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张弘

孙家洲《西汉朝廷大洗牌》一书让人在感慨之余，想起那个持久的政治学问题：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白马之盟”终被弃，吕氏集团握大权

在古代世界，最高统治者莫不希望皇位世袭，在自己的子孙后代中延绵不断。罗马皇帝奥勒留写过传诵千古的斯多葛派哲学名著《沉思录》，是罗马帝国时代“五贤帝”之一。但他在权力继承上未能免俗，在公元180年去世之时，奥勒留破坏了皇位继承原则——指定继承人、不能世袭的规矩，将皇位传给自己不学无术的儿子康茂德。康茂德192年去世之后，在不到100年时间里，罗马出现了26位被官方承认的皇帝，自立为帝的另有二三十人。

在刘邦做皇帝之前，中国的君主们就已经拥有比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更大的权力。按照刘泽华先生的说法，即“五独”：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揽、决事独断。

另外，中国的王位、皇位世袭，在西周就已经成型。正因为中国皇帝的权力和利益过大，臣民的权利过小，两者之间的巨差，才导致了人人都想做皇帝。在《史记·高祖本纪》中，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等到昔日的流氓无赖当上了皇帝，刘邦尝到了权力的种种好处，就想让皇位被自己子孙后代永远继承。为了维护权力的正当性，刘邦在意识形态上与儒家充分合作。林聪舜在《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中认为，在汉代儒学的转化过程中，儒家的经典都被重新解释，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的思想也被吸收。

在政治势力方面，孙家洲在《西汉朝廷大洗牌》中认为，刘邦生前已经出现了三大政治集团：开国功臣集团、吕氏外戚集团和刘氏宗室集团。对此，刘邦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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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像

对于开国功臣集团，刘邦既要安抚笼络，让这些一起打江山的人分享血酬，又要防范他们威胁皇权及其世袭。在政治分赃之时，他把功臣集团分为王、侯两个等级，共封了七位“异性功臣王”：齐王（后徙封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昌邑王彭越等；而十八位侯则包括萧何、曹参、张敖、周勃、灌婴等。

不久之后，七位“异性功臣王”里，仅有长沙王吴芮“以微弱仅存”，其余六位都被诛杀。此番情景，恰如范蠡对文种信中所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韩信在临刑之前哀叹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在铲除“异性功臣王”过程中，刘邦借用吕后外戚集团为帮凶。吕氏外戚集团以此“立功”，可想而知，必然会借机壮大。

及至晚年，吕后及其外戚集团羽翼已成，难以控制。刘邦于是召集大臣发起“白马之盟”，其主要内容是：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显然，“白马之盟”主要针对吕氏外戚集团，以维护刘氏宗室集团的家天下。

刘邦最信任刘氏宗室集团。他封大哥的儿子刘信为羹颉侯；封二哥刘仲为代王，后来贬为颌阳侯，封其子刘濞为吴王；诱擒韩信之后，封四弟刘交为楚王；封堂兄刘贾为荆王，封族弟刘泽为营陵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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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朝廷大洗牌》，孙家洲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刘邦在公元前195年去世之后，16岁的刘盈继位为惠帝。因为他性格懦弱，实际是吕太后执政。七年之后刘盈去世，吕太后立幼帝“临朝称制”，直到八年后去世。

吕太后当政十五年间，铲除了刘氏宗室集团的赵王刘如意、赵幽王刘友、赵共王刘恢；燕灵王刘建死后，吕太后派人杀死其子，废其封国。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集团都无法挑战其权威。吕太后于是违背“白马之盟”，封了吕氏娘家四人为王：立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另外，还有一些吕氏外戚被封侯。

吕氏外戚集团遍布要津，实权在握，一时风头无俩，盖过了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集团，这破坏了三大集团的势力平衡。吕太后在位之时，尚可维持高压状态。她在去世之前，深知刘氏宗室心中不服，功臣集团已被得罪，于是嘱咐吕氏外戚集团首领，一定要牢牢控制兵权，不要擅离宫中，要控制小皇帝，以防有变。此外，她还用遗诏任命吕产为相国，立吕禄之女为小皇帝的皇后。

按照吴思“血酬定律”的观点，汉朝江山是刘邦率领宗室子弟和功臣集团等群体打下来的，刘邦获得了最大的血酬。分享血酬的功臣集团核心骨干已经被刘邦铲除。现在，吕氏外戚集团想要把份额最大的血酬据为己有，那么，刘氏宗室基团和开国功臣集团岂肯干休？

周勃像

功臣刘氏先发难，吕氏外戚一锅端

但是，吕太后煞费苦心的临终嘱托没有起到作用，很快就发生了军事政变，西汉朝廷也迎来了“大洗牌”。

在功臣集团内，右丞相陈平和绛侯周勃深交，形成一个稳定的倒吕核心；在刘氏宗室集团中，朱虚侯刘章在吕太后生前就有公开明显的不满情绪。吕太后死后，他暗中策划，让自己的哥哥齐王刘襄起兵声讨吕氏乱政，以便里应外合推翻吕氏主导朝廷的局面，拥刘襄当皇帝。刘襄军力较弱，于是扣押爷爷辈的琅琊王刘泽，调动琅琊国的全部军队，联合起来起兵声讨吕氏集团。相国吕产派大将军灌婴东击齐军。

不料，灌婴早就心怀异志，率军到达荥阳后，停止向东出兵镇压齐王军队，而是派出使者告诉齐王和其他诸侯王：只要不再西进，双方即是共讨吕氏友军；若齐王欲夺荥阳西进，灌婴就将齐军视为叛军镇压。孙家洲推测，灌婴之前向吕氏集团示好以及在荥阳按兵不动，一定事先和陈平、周勃共商过。琅琊王刘泽被扣留后，向刘襄说谎，称自己在刘氏宗室年岁最长，若西入参与朝廷议事作用更大。于是，刘襄“乃益具车送琅琊王”。

在长安，周勃和陈平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让吕禄交出兵权，二是让周勃进入北军军营。首先，周勃和陈平扣押了郦寄的父亲郦商，迫使郦寄卖友，诱骗吕禄，同时假传圣旨，让吕禄把大将官印交给典客刘揭，把指挥北军的权力转交给太尉周勃，并离开北军大营回归私宅。

掌控南军的相国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北军，但他已经知道灌婴散布都城将会有变的消息，意识到功臣集团将有异动，于是来到未央宫门前，试图进宫控制小皇帝并发动反攻。但是，禁卫武士已经收到周勃的命令，不让吕产入宫。吕产一时不知所措，刘章率军直接向吕产进攻，并杀死吕产。其后，吕禄和其他吕氏集团的人都被杀。吕氏集团拥立的小皇帝被软禁一段时间之后，刘襄的弟弟刘兴居和汝阴侯滕公夏侯婴干了脏活——“除宫”，小皇帝和三位年幼的宗室王被杀。

班固在《汉书》中认为，郦寄卖友是出于臣子对君父的伦理，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而朋友之情则无足轻重，这是政治伦理对人类情感的驯化过程。孙家洲认为，郦寄卖友极可能有势利的因素。首先，郦寄和吕禄只是势利之交；其次，陈平、周勃等人的倒吕阵营开始行动，吕氏必将灭亡。郦寄出于利害考量，自然不会一条路走到黑。

刘恒像

接下来，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集团开始考虑拥立皇帝的人选。论血统、论辈分、论能力，齐王刘襄都是合适人选，但是，他遭到了周勃和部分宗室人物的共同反对。首先，以维护刘氏正统者的眼光来看，陈平、周勃等人主导倒吕固然“有功”，但如果指责他们“以下犯上”，他们也百口莫辩。出于利害考量，他们也会排斥一个能力很强的君主，更倾向于拥立一个弱势君主。

遭到刘襄欺骗、囚禁的刘泽，声称刘襄的母舅驷钧是一个“虎而冠”的可怕人物。这使得刘襄首先被排除出皇帝人选。刘邦少子刘长由吕太后收养，也被排除出皇帝人选。最后，代王刘恒及其母家外戚因为“温顺”，因此不劳而获，被功臣集团推为皇帝。

很快，刘恒就以深沉的心机、娴熟老辣的政治手段掌控了大局，大大出乎陈平和周勃等人意外：首先，汉文帝刘恒任命自己从代国带来的旧部控制中央禁军；其次，他下诏称吕氏集团“谋为大逆”，安抚周勃、陈平等人，并将这场军事政变变成与民同乐的国家庆典。他重用灌婴，整肃周勃。

没过几年，有人上书称周勃谋反，刘恒命令按重案处置，周勃被狱吏折磨凌辱，不得不让家人向狱吏行贿。周勃的儿子周胜之的妻子是刘恒的女儿，她和刘恒的母亲薄太后都在刘恒面前为周勃辩护，刘恒这才释放周勃，让他恢复爵位和封地。

陈平和灌婴在刘恒位不久即先后病故，周勃被牢牢压制，刘恒任命功臣集团的张苍为丞相，仅仅四年时间，就稳稳控制了功臣集团。在刘恒登基第一年，刘襄就病死了。第二年，刘章也郁郁而终。三兄弟中剩下的济北王刘兴居为此愤愤不平，后来起兵造反，但很快战败，自杀而亡。

至此，汉文帝刘恒的权力基础已经非常稳固，没有任何政治集团可以对他的皇权构成威胁。刘恒的弟弟、淮南王刘长恃宠而骄，又因为扑朔迷离的“谋反”，被押送到边远的蜀郡严道邛邮。不料，沿途官吏都不敢打开囚车封条，导致刘长没有饭食下肚，绝食而死。《西汉朝廷大洗牌》中认为，刘恒对待刘长，颇有欲擒故纵的嫌疑。

尽管不无“原罪”，但汉文帝刘恒心怀戒惧，谦虚自守，以忧患意识行谨慎之政。他废除了株连之刑和诽谤法，重视循吏（在国家法律和人情之间维持着微妙平衡）， 愿意垂听批评性意见，并且将汉初的“十五税一”改成“三十税一”，这使得他为“文景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

暴力阴谋无穷尽，专制主义祸千年

作为历史学者，孙家洲在本书将三大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军事政变的过程勾勒清晰，对于一些历史细节的推测建立在史料和史事进程的基础之上，犹如老吏断狱。

纵观本书描述的政局变化，吕氏外戚集团在权力格局中本来占得先机，但吕氏第二代人物吕产、吕禄在面临危机之时毫无还手能力，几乎是引颈待戮。

由此可见，吕太后虽有政治谋略和手段，对于自己家族的后代却毫无识人之明。吕产、吕禄在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既缺乏必要的机心，也没有应变的手段。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适合掌握军权和相权，也不适合介入权力斗争。

以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吕太后违背“白马之盟”，将才智、能力平庸的吕氏后代封王并推上高位，在其死后却给整个吕氏家族引来灭门之祸，显然考虑不周。若她不违背“白马之盟”，让吕氏家族低调温顺，吕产、吕禄等人或许就不会惨死。

广州荔枝湾景区内，陆贾“和集百越”塑像

就三个集团的利害关系而言，皇权的争夺始终处于刘氏宗室基团和吕氏外戚集团之间，无论哪个集团控制最高权力，都必须利用开国功臣集团实施专制统治。对开国功臣集团而言，谁控制最高权力并不重要。那么，功臣集团为何要联手刘氏宗室基团，铲除吕氏外戚集团呢？

因为秦代二世而亡，汉代建国之后如何将权力长期延续也就成了刘邦面临的最大难题。此时，在秦代被“焚书坑儒”所苦的儒家士人也急于进入权力中心。陆贾对刘邦说的一番话，正好满足了刘邦最急迫的需求：“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此时的儒家吸收了部分法家思想，为刘邦提供意识形态，尊君卑臣的同时以身作则，首先向皇权输诚。西汉初期的儒者每一措施，都“急统治者所急，想统治者所想”，而他们借此交易获取了丰厚的回报，这就是汉武帝之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于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功臣集团此前与刘邦的合作基础，刘氏方为正统的概念逐渐在帝国臣民中得到内化。此外，吕氏外戚集团是借着铲除“异性功臣王”而立功并掌握大权。因此，功臣集团活着的人对其存有“旧怨”，在儒家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与刘氏宗室基团合作铲除吕氏外戚集团，既有正当性，还可以借着拥立新君而立功。

但是，西汉儒家与皇权合作，尊君卑臣卑民，使得王权专制主义制度逐渐定型，危害持久。一方面，刘邦建立汉朝的事实表明，打天下坐天下的利益极其巨大，正如其所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这对众多无产者和平民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另一方面，通过暴力夺取最高统治权力成为了历代改朝换代的不二手段，这几乎必然会造成巨大的人口死亡。

在本书揭示的史事中，由于刘恒即位之后谨慎执政，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功绩被史家津津乐道，而这场权力争夺中的血腥被有效淡化。中国古代宫廷的权力争夺，几乎全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现象屡见不鲜，其血腥和暴力程度令人不寒而栗。类似的戏码往复循环，在中国重复上演了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才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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