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垮掉一代”重要见证者，86岁的美国作家黛安·迪·普里玛（Diane di Prima）于旧金山去世。陪伴她42年的最后一任伴侣谢泼德·鲍威尔（Sheppard Powell），当时就在她床边。像一朵蒲公英被风吹散了，“她走得很轻松”，鲍威尔告诉记者。

迪·普里玛一生创作了40多部诗歌、散文和戏剧作品，对她来说，像一个隐士或武士那样写作是一种召唤，世上最神圣之处莫过于此。在三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迪·普里玛把自己诗歌给读者带去的影响描述为“给了他们改变生活的勇气”。人会被现实种种束缚，忘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幸运的是，迪·普里玛14岁时就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在读过约翰·济慈的书信后，她就确定了自己将来要成为一名诗人。从那以后，她每天坚持写作，“你永远不会停止”，她说，“这不是一份可以退休的职业。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她形容自己从很小就是“反叛分子”——“出于良心对抗资产阶级生活”。大学时，她从顶尖的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退学，因为它“阻碍了她对纯粹艺术的追求”。

在反主流文化浪潮中，她先是在纽约成名，后又来到了旧金山。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伯格和威廉·巴罗斯等作家作品是“垮掉一代”的典型代表，虽然其中也有像乔安妮·凯格尔和安妮瓦·尔德曼等女性诗人的身影，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男性占主导。

在这样的诗歌文化氛围中，迪·普里玛无疑是独特的。她的诗坛首秀是作品集《向后飞的鸟》（This Kind of Bird Flies back，1958）。旧金山著名出版商“城市之光”（City Lights）把其作品描述为“一系列结合了乌托邦式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意识的诗歌，通过带有禅意的女权主义视角投射出来”。《文学传记词典》的一个条目写道，迪·普里玛的作品是“一个在二十多年社会和艺术动荡中坚强、敏感、聪明的女性自我表达”。她不受学术界和社会传统的束缚，大胆谈论美国中产阶级主流之外的生活，描绘美国边缘文化的变迁。

一位无政府主义诗人的叛逆人生

1934年8月6日，迪·普里玛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一个意大利裔美国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一名教师。迪·普里玛曾对《芝加哥论坛报》说，她对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来源于祖父，他认为每个人骨子里都应该有无政府主义意识，并且保持一种对生活的诗意感。

迪·普里玛曾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在曼哈顿上东区著名的亨特高中招生考试笔试中，她曾获得过纽约市第一名。从卡罗尔花园乘地铁到那里要坐三趟火车，但她总是很早去上学。她和包括后来的女权主义诗人奥德尔·洛德在内的八个女孩每天早上上课前聚在一起，大声朗读她们前一天写的诗。

大一读完，迪·普里玛就从学校退了学，来到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在那里租了一套月租33美元的公寓。也是在那里，她遇到了杰克·凯鲁亚克和艾伦·金斯伯格两位后来的“垮掉一代”代表。

然而，迪·普里玛很快就决定离开纽约，尽管当时她已经是诗人出版社（the Poets Press）和纽约诗人剧院（the New York Poets Theatre）的联合创始人，还是文学杂志《浮熊》（the Floating Bear）的联合编辑，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与无政府主义组织“挖掘者”（Diggers）合作，负责照顾那些西部的流浪者，二是研习禅宗。

“垮掉一代”中的女权主义声音

在《垮掉一代回忆录》（Memoirs of a Beatnik）中，迪·普里玛宣布她来到湾区的消息后，在男性主导的“垮掉一代”诗社中引起了轰动。

“作为垮掉一代的女权之声，她很重要”，“城市之光”的联合创始人、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说。2014年，迪·普里玛在接受《纪事报》采访时被问及她是否认为自己是“垮掉派”，她回答说，“是的，如果你把它定义为一种不受任何特定时间或人物束缚的精神状态的话。”

1968年，迪·普里玛和丈夫艾伦·马洛（Alan Marlowe）以及四个孩子一起搬到了旧金山，在橡树街租了一栋有14个房间的房子。到了1970年，迪·普里玛和马洛关系疏远，她开始和反战人士格兰特·费希尔（Grant Fisher）交往。1973年，她与马洛离婚，嫁给了费舍尔。

后来，他们搬到了马林西的马歇尔，在托马莱斯湾租了一所摇摇晃晃的高跷房子，每月租金100美元。从她的家穿过1号公路有一间小屋，她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写作工作室。在马歇尔住的五年，是迪·普里玛的高产期。1978年，她出版了《洛巴》（Loba），该作被认为是对金斯伯格《嚎叫》的女权主义回应。1955年，金斯伯格的《嚎叫》出版，为旧金山“垮掉一代”的队伍奠定了基础。像她的许多诗一样，《洛巴》是一首开放结局的诗歌，由八部分组成，直到1998年，也就是首版20年后才完整出版。

她的经典作品《革命书信》（Revolutionary Letters）有好几卷，从第一卷一直写到第63卷，“这些诗我从60年代就开始写，现在还时不时有在写”，尽管生前患有严重关节炎，但她还是坚持手写。

倡导女性解放

当迪·普里玛在1948年开始写作时，当时的法律政策对像艾伦·金斯伯格这样的作家充满敌意，金斯伯格的出版商费林盖蒂因出版了《咆哮》一书于1957年被受审。条条框框将人束缚在一个极其拧巴的社会环境中：同性恋是违法的；带有淫秽语言和图片的书籍是违法的；在新冷战时期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男性通过诸如“牛仔、叛逆者、放荡不羁和流浪者”等阳刚姿态和浪漫形象获取权力。

迪·普里玛决意通过自己的艺术和社会关系寻求新的性别体验，将女性声音带入一个由男性主导的亚文化中。

她的两本自传，详细记录了她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在上世纪中叶主要由男性主导的艺术和社会团体中的经历。《垮掉一代回忆录》半真实、半虚构地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她在纽约观察到的社会群体。这本书1988年由Last Gasp出版社再版，封面上年轻时的迪·普里玛穿着简单的衬衫和裙子，若有所思。在她身后的一张照片中，两个裸体女子斜倚着，好像在暗示什么，不自觉揭示了一个年轻女性在生存之下的某种“不协调”。

在一种粗暴的亚文化中，迪·普里玛“野蛮生长”。她通过衣着、毒品和脏话来辨别自己的“同类”。她还描述过一场与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的“狂欢”，她所描述的快感把她的欲望推向了中心，把焦点从男性的性能力转移到女性的满足之上。

早在6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到来之前，迪·普里玛就以一种“倡导本能解放”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战后的文学舞台。她不断找寻情人，但不谋求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她的生活的确比她同时代许多人都要激进得多。作为一个父权社会下的年轻女性，她无疑要冒更多风险。

塑造不同的女性形象

在与诗人大卫·梅尔泽（David Meltzer）的谈话中，迪·普里玛描述了她的早年生活，以及她与纽约男性主导社区的关系。“我决定不跟男人住在一起”，她曾这样说，“我的家庭成长经历让我觉得和男人住在一起不是个好主意……我有很多情人，有次我问他们想不想要个孩子，他们都觉得我疯了。其实，那会儿我刚刚怀孕，后来生下了珍妮。”

迪·普里玛的另一本自传《我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回忆》（Recollections of My Life as a Woman，2001），对二战后急剧变化的美国社会景观进行了调查，并阐明了她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个未婚母亲所面临的风险。“我能同时做一个单身母亲和诗人吗？”她一边思考，一边探究母性、艺术和文化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她重塑自我的努力中，她并没有指责父权制制度。不过，她也观察到，一些女性为了换取一些可怜的好处，在压制下忍气吞声，或与各种形式的压制相“勾结”。

在《洛巴》这首史诗般的诗歌中，她用神话的语言勾勒出了一个伟大的“地球母亲”形象。“知识有何用/让我沉醉在你爱的美酒中”，知识、情感、灵感与个人局限之间的细微差别，体现了她对现代社会以及传统风俗的批判。也可以视作一种对周遭的不信任。

“地球母亲”的许多面孔都可以在她身边的不同女性形象中看到，这些形象塞满了迪·普里玛的童年记忆。比如伊芙琳姨妈，迪·普里玛在她母亲的几个姐妹中最喜欢她，“因为她总是唱歌。心里充满了欢乐，像一只小鸟。”相比之下，迪·普里玛的母亲艾玛，“安静又顺从”。当艾玛“忠心耿耿”地做家务时，迪·普里玛认为她是在一种隐性胁迫下这样做的，并且通过重复严肃的话语来解释她“家庭主妇”的角色：“女人必须学会比男人承受更多痛苦。”

迪·普里玛以一种似乎永不枯竭的工作欲望，来应对身为人母的挑战和文化“攻击”。1961年到1971年间，她和朋友一起出版了近40期《浮熊》。“就艺术家而言，”迪·普里玛说，“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但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事情将会怎样发生。没有哪个晚上你不是在看电影，不是在看别人的新舞蹈，不是在排练自己的舞蹈……”艺术家们拒绝用批判的能力来代替热情、持续、引人注目的实践。“这样持续的输入，在某种程度上是潜意识的”，迪·普里玛说。

“垮掉一代”的崩溃与重生

上世纪60年代，对资本主义精确体系的屈服，催生了一种错位的生存模式，这突显了那个时代的偏执。迪·普里玛在《晚餐与噩梦》（1961）中写道，“如果我的头是计数器，而我又是一只鸡，我就会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咯咯叫着孵出一百个鸡蛋。”战前，由于新的广告和媒体形式，小镇也变得越来越城市化。战后，身体和精神的流动性给了人们新的自由，但一种新的流动性也给个人带来了巨大压力，他们的生活似乎并不总是与美国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保持一致。在《晚餐和噩梦》中，人们的谈话常常只是单向的自说自话。情感和信仰之间的距离营造出一种悲哀的不和谐。

从《晚餐和噩梦》中，读者可以明显看出一种女性重塑生活的姿态。为了在维持战后文化的巨大财富体系中塑造新的自我认同，迪·普里马的作品与过去普遍存在的严格、简朴、虔诚的伟大母亲形象相冲突。《革命书信》（Revolutionary Letters，1971）中更为广阔而充满希望的文字表达了她对人类之爱的乐观想象，以此来反衬战后许多家庭的压抑状态。

但迪·普里玛从来都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她了解那个时代，并在《我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回忆》中形象地描述了那个时期的局限和失败。“某些时代其实只能更多地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她继续写道，“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时期，神话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毒品的滥用，与联邦法律相冲突的革命热情，模糊社会界限的艺术，都给身处其中的参与者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我们把对宗教、家庭、社会、道德的义务都换成了对美的追求，把自己看成是在为艺术之美服务，没有得到任何警告，也没有预料到任何陷阱。”

她意识到，在泛滥的乐观情绪下，那个时期已分崩离析。1964年，迪·普里玛的纽约诗人剧院关闭，她回忆，“在诗人剧院的大厅里无数个普通的晚上，可以看到拉里·里弗斯、莫里斯·戈尔德、潘娜·格雷迪、塞西尔·泰勒、理查德·利波尔德、琼·米切尔，以及许多舞者、诗人在灯光闪烁下谈情说爱。”伴随着剧院关门的是接踵而至的焦虑与恐惧。1964年，迪·普里玛的密友、28岁的舞蹈演员弗雷德·赫科（Fred Herko）跳楼自杀。“像戛然而止的未完电影……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作为一名诗人，在诗歌催化下，迪·普里玛对那个时期自己经历的危险和暴力有着更加深刻的记忆。

大卫·梅尔泽认为，“垮掉一代”是一场持不同政见的运动，也是一种抵抗运动；反唯物主义，支持民权，早期的诗意生态等都来自于非常复杂的战后美国文化。“垮掉”一词，作为一种时代标记，代表着更广泛的文化现象，然而其未能传达出上世纪中叶艺术家们在公共和私人领域所取得的积极进展。

艺术和生活，公共和私人的概念，对于像迪·普里玛、梅尔泽等作家来说，确实是模糊不清的。那个时代的“冒险”通过电影在流行文化中重现，比如维果·摩顿森（Viggo Mortenson）演过威廉·巴罗斯，詹姆斯·弗兰科（James Franco）演过金斯伯格，人们很容易理想化和赞美那些在当时以艺术应对新型城市化和政治控制的人。然而，通过各种形式的艺术，一些利于反思当下的东西得以被揭露。迪·普里玛通过她的“自我创造”，揭露了一个受诗歌启发的人原始又脆弱的经历。

和凯鲁亚克一样，迪·普里玛后期也诉诸于禅宗，希望通过此“东方神秘主义”，来解决人生诸多困惑。在那个混乱又艰难的时刻，她通过诗歌重新创造了一些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一种可以实现文化变革的社会承诺。

她的诗歌和回忆录，记录了人们应如何理解冷战时代及其社会表现，即便这些问题最后常常没有得到解决。她所描述的这些事件和关系，暗示了战后文化中相互矛盾且往往受到限制的民主实验。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如何在一个基于“攻击”的现代社会生活：持续不断的全球侵略、冲突、医疗和教育系统的不公正等，在很多方面定义了战后时期。在摇摆不定的社会中，迪·普里玛“永不妥协”的呐喊，始终维系在笔杆之上。

参考来源：

https://datebook.sfchronicle.com/books/diane-di-prima-prolific-beat-poet-dead-at-8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obituaries/diane-di-prima-feminist-poet-of-the-beat-generation-dies-at-86/2020/10/26/4a2be0fe-1797-11eb-befb-8864259bd2d8_story.html

https://www.vogue.com/article/diane-di-prima-obit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giving-everything-on-diane-di-prima/

————

微信搜索“燕京书评”（Pekingbooks）：重申文化想象，重塑文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