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4日，印度总理莫迪的新书《考试勇士》（Exam Warriors）由印度的企鹅兰登出版社发行。发行日的挑选别有用心——1月4日是国际盲文日，旨在维护盲人和弱势者进行智识交流的权力。这本为印度考生与家长加油打气、提供方便法门的小书，也或多或少树立了莫迪重视文教、提倡公平受教育权力的正面形象。

一年之后，企鹅兰登书屋在今年三月宣布再版，称此书为“健康积极、具有启发性的指南，适用于任何以学习为终身生活态度的人”；此外，新版本还“加入了对疫情及其破坏性、不确定性的深思，并阐述了作者对‘后疫情新常态’的理解”。

抵制出版与呼吁下台：“退到喜马拉雅山麓，永不复出”

然而，印度疫情的突然失控，使这本看似毫不相关的小书遭到了公开抵制。5月17日，印度著名作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伦敦书评》网站上发表文章，公开了其与企鹅兰登书屋印度与东南亚地区首席执行官高乐夫·史里那吉什（Gaurav Shrinagesh）的邮件来往。在邮件中，潘卡吉·米什拉指责了出版方在疫情失控背景下对莫迪不明是非的支持，却只得到了模棱两可的敷衍回复。而在米什拉之前，阿伦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已在Scroll.In网站上发布文章，呼吁莫迪下台，希望“莫迪能和他的言论与书籍一起，退到喜马拉雅山麓，永不复出”。

这两名作家的同时发声，不可谓不重。早在1997年，阿伦达蒂·洛伊曾以《微物之神》一书成为第一个获得全美图书奖和英国文学大奖“布克小说奖”的印度作家，蜚声国际文坛；潘卡吉·米什拉则是印度国内文学界的非虚构写作顶梁，近些年在欧美媒体非常活跃，被视为政治评论权威，《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n，2012）一书广受好评。这是否是美国“取消文化”在印度的延续呢？

在反对莫迪书籍再版的文章中，潘卡吉·米什拉写道：“最近，葬礼焚烧烟雾笼罩印度，印度企鹅兰登书屋却开始为其最有名的‘作家’莫迪展开了浩荡的个人宣传。在近期席卷欧美的各种出版界争议中，掌权者的残酷和麻木已经成为争论的焦点……这在印度显得尤为紧急，主流媒体正因效忠莫迪而被嘲讽与‘朝鲜’无异；即使是设立在硅谷的社交媒体公司，也在帮着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打压少数群体和异见者。”

一方面，潘卡吉·米什拉引用了大量欧美的例子——销量榜首的菲利普·罗斯传记被诺顿出版社下架，理由是作者布莱克·贝利（Blake Bailey）涉嫌性侵犯诉讼；在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下架了明星作家布里埃尔·马茨涅夫（Gabriel Matzneff）的全部作品，后者因性侵未成年而遭指控；西蒙与舒斯特公司CEO乔纳森·卡普，因计划出版特朗普政治伙伴迈克·彭斯的书籍，遭到公司员工的集体反对。出版机构往往自诩也被期望秉持一定的政治理念，并以之指导其出版选择。如何担负文化传播责任，又避免因“取消文化”而阻碍言论传播自由？这是目前各大出版机构，在面对近年的民主运动高潮的社会背景下必须面临的舆论风险。

另一方面，此次的印度企鹅兰登事件，虽与这些前列案例遥相呼应，政治社会背景却不同。潘卡吉·米什拉与阿伦达蒂·洛伊的反对文章，不仅是他们对莫迪政权的长期反对的一环，也延续了印度左翼知识分子对后殖民印度政府的反抗传统。

在社会疴疾与失控疫情下：抵制本身就是政治行动

如果不是因为第二波疫情完全失控，《考试勇士》再版这样的小事，或许不会被愤怒地揪出；莫迪的支持率，或许也不会直接落到历史最低点。四月底，阿伦达蒂·洛伊在英国《卫报》发表了深度长文《我们正在见证反人类罪行》，细数莫迪政府在疫情中的不作为与不人道等行为。在今年一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莫迪还在演讲中公开表明：“印度拥有世界18%人口，并通过成功控制疫情，为全人类免除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政府主流媒体纷纷否认印度境内新冠疫情的存在，却无法否认最近的事实——第二波疫情来临，莫迪所承诺的防疫基础设施和人员调动仿若无存。

在《我们正在见证反人类罪行》中，阿伦达蒂·洛伊用浓重笔墨描绘了印度国民的水深火热，也着重抨击了政府借机发财的行为。譬如各大医院中氧气瓶短缺导致不必要的死亡，事实却被官方否认，导致黑市兴起；死亡人数的统计远低于官方报告，因为很多感染者无法登记就医；在去年的紧急封锁中，乡村流动人口无法得到安置，大量回流到没有防疫系统的农村；印度两大厂家生产着目前全球最贵的疫苗，却不提供免费的疫苗服务，这意味着本就难以为继的印度底层人民——社会的大多数——根本无法接种疫苗以求生。在这些社会问题面前，政府和总理个人名下的国家救济基金为什么没有任何作为？阿伦达蒂·洛伊在文中反复引用了印度官方发言人的那句名言“让我们闷头努力，不要哭哭啼啼”，讽刺地指出这些不透明的政府机构根本不接受质疑。她愤愤指出，“医疗体系没有崩塌，因为这个体系原本就不存在。”

这些严重的社会疴疾，在印度国内的主流媒体中隐形；潘卡吉·米什拉和阿伦达蒂·洛伊等反对者，凭借自身的社会声望，借助西方媒体平台发声。与此同时，莫迪又开始了新的竞选活动。在很大意义上，他们对印度企鹅兰登的反对，也是在抨击印度政府对国内媒体的全面控制；也即，他们所针对的不是书的内容或作者的个人政见，而是印度整个舆论传播体系以及这个体系背后的政治运作。在致企鹅兰登CEO的公开信中，潘卡吉·米什拉提到了莫迪政府长期以来对作家和记者的暴力镇压，将之视为莫迪政府政治宣传运作的一部分：“企鹅兰登选择在这个危急时刻为《考试勇士》做宣传，相当于参与了这个失败政治家的宣传运动。再版的决定，引人深思：企鹅兰登如何看待自己在当下政治局势中的角色？”他还质疑了莫迪的学历，以及学历颁发机构对此所保持的可疑的缄默。潘卡吉·米什拉在字里行间似乎透露：在言论自由不复存在的印度，抵制出版本身已经是政治行动；在风雨飘摇的当下，局势越发紧迫，即便努力显得杯水车薪，也不该添砖加瓦。

印度左翼知识分子反抗后殖民政府的传统

在疫情的具体问题之外，阿伦达蒂·洛伊全面攻击了莫迪政府背后越发强势的右翼群体。排他性极强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构成了印度当权政府的主要势力，支持者多为社会中上游工商阶层，即财富集中者。在针对印度疫情进行深度分析的文章和此前呼吁莫迪下台的公开信中，阿伦达蒂·洛伊反复回顾和抨击了莫迪政府的主要政策，包括莫迪煽动宗教、民族对立的言论。在阿伦达蒂·洛伊看来，这些政策和言论，以印度教右翼为主流，以社会主流利益为目的，置社会边缘群体于不顾。

这不是专属于阿伦达蒂·洛伊和潘卡吉·米什拉这一代的社会问题，而应追溯至现代印度国家概念的开始。洛伊、米什拉等人的反对，涉及一个独属南亚的后殖民主义概念：印度内部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也就是庶民研究（The subaltern studies）。这个词最早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用于描述那些被社会经济制度所排除、无法进行政治发声的社会群体；迫于政治形势，借用这个词汇替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措辞。因此，“下属研究”就是一种致力于承认和发掘曾经被印度历史上多种多样的精英主义霸权所掩盖的“人民政治”（politics of people）。而在殖民主义语境中，印度国内的精英大多是种姓制度中的贵族，后来沿伸至城市工商阶层，而这些精英正是西方殖民者的合作者，本身便从西方资本主义的提携中牟利。

70年代，英迪拉带领下的印度政府大刀阔斧，在与西方资本大规模的合作中，改造城市、占领自然资源，涉及大量以社会底层和边缘社群利益为代价的案例。也就是说，刚刚独立的政府直接套用了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式资本主义，用相似的剥削逻辑管控着社会边缘群体。资本、宗教、政治相勾连，被排除在外的社会群体如穆斯林、印度北部原始森林里的非印度教原住民、女性、贫穷和农村人口等，毫无有反击之力。

这些议题是印度知识分子绕不开的重担，是联结诸多文学家、学者、艺术家的脐带。而严苛的审查制度，也是他们共同面临的难题。米什拉和洛伊依靠西方媒体和英语读者，便是侧面印证。横向看来，他们和现在活跃在当代艺术界的南亚艺术家、六七十年代印度现代化伊始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一样，不断挑战着印度政府为自己打造的统一民族形象。

自由与伪善：多元化不过是利益的遮羞草

因此，在看待出版行业的角色时，我们或许该考虑其千差万别的社会根系。在本月初发表于《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的文章《图书出版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Book Publishing Stand For?）中，记者兼专栏作者亚历克斯·谢波德（Alex Shephard）分析了西方出版业的深重问题。在文章中，他回顾了西蒙与舒斯特公司计划出版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书籍遇阻的事件，认为出版商的言论自由论只是为其金钱瓜葛寻找的借口——毕竟，在后来的调查中，CEO乔纳森·卡普个人可从中渔利不少。

谢波德写道：“我们或许能为出版彭斯的书找到很多理论支撑，但这次事件与观点、主义无关。这个事件利用了对观点多样化、言论自由的盲目迷恋，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出版共和党人的劣质文字。这些交易，展现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出版业趋势：言论自由和多样化只是遮羞草，被用来遮盖那些出于金钱利益的可疑考量。”他在文章末尾总结道，伪善是美国文艺界的特殊毛病。

印度出版机构的遮羞草和他们的真实动机，又是什么呢？在阿伦达蒂·洛伊、潘卡吉·米什拉及以前的印度左翼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看来，印度甚至没有谈论言论自由的土壤，出版商大多已沦为政治的傀儡。在众多的理论层面的讨论中，取消文化、言论自由、文化多样性这些概念，并不足以揭示文化背后的政治、社会运行机制。反对书籍出版本身，也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莫迪的《考试勇士》，依然成功再版；疫情失控下的印度，依然笼罩在葬礼的烟雾之中。

在《我们正在见证反人类罪行》中，阿伦达蒂·洛伊引用了黑人民权运动家道格拉斯的话语：专权的延续，往往建立在群众的忍耐之上。

附：潘卡吉·米什拉《致企鹅兰登的公开信》及回信

亲爱的史里那吉什先生，

 

我希望你一切安好。我写这封信，是因为在上周印度的疫情灾难中，我发现了大量关于莫迪总理所著《考试勇士》再版的媒体报道。在你们的宣传文章中，这本书被描述为“一部健康正面且富有启发性的指南”。

 

我相信你了解现在的家长和孩子在多么绝望地祈求考试延期，你也不需要我来告以莫迪政府的近期进展：这是一份很长的清单，从他在克什米尔的暴力镇压到他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至于出版事宜，我就更加担忧了——莫迪变成了企鹅兰登的“作者”，但他的政府长期暴力打压作家和记者群体。“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认为，对以写作和发表为生者而言，印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或许，他们没有夸大其词。

 

相较而言，拥有国际所属权和跨国联系的出版商不太受政府的胁迫。但企鹅兰登依然在这个危急时刻选择了参与这个失败政治家的宣传活动，决定出版并推销《考试勇士》。这个决定引人深思：企鹅兰登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局势中的角色？它打算出版更多当权者的写作吗？

 

如你所知，企鹅图书在三十年代的民主浪潮中举足轻重，它警醒读者抵御民族和种族至上主义的危险。创始人艾伦·莱恩（Allen Lane）绝不会为了所谓的“平衡”和“多样性”而出版任何明显有悖于民主平等理念的文字。

 

作为企鹅在英国和印度的签约作者，我震惊于贵社在生灵涂炭之时为莫迪服务的选择。我希望尽快收到你的回信，了解你们的编辑和决议过程，以及企鹅兰登内部是否就其道德责任展开过讨论。作为莫迪的口舌，企鹅兰登对于任何一个视莫迪政权为印度之厄运的写作者来说，都无异于虎穴。

 

潘卡吉·米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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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潘卡吉，

 

信已收到，万分感谢。值此危难之际，望您与家人安全无虞。

 

如你所知，企鹅公司已于印度耕耘三十余年，出版种类，纷繁庞杂：儿童、青少年小说和非小说、文学小说、浪漫小说、惊悚小说、回忆录、传记、自助、商业、健康等，余不一一。

 

我所领导之团队，由天才出版人和优秀编辑人所组成；在强大的销售团队和营销团队的支持下，共同做出独立自主的出版决定。这种分权而又独立的组织架构，让独立自主的出版决策成为可能，这也是企鹅兰登书屋全球所有公司的真实情况。在这困难时期，我们继续努力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书籍。我们重视每一位作者的观点和意见，尽管它们可能彼此不同。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

 

高乐夫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21/apr/28/crime-against-humanity-arundhati-roy-india-covid-catastrophe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1/may/20/indian-authors-speak-out-over-plan-to-reissue-narendra-modi-exam-book

https://www.indiatoday.in/education-today/news/story/updated-version-of-pm-modi-s-exam-warriors-to-hit-the-stand-soon-1776250-2021-03-06

https://www.lrb.co.uk/blog/2021/may/ethical-responsibilities

https://amp.scroll.in/article/994022/arundhati-roy-we-need-a-government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62276/book-publishing-pence-bailey-con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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