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会在间谍战中输给中国？

了解敌人的情报文化是有效反情报的关键

【按：这是 fairobserver 的文章，当然它是选择了一个谍战对峙的角度去论述，并且其对中国的论点（而不是对美国的论点）大体上没什么错。但是，从根本上说IYP不会支持谍战，我们始终认为那些靠欺诈诱骗获得优势的阴暗肮脏手段不应该存在。

然而要抵制这种肮脏手段，您就不得不深入了解它，甚至需要掌握它的操作方法，只有这样您才能在遇到它的各种变体时候迅速反应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专门的列表-3 “斗智” ，并且将 “心理战和信息战” 复制到列表-5 “直接行动” 中。

此外这篇文章中对美国间谍的描述方面也有误 —— 美国拥有全世界经费最高技术最强的间谍机构，尤其是心理战方面，美国是绝对一流的（事实上这方面中国很弱，您从外宣水平上就能看出来，描述为学徒都是抬举了）。

但中国非常擅长模仿，而且学得惟妙惟肖。于是我们提供的书籍和 “ 心理战 ” 专栏中的文章都是较高水平上的知识，即 “在全面等着它”；如果您能了解这个水平的进攻，那么不论当前的手段如何进阶，您都不会受挫。

我们做这篇文章是为了在中美新冷战的当前提供一点这方面的思考方式，对分析局势会有帮助；而并非认同其主题和其部分口吻。】

尤其是 战略性欺骗 系列，是该议题中的重要部分：

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案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7月7日，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Wray 宣称，“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每10个小时就会看到一个新的与中国有关的反间谍案件发生的地步。在联邦调查局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近5000起反间谍案件中，几乎有一半都与中国有关。”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越来越多。然而，直到最近，美国才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华盛顿之所以不能及早认识到来自北京的威胁，是因为它不了解中国的间谍文化。并且也因为美国缺乏战略性反间谍文化，过分注重行动。

上图中这本书在这里下载 ：《窥探中国的信息战》。

上图中这本书在这里下载 ：《中国间谍》。

中国间谍文化的历史根源

美国人从 “背叛” 和 “惊讶” 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的恶化。这是因为美国认为1972年的中美和解是一个分水岭。华盛顿的许多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急剧崛起负有唯一的责任。

因此，他们曾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感激美国的帮助，并服从美国的规范。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北京从来没有真正表现出感激之情，而且随着实力的增强，北京也越来越不服气。不断上升的间谍威胁，包括安全和商业方面的威胁，只是这种蔑视的众多表现之一。

一个简单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美国没有预见到中国的间谍威胁？答案就在于美国情报部门和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其他国家的情报文化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深知忽视外国文化的危害的学者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缺陷。不过，他们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

要了解中国的情报文化，不能从1972年开始，而是要从有记录的中西方文明的第一次互动开始。16世纪，意大利出生的利玛窦神父率领一支耶稣会传教士队伍来到上海。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传教士是西方在中国的第一批情报人员。

他们带着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命而来。耶稣会士们以为，优越的西方科学和技术的诱惑会说服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但这并没有发生。到19世纪末，耶稣会士们得出结论，他们的使命 “完全失败” 了。

这种失败背后的原因相当直接。在中国人的心理层面对外国人的敌意是根深蒂固的。任何外国人都被归类为 “下等人” 和 “野蛮人”。传教士只有在传授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知识时才会受到欢迎。

除此之外，当他们试图宣传宗教和哲学时，他们会受到惩罚，有时还会被处决。实质上，那时候中国人把传教士看成是一头肥牛，要挤奶，然后再宰杀。这些故事对理解现代中国间谍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今天，中国再次对西方挤奶，获取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次，它派遣中国间谍渗透西方知识的据点，尤其是在美国。

重新评估中国的间谍活动

对中国情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行动层面的分析。分析家们基本上没有把个别间谍行动放在文化背景下进行分析。很少有美国人了解，指导中国间谍行动的原则与西方的原则根本上是不一致的。

早在20世纪中叶，中共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情报基础设施时，就可以发现这种差异。随后，中共情报机构与苏联情报部门密切合作。然而，尽管有辅导和业务上的合作，但苏联的情报实践对中国人的影响仍然微乎其微。

就像16世纪的中国欢迎西方科学、摒弃西方哲学一样，中共的谍战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在操作上，中共的情报部门很想从苏联人那里学习技巧。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自己古老的哲学。特别是，中国人忠于公元前6世纪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孙子。对苏联的情报实践 “没有模仿，甚至没有效仿”，只有 “客制化和即兴发挥”。

从中国人如何运用孙子的 “可消耗的间谍（死间）” 概念可以看出这样的客制化，这与西方的 “伦理间谍” 哲学相冲突。对英、美、苏三国人类情报行动运作经验的实证研究表明，他们对外勤特工的关注程度非常高。特别是西方情报机构历来对线人的生命和安全非常重视。

【注：死间指故意散布虚假情况，让我方间谍知道而传给敌方，敌人上当后往往将其处死。】

美国人和英国人对 Adolf Tolkachev 和 Oleg Gordievsky 等俄国情报人员的待遇相当不错。苏联人对 “剑桥五人组” 这样的战略线人也很照顾。西方官员常常坚持 “线人安全”。

【注：剑桥五人组，是指苏联从二战开始在英国的五名双重间谍。虽然说是剑桥五人，实际上可能涉及更多人。已知的四人分别是：盖·伯吉斯、唐纳德·麦克林、吉姆·费尔比及安东尼·布朗特。第五人的身份众说纷纭，根据这四人的苏联上司兼接应 Oleg Gordievsky 的说法，这人是英国情报人员 John Cairncross。】

另一方面，“死间” 理论并没有将 “道德间谍” 附带的特权延伸到外勤人员身上。国务院官员 Candace Claiborne 的被捕就说明了这一点。当 Claiborne 毫无戒心地接受了一名FBI卧底特工的恭维，说她是中国情报、安全和秘密警察机构 —— 国安部的 “最高级别” 情报资产之一时，她的真实身份暴露了。

这一事件显示，中国情报部门似乎对一个享有绝密权限的特工完全没有提供安全培训。中共将特工视为 “一次性的”，因为它仍然遵循孙子的 “死间” 理论。

中西两种不同的间谍风格导致在线人网络问题上出现了定性与定量的对立。西方间谍机构寻找的是少数可靠的线人，他们可以得到保障；中国人则采用的是吸尘器方式，喜欢使用大量的情报收集者，而不是少数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这种定性和定量的区别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但很少有美国人了解它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共情报机构形成的年代。

在商业间谍活动方面，北京一直在无情地使用数量取胜的方法。2015年，奥巴马政府的 John Lewis 坚持要他的中国同行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几次试图回避失败后，这位中国官员提出了一个相当坦率的意见。

据这位官员说，中国的情报文化并没有区分为国家安全而进行的间谍活动和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间谍活动。这种二分法完全是西方人的观点。对中国人来说，它并不存在。尽管有了这一明确的表白，但美国间谍又花了5年时间才完全醒悟过来，认识到中国威胁的现实。

修正美国的反情报文化

美国可以通过有效的反间谍来遏制中国的威胁。然而，目前的状况并不能让人有多少信心。美国对中国间谍文化的误读催生了反间谍对策的不足。美国过于关注个案，而对制定战略性反间谍理论关注不够。

在这种战略中，美国应该采用进攻性行动，以破坏敌人的情报目标。相反，联邦调查局目前部署的是一种防御性战略，包括对外国特工进行起诉和定罪。这有两个明显的缺陷。

首先，起诉占用了稀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它有机会成本；它无法利用可能被用作双重间谍的人。起诉也会引起敌方情报机构的警觉，从而掩盖其行踪。

第二，在情报事务中很难定罪。证据往往不会充分，行动的关键细节无法披露，间谍活动的灰色问题不容易转化为法院那种简单明了的方法。这使得定罪难以实现。

事实上，逮捕与定罪比例的缩减已经助长了中国情报部门的攻势，而中国情报部门的攻势又助长了对美国的种族主义和猎巫的指责。每一个被联邦调查局指控的人逍遥法外，都为中国的心理战行动（PSYOP）增加了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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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PSYOP是针对特定的受众进行心理操纵和定位，以实现一套明确的目标。通过指责美国人的种族主义，中共的目的是迎合美国人民的情绪，以使他们反对联邦调查局。在这方面，北京似乎是成功的，因为美国的学术和科研机构一再抵制FBI监控中国学生的要求。

这些机构担心被指责为种族主义。中国巧妙地在美国安全机构和其知识机构之间制造了裂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注：我们也不会支持监视中国学生，或者说以种族条件设置警戒措施。虽然中国的确使用留学生做情报任务，但是，监视所有中国留学生的做法 *不仅不会* 让北京的间谍行动失败（他们可以收买和利用其他国家的人做间谍工作，甚至包括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且更会加深中国人和北京政府的民族主义情绪。】

为了使美国的反间谍活动从这一困境中解脱出来，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一种战略性反间谍学说。它也必须有效地使用PSYOP。特别是，它可以把重点放在比如中国情报机构所遵循的残酷的 “锄奸” 计划上。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已经开始反对中国在新疆、香港和西藏的行动。

因此，当务之急是美国人要接受孙子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Why Is the US Losing Against China in an Espionag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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