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林墙到今天 - 利用旋风时刻的经验教训：行动主义（8） - iYouPort – 觀點2

并没有什么 “阈值” 存在，如果你不去创造，就什么都不会有

【按】IYP多次讲述 “知识分子应该像活动家那样思考”，这意味着在推动变革的同一方向上合力。但 一些传统的政治分析思考方式的确在阻碍这种合力，它导致政治分析家们难以看清真正的机会，甚至将大众引入错误的方向。

就如曾经在中国流传多年的 “阈值” 论，它认为当 “外部压力” 达到一定阈值时，忍无可忍的社会就会自动爆发。听起来似乎很有物理层面的合理性，但是，这些年来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大抓捕没有激发社会反抗、大规模监视也没有，不断深化的不平等没有带来 “阈值”、甚至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摧毁加密的恶法都没有做到 …… 就如几十年前的大饥荒没有激发变革那样，它们只是不断提升了大众忍耐的能力。

阈值论的另一方面就是， 它导致了这些政治分析家们不断寻求外部压力的信号，从国内经济到国际关系，从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 。

并不是 说经济状况恶化和地缘政治动态毫无用处，而是说， 仅仅关心这些外部因素，毫无用处 ；如果您想要的是良性的变革，您就必需拥有另一件武器，并与之结合。

这里是第8集，主要讲述这一道理。本文的作者 Paul Engler 是洛杉矶著名活动家，工运组织负责人，也是《This Is An Uprising》这本书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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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大批的东德人涌向柏林墙。躁动不安的公民们是在回应当局的公告，公告中暗示政府将放宽旅行限制。事实上，那些负责人只打算对签证要求进行有限的修改。但这些意图就很快变得无关紧要了。

大量的人涌向隔离墙，使边防军不堪重负。很快，与来自西方的盟友一起，人群开始彻底拆除这道令人痛恨的屏障。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但它只是席卷苏联集团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亮点之一 — — 这一系列起义后来被称为1989革命 。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目睹一段似乎 违背公认政治规则的大规模反叛 。抗议似乎随处出现。组织者看到他们的集会上挤满了新的面孔，这些人来自他们固定的支持者网络之外。主流分析家们感到惊讶，绞尽脑汁，不知所措。而当权者则随着周围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而奋力争夺 — — 有时会让曾经根深蒂固的领导人陷入危险境地。

如果说现代历史上有哪一个时期能体现出这样一个公众活动的高峰，那就是1989年下半年。

虽然11月9日在柏林墙下的人群似乎以即兴的方式聚集在一起，但 他们的集会并不完全是自发的 。这是在几个月来不断增加的示威活动和对该国共产党不断升级的压力之后发生的。

整个秋天，莱比锡每周都会举行集会，呼吁旅行自由和民主选举。该市的示威活动一开始只有几百名抗议者，但随着时间成倍增长，到11月初，示威活动已经吸引了多达50万人。蔓延到了很多其他城市。群众抗议活动开始在德累斯顿、东柏林和其他地方爆发.

东德的示威活动并不仅仅是相互滋养，它们还从已经成为区域广布的反抗中汲取能量 。那年春天的早些时候，匈牙利历史性的游行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民众的压力如何能推动与改革派政府的谈判。那年夏天，在波兰，以工会为基础的反对党 “团结党” — — 在前一年领导了一系列重大的罢工行动 — — 在该国新近自由化的选举中取得了惊人的决定性胜利。到了秋天，反抗运动全面爆发。在东德11月9日叛乱后几乎不到一周，布拉格的学生们就进行了 “天鹅绒革命” 的第一次示威。到月底，社会运动号召了总罢工，迫使捷克斯洛伐克结束一党统治。

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们能从这些不同寻常的动员中学到什么？

传统的政治分析家认为，1989年的革命是一次自发的、千载难逢的民众不满情绪的膨胀。他们对东欧起义浪潮的描述反映了他们几乎在政治舞台上每次爆发群众动员时都会做出的那种断言。这些分析家告诉人们，这些活动的高峰时刻是 “罕见的，不可预测的”；他们认为，群众抗议是广泛的历史力量的产物。而且他们还认为，“没有人能够有意识地设计出引发这种动荡的事件”。

对于上述每一点，被称为 “公民抵抗” 的政治传统都提出了相反的解释。倾听者将从25年前的那场重大骚动中得到截然不同的教训 。

公民抵抗 — — 对非暴力冲突的研究和实践 — — 是一个传统，从甘地的运动、美国民权运动、吉恩·夏普等学者的作品，以及 “阿拉伯之春” 等当代反抗运动中，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血脉。

📌 沉浸于研究非武装起义如何运作的传统分析家们提出了几个挑战1989年传统智慧的命题：他们认为，第一，非凡的动员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罕见；第二，围绕着它们组织起来是一门艺术；第三，愿意接受非暴力升级战略的活动家往往能够引发他们自己的历史性剧变。

大小起义

在柏林墙拆除之前，认为铁幕将主要不是通过政变和军事演习，而是通过动员群众、手无寸铁的抵抗而倒塌的想法，充其量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容易被认为是骗人的。但是，近几十年来，令人瞩目的是，成功的民间抵抗的新例子频频出现。从菲律宾，到智利，到南非，到塞尔维亚，到突尼斯和埃及，再到其他地方，民间抵抗的剧目迎来了显著的变化。

当然，1989年的革命在广度和影响上是特殊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群众起义是我们政治生活中比我们通常所承认的更频繁发生的一部分。一旦你寻找它们，民众动员就会开始不断出现 — — 在不同的国家不经意间出现，吸引新的参与者加入，颠覆了政治的常态。2011年的 “阿拉伯之春”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唤起了人们对东欧的回忆。但是，重大的变革 不一定 必需如此广泛和国际化才有意义；它们 也不必需 发生在不民主的环境中。

就在美国，就在过去15年里，我们已经看到反抗事件以令人震惊的频率出现，在从国家到地方的广泛层面上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全国范围内，世纪之交在西雅图和华盛顿特区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活动，随后2003年在纽约和旧金山又发生了大规模反战动员。在2006年实现的历史性移民游行之后，2011年又出现了 “占领” 运动的大规模集结。威斯康星州的起义、奥克兰和弗格森市针对警察暴行的全城抗议、BLM等，还有校园生活工资静坐示威等州级动员，虽然规模不大，但 都在激发公众辩论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密集的事件中， 每一次都吸引了不同寻常的参与者，以神秘而陌生的方式激活了人们，这对传统政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

主流评论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对这种大大小小的动员感到惊讶，这更多地说明了他们自己的偏见，而不是说明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然而这些评论家的偏见并不是唯一的。渐进主义的倾向甚至延伸到了社会运动界。由索尔·阿林斯基 (Saul Alinsky) 开创的社区组织学派传统上对群众动员持怀疑态度，沿袭组织者指责爆发的抗议是昙花一现、太不可预测和不可持续。他们强调，他们的目标是建立 “组织” ，而不是 “运动” 本身；他们试图建立能够持续利用草根力量的机构。

有趣的是，阿林斯基本人比他的许多意识形态后裔更开放，对高峰时刻的非凡潜力持开放态度。看到民权活动的冲动，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后，在种族隔离的南方，阿林斯基和他的徒弟尼古拉斯·冯·霍夫曼 称其为 “旋风时刻” 。两人一致认为，需要暂时搁置他们传统的组织方法，以利用非凡的起义的能量 。

【注：索尔·戴维·阿林斯基美国社区组织家和作家，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居民组织的创始人。以著作《激进者守则》闻名于世。阿林斯基从事社区组织四十余年，毁誉参半。他专注于改善美国各地贫困社区的生活条件。

自由乘车者是指美国的民权活动家们从1961年开始的乘坐跨州巴士前往种族隔离现象严重的美国南部，以检验美国最高法院针对波因顿诉弗吉尼亚案和艾琳·摩尔根诉弗吉尼亚州案判决的落实情况。最高法院在波因顿案中做出了判决，允许跨州旅行者无视当地的种族隔离政策。】

寻常的政治

与传统的政治家、甚至与许多组织者不同，莫罕达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仔细研究了 创造旋风时刻的动态 。他们是寻常政治的专家。通过使用非暴力冲突，他们试图在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中产生断裂，从而将以前被忽视的不公正现象推向公众意识的前沿。正是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天赋，才使他们在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金在1963年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著名信件中解释说， 直接行动的目的 “是制造一种危机四伏的局面，从而不可避免地打开与其他顽固不化的对手进行谈判的大门”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金曾不情愿地被投入到其他活动家和组织制造的危机中；但到了伯明翰运动的时候，他已经对如何制造非暴力冲突有了精明的理解，这种冲突可以激起全国性的愤慨，并打动那些拖后腿的政客。

在他1968年的书中《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他把使用激进的直接行动的民权组织描述为 “搅动和制造戏剧性项目的专家” ， 创造 “爆炸性事件” ，”吸引大量的同情和支持” 。他自我批评地指出，这些事件不能替代建立能够长期维持斗争的体制结构。不过，他在伯明翰和塞尔玛等地帮助制造的起义，还是像其他一些努力一样震撼了美国公众，成为推动民权的决定性高峰。

几十年前，甘地同样阐述了如何利用非暴力冲突有意识地挑起社会危机。他在1932年写道： “那些必然想要推动人类的条件和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人，除非在社会上引起发酵，否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关于甘地方法的最早研究之一，Krishnalal Shridharani 在1939年发表的《没有暴力的战争》一文阐述了这一主题。它指出，非武装起义与战争的共同点往往多于常规的利益集团政治。“在 …… 暴力和非暴力的基础上”，Shridharani 写道，”是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即某些激进的社会变革，除非通过能够沉淀情感风暴的群众行动，否则无法获得成功，人类生活中平淡无奇的日常需要被动摇，以便人类能够得出决定性的决策。”

1930年，当与英国王室进行决定性对抗的时候，印度国民大会委托甘地作为唯一的战略家，负责精心策划其直接行动挑战。国大党成员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甘地的精神门徒 — — 事实上，许多人并不相信甘地对救赎苦难的另类信仰 — — 而是由于甘地因能够 制造历史性的颠覆 从而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是著名的1930年的 “食盐游行” ，这是争取印度自决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未定的未来

当社会运动能够挑起政治危机，促使发生剧烈变化时，他们的努力并不总是能得到很多赞誉。

从1989年的革命来看，一些政治学家几乎没有讨论过民众运动。相反，他们关注的是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发展 。他们强调了与西方的竞争和东欧集团长期的经济危机是如何造成的持续压力，从而调动了大规模反抗。他们强调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发出的信号，即苏联将容忍改革，而不是复制中国在天安门的镇压。这些立场是一个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政治分析家通常将大规模起义的时间和命运描述为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不是公民自己的决定。

📌 民间抵抗领域的分析家不否认经济和政治背景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强调这种条件与社会运动参与者的技能 — — 活动家的智慧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 — — 的相互作用，这体现在行动者的战略选择和实地执行中。

历史学家可以在起义发生后回顾过去，找出促成起义成功的结构性力量和历史特点，或者找出导致起义失败的原因。相比之下， 在当地的活动家永远没有事后诸葛亮的好处，他们必须充分利用他们所遇到的任何条件 。正如非暴力冲突分析家和培训师 Hardy Merriman 所写到的那样， “智慧、行动力和技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使这些运动能够克服、规避或改变不利条件”。

必须指出的是，后来将1989年的重大转变归功于历史条件的专家，绝大多数都没有预见到当时就存在的潜力。1987年，一位前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为著名保守派杂志《外交事务》撰文时认为，尽管戈尔巴乔夫有开放的迹象，但 “[华约]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景” 。 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预言，活动家们需要大胆而巧妙地跃跃欲试，挑战统治他们的根深蒂固的压制性政权。

从引爆到爆炸

📌 归根结底， 单靠行动者的自身技能或者单靠外部条件都是不够的 。在任何时候，历史上都可能会出现一个 “触发事件” ，引发广泛的愤怒，并使人们走上街头。但是， 需要社会运动的坚决升级，才能使问题始终处于聚光灯下，迫使人们做出更大的参与和牺牲，并反复强化公众的紧迫感 。

回顾1989年的革命，我们可以得出的最后一个教训是，当一股旋风真正开始搅动时，它并不是一个事件的结果；相反，它是多重的、复合的危机的产物 — — 其中许多危机是刻意努力的结果 。

美国非暴力直接行动传统的理论家、长期从事社会运动培训的比尔·莫耶在他的《Doing Democracy》一书中描述了 “触发事件” 的概念。 触发事件是指 “高度公开的、令人震惊的事件” ，“以生动的方式向公众戏剧性地揭示了一个关键的社会问题” 。莫耶认为，这些事件是每一个社会运动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创造了重要的窗口，在这个窗口中，活动家可以召集群众参与，并急剧增加公众对某一事业的支持。

触发事件的突出例子包括1979年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它使核安全突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就在事故发生的几天后，之前计划在旧金山举行的反核集会，通常可能会吸引数百人参加，但那次却吸引了25000人。同样，1955年，罗莎·帕克斯因拒绝坐到种族隔离巴士的后面而被捕，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引起了全社区的抵制。突尼斯水果商 Muhammad Bouazizi 的自焚事件引发了2011年 “阿拉伯之春” 的起义。

然而， 触发事件只是一个开始；它们不能保证出现真正的改变 。例如，石油泄漏和校园枪击事件不计其数，这些事件引发了愤怒，但是，最终对政治生活影响甚微。同样，还有很多其他的自焚事件，也没有像布 Bouazizi 那样的效果。

📌 事实上，那些确实演变成爆炸性反抗的导火索，往往不像最初出现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偶然。

📌 只有当各团体愿意抓住机会并升级运动时，民间反抗才会奏效 — — 凝聚群众参与和个人牺牲的力量，以产生更加雄心勃勃的反抗行动。

在罗莎·帕克斯之前也曾有过在 “吉姆克劳法” 公共汽车上发生的逮捕事件，但是，民权团体 有意识地选择 将帕克斯的逮捕变成抵抗种族隔离的试验案例，部分原因是她本身就是一个坚定的活动家。在其他情况下，从食盐大游行，到伯明翰，再到 “占领” 运动， 反抗运动 *创造了* 自己的触发事件，利用破坏性行动成为头条新闻，促使当局做出反应，并开始一个循环，让新的参与者加入到更大的行动中。

1989年11月17日，柏林墙倒塌一周后，布拉格的学生们举行游行，纪念一位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被杀害的大学活动家的周年纪念日。社会学家莱斯特·库尔茨和李·史密斯描述了当学生们遇到镇压部队时，他们如何向警察献上鲜花，并在空中挥舞着自己的手。但警察还是发动了攻击，不分青红皂白地用警棍击欧打学生。

“这就是点燃捷克斯洛伐克的火种”，一位作家后来说。

当然，学生们是在对周围各国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作出反应。但正是他们决定冒着被暴力镇压的威胁 — — 明知危险，但不知道后果 — — 发起了天鹅绒革命。而正是无数人决定加入这场抗议，才使革命产生了真正的力量。

今天，关于1989年的旋风式起义，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一选择更值得铭记：在不确定的结果面前奋起反抗，冒着升级的危险，去创造点燃运动的可能性。⚪️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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