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84岁的唐·德里罗（Don DeLillo）出版新书《寂静》（The Silence）。这是这位伟大美国作家的第18部小说，也可能是其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或者至少是最后几部作品之一。

“伟大”这个词很重，但德里罗配得上。近50年来，他以“多样的作品审视现当代美国文化中的风俗”（美国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即使挑剔严苛如文学批评家、《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也认为德里罗值得我们赞颂，和托马斯·品钦、菲利普·罗斯、科马克·麦卡锡合列为当代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写出了我们时代的风格，留下了载入史册的作品”。

在过去的小说中，德里罗探讨过军事、科学、政治、历史、体育、企业界、恐怖主义、消费主义等议题。这次，新书主题是“技术”。故事和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带有警示、不安的末日色彩——想象如果周围系统崩溃，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寂静》的背景，设置在2022年的美国超级碗星期天（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年度冠军赛）。当天，全球突发灾难：世界断电，荧幕变黑，一切停摆，陷入死寂。寂静之下，五个主人公在暗夜里自白与对话，展现了末日时分人类的偏执、狂热、荒谬、疏离、冷漠、焦虑……

德里罗觉得，文化发展方式改变了所有人的思维方式。这不是一个更好或更坏的问题，只是不可避免。 “无论技术能够做什么，都会成为它必须做的事情。这无法控制。如果某种东西能被开发出来，它就会被开发出来。很多东西被开发出来，对人类和文明具有普遍好处，然后许多个体找到方法操作它们。因此造成技术和人类生活的各种混乱。”他对《纽约时报》说。

如果全球断电，将会发生什么？

《寂静》的开篇题词，德里罗引用了据传爱因斯坦的名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肯定会用棍子和石头。”

故事发生在2022年，一对夫妇，保险理赔员吉姆·克里普斯（Jim Kripps）和诗人泰莎·贝伦斯（Tessa Berens），坐在从巴黎飞往纽约的航班上。他们计划，到达机场后，直接前往朋友公寓一起观看美国超级碗。漫长的飞行让两人感到无聊，交谈的大部分内容似乎是某种自动程序的功能。突然，吉姆一直在看的飞机屏幕变黑，飞行地图和数据消失，飞机也出现失控，急速掉落。

同时，在纽约曼哈顿上城的一间公寓，三个人坐在另一个屏幕的光芒下，观看超级碗的赛前报道，等待两位客人的到来。马克斯·斯坦纳（Max Stenner）是个嗜赌的建筑检查员，赛前已经押了一大堆赌注。他的夫人黛安·卢卡斯（Diane Lucas）是个退休物理学教授，对橄榄球和丈夫都不太感兴趣。第三个人是黛安以前的学生马丁·德克尔（Martin Dekker），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高中教物理学，是个异想天开的书虫，对爱因斯坦几乎是宗教式执著，正学习1912年的狭义相对论手稿。

开球时，三人正讨论中场美食，世界发生变化：屏幕一片空白，手机没电，笔记本电脑毫无反应。科技不再起效。要么是意外，要么是破坏。总之，世界陷入寂静，底下疯狂涌动。

据《纽约时报》，小说中马丁对量子物理的解释导致这样一种观点——不仅技术发生变化，时间本身也发生变化。我们是否生活在临时的现实中？比如在一个不该形成的未来中？相对论提出，没有事件，也就没有对事件的感知；事件与感知是同时发生的。实际上，不可能有现在，时间可能可逆，但不能被停止。所以，除非是虚构，现在不可能存在。马丁的论点似乎是，如果没有技术，这种缺乏当下或虚构当下的感知，将再次在我们的经历中变得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技术将我们联系起来，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离散、个体化的现在。这与我们的伙伴、家人、邻居的现在没有任何共通之处。这将使我们变得疯狂。

小说随后展示这种疯狂。比如，马丁像被爱因斯坦附身一样，演讲时间与空间的理论；马克斯坐在椅子上，盯着屏幕，为他无法看到、想象中照常进行的比赛配上臆想的解说，甚至还配有中间休息时段的广告语播报。

另一边，吉姆和泰莎在坠机降落后幸存下来，被送往一家黑暗的诊所治疗。灯光重新亮起后，诊所的女人指示他们去处，最后来到公寓。小说似乎向人们暗示，如果没有被定位在屏幕前，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关系和由屏幕支持的经济中，人类实际上被掏空了。

以上是《寂静》这部117页小说的大概内容。虽然这种概括对于德里罗的小说不无损伤，因为他的小说不靠情节和叙事纵深取胜，厉害的是碎片感场景和富有意味语词叠加后产生的连锁隐喻和深刻内涵，但我们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德里罗新书的某些线索。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德里罗说起引发小说萌芽的两件事：

“第一，我在一架从巴黎起飞的飞机上，行李箱下面的屏幕处于头顶上方，在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坐在那里看着它们。这很不寻常，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发现自己拿出一个随身携带的旧笔记本，记下细节，用屏幕上出现的语言写下：室外气温、纽约时间、到达时间、速度、到达目的地的时间等。回到家后，我看着这个笔记本，开始思考这本书的第一章写什么。”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有一本爱因斯坦1912年的狭义相对论手稿。这是一本超大的书，其中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太专业。但是，我读了我能从英文翻译中理解的内容，然后开始看其他有关爱因斯坦生活和工作的书。我发现他正在进入叙述，占据我的头脑。这两件事都伴随着我写《寂静》。”

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时间。“时间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如你所说，难以捉摸。”德里罗说。

德里罗和时代性，“进化版的贝克特”

随着《寂静》的出版，英美多家媒体相继刊发书评和采访，既有赞赏，也有失望或批评。但它们无法忽视这位经典作家，评价德里罗时也显得小心翼翼。

比如《华盛顿邮报》称，“对于唐·德里罗的新作《寂静》（The Silence），最善意的回应可能是其书名所暗示的“保持沉默”（silence）。但是，这是《白噪音》《天秤星座》《地下世界》等现代经典作品的作者，所以必须注意。”然后，文章洋洋洒洒写了近千词分析与批评这本书。

概括而言，大多数文章，无论是赞赏还是批评，标准都是德里罗作品和时代的相关性。赞赏者认为，其深刻探讨了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富有预见性；批评者则认为，新书的主题过时和肤浅，不像德里罗之前作品那样提供洞见与启示。

比如，书评人J.霍华德·罗西尔（J. Howard Rosier）在《波士顿环球报》称，《寂静》关注的是，当我们无法使用媒体设备时，人类的意识会发生什么变化？小说表面上以2022年的一次紧急迫降和超级碗派对为中心叙述，实则探讨当渗透社会大部分领域的技术进步不复存在时，我们的当代生活还剩下什么？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人际关系带到非数字关系中？

《卫报》称，德里罗觉得，技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如此普遍。人们可以有效传播他们在想的内容，并且让它变得永无止境。在《寂静》中，断电也许是我们对技术成瘾的隐喻。即使互联网声称与我们建立联系，它也会将我们隔离，使我们与我们最爱的人和地方脱钩。

曾入围布克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蕾切尔·库什纳（Rachel Kushner）说：“《寂静》最让我不得其解的一点是，他是怎么通过当前的形势解读未来。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得是个对当下各大历史性时刻兴致盎然、全情投入的人。”

相比之下，《泰晤士报》认为，《寂静》和它试图概括的时代脱节，并以德里罗的个人生活解释为何如此。比如，德里罗不用智能手机，几乎不用电脑看新闻，只在为写作做研究时会用iPad查资料。至今，他还在使用1975年买的二手奥林匹亚牌打字机工作。像《寂静》这本小说，耗费了半吨初稿材料。

“我喜欢这台打字机的原因是它的字体很大，让我可以清楚看到页面上的单词，从而找到单词中的字母和句子中的单词之间的视觉联系。这一点对我来说一直很重要，当我在创作《名字》（1982年的一部小说，以希腊和中东为背景，表面关于浮华商业，但实际关注语言的模糊性和特殊性）时，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我当时决定：一页纸上只写一段话，这样眼睛就能充分参与。”德里罗对《卫报》说。

“《寂静》强化人们的共识，德里罗不再是以前的他。新书过于格言和直接，太接近晚期的J.M.库切。人们将记住并重读上个世纪的德里罗。他是杰作《地下世界》的作者，以800页篇幅描绘40年美国历史。没有这位作家，乔纳森·弗兰岑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不可想象。《白噪音》《天秤星座》《毛Ⅱ》，还有那部巧妙的惊悚小说《名字》，这些书浸透自己的时代，却又对人类状况如此敏锐，以至于每当你阅读它们时，都会感到它们是相关的。那时，他更擅长写现在。”作家克莱尔·洛登（Claire Lowdon）在《泰晤士报》写道。

书评人德怀特·加纳（Dwight Garner）认为，虽然《寂静》是在新冠蔓延美国前完成，但它与人们当下的心里契合度很高，我们“在这段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因失眠而相互陪伴”。但是，他觉得，就德里罗的创作生涯而言，《寂静》不是瀑布，而是浪花。后人对他会很好，但对这部作品的关注相对较少。

值得一提的是，《寂静》目前已出版繁体中文版，译者贺景滨的看法也比较有意思。

他将德里罗和萨缪尔·贝克特对比，认为德里罗是进化版的贝克特。“要说他们的相同点，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果陀》（大陆译为《等待戈多》）读起来像小说，德里罗的小说《寂静》读起来却像剧本，一幕又一幕，连角色自己都不知从何所云的独白剧。但让德里罗多迈出的那一步在于：《等待果陀》隐约还有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一直没等到的果陀。但到了《寂静》，已经完完全全彻底‘去中心化’了。每个人都可以是中心，但，‘每个人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个谜。’” 贺景滨写道。

在他看来，德里罗的作品这一路走来，关怀的主题从核战争、集体狂热、恐怖主义、资本主义、行为艺术直到世界末日，他像从太空站一直关注人类所有愚蠢作为，而用来贯穿他所有主题的，是他中期后发展出的的独白体。所有人都疯疯癫癫，所有人都矇眼起舞，后现代的极限状态。

德里罗语言的视听性，靠语言而非观念写作

德里罗1936年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父母是意大利移民。他曾就读于海耶斯红衣大主教高中和福特汉姆大学，大学专业是传媒艺术，并在奥美广告公司做过一段时间广告文案。

1971年，他出版第一本小说《美国志》（Americana），反响不错，并在七年间写了五本书。这些书虽然销量不佳，却有一批为数不多的粉丝，也受到评论界不少肯定。

直到1980年代，人们开始像谈论品钦一样，称他为伟大人物。这一时期，他出版《白噪音》《天秤星座》等名作。其中，《白噪音》或许是德里罗最有名的作品，替他赢得普利策文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到了1990年代，他出版备受好评的《地下世界》和《毛Ⅱ》。2000年代至今，他继续写出名篇《大都会》《坠落的人》等。

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曾将《巨兽》《没落之乡》两本书题词献给德里罗表达崇敬之意；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推崇德里罗为“美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纽约客》总编辑大卫·雷姆尼克称他为大师，觉得“他深刻看到我们是谁，同时，也预见到了我们正在成为谁”；中国作家邱华栋称他为“另一种类型的巴尔扎克”……

认识德里罗近30年的作家科尔姆·托宾认为：“他捕捉到了空气中的一些东西，一种偏执狂，一种事物正在终结的感觉，一种认为一切都没有联系的想法。很多只是幻觉，但这种幻觉让他很感兴趣。他开始寻找一种与世界暗流相匹配的音调和秘密能量。这些取代现实，成为一种更像回声而不是声音的现实。我认为他比其他小说家都更能感受到技术的脆弱，并对技术的力量和极限着迷。”

德里罗对年轻作家的影响也很大，如蕾切尔·库什纳、乔纳森·勒瑟姆、达娜·斯皮奥塔。为此，《洛杉矶时报》趁《寂静》出版之时，专门做了一篇稿子，探讨德里罗的作品及影响。

比如，纽约新学院大学教授、作家乔·萨尔瓦多（Joe Salvatore）在2017年开设了一门研读德里罗作品的课程。他称，《白噪音》让学生产生共鸣。《美国志》里的某些人简直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原型，学生们已经无数次通过德里罗的这些作品来解读当下。

任教于雪城大学的斯皮奥塔，年轻时就迷上德里罗的作品。“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观点是，身在边缘比身在文化的中心更好，因为这样你才能更好地审视文化。正是这种挑战主流文化的行动在推动小说的写作。写作是思考的一种形式，也是观察世界的一种形式。”

她认为，德里罗“写下的语句别具一格”，“他格外注重声调和韵律，以及开启新段落、新片段和新章节的时机。他的作品有着独特的结构密度，我非常看重德里罗作品的结构”。

德里罗曾回忆：“我在希腊的时候看过很多纪念碑，上面有古希腊的文字，那些字母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有的水平排列，有的垂直排列。从那时开始，相比1970年代的作品，我更加关注写作的词组、句子等的视觉感受。在希腊时，我正在写小说《名字》，有意识地把在希腊大街以及考古地点的视觉感受，转换进文本之中。我也开始更深感受书写出来的单词、字母的视觉效果，在这些实践中，我感到自己的写作达到此前作品没有的深度。”

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但汉松在《速食速读时代，慢读德里罗》一文中称：“德里罗的匠艺正是体现在这里，他追求每个词句在意义、形状和声音上的微妙效果，他要用绘画般的构图和音乐般的韵律来实现语言的返魅。他最终要写的，是诗；他最终要谈的，在天上。”

这或许也造成当德里罗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后，读者可能很难体会到他语言的视觉和音韵，以及词句所形成的微妙效果。虽然他在中国的普通读者比较少，销量一般，倒是催生了一大堆中文论文。

一些人对德里罗也有批评之声，认为他的小说过于风格化，智识浅薄。比如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就将德里罗、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扎迪·史密斯等作家的作品斥为“歇斯底里的现实主义”。

德里罗从不认同许多评论者给他安上的诸如“后现代”、“偏执多疑”（paranoia）等标签，也没听说过媒介生态学等理论，觉得自己其实是个现代作家，写作方式没有自我指涉，而“文化本身就是偏执多疑的”。

德里罗称他的小说聚焦“生活在危险的时代”，并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称：“作家必须反对系统，重要的是要反对权力、公司、国家以及整个消费和娱乐系统。作家天生必须反对任何试图强加给我们的力量。”

“我一般不从观念的角度去思考，不是很注意事物的哲学或心理层面。我确实只是使用语言来写作，而不是靠观念。”德里罗说。

支撑我活下去的正是写作

《寂静》出版后，《卫报》和《纽约时报》采访了德里罗，好奇这位书写美国世纪变迁和当代衰落，关心历史和政治的大作家如何看待时局与未来。但让记者失望的是，老人家并未透露多少内容，拒绝对即将举行的美国大选发表任何意见，觉得自己“所做的工作不会让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任何深刻理解”，也不太愿意看总统竞选辩论，不如看场棒球赛。

不过，他在2018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表达过一些态度：“我觉得如今发生的一切看起来独一无二。问题在于现状是不是已经无可救药？我很不愿意谈论特朗普，因为他已经被众人说烂，我们在各个层面被有关特朗普的信息淹没。不过，对我而言，很关键的一点是，他的无数错误和谬论都会在24小时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国人的记忆至多只有48小时。并且，这类事情经常蜂拥而至、接踵而来。你没法把它们彻底分开。你完全迷失在这种泛滥中。我觉得，这个国家要花费很大功夫才能恢复平衡，找回自己的意识，以及反思我们在奥巴马当政期间的行事方式，”他叹了口气，“目前而言，我不确定是否会有转机。”

至于今年，他只谈了一点想法，认为1963年约翰·肯尼迪遇刺后的整整几十年是个偏执狂时代，消耗整个文化，然后消失。“我们可以说，在目前大流行局势下，存在阴谋论因素。但我不知道这个时代的评论家和学生对此有多认真。否则，我认为现在这种阴谋意识不如以前那么普遍。“

他赞同新冠疫情将会改变人们感觉结构的看法。“问题是它会如何改变？当我们终于能够重新正常生活时，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如何回顾这场大流行？我们是否会持续受到它的影响？我想，我们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可能会感到巨大解脱，但对许多人来说，很难再回到我们可能称之为普通生活中。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感觉。我希望这主要是一种重新发现自由的感觉。你想看电影、逛博物馆、去餐厅吃饭，那些平凡的事情都会显得不平凡。”

2018年，德里罗的多年老友菲利普·罗斯去世，他参加了罗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追悼活动。第二年，哈罗德·布鲁姆去世。这群诞生于1930年代美国的作家和评论家，从大萧条、冷战，到肯尼迪遇刺、民权运动，再到“9·11”等，见证和书写世纪变迁，记录历史，也慢慢成为历史。所以，《寂静》出版后的许多文章，都给人一种替德里罗回顾和总结一生的苍凉感。

据《卫报》，关于罗斯，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前很久就自己决定退休。在人生最后八年，他主要在捣鼓自己的房子，不时评论一番美国政治，心满意足地读一点非虚构作品。从任何方面看，他都一点不怀念写作的日子。

“我也不觉得他会怀念。每个人都不一样，各种干扰因素也很多。但我觉得只要脑子里有点子就有必要继续工作。当我有机会坐下来，手指放到打字机上，就会有一切顺利的感觉。最近我的节奏慢了许多。我没法像以前那样拼了。但不管怎样我会继续坚持。支撑我活下去的正是写作。”德里罗说。

两年后，他对《卫报》称，自己已经把一切写进新书。至于83岁时，下一步做什么？他也问过自己，不过没有答案。“目前，我正与翻译等人谈论这本书。等这一切结束，理论上，我的头脑更清晰，会看到是否有其他事情发生。但没错，尽管有了《寂静》，我也有同样的愿望，敲击键盘，看看字词，不管花多长时间，都要继续写下去。”

题图为根据唐·德里罗的小说《大都会》（2003）改编的同名电影《大都会》（2012）剧照。图片：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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