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陷入黑暗：香港活动家一年的绝望和恐惧 - iYouPort
民主陷入黑暗：香港活动家一年的绝望和恐惧
- 现实的残酷在于，最终的成败永远不会取决于您受了多少苦；而是您的策略智慧。
这是四位香港人的故事，他们的年龄相差悬殊，但因为对这个城市的深爱而团结在一起 —— 在2019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后，中国进一步加紧的统治给他们带来了损失。他们的年龄从23岁到82岁不等，他们讲述了自己坚持不懈的经历，并等待着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天。
1997年夏天，中国政府从英国人手中夺回对香港的控制权时，黄子悦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她出生近三个月后的9月27日，成为了这里一些人所说的 “被诅咒的一代”。
在去年23岁的生日时， 黄子悦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她戴着一顶粉色绒球装饰的纸帽，低头看着自己的生日蛋糕，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这一刻的庆祝气氛和她写在下面的句子格格不入：“生命中有些巨大的悲伤是无法用泪水洗刷的，难道人生总是这么痛苦吗？还是只有在我年轻的时候才会这样？”
最近的一天，黄子悦在手指上不断地旋转着一枚金戒指，她静静地诉说着过去一年的生活。这是充满失望和恐惧的一年。
年初，她将面临审判，罪名是因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学发生的警方与民主派示威者对峙事件而引起的骚乱。去年夏天，她在民主派组织的非官方投票中赢得了2.3万张选票，之后立法会选举被推迟。
而她目睹了朋友们被逮捕和拘留 —— 有时只是因为一个 Facebook 帖子 —— 根据新的国安法，这提高了像她这样直接挑战中国统治的人的风险。
然后又是一个新的低谷。中国人大通过了一项决议，将有效地禁止任何被认为是 “颠覆性的反对派” 政客进入香港的立法机构。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立即将四名民主派议员踢出了办公室。不久之后，该市的民主人士集体辞职，使立法机构自香港回归中国统治以来首次没有反对派民主人士。
“无论你是前线政治家、匿名抗议者、媒体、教师还是任何职业，都会遭受严重的政治打压，他们希望把所有人都关进监狱”，黄说。
黄是所谓 “抵抗团体” 中的一批年轻民主人士的一员，他们的目标是通过破坏性的、非正统的策略来颠覆现有政治秩序，一种虚无的揽炒：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玉石俱焚）”，这是 “饥饿游戏” 中的一个口号。
【注：揽炒是扑克牌游戏锄大弟的香港术语，知道自己将被罚二倍或三倍，拉人下水，捉人陪 “炒”，是与别人一起同归于尽、连锅端的意思。 】
“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黄说。“我们刚刚出生在一个历史性的政治变革时期。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
民主倡导者说，在年轻活动家、资深民主人士、工人阶级家庭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集体组成几十年来最大胆的人民反抗北京的运动一年后，香港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被 “大陆化”。他们说， 中国政府正在利用席卷该市的抗议运动作为所谓第二次交接的借口：第一次是在1997年的权力交接中，第二次则是将香港移至中国的警察国家愿景。
香港政府发言人对此坚决否认，称，任何指责政府粉碎公民自由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当局没有回应记者的提问。
北京强硬的新模式使香港的民主运动士气低落、受损和分化。超过一万人被关进监狱，即使抗议活动已经萎缩。一些民主人士正在与抑郁症作斗争。其他人把这座城市比作一个巨大的监狱。数百人已经逃亡。但即使在黑暗的日子里，他们也没有放弃。
这是四位香港活动家的故事，他们的年龄不同，但都因对这个城市的深爱而团结在一起 。其中一位23岁，充满激情和信念；一位82岁，经历了所有的事；一位30多岁，生活在被捕的恐惧中；还有一个28岁，选择了一条痛苦的道路：离开她出生的城市。
4个人都谈到了坚持不懈，在朋友和家人中保持运动的精神，并等待着这个城市再次崛起的那一天。
先锋
李柱铭的寓所宽敞通透，很整洁，从英法古典家具到高大的中国清代花瓶，每件物品都有呼吸的空间，散发着香港东西方文化的灵魂。
82岁的李是英国籍，他的父亲是中国水墨画和书法的鉴赏家，在1980年代的关键谈判中，他是英国和中国的重要顾问，为1997年香港回归和 “一国两制” 等协议铺平了道路，使香港获得高度自治。他是一位强有力的演说家，曾帮助创建了该市第一个主要的民主党派，他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与中国接触，以寻求共同的前进方向。
但是，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这位憔悴的、声音粗重的大律师变得非常谨慎。最近几个月，他的头发变白了，步履缓慢而慎重。
“我看不到任何出路。直到最近，总还有些希望的理由。”他说。“他们不希望香港人对全面实施一国两制抱有希望”，他说，指的是中国领导层。
他的公寓俯瞰着香港的山丘，林立的树木和摩天大楼交相辉映。
“每当我看到美丽的风景时，我都会问，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们的城市？”他说。
李是一个长期接受马丁·路德·金和圣雄甘地的行动主义和哲学的和平主义者，他对1989年中国军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屠杀学生和其他平民的事件耿耿于怀。他认为2019年香港的抗议者诉诸暴力是一个错误，因为 “你相当于给了镇压者使用暴力的借口，而你无法能用暴力打败他们”。
相反，他认为，只要当局不像在中国那样开始单方面禁止公众示威，通过复活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让和平主义的中产阶级和草根阶层回归，这场运动就能找到新的动力。
但与此同时，他也在思考。“我怎么能责怪年轻人呢？ 当他们看到我们在过去30年里如何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失去了民主？这些想法当然是矛盾的。”
黄是比李小近60岁的年轻活动家，她计划参加被取消的立法会选举，她对香港老一代活动家没有耐心。她说，他们紧紧抓住了一个越来越对他们不利的政治制度。
“过去几十年来，他们完全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她说。“我可以理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我们截然不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他们一直使用同样的方法，我真的无法接受。”
她认为她的参选是超越去年街头抗议的一种方式。她的团体最近的策略包括为那些被捕者进行宣传活动，并通过竞选公职向北京挑起更大的国际压力 —— 随后，预计他们的团队中有12人被取消了竞选资格。
提出玉石俱焚理论的27岁的活动家劉祖廸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情况其实没那么糟。这是最坏情况中最好的情况了。… 如果我们能继续揽炒，削弱香港和中国政府的经济实力，让他们退缩也不是不可能。”
但许多抗议团体正在付出高昂的代价。刘因被控非法集会而被捕后，于1月逃离香港前往英国。该团体的另一位领导人、著名活动人士黄之锋已承认 “组织和煽动非法集会” 的指控。
李卓人是一位资深的民主人士和工会人士，他认为民主运动必须不断发展，即使结果可能是不确定的。
“激进派以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了游戏”，他说。“整个世界都用敬畏的目光看着他们。他们所做的事，是我们老一辈人永远做不到的。”
李柱铭接受这种观点，新一代人将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知道我的角色已经结束了”，李说，“年轻人会接班，他们应该这样做。”
去年年初被捕的李被控组织非法集会，等待被审判。这是他当了50多年大律师后首次面临刑事指控。他当时表示，自去年抗议活动开始以来，他 “很自豪” 能与其他数千名被捕者站在一起。
但国家安全法的范围以及目前针对抗议者和教师、记者和学者等专业人士的举动，使行动主义的前景变得暗淡。
国安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在发生任何争议时，中国法律将 “优先于” 香港法律，一些审判可以在不公开的法庭上进行，并拒绝被告保释。根据该法律，复杂案件的嫌疑人可以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并根据那里的法律进行审判。在香港活动的中国特工将享有免于起诉的权利。审理所谓的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将由市领导任命，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市首席大法官监督的分权安排。 这条法律也适用于全球，甚至让那些逃到国外的人感到不安。
对于民主派 “二次交接” 的说法，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会继续贯彻 ‘一国两制’ 的原则”，坚持认为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很好的保障，立法机关仍然是一个意见多元化的地方。
“像李柱铭这样老奸巨猾的人利用民主阵营中的年轻人，试图推翻和破坏中共的稳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说， “北京只会接受一个忠诚的反对派。”
李对这样的观点不屑一顾，他说，即使他对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兑现承诺的希望没有了， “我也能看到另一种希望：来自于香港人，包括年轻人，为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奋斗的努力 …… 他们牺牲了很多，包括多年的牢狱之灾。”
李明白，他可能无法活着看到他的民主理想在香港扎根。但他相信，这一切总是会发生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死，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随后的一次教堂会议上说。“我可能不会活着看到民主来到香港或来到中国，但它总有一天会到来。因为民主会到达每一个地方。”
救援人员
2019的抗议运动中，警方一直在努力控制抗议者，抗议者在香港密集的城市景观中流动，部署他们的 “be water” 战略，即通过社交媒体和加密应用程序动员的快闪。但在理工大学，所有的逃生路线都被警方封锁了。抗议者无法行动，数千人被围困。
抗议者身穿黑衣，手持临时盾牌、头盔和防毒面具，仍然不屈不挠，高呼 “解放香港”。他们连续数日投掷汽油弹、发射箭矢，并从巨型弹射器中投掷碎砖头，遭到催泪弹、水炮和橡皮子弹的袭击。
巨大的火球偶尔会撕裂天空，黑烟袅袅，成柱状上升，整个维多利亚港都能看到。在理大旁边的中国军事基地，武装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边看着局势的发展，一边在露天的前院进行防暴演习。
在郊区，数千名普通香港人前来救援，其中包括熟练的潜水员 Dave。他描述了自己的角色，但条件是不能使用他的姓氏。参与理大占领行动的人因与暴动有关的指控而被捕，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
30多岁的 Dave 在手机上恐惧地看着这场对峙，他紧盯着自己的私人 Telegram 群组，为抗议者提供后勤、财务和医疗支持。
他认为自己也许能从维多利亚港的一条海底隧道经迷宫般的下水道进入校园，为被困在里面的人找到一条出路。
他给他的几个潜水伙伴发了消息，但并没有百分之百地跟他们直说。
Dave 和他的潜水员们准备好装备后，乘船来到香港体育馆附近的波涛汹涌的水域，那里是 Cantopop 音乐会的举办地。他们拿到了由渠务署绘制的详细地下地图。他们带着潜水装备和氧气瓶跳入水中。
Dave 和他的潜水伙伴们帮忙规划的路线，从火葬场下面到九龙著名的观音庙附近的窨井盖，在暴雨过后，可以听到地下水哗哗地流。
这座有百年历史的庙宇，香火缭绕，挂着画有老虎的灯笼，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寺庙建于1873年英国统治初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军轰炸中幸存下来。它被认为是一个奇迹的地方，也是在一个半世纪的变化中保存下来的中国传统。
“如果你知道怎么走，出去的路很容易”，Dave 说。“但如果没有地图，它就是一个可怕的迷宫。”
在网友后来公布的下水道系统的照片中，当抗议者们用一根红色的攀爬绳连接起来时，水面已经齐颈高了。荧光棒将光线投射在布满蟑螂的墙壁上。
Dave 估计，这次任务通过他和他的团队帮助侦察的逃生路线，拯救了数百名抗议者。那些从下水道逃出来的人跳进了等在那里的汽车。
有人认为，理大围城事件隐喻了现在整个城市在国安法下的情况：人们被困在里面，外面的人试图来营救。
Dave 是个爱笑的男人，喜欢喝苏格兰单一麦芽威士忌，他代表了香港一大批普通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他们越来越多地与带头运动的年轻一代保持一致。虽然远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这些拥有财富和技能的年长者却有可能因为协助抗议者而被捕。Dave 说，他为这场运动花费了大量资金，包括为抗议者提供医疗服务。
Dave 认为，运动越来越激进，现在很多人选择转入地下，在精神和后勤上为更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做好准备，或者，有可能走上更暴力的道路。他说自己随时都可以离开香港，但他不会离开，尽管气氛越来越黑暗。他希望坚持民主运动，虽然他认为现实很残酷。
“香港已经变成了一座监狱。没有人可以出去。我们都被困住了”，他说。“即使那些出去的人也被困在自己的思想里，因为这个城市被困住了”。
“我们已经变得像一个巨大的理工大学。”
流放
在理大对峙期间被捕的28岁的 Eli 还记得抗议活动改变她的那一刻。
那是去年6月12日，警察正在向和平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他们的手臂、甚至有时包括脖子都被保鲜膜包裹着，以保护自己不被烧伤。当她把安全护目镜、水、头盔和雨伞等物资送到前线时，内心有什么东西猛然一动。
在一个月后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她从人行道上捡起一块砖头，打算把它扔向防暴警察。但她却把它拿在手里几个小时，最后把它扔进了一个垃圾箱。
“当我拿着一块砖头时，我觉得好重。我不知道该不该扔”，她说。“我只知道，从那晚开始我明白了。如果我手里有武器，我就能保护自己和他人。”
理工大学围堵事件发生后，Eli 被控暴动罪，最高面临10年监禁。3月，她逃离香港前往加拿大，担心自己可能被控其他罪名。
她对家人隐瞒了自己的计划，她说家人都是亲北京的人，以为她只是出国旅游学习。她还留下了她的男朋友。她说，在机场，她非常紧张，因为担心海关官员可能会发现她准备的在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的文件。
“我没有什么感觉，直到飞机起飞。我开始哭了。起初，我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我也意识到，我再也没有机会回香港了。” 她在一个加密的应用程序上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告诉路透社，“我觉得我已经抛弃了我的亲人。”
患有心脏瓣膜缺陷的 Eli 仍然被离开的内疚感所困扰。她说，有一次，她的男友从噩梦中醒来，给她打电话。她试图安慰他，但他大发雷霆。
“‘你怕什么？你已经离开了”，男友告诉她。“他说的话让我很受伤。……他后来道歉了，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但这也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到了加拿大后， Eli 终于有时间从前线的创伤经历中恢复过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她每天都会尝试着散步来缓解压力。
但她的 iPhone 上却被一连串的坏消息冲击着。其他活动人士已经流亡，有些人坐飞机，有些人坐快艇。 有些人在逃亡中被抓获，包括12名逃亡的活动家被中国海岸警卫队拦截，并被单独关押在大陆的监狱中，无法与家人、朋友和家人指定的律师联系。
不过，Eli 还是投入到香港的宣传工作中，帮助组织集会，设计抗议艺术：这些小动作让西方对香港的关注得以持续。
同期流亡的其他活动人士在其他国家也做了同样的工作，包括台湾、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形成了一条国际抗争战线，追随中国其他动荡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的抗争战线。
“对香港人来说，如果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就没有抵抗”，她说。“我觉得香港人要像水一样，努力寻找可以继续抵抗的缝隙 …… 我在异国他乡继续这一抗争。”
未来
黄子悦是一位坚定的抗议者，2019年几乎参加了所有的示威活动。2019年11月18日午夜，在理大对峙期间她被捕了。
在油麻地，一个靠近校园的区域。网上有人急切地呼吁增援，拯救被困在里面的人。一辆警车鸣着警笛，突然向示威者疾驰而来，引起了一阵骚动。她试图逃跑，但被一名警察强壮的臂膀压住，并被逮捕。
“我的人生规划被打乱了，受到暴动案的影响很大。我随时可能被关进监狱。我被这个政权推到了边缘”，她说。
被捕后她患上了抑郁症。当她的一些在其他抗议活动中被捕的朋友们知道后，他们鼓励她一起去香港的山丘、山谷、岛屿和海岸等野外远足。她开始疗伤，反思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我想利用自己的处境做更多的事，多发声，所以我开始考虑参选。”
她决定参加现已被取消的立法会选举，成为匿名抗议者的代言人。
“参加选举从来都不是我的最终目标”，黄说，“我想延续抗议活动的势头。这是一个媒介，可以继续我的角色，或者为那些可能无法露面的人发声。”
“老人家常说，我们这一代人要活得足够长，才能看到一个民主的香港”，她在雨伞运动时说，“但我也不至于天真到完全相信民主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
5年后的今天，她依然有同样的感觉，只是肩上多了一份责任，要在香港民主运动最黑暗的时候传递光明。
“我不会因为现在不能实现而感到沮丧。你的行动会对下一代产生影响，也许他们会知道答案。” ⚪️
📌 最后，这里有4本书，来自香港反抗者的推荐，希望它们也能给中国的反抗者带来力量 — — 正如 我们在2019年的对话中所强调的 ， 香港的自由不是香港人自己努力就能实现的。您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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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darkens: For Hong Kong activists, year of despair and d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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