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叫香港她只是恰巧不是你家鄉。——節選自《二零一九年，我們都是無名氏》出自《說吧，香港2020（詩劇組詩）》，廖偉棠

將近一個月前，2020年9月26日，我結束防疫隔離的第三天。在台北中山堂，我一個人去看了台北詩歌節的開幕詩演出《說吧，香港》。台上的黃衍仁也從香港特地趕來，跟我一樣隔離了14日。

時隔許久聽到粵語詩的我，坐在第一排，要很強烈地抑制自己擰頭周圍望的衝動。因為除了台上發生的一切，我也急切地想要探知，周圍的台灣觀眾是否感受到同樣頻率的呼吸。我不知道台北詩歌節歷史上是否曾有這樣一齣幾乎全以非國語、台語演出的開幕詩歌劇。但我想起那些曾在台灣獲得文學養分的香港人（什麼是香港人？從上海走難到香港的作家，算不算香港人？），也許對於台灣，香港從來不是一個遙遠他者。

香港的故事，當然有許多版本。而離散香港的故事，又更多元雜糅。例如茶餐廳的一杯奶茶，在北美、大馬和台灣，就全然不同（當然，全球化背景下，黑白淡奶可以是同一牌）。2020年已有超過2萬香港人移民到台灣，香港的「被看見」，已然不可避免。而在被不少港人視為小確幸與烏托邦的福爾摩沙島嶼上，白色恐怖的記憶其實還未淡去，轉型正義仍在發生，軍機的轟鳴雖然還沒有頻繁到猶如地震，可是也不能讓所有人全然的安睡。對尋找新家園的港人來說，這座小島，真的是他們可以倚靠的嗎？對自己土地上突然湧入的來客，小島的住民們，又如何理解，能否接納呢？

正是因為如此，在2020年的時空下，這一個對著台灣人訴說的香港故事，是這樣美麗而哀愁，試圖使人明了，卻又不想捨棄某些屬於香港的暗語。曖昧模糊，進一步，退三步，所以是詩，是音樂，是劇。

移居台灣的香港詩人廖偉棠撰寫了組詩的文字，包括引子和尾聲在內，共15首，從1810年開始說起，以2020年及其後的未來做結尾。

兩小時的時間很短，卻要講兩百年的故事，實屬不易，必然要取捨。與人們這幾日忙著告別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展不同，廖偉棠選擇的歷史節點和意象，是另一種香港。始於大嶼山、石香姑，女性麾下的島嶼。由海國圖志的殘喘大清，到一個女人此生經過的鬼佬、秀才。40年代後，東北的蕭紅、上海的張愛玲，戰爭將時代的浪打向香港。然後北方又震動，六七暴動、紅寶書、保釣，無不與北京牽動，直到1984。

一九八四，北京與倫敦決定了香港的命運。盲婚啞嫁。詩歌回到大嶼山，一種半人半魚的古老生物不被理解地死去，婚書不屬於她。

就在一九八四，一場命案事先張揚就在香港，人們把香港遺忘就在大嶼山，人們把所有船期都錯過——節選自《一九八四，盧亭的告別》出自《說吧，香港2020（詩劇組詩）》，廖偉棠

此後數年，直到1997，太多香港人離開香港，浮城的每個人，好像都有一個小學同學、鄰居、舊愛人，一覺醒來就登上了離港的飛機。香港是什麼？人們問著。也斯寫下詩集，名為《City at the end of time》。Ackbar Abbas 看到人們急於在消逝之前定義出一個「香港」：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許鞍華北上拍了許多金庸武俠，然而這十年的最佳作卻是香港故事，《客途秋恨》、《千言萬語》。

「不是左就是右嗎？不跳螃蟹卡農就要跳忠字舞嗎？」香港在擺蕩，而城市自己的聲音呢？他們在找。在語言中找，在影像中找，在音樂中找。然後香港人迎來煙花特別多的一年，有時你以為那是槍聲，可其實是煙花。

台上的詩歌劇進入後半，開始講述1997年至今的歲月。我們都知道，香港巨變，而廖偉棠選擇的事件，卻不一定都與中港政局和社會運動相關。這些詩裡沒有提到SARS，沒有七一遊行，沒有天星皇后，沒有水貨客與自由行。有的是對哥哥的紀念，2003年，他一躍而下。「十年前我已窮盡繁華，就如這座化城鬼市。」

重生要等到2014，雨傘運動。有人擺滿黑色的傘。然後是2019，2020，傷痕累累的城市。這時台上的人念出了一連串的日期，612、721、831……白色蠟燭與白花，像小小的墓碑，憑吊。

是在這裡我終於紅了眼睛。沒有周梓樂的名字，沒有陳彥霖的名字，沒有血，沒有流亡的船隻，這一切都沒有出現，這一切都是香港的暗語。

好像歎息聲最大的是我，我看看左右，結伴而來的台灣女性們奮力看著字幕解釋的粵語。她們懂了多少呢？我們的詩歌，我們希望她們讀懂多少呢？這首長詩要唱給誰聽？是在香港無法說，無法唱，才借了這一晚的台北來哭一場嗎？

說吧，香港，我在聽。我們都在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