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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 我们在 对BLM运动的分析 中使用中国的996抗议运动为例，事实上就是在暗示这点：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任何在中国组织和协助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都应该很明白这点。但当前的舆论环境很难就这个议题进行有效的辩论 —— 人们长期接受中国当局的灌输，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概念有着普遍的误解。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中国读者理解这件事，因为这个概念很重要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这对于一个在1950年代末就基本消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同时该国还在随后的十年里进行了一些二十世纪最激进的政治实验。
尽管生产关系在过去四十年中进行了一些深刻的重组，但是共产党仍然保持着对权力的垄断，仍然是被标榜的 “社会主义”，尽管现在共产党的修辞是具有所谓的 “中国特色”。
中国 从共产主义走向资本主义 的道路导致了左翼人士（包括中国国内的和全球范围内的左翼人士）对如何定性现状产生了严重的困惑。
澄清这个问题对于反资本主义实践来说至关重要，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强大的实力更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尤其重要。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是否相信中国政府及其对美国主导的秩序的抵制战略体现了一种解放政治的问题。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把中国理解为不是试图超越资本主义，而是被锁定在与美国争夺对这个体系的控制权上，这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结论：我们必须制定自己的激进解放路线，独立于并反对所有现有的国家势力。
资本主义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复杂概念，本文只能谈谈其中某些核心问题。从根本上说， 资本主义是将一个人的需求从属于价值生产的制度 。这种关系通过市场依赖性的普遍化被制度化，与此同时商品形式被来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资本逻辑不仅表现在对劳动力的经济剥削和随之而来的阶级社会关系中，而且，还表现在工作场所、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政治统治模式中。尽管与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有着重要的区别，但是，我们将看到， 中国在所有方面都已成为资本主义属性的。
中国资本主义属性的标志比比皆是。在中国的大都市，到处都被法拉利和古驰商店所装饰，外国和中国国内公司的名牌商标印满了天际线，每一个主要的城市核心区到处都有高层的豪华住宅。
中国从世界上曾经贫富最均等的国家之一迅速演变成了 最不平等的国家 之一，这暗示着重大的结构性转变。
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加入WTO、政府 继续坚持 其是市场经济，或者 习近平在达沃斯 为全球化辩护，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 “ 决定性作用 ” 等等现状，看作是这个国家正在拥抱资本主义的标志。
同样，人们可以发现， 普遍的文化表达方式也暗示着潜在的资本主义取向，包括倡导拼命工作（ 神经症式竞争 ）、粗暴的消费主义（ 剁手 族的兴起）、以及对从乔布斯到马云等一众企业大佬的独特天才的崇拜（“成功学”）。
然而，如果把资本主义的这些效应与资本主义本身混为一谈，那就错了。为了更全面地认识资本如何成为中国国家和经济的指导原则，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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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劳工、社会再生产
在提出对资本的彻底批判时，我们可以从商品入手。商品是指对某人有用的、含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交换价值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 决定生产的是利润而不是有用性 。
如果我们审视当代中国，毫无疑问，商品生产已经普遍化。这一点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庞大跨国供应链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中国，从手机、汽车到医疗设备、服装、家具等各种产品的工厂里，对 中国工人的剥削让国内外的企业都富得流油，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出口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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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 …… 等等中国科技巨头在某些重要方面与硅谷企业有点不同，但是，他们在生产技术方面的努力是完全一致的 —— 中美巨头共享监视资本主义体制，首先就是将信息商品化为导向 。
同样，反复出现的房地产泡沫和大笔 盈利 的开发商表明，住房的生产只是为了应对市场机会。在各种部门中，很明显， 生产首先是为了创造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 。
虽然对商品生产的分析具有启发性，但从另一个方向来处理这个问题，将更具有政治效力： 与其问资本为了确保自身的不断扩张而需要些什么，不如问人们如何生存。
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 —— 一个以自己的劳动能力为唯一生产性财产的群体 —— 如何确保自己的社会再生产呢？
答案是，和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无产阶级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想办法让自己依附于资本。食物、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等基本需求，以及休闲和社交的时间，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得到保障；相反，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只有首先能够使自己对资本有用，这些需求才能得到保障 。
当然，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异质的社会，社会经济差异也导致生存策略的多样化。要阐明当前的论点，最具有人口统计学和政治相关性的群体类别是农民工。
农民工群体由近三亿人组成，他们生活在正式户口所在地之外，是一支庞大的劳动力，也是中国产业转型的中坚力量。 农民工一旦离开户籍所在地，就放弃了任何国家补贴的再生产权利，实际上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沦为了二等公民。
也许显而易见的是，数亿人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们无法在自己出身的贫困农村地区生存下去，在市场力量的驱使下，他们不得不到城市寻找工作。
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在1970年代末首次在中国刚出现时，在政治上是有争议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人仍然支持毛泽东主义的 “ 铁饭碗 ” 终身雇佣制。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争论已经平息，1994年的《劳动法》为雇佣劳动建立了一个法律框架，这是最明确的标志。
请注意，新政策并没有如许多改革者所希望的那样迎来一个高度规范的社会民主模式的劳动力市场，而是被商品化了，但仍然 高度非正式性 。即使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该法特别注重提高合法劳动合同的普及率）但在2010年代初，签订合同的农民工数量不仅没上升，甚至还下降了，截至2016年，只有 35.1% 的农民工有合同。
没有合同的工人不享有法律保护，因此极难解决侵犯劳动权利的问题 。此外，社会保险 —— 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 “生育保险” —— 是雇主缴纳的。沦为非正式的劳动力对生活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人来说，还会产生其他形式的排斥和市场依赖。
例如，如果一个外来务工者想让自己的孩子入读该城市的公立学校，首先要出具当地的劳动合同 —— 仅这一条规定就将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排除在公立学校教育之外了。
虽然教育等名义上的公共产品的分配机制因城市不同而大相径庭，但是总的逻辑是 让那些国家认定的对提升当地经济有用的人获得优待 。很多大城市都有 “ 积分制 ” 计划，申请人必须根据一系列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的指标（如最高学历、技能认证、”劳动模范” 奖）积累积分，才能享受公共服务。 其他所有人都要任凭市场的摆布。
城市无产者在户口所在地工作的情况有些不同，从物质角度上看当然更好。他们将能够获得公立学校的教育，可能还有一些住房补贴，更有可能签订有法律约束力的劳动合同。 中国的福利待遇并不优厚，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 远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 平 ，但城市居民获得福利的机会更大。
深刻的阶级和地区不平等以及财政问题都 困扰着中国整个体系 。因此，毫无疑问， 即使是那些相对优越的群体，也必须让自己对资本有用，才能确保足够的医疗、体面的住房或退休后的保障 。所谓的 “低保” 不 足以、也不打算 支持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上进行再生产。
政治权力
中国的经济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而且现在的国家也是以资本的总体利益来进行统治的。
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国家也有自己相对的自主权，当然可以争论哪个国家的自主权更大；但足够明显的是， 中国已经搭上了资本主义价值驱动的马车，这已经造成了治理的深刻转变。
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在车间政治中非常明显。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工人暴动呈现直线上升， 中国是全球 野猫式罢工 的量冠 。当工人们采用历史悠久的传统，拒绝向资本提供劳动时，国家该如何应对？
虽然罢工不可避免地各有特色， 但是警察的介入几乎都是代表老板的 —— 他们为国内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提供服务 。
警察或国家支持的暴徒用强制手段破坏罢工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警察暴力镇压 台资企业裕元鞋厂4万工人的罢工 —— 工人们并没有忘记防暴警察代表台湾资本家介入的历史性讽刺。
如果说这次罢工优雅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站在哪一边？” 中国政府的选择已经足够明显。
在对城市公共空间中的非正规工人进行维稳时，也使用了国家暴力 。1997年为执行非刑事法规而成立的准警察部队 — — 令人憎恶的 “ 城管 ” — — 无数次使用令人震惊的强制手段 清除街头小贩和其他非正规工人 。
常态化的警察暴行 在中国的非正规劳动者中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愤怒，反城管的暴动非常普遍 。2011年，广东增城的农民工集体走上街头，可能是最壮观的一个例子，当时有传言说，一名孕妇在一次城管行动中被殴打后流产。经过几天的大规模暴动，解放军 使用了暴力镇压 。
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不仅仅是一种基于剥削的经济关系，而是一种劳动者处于从属地位的 政治关系 ，那么，中国政府的行动还有其他重要的方式符合资本的逻辑。
就在中国开始资本主义转型的时候，邓小平在1982年决定从宪法中取消罢工权条款。 与这种对劳工权利的限制相配套的，是一直以来对工人自组织的持续禁止。
在中国，唯一合法的工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组织在职场内明面上隶属于中共，暗地里隶属于资本 。企业人力资源经理被任命为企业级工会主席是标准做法，连摆摆样子让工人进行民主参与都免了。毋庸置疑，工人并不认为这些工会能有意义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建立自治组织的努力也遭到了严厉的打压。
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奴役也延伸到正式的国家机构中。和所有公民一样，工人们没有能力在公民社会中自我组织、没有能力组建政党，也没有能力行使任何形式的政治代表权，所以他们只能完全祈祷中共的善意来代表他们。
中共已经不再声称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来对抗他们的阶级敌人 —— 自从接纳了资本家入党 ，并在江泽民的领导下推进了 “ 三个代表 ” 的概念以来，中共的目标已经变成了代表 “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加上国家有效地 禁止承认阶级对立 ，显然，一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反革命。
即使是粗略评估中国政府的社会构成，也会发现， 资本不仅能很好地获得了国家权力，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与国家权力是密不可分的 。
2003～2008 第10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 代表的数量下降到 只有2.89% ，比上世纪70年代大幅下降。 财阀在人大和政协中的惊人集中度，最能体现资本政治权力的正规化：截至2018年，这两个中央政府机构中最富有的153名成员的财富总和 约为6500亿美元 。
立法机构曾试图吸纳那些在私营部门赚取数十亿美元的人，比如互联网巨头腾讯的负责人马化腾。但是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转换也在另一个方向上起作用：温家宝（前总理）的家族利用其政治关系积累了 约27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在 21世纪的中国，资本产生政治权力，正如政治权力产生资本一样 。
执政党说中国是 “社会主义国家”，这 根本没有 得到现实的证实。不过，2020年的经济有几个特点与当前的资本主义国家范式有相当大的不同，因此值得多加注意。
国家干预经济
毫无疑问，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更为广泛。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其相对新颖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中国就并不是那么特殊了。
中国的国有企业贡献占 GDP的 23–28% ——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这无疑是很高的。但是，对资本主义来说，统制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仅出现在它的诞生地法国，还出现在各种法西斯国家、独立后的印度，甚至是国民党控制的台湾 —— 在台湾，国有企业在80年代末就贡献了 该国近四分之一的GDP 。 以提高效率、利润率和可预测性为导向的国家干预并不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而是后者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
再次回到劳动者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差别微乎其微。作为国家 “打破铁饭碗” 运动的一部分， 数千万国营部门的工人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被下岗。这种私有化运动把他们扔进了一个他们完全没有准备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这些 “前国家主人翁” 的生存危机和 大规模的抵抗 。
在这一波裁员和窃取工人养老金及其他公共财产的浪潮之后， 剩下的国有企业都受到了 “硬预算” 和市场力量的制约，包括在 劳动制度 上 。正如社会学家 Joel Andreas 广泛记录的那样，毛泽东时代公认的不完善的工作场所民主实验已经 被市场化所淘汰 ，国企工人现在和同等的私营企业工人一样，从属于管理层。 这些公司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公共财产 —— 它们属于一个不用负责任的国家，并受其控制 。
土地问题与此相关，但又有所不同。事实上，所有的城市土地都归国家所有，而所有的农村土地则归当地居民集体所有。但正如大量研究表明的那样， 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对土地的使用具有了明确的资本主义性质 。
在城市，这意味着商品房建设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如前所述，商品房建设完全以市场信号为导向。 城市政府在财政上 高度依赖 土地拍卖的利润，导致其利益与开发商的利益紧密结合 。
持农村户口的人有权获得一块土地，不过正如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迁移所表明的那样，这块土地很少有面积或足够的质量来维持社会再生产。
城市的向外扩张导致了农民的土地的大规模被剥夺。与国有企业的工人一样，农民几乎没有能力对其（名义上的）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任何监督或控制，村干部代表集体说话。
其结果就是无休止的 土地剥夺循环 ， 农民一般只得到其土地市场价值的一小部分，而村干部和开发商则从中捞取大量的好处 。
最后，对于那些确实保有农村土地的人来说，中国的农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 资本主义变革 ，土地使用权被农业综合企业所掌握，同时各种投入也被商品化。土地仅仅形式上由集体正式持有，对这一进程几乎没有什么抵制作用。
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逻辑已经深入到经济和国家之中，极大地改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但理解当代中国的阶级关系只是第一步。更全面地评估阶级和其他形式的基于种族、性别、地域和公民身份的社会等级的复杂的共同构成，对于制定足以应对当前深刻危机的政治对策来说是必要的。
一系列紧迫的现实问题，不能仅仅基于阶级分析来解决，更不能基于主导的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框架来解决。我们应该如何解读中国国家在香港政治上扼杀社会反抗的努力、吞并台湾的承诺、以及新疆和西藏的汉人殖民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投资的巨大增长，是否是新兴资本主义帝国的表现？对中美冲突加剧的正确的、激进的、反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回应如何才能最恰当？
这些都是变革推动者今天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中国国家单方面引导世界进入社会主义未来的 *虚假承诺*，必须遭到反资本主义抗议者的全面抵制。
尽管相信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会建立我们想要的世界会让人感到欣慰，但是，那只是一种幻想。我们必须亲自建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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