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信战争

J.K.罗琳的跨性别观点，已经引发一场文学界的“公开信对战”。上周，斯蒂芬·金（Steven King）、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签署了北美文学界声援跨性别群体的公开信，这已经是本次论战的第三封大型公开信，由美国作家莫琳·约翰逊（Maureen Johnson）发起，集结了超过1200个专业人士的签名。

9月初，罗琳以罗伯特·加尔布雷斯（Robert Galbraith）笔名出版侦探小说《麻烦的血液》（Troubled Blood），在社交媒体上被指责有意将罪犯塑造为跨性别人士。随后罗琳表示，她更希望保留生理性别的界限，以保护现实中女性的安全。

9月27日，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喜剧演员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等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公开信，认为罗琳一直是一位“光荣而富有同情心的人”，诸如“#RIPJKRowling”的标签凸显了社交媒体“阴险专制和厌恶女性”的趋势，是一些暗中仇视女性的群体在借题发挥。这封公开信挂上请愿网站ipetitions后，收集了近20000个签名。

反对罗琳观点的，显然不只有“仇女”人群。9月30日，1500多名英国和爱尔兰文化界人士在女性主义书店“第二书架”（the Second Shelf）官网发表文章，表示要向跨性别者和非二元性别群体传递“爱与团结”。信中说：“文化一直且理应始终站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作为作家、编辑、代理商、新闻工作者和出版人，我们认识到所在的行业在推进变革中所起的作用。非二元性别是完全合理的。跨性别女性是女性，跨性别男性是男性，跨性别权利是人的权利。”

类似的公开信形式中国人很少见到，但它本是一种常规的信件写作。根据Dictionary.com的定义，公开信“经常引起抗议或批评，但它的目的就是引起公众注意”。在纸媒时代，公开信一般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媒体凭借公信力筛选“符合公共利益”的内容。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公开信”，而且这些可能还会同时发送到其他出版物。《华盛顿邮报》的惯例是，刊发的公开信需要针对报纸先前发表的文章来展开。

历史上的一些公开信，确实产生过重要影响。1898年，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发表公开信《我控诉》（J'Accuse ...！），抨击法国政府的非法监禁和反犹太主义，这封信的名字甚至成为后世西欧人民反抗强权的普遍表达。

但随着在线请愿、留言板和博客的兴起，曾有一部分人认为，传统的公开信会逐渐坍缩为政治家的工具，而个人表达的功能完全可以交给互联网。

《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格雷姆·伍德 (Graeme Wood)甚至认为，用联名公开信来论战是不必要的，许多作者在签名前并没有理解信中“缺乏个人色彩”的内容意味着什么，他们也不知道共同签署的人会是谁；况且，不论选择签署和不签署，都是在划分阵营，一旦签署一份，后续的邀请会接踵而至。

不过，至少阿特伍德还是分得比较清楚。《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在七月初发表反对“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公开信后，阿特伍德没有因为罗琳等争议而选择撤销签名。这封公开信的发起者，美国作家托马斯·威廉姆斯（Thomas Williams）曾说，这封公开信的核心宗旨是，社会需要宽容的氛围，正义与自由密不可分。

而声援跨性别群体的第二、三封公开信，其实从来没有直接提到J.K罗琳。但是，不少媒体径直将其解读为对第一封公开信的对抗。当然，可能一部分原因是，先前罗琳在Twitter感谢了麦克尤恩等人的支持。

这恐怕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社交媒体为何仍旧无法取代公开信。Twitter的名人网络，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友谊网络”，人们快速交谈，并时刻受到审视。

但公开信写作的原则之一，就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异议者的本能防御，它应该是放眼公共问题的批评邀请。

特朗普时代思想史

近期，《华盛顿邮报》的图书记者卡洛斯·洛扎达（Carlos Lozada）出版了《我们在想什么：特朗普时代思想简史》（What Were We Thinking: A Brief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Trump Era）。洛扎达曾获得2019年普利策批评奖。

洛扎达的工作，始于2016年大选前夕。当时，他为了探究特朗普是如何在大选前一年建立自己的形象，阅读了以唐纳德·特朗普名义出版的八本书，包括《交易的艺术》和《艰难时刻》（2011）等。而在特朗普上台后，关于他的内幕爆料、调查报道和学术研究井喷。洛扎达试图做一些扩展工作，尽可能搜集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特朗普的书籍——超过150本，记录特朗普时代涌动的思潮。

“特朗普时代”是“一个充满冲突、粗暴和不信任的国家的简写”，洛扎达在书的结尾这样总结。不同阵营的读者都希望在书籍中确认想法，政治媒体大量报道这些书籍，特朗普本人便不断发布推文，出版商和特朗普都在获利。大部分书籍都聚焦于特朗普的政策和他本人，认为特朗普是独一无二的。

在洛扎达看来，撕裂和对抗，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已经埋下，“特朗普”时代特殊的不是这个人，这几年最重要的书籍都和他没关系；而《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是个好范例，它出版于2016年大选期间，不写特朗普，却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特朗普的选民。

《我们在想什么》主要包含这些主题：白人工人阶级和#MeToo运动，移民和俄罗斯干预，共和党面貌的变化以及左翼的新抵抗。

《纽约时报》的书评认为，洛扎达的写作视角是书评人而非政策人士，他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他揭示了过去50年消费主义的增长是如何压倒团结、责任和专业的价值观。而在移民一章，洛扎达试图超越所谓“身份政治”的辩论，他敏感地捕捉到美国新移民伴随的失落感，因此赞成将身份政治作为一种过渡状态，通过社区发现个人。

洛扎达从资料中发现，许多非虚构作者可能习惯按照自身的分析来解读人物动机。例如两本书描写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同一位特朗普选民，却给他安上了完全不同的动机。在一本书中，这个人奉行经济民粹主义，认为民主党抛弃了工人阶级；而另一本书中，他选择特朗普的理由是反对跨性别者。洛扎达在书中特意开辟了一章《混乱纪事》，明确批评了《火与怒》（Fire and Fury）的作者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认为后者刻意忽略了许多重大事件的不同侧面。

“我希望记录我们的学者、活动家和特朗普搏斗的故事，”洛扎达对《名利场》说，“很讽刺吧？一位基本不读书的总统，有关他的书这么多。”他说，这个不那么“知识分子”的时代，特朗普推动移民、联邦和总统权力的辩论的重新展开，这是一部“思想史”的价值所在。

善待环境

近日，芝加哥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卢卡斯·斯蒂芬斯（Lucas Stephens）和两位前团队成员，在万古杂志（Aeon）上发表了关于考古革命的文章。该文主要基于2019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上的研究，用新的数据科学手段证明，人类集约化耕种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要早于先前的判断。

人类从狩猎到采集到农业，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叙事，但长期以来农业传播的研究局限在少数几个地区。卢卡斯领导建立的ArchaeoGLOBE，是世界上首个全球性的、考古专业众包数据库，包含来自全球255位考古学家的700多个条目。

在1850年至10,000年前（现代农业开始出现）之间的10个时间段中，研究人员对每个地点的土地利用类型（农业、牧民畜群以及狩猎和采集）的流行做了评估，综合运用分子检测和卫星摄影的手段，编写了一份全新世时期全球人类土地使用轨迹的综合图。

南卫理工会大学人类学家马克·麦考伊（Mark D. McCoy）说：“我们的研究详细显示了从农业起源到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过程。” 研究认为，地球科学模型可能太保守了，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工业化规模的农业出现之前的数千年，密集地改造食物生产环境是很普遍的。这说明，人类早期的土地使用深刻影响了地球环境。实际上，ArchaeoGLOBE显示，3000年前，人类的农业和畜牧业已经大大改变了陆地生态。在驯化动物之前，早在10000年前，燃火技术和有所偏爱的狩猎选择，同样很大地改变了地表景观。

自然科学传统认为，人类在单向地破坏“原始自然”。而殖民叙事通常将集约化土地以外的地方称作荒野，一种不成熟、未使用的土著民象征。如早期保护主义者约翰·缪尔（John Muir）所主张的，保护荒野其实带有歧视移民和穷人的态度，与白人至上主义一脉相承。

与早期自然科学不同的是，考古学更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考古学家们希望表达，人类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自然”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自然并不是一个先前未被人类染指的事物。Archaeo GLOBE揭示，人类社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早，更深刻地改变了地球大部分生物环境。而当塑造生态的技术和意识不断加速，人类便更应该肩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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