——既然是以电影院为背景，在小说叙事上则成了巧妙的自我指涉，《多少恨》原来就是根据张爱玲编的一出电影剧本《不了情》而改写的，所以更成了文学/电影两种文体的双重互相指涉，从而衍生出来的一部通俗小说。

应当说，以张爱玲对电影的熟悉程度，若是时代允许，她或许可以成为导演；即使做编剧，她也是出手不凡。

张爱玲的编剧观：写中国人看着信服的故事

1946年，因与胡兰成之间的婚姻，张爱玲背了“文化汉奸”的罪名，文学创作只好搁浅。无奈之下，张爱玲“另辟蹊径”，做起了编剧。经柯灵引荐，她结识了导演桑弧，写出了自己的银幕处女作《不了情》。这部电影在当时收获了很好的票房，巩固了桑弧在1940年代末期的影坛地位，成为中国第二代导演中的翘楚。此后，他们陆续合作了《太太万岁》《哀乐中年》等作品。

张爱玲对《不了情》是钟爱的，否则不会改写成小说。电影讲述了孤女爱上有妇之夫的故事，也和张爱玲的经历有些相似。这是一个苍凉的故事，有着她对女性命运的一贯关照。体现出很强的文学色彩。而到了《太太万岁》，张爱玲借鉴了好莱坞电影的元素，故事更加符合商业电影的要求。这是一个女性如何努力做好“贤妻”，在丈夫、婆家、娘家周旋，还要对付外室的故事，电影最后虽然圆满收场，观之却让人不是滋味……张爱玲追求的文学余韵，也暗含在电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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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触电”，虽有生活所迫的原因，却也成就了一段影史佳话。张爱玲与桑弧的合作，在近年来“重写电影史”的过程中被研究者逐渐重视。而其在《小团圆》中塑造的“燕山”一角，也被认为是以桑弧为原型。小说揭示男女主角曾有一段秘恋，但至于真相如何，当事人都已经去世，生前也无只言片语留下，只能说这段绯闻增加了张爱玲和电影之间的传奇色彩。

在《现代中国电影传统初探》，李欧梵写道：“1945年到1949年，据我认为是现代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它在艺术上的成就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无法比拟的……”显然，张爱玲既是这段黄金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张爱玲一生在香港生活的时间并不长，缘分却很深。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因为翻译《老人与海》，她和时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的宋淇结识，结下终生友谊。宋淇后来在当时影响很大的“电懋”电影公司任职，便介绍张爱玲为公司的片审委员会成员之一。

1955年秋，张爱玲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赴美国。1956，她遇见了美国剧作家赖雅并很快结婚，但在经济上一直比较拮据。前后十年间，张爱玲都在为电懋写剧本，这项收入甚至成为她到了美国之后的经济支柱之一。此时的她，对编剧这件事的理解更为职业化。她曾说：“写文章是比较简单的事，思想通过铅字，直接与读者接触。编戏就不然了，内中牵涉到无数我所不明白的纷歧复杂的力量。”

此时的张爱玲，凭借自己对好莱坞电影的熟稔，在香港影坛大显身手。她将《魂断蓝桥》改编成《一曲难忘》，将《呼啸山庄》改编成《魂归离恨天》。其他一些作品如《人财两得》、《情场如战场》、《桃花运》，都直接改编自美国舞台剧。

香港电影学者黄爱玲认为：“如果我们放弃文学里的张爱玲，而单从技术上看，张爱玲是非常成功的剧作家。作为非常摩登的都市人，她很开放地接受了美国电影的影响，作品中不乏刘别谦、比利·怀尔德等好莱坞大师的影子。但即便是改编，张爱玲也很有自己的心得，她对于那个现成的模板也只是用一个大致的架构，反而她更加关心里面的人物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不是一定程度映照了中国的历史社会，能让中国人看着信服的故事，为此她舍得花很多心思。”

遗憾的是，1965年，“电懋”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陆运涛遭遇空难，“电懋”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从此，张爱玲便脱离了与“电懋”的合作关系。晚年的张爱玲深居简出，彻底告别了电影圈。

张爱玲电影改编：被传奇性遮蔽的终极残酷

半个多世纪过去，几位大导演都曾改编过张爱玲的小说，多数只是执迷于她作品的传奇性，而没有对人物的深刻挖掘，这似乎与张爱玲电影观形成了对照，也成为了改编张爱玲电影的一大缺憾。

许鞍华是最早拍张爱玲的电影导演，而《倾城之恋》（1984）的背景正是发生在香港。遗憾的是，不论是导演，还是观众，都对这部电影感到不满意。许鞍华就曾坦言，这部电影是她的“滑铁卢”。因为档期突变，她在1984年临时接拍了《倾城之恋》。张爱玲甚至从美国发来电报鼓励，但许鞍华在忠于原著与自身创见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将这部张爱玲拍得更像是港式爱情传奇，票房口碑双双失败。不仅如此，许鞍华更大的遗憾是在拍摄的过程里，她不慎遗失了张爱玲的电报。

1988年，台湾导演但汉章拍摄了由《金锁记》改写的《怨女》。这部电影在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历史上是一部被普遍忽视的作品。电影讲述了贫家女孩银娣嫁给了患有重病的富家子，从此人性慢慢扭曲的故事。由于当时台湾正是“琼瑶热”，这部电影难免沾染上了家庭“狗血剧”的影响。电影的拍摄中规中矩，比较刻板，全然没有张爱玲文字的苍凉感，更像是一部伦理说教片。当然，也有评论者说，但看这个故事也是精彩的，

1994年，善于拍摄女性题材的关锦鹏执导了《红玫瑰白玫瑰》，应当说这是一部被忽略的杰作，也是很多研究者认为最接近张爱玲原著的电影。但也是因为过份忠于原著，电影中少不了使用张爱玲的金句做字幕卡，以至于让整部电影显得文学化十足。男主角佟振保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的故事，本可以拍得趣味十足。但显然，关锦鹏更在意的是整个氛围的把握，而将故事和人物淡化。因此，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拍给“张迷”的私心之作。对于大众观众来说，若是没有看过原著来看电影，多少会因语焉不详而“劝退”。

1997年，许鞍华又执导了《半生缘》——张爱玲少有的长篇小说。但不知为何，这部两岸三地合作的电影，依然摆脱不掉一种台湾文艺片的况味。说到底，许鞍华对张爱玲的理解仅仅限于朴素是不足够的。小说中人情交往的暧昧复杂，男女之间的勾心算计，既相爱又疏离的种种心理体验，细腻地彰显出张爱玲的人生观，但这些都未能在电影中呈现出来。许鞍华把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悲剧交给了宿命，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处理。 何况，1966年张爱玲把为了迎合1950年国内政局的《十八春》改写为《半生缘》，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观念变化的深层原因，以及文本之间的微妙差异，都没有被许鞍华的电影所捕捉。

2007年，李安的《色丨戒》在评论界收获的评价很高，但也有人说这部电影已经不是张爱玲的故事，而是李安的读后感。一方面，李安高度还原了时代的氛围，乃至角色的穿衣吃饭等细节，环境的家居布置也无一不考究，故事上却做了大胆的改写。易先生曾经的革命党背景和被时代裹挟的悲剧感成为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原著里的阴风惨惨的氛围在李安的设置下多了一些人性的温存。

王佳芝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放过易先生？电影为了逻辑通顺，自然加进去不少两个人的情感铺垫，早在买钻戒之前，易先生已然将佳芝当做了知己，在居酒屋唱戏一段显然是李安夹带的私货。毕竟，大时代里的人生无奈，人和人之间的宽容与理解，才是李安作品的底色。

对比之下，张爱玲版本的《色，戒》是阴冷的，王佳芝自放过易先生就想要逃命，然而最终被捕杀。小说没有再给王佳芝自我剖析的机会，结尾落脚在易先生。他想的不是什么无可奈何，而是“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这篇不过万字左右的小说，张爱玲花费了三十年来写；对于其中的感情，我们不得而知。1983年，皇冠版《惘然记》推出，张爱玲在序中谈到《色，戒》、《相见欢》和《浮花浪蕊》：“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2019年，已经72岁的许鞍华宣布开拍《第一炉香》，特意邀请了上海作家王安忆担任编剧，将这部发生在香港的故事进行电影化的呈现。然而，就目前放出的片花的来看，这次的改编依然留有遗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只要是喜欢张爱玲文字的人，既不会对一部电影轻易满意，同时又会永远期待新的改编。

港学者冯睎乾在其专栏中曾披露，在张爱玲离世前两个月，给王家卫写过一封信。内容大概是得知王家卫要拍《半生缘》，但因病无法观看王的作品；烦请王家卫和皇冠接洽，免再延搁。消息一出，无数影迷心动，舆论认为王家卫是拍张爱玲最好的人选。然而，事实的真相是王家卫代自己的老师谭家明写信询问，自己则从无此打算。

对此，王家卫说则认为：

张爱玲小说是很难被拍成电影的，李安很聪明地选择了最短的一篇小说，可以发挥的空间非常大。我很喜欢《半生缘》，但《半生缘》是拍不了的，每个读者对它都有自己的看法，就像《红楼梦》一样。对我来说，《东邪西毒》就是金庸版的《半生缘》，《花样年华》就是王家卫版的《半生缘》。你可以拍出张爱玲小说的精神气质来，要多拍“神”而不要拍“形”。

如此，断了影迷的念想，但也不失为张爱玲的隔空知音了。张爱玲身前，从不以电影人自居，写剧本也多数为了生计，但电影却贯穿了她的一生。在张爱玲百年之计，倒是想起她的名作《自己的文章》：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这番话用来概括今时今日的电影，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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