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改变美国

10月27日，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出品的纪录片《未完成：女性重塑美国》（Not Done: Women Remaking）正式上线。该片回顾了女性权利运动在过去几年的进步，借助前线活动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的讲述，梳理了文化、政策以及性别观念的源流和演进。

《未完成》的制片人迪伦·麦吉（Dyllan McGee）说，早期的女性纪录片基本是讲述单个女性的生平，从大法官金斯伯格到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皆是如此；《未完成》则希望容纳更多的声音，显示女性叙事的力量。它不使用任何旁白，在一小时内展现了28名受访者，涵盖运动进程中的重要女性和非二元性别人士，包括2017年妇女大游行联合主席琳达·萨苏尔（Linda Sarsour）、文化评论家布兰妮·库珀（Brittney Cooper）、专栏作家丽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好莱坞影星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等。

特朗普时代女权运动的话语资源，并非四年内狂飙突进的成果。仅以口号而论，今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最早来自三位女性活动家帕特里斯·库勒斯（Patrisse Cullors）、艾莉西亚·加尔萨（Alicia Garza）和奥帕尔·托迈提 (Opal Tometi)在2013年发起的抗议运动。而MeToo的说法最早是由激进主义者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在2006年提出，用于黑人女性间的性创伤抚慰。

影片导演萨拉·沃利斯基（Sara Wolitzky）告诉《卫报》，“实际上大部分时候，是来自基层的有色人种女性，扩展了我们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而希拉里的败选终于点燃了火药桶。”

七年前，PBS推出过著名的女性运动纪录片《创造者：创造美国的女性》（Makers: Women Who Make America）。不过，那时就像这个漂亮的片名一般，女性地位上升被描述为一种既定的社会事实。2013年初，美国军方同意让女性服役者参与战斗，而希拉里·克林顿刚刚卸任国务卿，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参选总统的主要党派女性候选人；在商界，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晋升Facebook董事会，出版自传《向前一步》（Lean in），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女性的职场神话。

片中几位知识女性回忆，2016年大选前，她们认为希拉里必然胜选，但结果令人震惊，这个国家原来并没有她们想象的那么进步。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各地开始爆发女性的游行抗议；2017年1月21日，在特朗普就任当天，共有四百万妇女走上街头，抗议其涉嫌性别和种族歧视。

一百年前的8月，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赋予妇女投票权。从1878年提案开始，争取这项法律权利前后经历了四十多年。即便如此，修正案仍然主要适用于白人女性，非裔女性会被随机要求证明选民身份，有色人种投票站提前关闭，甚至有不少白人女性不欢迎黑人参与运动。直到1972年，美国国会批准《平等权利修正案》，才确立了宪法之下所有女性平等的原则。而到2020年，美国只有四分之三的州通过了这一法案。

《未完成》展现了女权运动内部不同族群间的张力。在片中，激进主义者、穆斯林活动家萨苏尔表示，随着过去几年女性主义运动的扩大，黑人妇女、土著妇女和移民工人的思想得到融合，但“一些白人女性无法理解这些想法”，她甚至坦陈，起初她并不屑与那些缺少斗争经验的白人女性站在一条队伍。但后来，她认为，本来就没有必要在每项政策上达成共识，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可以和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社区开展行动。“重要的是，形成争议的能力和制度设计，联合起来，但不求一致。”萨苏尔说。就在10月28日，她宣布，即使拜登获胜，捍卫有色人种的权益仍远未结束，她还会继续和平抗议。

本片原定于6月播出，因新冠疫情推迟了制作进度，而今年新的种族抗议浪潮，为纪录片增添了新的故事。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上线，《未完成》不仅呼吁民众承续大法官金斯伯格的遗产，同时也在提示，运动的张力应该化作变革的动力，让这场四年的浪潮成为第一朵浪花。

重述普拉斯

上周，一部美国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新传记《红色彗星：普拉斯的短暂生命和炽烈艺术》（Red Comet: The Short Life and Blazing Art of Sylvia Plath）出版，得到许多欧美书评人的全力推荐。这部长达1100页的新作据称是迄今关于普拉斯生活的最详实记录。

传记作者、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教授希瑟·克拉克（Heather Clark）深入研究了普拉斯的家族史和祖传记录，她通过采访一些普拉斯的同时代人，获取了埃默里大学今年解密的普拉斯笔记，发掘了一批未经审查的警察、法院和医院记录，并首次使用扫描而非抄写档案的手段，力图展现这位美国女诗人的面貌。她在序言中写道：“我希望解放普拉斯，摆脱过去50年的文化困境，并将她重新定位为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作家之一。”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给了美国女诗人。普拉斯却不需要借助格丽克的热度来打捞读者的记忆。去世57年后，去年仍有两部有关她的新作品出版。她的少年成名、精神分裂、女性气质以及英年早逝，都是文学史经久不衰的话题。她和丈夫、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的感情纠葛，与死后版权的数度易手，经由商业炒作，早已超过了她诗歌本身的影响力。

普拉斯活跃在美国女权运动早期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充满了刚刚冲破罗网的坦荡、热烈和琐碎。但除了一部《巨像》（The Colossus），她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去世后由休斯整理出版，赶上七十年代的婚姻解放运动，获得了新的影响力。1981年出版的《普拉斯诗集》获得普利策诗歌奖——极少有作家在离世多年后获此奖项——她开始真正成为文学热门，作品被推为女权诗歌的代表，这让她超出了某种“自白派”的诗歌流派，热烈的诗句刺激了大量超脱语境的演绎。

八十年代起，一大批商业故事转向挖掘普拉斯的私人感情生活和自杀动机，将普拉斯塑造成歇斯底里和滥情的角色。休斯的整理工作也被指为利用普拉斯热度获取物质利益。谈论普拉斯的文学，某种意义上变得不纯粹，她有绝大多数诗人难以比肩的热度，但又处于文学界的尴尬地带。

因此，《红色彗星》希望重申普拉斯的文学史意义。克拉克虽然发掘了大量新档案，但并不想用这些生活细节覆盖普拉斯的作品价值。她认为，恰恰只有在一部完整的传记中，才能全面了解普拉斯激烈的人生遭际及其在诗歌上的超凡成就。“她质疑了浪漫主义的男性观念，认为门外的沼地比婴儿的托儿所更加崇高，她是最早写有关流产、堕胎和产后焦虑的英语诗人之一。”克拉克说。

时间贫困

哈佛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行为科学家阿什利·惠兰思（Ashley Whillans）近日出版新书《时间智慧》（Time Smart: How to Reclaim Your Time and Live a Happier Life），在科学媒体Nautilus的专访中，她从行为科学角度，谈及对当下“时间贫困”的思考。

首先，惠兰思给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关系：“时间—金钱”。到底“时间就是金钱”还是“金钱换取时间”？很多人认为，当赚了足够多的钱后，就有余裕专注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惠兰思的研究发现，当开始将金钱看作唯一的激励机制时，人们往往再难以摆脱绩效的刺激，而陷入追求更多的金钱。节省时间的最佳办法是从当下开始，牺牲一小部分的物质回报，为未来生活做准备。

惠兰思认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与几十年前相比，人们其实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借助机器完成了一些诸如洗衣之类的工作。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必须在工作、社交和电子设备间来回切换，设定的目标之间频繁出现冲突。人们不断在任务中考虑替代活动的机会成本，反而左支右绌，“时间贫困”感由此产生。

回到“时间—金钱”的关系中，惠兰思认为，时间贫困的心理症结是我们在以不同的方式评估和思考它们。金钱的价值是固定和有形的，市场经济使追踪金钱的具体数额变得更加容易。但时间很难量化，我们在当下很难自发地意识到将来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弥补什么。我们总是觉得，与现在相比，未来的时间会更多。而讽刺的是，我们希望花更多的钱换取未来更多的时间，这原本提示我们时间的稀缺。随着人的收入增加，时间的价值反而提升了。

从反面看，这种短视思维还造成一种流行观念，赚钱更少的人有更多的时间。这不仅将资本与道德挂钩的价值判断强加于人，也忽略了官僚和组织愈发苛刻地剥夺时间的社会事实。在惠兰思的研究中，行政机关的决策常常假定中低阶层时间充裕，不考虑他们的时间成本。但在现实中，经济拮据的人找一份工作可能得出很远的门；而选举的投票箱放置如果不考虑距离，就会影响投票结果。惠兰思提示我们，时间贫困对个人，组织和国家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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