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说话，多办事 …… 当坏蛋手持宪法 - iYouPort
少说话，多办事 …… 当坏蛋手持宪法
- “无论一部宪法有多么好，它的结果肯定是坏的 — — 只因那些被要求去运作它的人，恰好是一群坏蛋”
【按】我们听说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研究宪法，和普及相关知识。这是个很好的消息，不过，一部好的宪法并不是民主保护罩的全部。本文将推荐两本新出版的书，它们提醒人们思考一些更深刻的实际问题。
正如我们在 去年底的年终访谈中 强调的 —— 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这个世界并没有按照您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规则运转。忘了教科书吧，宪法不等于宪政，距离宪政民主还有十万八千里。
“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事实上并不是民主国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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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月25日午夜以后，印度的600多名政治领袖、社会活动家和工会会员被粗暴的敲门声惊醒。 到了黎明，他们已经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煽动 “内乱”。与此同时，政府切断了报社的电力，阻止了他们第二天的出版 。
“总统已经宣布了紧急状态”，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第二天早上在全印度广播电台的一次意外广播中宣布，她说，“这没什么好惊慌的。”
前一天晚上，她让眼神黯淡的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Fakhruddin Ali Ahmed）总统触发了印度宪法第352条中的紧急状态条款， 允许她推迟选举并暂停大多数基本公民权利，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和行动的权利 。
英迪拉·甘地一挥笔，就有效地拆除了印度的民主基础设施，将独裁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实施全面的新闻审查制度，不听话的外国记者被立即驱逐 ，包括《华盛顿邮报》、《卫报》和《每日电讯报》的记者。6月28日，有人在孟买版的《印度时报》上偷偷地写了一则巧妙的讣告 —— “哀悼 D’Ocracy -D. E. M.（民主政体）, T. Ruth （真理）挚爱的丈夫， L. I. Bertie （自由）慈爱的父亲，Faith, Hope, 和 Justice（信仰、希望和正义）的好兄弟，于6月26日去世。”
随后的21个月紧急状态被认为是印度独立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们来说，这个词让人联想到 未经审判的大规模监禁、被封杀的新闻和动员、拆除贫民窟，以及最令人震惊的数百万人被强行绝育 。
在印度的政治话语中，这个词常常被引为警世名言，一般认为这是一个 “特殊” 时期，印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民主体制和风气的韧性，令人钦佩地 “从中恢复过来了”。
但是，两本新书则有力地挑战了这种共识。
在《 India’s First Dictatorship 》这本书中，Christophe Jaffrelot 和 Pratinav Anil 揭露了紧急状态之前印度民主文化的长期弱点，揭示了其他行为者 —— 商人、中产阶级，甚至工会成员和一些共产主义者 —— 在促成甘地的独裁统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 Emergency Chronicles 》这本书中，Gyan Prakash 考虑了现代印度国家的各个方面， 特别是其宪法，是如何促成了一场混乱的接管 。
在对印度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出根本性问题并探索其诸多断层时，这些书突破了通常被人们认为的 “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的鼓吹。他们没有把紧急状态看作是一种反常现象，相反，而是把它看作是印度独立后某些社会和政治趋势的必然结果。
这两本书都是着眼于当下而写的 。自2014年上台以来，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主持了一种不宣而战的紧急状态： 拒绝宪法规范；将成千上万的和平抗议者、记者和活动家关进监狱；破坏新闻界；收回了克什米尔自治的最后一块碎片。
在维护其民主外衣的同时，莫迪还将包括情报机构和警察部队在内的机构、中央银行、司法机构和选举委员会，甚至公立大学和印度历史研究委员会，全面武器化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像英迪拉·甘地一样，莫迪也开始了一系列错误的和不必要的惩罚性政策 —— 从几乎没有事先通知就禁止某些纸币、到监视军事化的 Covid-19 封锁 ，在缺乏计划或准备的情况下引发了大规模的徒步流民。
莫迪轻松地完成了这一切，再次引发了人们对 Prakash 所描述的印度社会 “与民主价值之间的麻烦关系” 的关注。
这两本书让我们可以评估今天浓郁的自由民主赤字与70年代中期相比是如何叠加的。今天的印度究竟是比当年更不容易受到暴政的影响？还是更容易受到暴政的影响？
独立的印度国家是在暴力的熔炉中形成的。在起草宪法的1947年至1950年期间，印度次大陆面临着分治的考验、克什米尔战争、与诸侯国的争斗、以及各种区域冲突和不和。 这些经历只是加强了印度各领导人 ——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其他高级国会议员以及B.R.安贝德卡 —— 长期以来对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渴望，他们认为那样的国家可以维持秩序和稳定，（更模糊地说是）形成民族团结。
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即将离去的帝国政府正是拥有这样一个具备巨大行政权力的大厦才获得 “成功” 的，民族主义精英们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变化就接管了这个大厦。正如 Prakash 所指出的那样，“旧的社会秩序、经济、法律、警察和官僚体制， 并没有 被革命推翻”。
【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也是印度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1952年印度第一次大选中获胜，连任总理；B.R.安贝德卡（Ambedkar）印度法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是独立后第一位印度法律和司法部长，也是 印度宪法的首席设计师 。】
新国家 保留了 殖民时代司法和民政管理的大部分精神和基本结构。一个主要区别是，宪法中增加了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但是，国家保留了以模糊的理由 —— 包括 “为了” 维护 “公共秩序、礼貌或道德” 等 —— 制定任何法律对这些公民权利 “施加合理限制” 的独裁大权。仅仅因为宣称战争或 “内乱” 的威胁，就可以实施紧急状态。 宪法基本上允许一个腐败的领导人 *在合法的情况下* 破坏它所要维护的民主。
【注：您可以联想中国 …… “寻衅滋事”、“煽动颠覆”、“维稳”，等这些词的意思，在此是一样的。】
B.R.Ambedkar — — 印度最重要的贱民领袖和宪法的主要制定者 — — 支持其中一些条款。但他并不认同其他民族主义者对 “强大祖国” 的执着， 这种执着促使他们将煽动性言论定为犯罪，并限制隐私人权 。
他在一个被认为是 “贱民” 的社区长大，他比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都更了解 “印度社会” 的等级制度和分裂程度有多深。他在1948年的名言中说，印度的民主主要是 “印度土壤上的表层装饰，而印度的土壤基本上是不民主的”。国家必须通过大力的社会和经济干预，给这片土壤施肥，使民主开花结果。
【注：贱民 Dalit ( दलित），又称达利特人。是印度和尼泊尔种姓制度的最低阶层。达利特的字源可追溯至梵文，字面意思为地面、被控制的。包括旃陀罗、穆萨哈尔、恰马尔等族群，在印度都被归类为贱民。】
“确信印度社会缺乏民主价值”， Prakash 写道：
Ambedkar 把他的信仰寄托在政治领域。这种对政治重建社会的信念，有一些托克维尔式的东西。因此，他写了一部宪法，赋予国家以非凡的权力。他和他的立法者同事们期望，国家将从上面完成社会从下面无法完成的事 。
【注：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法国思想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外交部长、众议院议员。托克维尔致力于探讨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并检视平等观念的崛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的摩擦。】
为此，Ambedkar 的宪法强调 “在所有生活领域中的平等和博爱”，并列入了保障边缘化群体的条款。
几十年来，他因其在起草该文件方面的作用而受到很大的赞扬，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 在50年代初，他对最终的宪法产品表示失望。Prakash 写道，他对促进 “宪法道德” 的国家的设想要求 “领导人对民主程序的道德承诺”；“它设想精英们将以某种方式克服来自社会的阶级和种姓压力。在这里，记录所显示的是赤裸裸的失败”。
白人殖民者离开后，上层种姓精英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后殖民精英一样 —— 就如 Ambedkar 所担心的那样 —— 接任了棕种人的职务。国大党民族主义者领导的自由斗争的光环在五十年代帮助了尼赫鲁和他的党派。当时支持国大党的两大支柱是富有的地主和大企业。
这个寡头集团不仅破坏了尼赫鲁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计划，而且，还轻易地摆脱了腐败和裙带关系；甚至尼赫鲁还允许他的女儿在1959年成为国大党主席。
尼赫鲁 远没有 像许多东亚国家那样推动社会经济正义的计划 —— 比如说，土地改革、普及教育、反对种姓歧视等 —— 精英阶层巩固了他们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机构和媒体的霸权 。印度实际上是少数人的民主，享有民主的人很少，非常少，特别少。
这就是英迪拉·甘地在1966年从她父亲那里继承的国家。在这个社会发酵时期，全国各地爆发了各种意识形态取向的民众运动。毛主义在孟加拉乡村爆发，本土主义者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抨击南印度移民， 中产阶级青年抗议古吉拉特邦对学术自由的侵犯和物价上涨， 一个广泛的利益联盟反对比哈尔邦的腐败 ……
这些起义也许最能被看作是底层和半农奴化人口的愿望和政治意识上升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印度人现在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公民，而不是臣民。但是，统治他们的精英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冷漠无情的。
“能够动员民众反对英国的统治的这些人，但却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和愿望”，Prakash 反思道，“精英们不得不以沉重的胁迫手段进行统治。”
早在1958年，尼赫鲁政府就仿照英国时代的法令颁布了《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AFSPA）， 该法给予维稳部队强奸、谋杀和酷刑等暴行以法律豁免权。 这种罪行后来在东北部、克什米尔、旁遮普和印度中部的土著地带频繁发生：几乎所有地区，关键是印度教少数族裔。Perry Anderson 在他的《印度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AFSPA 之手落在了印度教没有覆盖到的地方”。
在英迪拉·甘地执政的早期，她巧妙地扫除了党内的守旧势力，将控制权集中在她自己身上。她宣扬 “民主社会主义”，将持有85%人民存款的14家商业银行收归国有，并废除了前王公国统治者继承人的 “私房钱” —— 这些人以前有权从他们的领土上永久获得所有收入的8% —— 这两项行动都遭到最高法院的抵制。
法院还挫败了甘地的土地改革野心，认为财产所有权是一项基本权利，议会不能夺取任何人的土地进行再分配（“尼赫鲁式社会主义” 就是如此）。Jaffrelot 和 Anil 写道，甘地对此感到愤怒，决心 “把议会从保守派大法官的钳制中解放出来”，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意志斗争。 她加强了现有的规章制度和对企业的官僚化控制，后来被称为 “许可证法”，这进一步加深了印度的经济停滞和腐败的恶化。
1971年，英迪拉·甘地自诩为穷人的救世主，以民粹主义口号 garibi hatao (“消除贫困”) 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那年的12月，她在战争中击败巴基斯坦并确保孟加拉国的解放后，仍然高歌猛进。
她的事业是正义的，她对美国的恶霸嗤之以鼻，因为美国没有做正确的事，而是支持他们的冷战盟友巴基斯坦。在《甘地之后的印度》一书中，Ramachandra Guha 报告说，“现在连反对派的政治家都把她说成是 ‘杜尔迦’，印度教神话中的征服女神”。
甘地认为，制作一盘 “进步” 的煎蛋有时需要先打破个人权利那只蛋 。
但事情很快就变得更糟了。两次令人失望的季风和1973年的全球石油危机导致了干旱、物价上涨、经济衰退、城市高失业率、和猖獗的腐败 —— 这些问题常常成为当时艺术电影的背景，如 Satyajit Ray 和 Mrinal Sen 的电影，甚至偶尔也有宝莱坞电影，如玛诺·库玛的 Roti Kapda Aur Makaan（《食物、衣服和住所》）。
【注：它之所以使用 “甚至”，是因为印度的宝莱坞 和美国好莱坞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宣的性质 。】
工业增长、土地再分配和减贫工作停滞不前， 甚至低于以前的贫乏水平 。国大党在改变上层种姓对权力和资源的统治方面几乎没做任何事。罢工、集会和抗议活动中充斥着喊口号的青年和学生，包括拉鲁·普拉萨德·亚达夫（Laloo Prasad Yadav）和尼蒂什·库马尔（Nitish Kumar）等未来的地区领导人。
他们与农民和工人一起，对甘地主义者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简称JP）发出号召 Sampoorna Kranti（“全面革命”）。
他们抨击公共腐败、官员冷漠和国家镇压。虽然离全国大选还有几个月，但他们要求英迪拉·甘地辞职。自自由运动以来，还没有组织过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活动。Anand Patwardhan 的纪录片《革命的浪潮》（1974年）提供了这次起义在比哈尔邦发生的动人一幕。
甘地则强烈谴责这些抗议活动。这暴露了她 “对选举竞争、利益多元化和代议制民主的 根本性不安 ”，Jaffrelot 和 Anil 写道。JP本人不喜欢世俗主义，并与包括准军事组织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 在内的印度教右翼合作，在这些法西斯分子因与杀害圣雄甘地的凶手有关联而被抨击多年之后，为他们平反也无济于事。英迪拉·甘地在民主本能方面的虚弱无力与JP的社会愿景的不一致发生了冲突。
【注：RSS 国民志愿服务团，是印度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全男性的准军事志愿者组织。 国民志愿服务团有诸多外围组织，被称为 Sangh Parivar，在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存在。国民志愿服务团成立于1925年9月27日。截至2019年，它的会员人数至少有500万。】
人们普遍认为，“紧急状态” 的导火索是1975年安拉阿巴德高等法院作出的一项判决。法院认定英迪拉·甘地在1971年犯有相对较轻的选举不当行为，宣布她的议会选举无效，并禁止她在6年内参加竞选。此案转到最高法院，甘地考虑辞职，直到她的上诉得到解决。
最后，她决定不冒这个险。 相反，她召集了她在警察和外国情报部门的走狗，策划了一场针对民主的秘密战争。异见者被监视，公民作为重点维稳对象的名单被准备好，政治宣传被准备好。 然后就是本文开篇那一幕 —— 午夜突袭和全国广播电台的公告。
甘地喜欢对外国记者说，实施紧急状态是为了防止国家的 “混乱和崩溃”，并注入一种 “新的纪律和士气精神”。她指称，印度人已经变得 “太松懈、太以自我为中心、太放任、太不守纪律[原文如此]”。在公共场所竖起了一堆标语，宣称：“勇气和清晰的愿景，你的名字是英迪拉·甘地”；“她站在秩序和混乱之间”；“少说话，多办事”。
印度的司法机构经常因其独立性而受到赞扬。但是，在紧急状态期间，印度司法机构却直接让步，认为暂停人身保护令 “并无不妥”， 这为秘密的大规模监禁铺平了道路。
【注：这里有一篇去年4月的文章，《 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监视国家 》可以帮助您了解这种状况。】
甘地很享受这种新的权力， 她监禁了超过10万名异议人士：来自左派，右派，甚至是前国会议员，还有学生、记者、纳萨尔派和其他人，这些人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被攻击和监禁。
大多数人被关押在过度拥挤、严重不卫生的监狱里。许多囚犯遭到殴打、性虐待或酷刑： 应该强调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印度监狱的常态 。
让一些人受到惩罚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到恐惧 。为此，全国约有0.19%的官僚被有选择地解雇，这有助于使官僚机构的 “主体架构” 屈服。逮捕、查税和惩罚性的工作调动，被用来迫使他们服从。新闻机构被严厉审查 —— 禁止发表任何批评政府的文章，并要求任何有关紧急状态的报道都必须得到批准。
在摆脱了 “反国民” —— 甘地在宪法修正案中不无讽刺地引入的这个词 —— 之后，政府开始着手 “国家建设” 的工作。对于掌权的技术官僚来说，任何进展都是以遏制人口增长为前提的 —— 这有 优生学的味道 —— 而且他们对国家 “计划生育” 工作的缓慢步伐感到沮丧。
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在没有新闻界或司法机关的监督下，该政权发起了极具侵略性和强制性的大规模绝育行动。 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指导下，为绝育手术提供资金的模式在六十年代就已经形成。官方的目标往往是通过胁迫达利特人（贱民）、穆斯林和穷人来实现的，这种情况在紧急状态后仍在继续 。
这个项目的惩罚性质值得强调。甘地并没有投资于人类发展 — — 教育女学生、降低婴儿死亡率 (使人们少生孩子) — — 而是加强了国家对边缘化人群的镇压。各州的绝育指标大幅提高，对当地官员们施加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引诱他们不择手段。
在城市里，警察把乞丐、无家可归者、日工和体弱者抓起来，做输精管结扎术，甚至包括一些未婚的年轻人。 有些村民敢于集体抵抗，比如古尔冈（今天的德里卫星城）南部村庄的穆斯林Meo人。他们的电力被切断了连续二十五天，之后，数百名警察带着 枪支 和 催泪瓦斯 赶到，强行围捕那些被要求进行手术的男子。在全国范围内，抵抗运动遭到了暴力镇压；警察开枪打死了数百人。
这已经不是计划生育，简直是侠盗猎魔。
【注：《侠盗猎魔》是一款以追捕为主题的心理恐怖电子游戏】
甘地对这些杀戮仍然避而不谈，并将其视为 “附带伤害”。（记录美军杀戮记者和儿童的吹哨人 视频资料 也叫这个名字 —— 这是军方为掩盖杀伤平民行为的最常用狡辩之词 ）
英迪拉·甘地认为，要想取得进步，有时需要打破个人权利的蛋。“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采取可能被称为激烈的步骤”，她对一群医生说，“为了国家的人权、生存权、进步权，一些个人权利必须被搁置。”
由于官员们被激励着去生产数字，而不是质量，绝育手术往往在非常不卫生的营地里匆匆完成；许多人于因此受伤，少数人死亡。
Rohinton Mistry 后来在他1995年出版的小说《微妙的平衡》（A Fine Balance）中描述了这些事件。
在受干旱影响的地区，对穷人的援助与绝育手术直接挂钩。比哈尔邦甚至将配给卡限制在每个家庭的前三个孩子身上，并解雇了那些未达到绝育目标 50% 的计划生育官员。在紧急状态下， 近1100万人接受了绝育手术，比前几年高出五六倍。
技术官僚们在阉割贫民窟的同时，还对穷人们的住宅下手 。Prakash 写道，在所谓 “美化” 的幌子下，他们现在派推土机来铲除城市贫民窟。居民 “往往以出示绝育证明为条件，才能在重新安置区获得地块”。
在几十个城市进行了15万多次非法拆迁。一些最严重的强拆行动针对的是旧德里主要的穆斯林社区，在那里，“人民的抵抗行为遭到子弹和肆意暴力的残酷镇压”。 许多新近被无家可归的人只是被丢弃在城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答应给他们提供住房。
70多万人，占德里居民的14%，因所谓的 “美化” 行动而流离失所；2万条狗被打死。 甘地的 “Garibi hatao（消除贫困）” 口号实际上已经变成了 “Garib hatao”（“消除贫困人口”）。
【注：…… 这个，就不用更多解释了？您一定记得中国的 “低端人口” 运动是如何震撼；并且，我们在 第一次分析BLM运动 的时候记录了一个被称为 <2030年五角大楼演习> 的视频，它预计政府需要实行戒严 …… 以应对 “宗教和种族紧张关系”、“贫困、贫民窟”、“越来越多的失业者”，以及必须保护享受繁荣经济的精英们、 不要让穷人 — 低端人口 — 影响城市的景观 ……】
大规模的绝育和拆除贫民窟都是由英迪拉的儿子桑杰（Sanjay）领导的：他是一个冷酷无情、不择手段的 “行动者”。在某些方面，他预见到了印度后来的转变。
正如 Jaffrelot 和 Anil 所写的那样，桑杰认为 “经济最好由私营部门处理，社会主义已经过时，减税是必要的”。基本就是由于他自己的完全无能，他在打造国产 “人民的汽车” 项目的过程中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现在他在政治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虽然桑杰在政府中没有任何职位，但是他为他妈代言，并指挥党的官员和高级官僚。
如果说英迪拉·甘地代表了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装扮的经济左翼，那么莫迪所代表的就是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装扮的文化法西斯主义。
像她的父亲一样，英迪拉·甘地经常被认为是一个 “社会主义者”。然而，她在紧急状态下使税收更加倒退。 她还给予最上层的1%统治阶级以财富和所得税的减免，并通过削减社会福利和教育来抵消 。
事实上，和她的民族主义前辈一样，她完全不屑于大众教育，并敢于号召 “志愿组织” 来教育印度同胞，而当时65%的印度同胞都是文盲。她比前几年做出了更多的土地重新分配，但对如何使这些变化在法庭上不受挑战表现得兴趣不大。Jaffrelot 和 Anil 写道， 她的政权大多结合了 “公司主义和专制主义”，挫败了劳工运动和工会主义，并倾向于 “私营部门垄断”。“一名议员想知道” 这是否真的左转，还是事实上的右转？
实际上，甘地实行的是一种有利于大企业的专制制度。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的 “紧急状态” 得到了大多数实业家的支持，包括 JRD Tata，他们认为议会民主 “不适合印度”。 著名大学的校长甚至与国家勾结，惩罚持不同意见的学生。
【注：JRD Tata 杰汉吉尔·拉坦吉·达达博伊·塔塔，印度企业家、塔塔集团董事长。】
甘地还得到了某些知识分子和大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认为她 “恢复了法律和秩序以及社会纪律”。他们的民主精神和对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的承诺，显然比他们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和对权威的尊重要弱得多。
毫无疑问，甘地还降低了中产阶级消费品的关税；至关重要的是， 国家官僚机构作为她的镇压政权的先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位漫画家称其为 “秘书处的专政”。
Jaffrelot 和 Anil 写道：“1975年，民主在印度如此迅速地分崩离析，因为它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在印度的环境中没有很好地制度化”。 宪政道德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个理论概念，特别是在乡村，那里的生活受旧的社会法典支配。紧急状态只是大多数公民 —— 特别是穷人 —— 长期以来持续 遭受国家和社会暴力状态的一个加剧。
在内心深处，许多人仍然给予他们的 “血统” 领袖以君主曾经享有的那种封建式的崇敬。如果有的话，人们倾向于将当权者的过激行为归咎于国家官员 —— 而不是英迪拉·甘地或她的儿子，甘地或她的儿子后来仍然很受欢迎 —— 这表明人们对有魅力的独裁领导人的相当偏好，这种偏好一直延续到今天！
到1976年末，西方媒体对甘地政权的批评越来越多。在国内，民众对绝育和拆毁贫民窟的愤怒更加强烈。甘地受到密友的谴责，面临着作家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抗议。
最后，连甘地自己也意识到她的儿子做得太过分了，想控制他。她一直说，“紧急状态是暂时的”，她再次渴望民众授予的政治合法性和国际上的尊重。第二年1月，她突然释放了所有政治犯，并要求在3月举行新的选举。但是，在一群笨蛋的包围下，她错估了自己的胜算。公众给了她一个响亮的失败。
由 Janata 党领导的新政权 —— 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由左翼和右翼政党组成的破烂联盟，主要是以击败甘地和扭转她的宪政混乱为目标而团结在一起的 —— 消除了甘地的大部分过激行为，并使宣布紧急状态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这个联盟很快就搞砸了经济，产生了社会动荡，并因内讧而分崩离析，为英迪拉·甘地的回归铺平了道路。在争吵的政党中，有RSS的政治派别 —— 右翼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 Sangh），该党于1980年从 Janata 党分裂出来，改名为今天统治印度的印度人民党（BJP）。
英迪拉·甘地总是说，“紧急状态” 是暂时的，但是，印度人民党的愿景是让它永恒。
印度人民党的突飞猛进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动员的高潮，它倡导一种不同的印度民族观念，围绕着狭隘的印度教身份而不是公民归属感组织起来。就其本质而言，印度教民族主义 Hindutva ，是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印度人民党可能控制着印度国家，但它管理的是一个印度教国家。
与英迪拉·甘地一样，莫迪拥有巨大的中产阶级支持 ，尤其是在上层种姓印度教徒中，2019年 有61%的 印度教徒投票给他，构成了他最可靠的票库。
但在甘地只是一个受人敬仰的专制主义领袖的地方，莫迪的吸引力超越了政治。
作为一名RSS人，他与印度教中产阶级一样，有着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和制造的教派怨恨。他是个很不错的吹鼓手，他向他们灌输印度教的自豪感，对辉煌过去的憧憬，对超级大国的幻想，包括子弹头火车、 智能城市 、和印度教徒的强国 —— Hindu Rashtra 。
这位 “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的领导人很少与媒体交谈，他更喜欢像圣人一样布道，编织颂歌和传奇故事。在这个社会变革扑朔迷离的时代，他说要复兴传统文化和知识，如瑜伽、阿育吠陀、梵文和婆罗门教经文。随着全球化使人们越来越近，莫迪崇尚爱国主义，崇尚为国家的神灵或 Bharat Mata 做出个人牺牲。
【注：阿育吠陀（梵語：आयुर्वेद，转写：Āyurveda，意为 “长生之术”）为印度教及佛教的传统医学，也译为寿命吠陀或阿苏吠陀；婆罗门教（Brahmanism），是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也是现在的印度国教印度教的古代形式，以《吠陀经》为主要经典，以把种姓制度作为核心教义；Bharat Mata）是印度画家 Abanindranath Tagore 在1905年的作品，即 “印度母亲”。】
如果说甘地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装扮的经济左派，那么莫迪代表的则是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装扮的文化法西斯主义。
作为一个干部党，印度人民党属于一个准军事的、社会和文化组织的家族，“Sangh Parivar”。他们共同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比国大党曾经做过或能够做过的要广泛得多。
【注：Sangh Parivar 指的是由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产生并仍然隶属于该组织的印度民族主义组织。】
印度教右派的宣传机器，同时部署电子媒体和基层社会服务，其影响力是前所未有 的。印度人民党无望分裂的反对派几乎没有什么对策。
结果，越来越多的印度教徒开始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印度 “非达摩” 宗教少数派，特别是穆斯林 ——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属于印度最弱小的社会经济群体 —— 以及被认为是所谓的 “反国民” 的左派学生和知识分子、诗人、记者、社会活动家和其他异议人士的 “威胁”。
印度教是如此令人陶醉，以至于它的崇拜者甚至可以忽略莫迪最严重的失误，如 纸币废止事件、多年的经济增长下滑、计划不周的 Covid-19 封锁导致的内部大规模流民，以及与印度邻国关系的恶化。事实上，自2014年以来，印度在饥饿、幸福、新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竞争力等全球指数上，都在稳步下降。
英迪拉·甘地的过激行为是由高层推动的，并由国家官员实施。 在莫迪的案例中，党派国家的工作被甘地从未有过的反动步兵大军所放大：私刑暴徒、社区暴徒、社交媒体枪手、付费的 trolls、和假新闻传播者、欺诈大师、以及专门针对不同信仰的骚扰者。
【注：中国对这些东西的投资也是不凡的；于是，不仅是克什米尔冲突热点时段，几乎经常，你都能看到中国 trolls 和印度 trolls 在使用英文对骂，尤其是在开源情报相关的内容下面 —— 是的，中印两国都学会到了一点把 **片面**的开源情报调查作为信息战武器 的方法，来攻击对方 …… 此外，在这里看到一部分相关故事《 巨魔崛起：政府资助的网络水军正遍布全球 》】
如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BJP 政府容忍甚至鼓励私刑司法。该党和这些狂热的信徒们经常像唱双簧一样工作。 右翼企业媒体纵容他们，为莫迪站台，提高对多数派统治的支持 —— 以换取政府和政治广告支出、线下利益，或者仅仅是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狂热。
除此之外，BJP 还让政治资金变得不那么透明， 并在 BJP IT Cell 的带领下，大力投资假新闻工厂 。（在这里看到更多故事《 逮捕、追踪和惩罚，全球”反谣言”行动地图 》）
“我们可以让任何消息成为病毒式传播，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甜的还是酸的”，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在该党的社交媒体志愿者聚会上 夸耀道 。
警方也成为了 BJP 军火库中的一个党派工具，这在2020年2月针对印度首都穆斯林的社区袭击事件中 可见一斑 。 试图进行真正的新闻报道的媒体机构面临暴力、恶意调查、所得税突击检查、和 直接关闭 。
绿色和平组织和大赦国际等监督机构在印度受到骚扰，当局暂停了他们在印度的大部分或全部业务。最高法院越来越不愿意挑战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项目，无论是在 克什米尔 、阿约提亚，还是在《公民身份修正法》中（该法为基于宗教的印度公民身份开辟了一条道路），都清楚地表明了该政权对司法机构的统治。
的确，除克什米尔外，其他地区的基本自由和民主机构还没有像紧急状态期间那样消失。但是，今天崩溃的性质让人感到 更加肮脏和不祥 。恐惧现在弥漫在不断凝聚的不同意见和辩论的口袋里；这真的像是法西斯主义的开始。英迪拉·甘地总是说，“紧急状态” 是暂时的，但是，印度人民党的愿景是让它永恒。
幸运的是，也有抵抗，由了解利害关系并愿意为自己的印度理念而斗争的公民领导，如去年12月全国范围内对《公民身份修正案》的 大规模和平抗议 ，以及最近农民对农业新自由化的抗议、和广大公众对北方邦哈特拉斯上层种姓暴徒轮奸和谋杀一名贱民女孩的残暴的抗议。
抵抗会被证明是充分的吗？ 宪法肯定需要捍卫，但更需要的是公共生活中清醒的正派，共同的人性意识，以及对事实、证据和批判性思维的尊重 。
“无论一部宪法多么好，它的结果肯定是坏的 —— 只因那些被要求去运作它的人，恰好是一群坏蛋”，Ambedkar 在1949年向制宪会议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中说道。
一部宪法如何在实地发挥作用，最终取决于 “人民和他们 …… 为实现他们的愿望和政治而建立的政党”。他很认真地补充道，“谁能确定印度人民和他们的政党将如何行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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