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诺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克：她的诗歌关乎人类和语言的世界
新晋诺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克：她的诗歌关乎人类和语言的世界
格丽克的诗歌嫁接了经典文化与私人意识，始终关心不同语言的存在形式，却不想站在身份政治的某一端。
10月8日，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评委会的颁奖词是“她朴实无华、无可挑剔的诗意美，令个体的生存获得普遍性”。
自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格丽克是历史上第十六位获奖女性，是十年来继爱丽丝·门罗（2013）、阿列克谢耶维奇（2015）和托卡尔丘克（2018）的第三位女性。
1943年，格丽克出生于纽约的一个匈牙利裔犹太家庭。因患有神经性厌食症，她没有接受传统的高等教育；20岁那年，她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诗歌研讨班，由此走上诗歌道路。
格丽克迄今最新诗集《忠实与美德之夜》（ 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 ，2014），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1968年，格丽克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头生子》（ Firstborn ）。随后，她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写作障碍，担任兼职英语教师后才得以治愈：一边在学院教授诗歌和英文，一边探索诗歌的新形式。在1985年出版的《阿基里斯的胜利》（ The Triumph of Achilles ），她大量地从神话故事中汲取灵感，借虚构人物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欲望和焦虑，又融入西方经典的文化结构中。
而到1990年，格丽克出版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新诗集《阿勒山》（ Aararat ），首次对准自己童年和成年家庭的故事，语调平缓地讲述其中关系的痛苦，引起空前轰动。从此，格丽克的作品开始真正走入普通民众，以至于评论家德怀特·加纳（Dwight Ghana）在22年后仍然将《阿勒山》形容为“过去25年最残酷和充满悲哀的美国诗歌”。
《阿勒山》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格丽克事业的上升。与此同时，她的婚姻走向瓦解。格丽克把这些引入诗歌写作，探讨爱情、生死和人际关系的失败，迎来了写作生涯的高产期。她也自此形成一些自己最核心的诗歌主题，例如人所遭受的各式各样的创伤，以及反衬人类情绪的自然现象。
“她的诗歌描述自我残余的梦想与幻觉，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她更加艰难。”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解释颁奖理由，“虽然她的作品大多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但她不仅是个自白忏悔的诗人，而是追求普遍性。”他认为，格丽克是一个希望被理解的作家，她的声音坦率而不妥协，幽默而机智，并且“力求清晰”。
格丽克擅长在简短的故事中勾勒出细腻的心理回路，动词锋利，句式自由。早年患病，她借助心理治疗重新找到了自我在世界中的存在，更加意识到感受事物的重要性。格丽克曾说，大概每个21岁的人都会写十首诗，但造就诗人的不仅是天赋，还有充分持久的饥饿感。每个人的诗只会因为跟随自己的热情去生活而产生，否则他不会创造任何东西。
在诗论《反对诚实》（ Against Sincerity ）中，格丽克认为，诗人正是要将现实转化为可想象、可阐释和可持续的发现，每一首个体的诗歌都是在整体语境中实现意义。因此，个体生活和神话人物可以同样成为叙事的主体，但她不愿意把诗歌写成自传；每一本诗集的诗歌排列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是从整体传递对世间万物的思考。因此，她曾长期拒绝以诗选形式重版作品。
10月8日，露易丝·格丽克的作品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展出。图片：CFP
尽管格丽克已先后获得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桂冠诗人等几乎诗人能得到的所有荣誉，但在这次开奖前，无论是中外专家的讨论，还是各国媒体的预测，她几乎没有进入过获奖热门人选。
诗人胡桑告诉澎湃新闻，格丽克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但风格上有些传统，语言形态也不太激进。诗人李元胜则对上游新闻表示，从人气来看，近几年中国诗坛确实不太关注格丽克，但她的诗歌完全值得诺贝尔奖，格丽克可以说是最接近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美国女诗人。
诺贝尔文学奖在更慎重地考虑自身的价值尺度。去年，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德国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后者曾公开悼念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被认为否认种族屠杀和战争罪行，令文学奖招致巨大非议。此前的2017年11月，瑞典皇家文学院的委员爆出家庭性丑闻，文学奖被迫推迟了2018年的颁奖。最近两届来自中欧的得主，又让委员会去年“突破欧洲中心思维”的宣言显得有点名不副实。
瑞典媒体Dagens Nyheter的文化编辑比约·威曼（Björn Wiman）在开奖前预测，瑞典皇家科学院已经无法经受再一次危机，因此今年的文学奖会做一个安全的选择，颁给一位欧洲以外的女作家，而且要与汉德克的政治立场、思想和形象都完全相反。
上一位获奖的美国人是2016年的摇滚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再往前则要追溯到1993年的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他们都曾是诺贝尔文学奖试图“多元化”的象征，也都是那一代的典型美国左翼知识人，对种族、阶级不平等做过深刻的叙述。
而年纪相仿的格丽克似乎从没打算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她更多地继承了美国诗歌自白派的特点，强调以私人感受书写社会环境。普渡大学英文系教授丹尼尔·莫里斯（Daniel Morris）在《格丽克的诗歌》（ 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 A Thematic Introduction ）中认为，格丽克的诗歌经常同时采用相互矛盾的观点，以反映地位、权力、道德、性别以及语言之间的矛盾关系，反映生活的紧张感；但另一方面，她经常回避族裔认同、宗教或性别分属等身份政治话题，倾向于保留“居于中间”（in-betweenness）的视角。
如同对汉德克事件的回应一样，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同样对外坚称，颁奖给格丽克，只是从文学作品质量本身的考虑和褒扬。但奥尔森在颁奖时特意指出，格丽克和19世纪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相似，“严肃且不愿接受任何简单的信仰原则”。这已经说明了诺奖的标尺。
甚至，连格丽克的出版商也对获奖感到惊讶。一位工作人员迈克尔·施密特（Michael Schmidt）告诉《卫报》，格丽克并不习惯成为当下流行的运动旗手，“她甚至不试图说服我们任何事情，而是帮助我们探索所生活的世界。她的诗歌似乎没有太多的政治参与，关乎人类和语言的世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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