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每个人熟练地使用语言开始，“母亲”就天然地与慈祥、温柔、辛劳、无私、伟大之类的词汇绑定在一起。我们鲜少怀疑这种连接之间的必然性，只会嗔责那些看似未能尽然如此的母亲；我们享受这些溢美之词的赠予，却不愿意自己成为它们所修饰的主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害怕成为母亲。

词语的空洞事实上昭示了观念的板结与意义的虚伪。没错，有太多母亲可敬可亲可爱，但她们各有样貌，也应该各有自我，而不是淹没进标准化的描绘背后面目模糊。那些看似崇高的歌颂，其真实指向并非被唤作“母亲”的具体的人，而是性别社会下满足规训权力的母职定义。

因此，在这个属于母亲的节日里，除了献上源自内心的真诚祝福与关爱，或许我们更应该去重新审视一下“母亲”这个概念，看看在一代代母亲身上究竟背负过多少沉重而不必要的枷锁。

愿天下所有母亲，快乐、自由、拥有自我。

成为母亲是从怀孕那一刻开始的。然而作为社会人群复制自身的机制，怀孕却从来不是一件纯粹的私事，它关乎人口控制和优生学策略，关乎国家民族的实力，甚至关乎种族政治和殖民战争，因此始终受到社会的干涉和控制。而在医学与文化的互动中，关于怀孕的理解与体验也在不断地被建构出各种解释框架。

通过梳理两百五十年间的妇产科文件、怀孕指导手册、文学作品、流行小说和视觉图像，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学者克莱尔·汉森重新构筑了一部18世纪以来的生育文化史。在这份“知识考古”的谱系之中，我们会突然发觉，怀孕的母亲不只是用子宫滋养着一颗胚胎的生长，也同时在以实存或象征的身体孕育着人类关于宗教、伦理、法律、哲学、科技的无尽想象、创建与调整。 

如果一定要说“母职”是女性的某种宿命，无非在于其生理结构不可避免地要直接承担性爱欢愉的后果和物种繁衍的功能。而即使在避孕技术相对成熟的今天，堕胎依然是女性通向母职的最后一道可选关卡。但就像怀孕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事一样，堕胎也有着一部复杂的历史。

这本《不存在的孩子》追溯了法国两百年来堕胎观念的变迁，展示了堕胎如何从一个家庭问题转变为道德问题又演变为社会政治问题乃至最终获得合法化认可。而比起富于革命浪漫色彩的正义来路，更值得思索的是堕胎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堕胎权固然是解放，但堕胎行为确实具有一定危险性，堕胎只是在两种伤害之间进行选择，不可能平凡化，当堕胎权已经获得后，生育便不再是对堕胎权的放弃，只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做母亲的权利才是真正的解放。 

母体对幼崽的喂养，是哺乳动物天然的生理机制，然而到了人类身上，如何喂养孩子却成了一件事关种族家国命运甚至文明进步的复杂问题。当今天的新手妈妈钻研着哪款奶粉更有营养更安全时，大概没人会想到，这种喂养方式竟然曾经连接着近代中国的巨大转型。

传统中国，普遍的哺育选择一直是母乳喂养，对于母乳不足的情况，则以乳母或谷物浆、兽乳来补充和替代。但社会观念也好、医学理论也好，都没有要求必须由母亲亲自授乳。直到十九世纪末，随着国族命运的危机，母乳哺育不仅成了判断母职合格与否的标准，更成了强国强种、救亡图存的国民责任。于是借由哺乳这一入口，女性的身体、行为和思想开始被纳入政治范畴，“母亲”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生物角色、家庭角色，而是国家化的社会角色。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也随之显现，本以家政教育为目的的女学却也实际上推动了女性的知识解放和思想解放，以反封建和生殖健康为目的的乳房解放则无意中唤起了女性的身体自主意识。同时，近代经济的发展也在与家庭争夺女性劳动力，加上社会整体对现代性的想象与追求，最终在科学话语和商业宣传的双重推动下，牛奶喂养终于被构建成为科学、营养、卫生的哺育方式。以牛乳取代母乳，既成功地接过了强国强种的责任接力棒，又成为追求文明的进步阶梯。

无论以骨血哺育的“良母”，还是用牛奶喂养的“现代母亲”，尽管身处其中的女性并非全无选择的权利，却无可回避地始终被裹挟在一个更宏大的潮流中。她们从未掌握过潮流方向的核心决定权，潮流之中任何的风吹草动或者异议纷争却总会直接指向和撕扯着她们。一切变动背后，她们不曾摆脱过作为女性的负累，反而在“母亲”这重身份之上不断增加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牵引。 

母乳或者牛奶只是育儿的复杂过程之一环，在近代中国充满混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转型中，事实上有着一整套象征现代性追求的育儿知识参与到新“母职”的构建中。这些来自日本和西方的新知，经由报刊、杂志等新兴媒介传播开来，既打破了传统的口耳相传的经验承袭方式，也以科学之名提高了育儿标准，于是“现代母亲”不仅需要学习各种陌生的知识，还得随时处理知识与实践之间的空隙。在这一过程中，新式育儿非但没能减轻妈妈们的压力，反而在新旧中西的纷乱之中加重了负担，特别对于新女性而言，社会角色与母职的叠加尤其沉重：“女人对于公共领域事业的追求，违反传统中国社会对原来女性角色的规范，导致要‘女人回家’的言论，在不同年代持续上演。但仍有不少新女性，勇于对抗、突围这种话语。不过，对许多职业女性而言，既要尽到育儿责任，又要回到社会服务，‘鱼与熊掌’不但难以兼得，反而成为双重的煎熬，她们永远在工作与育儿之间两面拔河。”

在今天的语境中，对母性特质的强调多半讨不到什么好处。然而话语上的政治正确，却终究无法否认那些已为人母的女性在辛苦育儿过程中发自内心的爱与幸福之感。这并不奇怪，对于母性乃至母职，其实大可以一边拥抱一边反抗。

美国诗人艾德丽安•里奇在其经典著作《女人所生》中，就强调过“我们需要深刻地理解父权文化中母性所表现出的力量和无力。”对于母性的存在，其实丝毫不必怀疑，那是对女性神圣的召唤，母职之痛并非命中注定，而是被父权利用的结果，它驯化了母性本来的面目——让女性依靠天性和直觉，而不是智慧来做母亲；要用无私，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态度来做母亲；要每时每刻都在愉快地抚养孩子，用爱和包容去对待孩子，在孩子面前展现出完美的形象，而不能拥有坏脾气，不能愤怒。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暴力，事实上身为母亲，同样可以拥有广阔、精彩的生活，只要你拒绝成为受害者。 

某种程度上，女性意识及其讨论在今天借由自媒体民主和互联网回音室效应形成了鼎盛之势。然而当女性以母亲这一角色出现时，所有的性别意识却又似乎隐退或者失效了：“母亲”首先是去性的，尽管生育必须通过性交才能完成，但这一过程往往如育儿的乳房一样，完全抽离掉了欲望部分；母爱则被屏除了一切复杂的情感结构和外在因素，成为天然的无私的自觉行为。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还原为本能并进行道德歌颂的叙述中，女性被重新划分为另一种存在，并通过父亲/母亲的区分进一步强化了两性的界线。

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以灵长类动物学入手，从根本上打破了所谓自然习性的“科学真理”，随之推翻了由人类与灵长类的近亲和进化关系而导向的人类学结论。继而，“赛博格”——一种超越肉体性与明确主体的身体——成为她重新思考女性主义的起点。对于身体永远占据中心地位的女性而言，赛博格化的人类丧失了清晰边界，不再具有本质的区别与冲突，性别也就失去了意义。同时复制可以替代繁殖，基于性器结合与功能互补的生育不再作为必然方式，男性也就失去了客体化女性的可能和理由。甚至连复制也不必选择，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完全可以使得这种“新的合成生命体”实现永生。

这当然是一个先锋的设想，但面对已有的种种科技突破，也并非是无稽之谈。这种“非人化”的设想，也同样存在着值得斟酌与警惕的另一面。可无论如何，它至少让我们在解放母职的问题上多了一种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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