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烟花和持久性发展之辩：行动主义（10）：运动与组织之间的鸿沟可以弥合吗 - iYouPort – 觀點2

索尔·阿林斯基基于社区组织者，就如同马丁路德金基于非暴力行动主义者那样，是圣经一般的存在；然而，阿林斯基的继承人们经常误解了他们所信仰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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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索尔·阿林斯基（Saul David Alinsky）这位现代社区组织在美国的创始人于1972年去世，他仍然被美国右翼援引为迫在眉睫的叛乱的 “危险人物”。虽然他的里程碑式的书籍《激进者守则》现在已有近50年的历史了，但阿林斯基的理论中体现的原则已经影响了此后的每一代社区组织者。

最持久的阿林斯基的处方并不是他著名的战术准则 — — “嘲笑是人类最有力的武器” 或 “权力不是你拥有的，而是敌人认为你拥有的” ；相反，它们蕴含在一套组织实践和倾向性中， 是在地方社区层面建立权力的确定方法 。参与过社会运动的人都很容易接触到一些社区组织的法则，比如： “不谈意识形态，只谈问题；不谈选举政治；建立组织，而不是运动 …… 专注于社区，关注具体的、可赢的目标。”

资深劳工作家 David Moberg 在反思 “全国人民行动”（NPA）的工作时，提出了一个列表，NPA是当今社区团体的主要联盟之一。鉴于NPA充满活力的负责人 George Goehl 曾受训于 Shel Trapp — — 这是一位著名的阿林斯基弟子 — — 传统的社区组织原则仍然体现在NPA在14个州的分支机构自下而上、挨家挨户交流的方法论中，这并不奇怪。

同时，在 Goehl 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行动” 组织也在做许多不同的事。他的联盟现在接受了一种大局观（谈论企业的合作所有权和财政的公共控制），并且它正在向选举政治进军（组建游说部门，进行立法倡导，甚至可能作为候选人参与竞选）。在超越阿林斯基的传统规则时， Goehl 的动机不仅是要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内赢得具体的改革，而且，要发展出 “愿景、战略和所需的全部政治武器库，以推翻数十年来企业保守派的胜利，并创造一个更民主的经济体制和政府” 。

Goehl 的雄心并非独一无二。其他经历过占领运动的社区组织者对该运动所创造的巨大变革动力都会印象深刻 — — 即使它的大部分力量被证明是短暂的。“99%之春” 和 “占领我们的家园” 等活动，是社区团体将其传统组织模式与其他地方绽放的社会运动能量相结合的步骤。

重新审视 “建立组织，而非运动” 等格言的愿望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发展 — — 它为那些专注于建立长期 “人民组织” 的人与那些探索战略性非暴力和破坏性群众运动的反抗者之间的互动，打开了大门 。

这也是阿林斯基本人很可能支持的发展。

回顾与阿林斯基派组织传统相关的许多基本原则的起源就能发现，很明显，有些原则并不像其他原则那样深深扎根于创始人的思想中 — — 他可能会要求重新考虑某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变得神圣的戒律。 这些差异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阿林斯基今天还活着，他会如何打破自己的规则？

近年来，索尔·阿林斯基已被众所周知，只因他的名字被关联到一大堆华盛顿的著名人物身上。在20世纪80年代，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阿林斯基社区中担任组织者，不遗余力，这是芝加哥南区的一项倡议，即 “发展中社区计划”；希拉里·克林顿在卫斯理学院的本科论文题目就是 “只有战斗：阿林斯基模式的分析”（顺便说，希拉里在成为第一夫人后就要求其母校不要发表她这篇论文）。

因为这些联系，美国右翼网络电视制片人格林·贝克 (Glenn Beck) 在他的 “美国左派” 阴谋论地图上突出介绍了阿林斯基，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在2012年的竞选活动中也经常把阿林斯基作为衬托。

鉴于阿林斯基在 选举政治领域之外*正当的*反建制激进派 中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因此华盛顿的这些声音都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作为芝加哥本地人和俄罗斯犹太移民的儿子，阿林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了他的组织工作，由CIO和联合矿工领导人约翰·刘易斯（(John L. Lewis)）的启发。尽管受到刘易斯的指导，阿林斯基坚持相信，劳工运动已经变得昏昏欲睡，民主需要基于工作场所之外的 “人民的组织” — — 扎根当地社区的公民团体。

在他第一次尝试创建这样一个团体时，他成立了后院邻里委员会，为了组织居住在肉类包装工厂后面的不同种族的工人。为了对抗这个社区所面临的贫民窟状况，阿林斯基用数百名居民挤满了官僚的办公室，并在当地官员的家门口进行游行。作家玛丽·贝丝·罗杰斯写道，“许多对抗持续了几个月后，后院邻里委员会争取到了街道维修、定期收集垃圾、以及1400名儿童的午餐计划。”

到1940年，在富裕的自由派马歇尔·菲尔德三世 (Marshall Field III) 的资金帮助下，阿林斯基创建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名为工业区基金会（IAF），任务是激励人们在其他城市街区进行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阿林斯基和弗雷德·罗斯合作，通过IAF支持的社区服务组织改善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生活条件；罗斯在圣何塞招募了一位年轻的组织者 Cesar Chavez，在弗雷斯诺招募了另一位组织者 Dolores Huerta。 两位新的组织者 接受了多年的培训 后，成功组织了农场工人联合会。

阿林斯基组织的其他著名的运动包括，20世纪60年代与黑人居民在芝加哥的伍德朗附近的合作，以打击剥削的房东和挑战学校过度拥挤；他还帮助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社区成员，迫使伊士曼柯达公司创建一个雇用非裔美国工人的计划。

阿林斯基通过故事进行培训教学，通常是夸张的，也总是娱乐性的。1971年作家纳特·亨托夫说：“62岁的索尔是我多年来遇到的最年轻的人”。《花花公子》的采访者埃里克·诺登对此表示赞同：“阿林斯基 拥有巨大的活力，一个原始的、斗志昂扬的心态，对一切 充满好奇心 ”。诺登写道，“加上绝对的机智，不朽的自我，以及对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嘲笑的能力，能看到这些您就开始了解这个人了”。

阿林斯基的第一本书《激进派的起床号》在1946年出版时成为畅销书； 它抨击了 自由主义 思想的慈善虚伪，并呼吁以公民行动为基础的美国本土激进主义。 《激进者守则》 1971年出版，接近他的生命终点，至今都很受欢迎。它的第一章就是这样写的： “下面的内容是给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准备的，从它的现状到变革者认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 …… 《王子》是马基雅维利 为 “有” 者而写的，写的是如何掌握权力；《激进者守则》则是为 “无” 者而作，写的是如何夺取权力。”

农场工人联合会历史悠久的作者弗兰克·巴尔达克（Frank Bardacke）讲述了阿林斯基的组织原则：“以索尔为源头，社区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规范化的学科”，他引用了阿林斯基派组织者培训中心 — — 中西部学院的创始人希瑟·布斯的话，她称阿林斯基为 “我们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布斯的意思是，弗洛伊德和阿林斯基都创立了思想流派”，巴尔达克解释说，“但还有另一种更深层次的联系 ：培训和传承的作用 。就像精神分析学家们把他们的血统追溯到祖师爷那样（他们要么是被弗洛伊德分析过，要么是被弗洛伊德分析过的人分析过….），阿林斯基派和新阿林斯基派的组织者也把他们接受的训练追溯到阿林斯基本人”。

今天，阿林斯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IAF或戈尔的NPA中 — — 其成员团体从纽约的 “社区之声” 到洛杉矶的 “权力” （POWER）、再到爱荷华州的 “社区改善公民” ；它还存在于 PICO、DART、USAction/公民行动、Gamaliel 基金会和 ACORN 的前分支机构等网络中。 这些组织合计有几百万成员，这一传统也在国际上传播，在欧洲、南非和菲律宾等各地进行的组织培训中 。社会学家大卫·沃尔斯写道，每个网络都 “或多或少地归功于阿林斯基和他通过国际联合会在芝加哥开展的早期组织方案” 。

“没有选举政治” 的原则在阿林斯基派的传统中站稳了脚跟， 基于这样的理念，社区组织应该是务实的、无党派的、在意识形态上是多样化的 — — 他们应该对所有政客施加压力，而不会对任何政客表示忠诚。

历史学家托马斯·苏格鲁写道，对当选官员，阿林斯基 “从来没有太多的耐心。 改变不会来自自上而下的领导，而必需来自下面的压力 。在他看来，政客们只会采取阻力最小的路径”。阿林斯基本人并不反国家，正如社会学家 P. David Finks 所写的那样，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让政府挪开踩在我们背上的靴子，而在于把政府从它可以随便踩人的位置上推下来”； 于是他努力的重点是在选举领域之外的 — — 他不信任选举能改变任何事，这点对当下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见《为什么选票无法帮你改变糟糕的现状？真正改变应该来自哪里？：权力的杠杆》。

IAF对其 “独立、无党派” 地位的自豪感挥之不去，这反映出 它希望从任何特定社区的政治光谱中招募成员，而不仅仅是参与进步派行动主义的那些人 。

这种对意识形态的 “无党派” 回避也与阿林斯基派传统中也许最有趣的戒律有关：将社区组织与群众动员拉开距离。正如罗格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前ACORN组织者阿琳·斯坦恩在1986年写道的那样：“今天的社区组织者普遍倾向于回避运动这个词，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在从事组织建设的人”。

为什么推动社会变革的人会认为自己对运动有戒心呢？有几个原因，对 ”运动” 和 “组织” 这两个术语的理解方式与阿林斯基模式的一些定义方面有关。

阿林斯基的继任者艾德·钱伯斯就表达了对 “运动” 的厌恶，这是他对社区成员长期承诺的一部分。正如他在《激进派的根基》一书中所写道的：“我们为胜利而战。这是IAF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不带领那些寻常的、普通的人们去公开失败，我们也不是在建立运动。运动有起有落，尽管运动很好，但你难以维持它们。我们需要持续的工作，需要几个月、有时是几年的渐进式成功。”

阿林斯基也看到了期待快速变革的危险。他认为：“有效的组织受挫于对即时的和剧烈变化的渴望 …. 而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组织是需要时间的。这很乏味，但这就是游戏的方式 — — 如果你想玩，就必须接受，而不仅仅是大喊 ‘杀死裁判’ ”。在进入一个社区之前，阿林斯基计划持续投入，他不会雇用组织者，除非他已经筹集到足够的钱来支付工作人员两年或更长时间的工资。

除了设定时间框架的期望，致力于 “组织而不是运动” 的宗旨也反映在其他几个阿林斯基派规范中。这些包括传统的连接到教会和其他既定机构的做法，这些机构选择的自下而上的要求，而不是高调的全国性问题，以及其对志愿者和自由活动家的态度。

阿林斯基没有选择一个激励性的、道德上有负担的、可能造成分裂的全国性问题来组织 — — 就像群众运动那样；而是主张围绕狭隘的地方需求采取行动。马克·沃伦在他对IAF的研究中解释说，“相对于围绕一套预先确定的问题进行动员， IAF首先会将居民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社区的需求，并找到行动的共同点”。人们会由此开始寻找具体的、可赢的项目 — — 比如要求城市官员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设置交通标志。 这并不是为了一个交通标志，这个想法是，小的胜利可以建立地方能力，让参与者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刺激更多雄心勃勃的行动。

它们也满足了社会的一些直接需求 — — 在阿林斯基看来，远比社会运动对自由和正义的遥远呼唤更可取。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阿林斯基说的是自我利益的语言，他期待着建立民主权力帮助社区成员之间寻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他怀疑由抽象的价值观或宣称意识形态动机的活动家， “这样的人只会被高调的道德运动所吸引”。

运动中充斥着这样的人，阿林斯基派并不满意。正如钱伯斯写道的：“活动家和运动型的人是动员者和表演者，而不是民主组织者。他们的剧本就是他们的人设和事业。他们往往对自己过分感兴趣。他们对政治性的理解是肤浅的，或者是由媒体驱动的。他们缺乏无私性”。

此外，钱伯斯认为，运动积极分子对变革的期望过于短期。“他们的时间框架是即时的。‘我们想要什么’ — — 自由；‘我们什么时候要？’ — — 现在！’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他不屑地解释道，“运动积极分子吸引的是年轻人、沮丧的理想主义者和愤世嫉俗的意识形态者，忽略了构成世界现状的80%的温和派 …. 组织是应该世代相传的，不是今天来了，明天就没了”。

钱伯斯的观点看似苛刻，但对于那些被吸引到社区组织的人来说，这并不是非典型的。 正如斯坦因所解释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阿林斯基式组织的复兴，往往是针对前十年的社会运动 — — 尤其是民权、女性和学生反战运动 — — 来定义自己的， 它往往认为这些运动促进了集体身份的形成，而不仅仅是战略目标的实现 ”。

耐心的基础建设、长期的战略、渐进的地方胜利，这些成分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持久而有影响力的组织模式。在动荡的1960年代，他们还将阿林斯基置于激进主义文化冲突的中心。

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阿林斯基成为了一个受欢迎的演讲者，他的愿景组织把他与许多时代的领导活动家的分歧 — — 无论是其学生激进分子和其更高知名度的领导人，如小马丁路德金。在1965年和1966年，“组织” 和 “运动” 之间的紧张开始浮现时，金和他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委员会来到芝加哥，那是阿林斯基的主场，发动他们的第一个北方民权运动。

在运动期间，尼古拉斯·冯·霍夫曼，一个亲密的阿林斯基的副手，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与金在孟菲斯的一家医院相遇，当时活动家詹姆斯·梅雷迪思在支持黑人选民登记的游行时被抓捕。冯·霍夫曼给了金他关于芝加哥的建议。“我告诉他，我认为它可以成功，如果他能准备好阵地战的话，这将需要紧密的强硬的组织”，冯霍夫曼写道，“我补充说，这不可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

冯·霍夫曼不相信金听进去了。他知道，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已经习惯于短程的运动，有时只持续几个月。他也没有被金决定把他的家人搬进芝加哥最贫穷的街区之一的公寓所打动，冯·霍夫曼把这一决定斥为没有什么用处的 “戏剧性姿态” 。“组织工作就像串珠子做项链一样”，冯-霍夫曼认为，“它需要耐心、恒心和某种合理的设计。金在芝加哥的活动缺少珠子，也缺乏设计”。

阿林斯基和霍夫曼认为，SCLC领导人使一些太依赖于借助媒体寻求游行的 “一招鲜”，他们对他们的团队不屑一顾。正如霍夫曼所说，金和他带进芝加哥的外来者 “就我所知，是由年轻的白人理想主义者、大学生和开小差的士兵组成的大杂烩，其中大多数人对他们应该招募什么人一无所知。在南方，年轻的白人理想主义者是有用的民权炮灰；在芝加哥，他们是负重之人”。

冯·霍夫曼注意到了与他的传统的区别，“这是阿林斯基行动的对立面，在那里，外部志愿者通常被赶走，不仅因为他们碍事，而且因为他们难以投入进来”，他指出，“尽管自愿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是值得称赞的，但 有效的组织必需是由那些成功与否的结果能直接关系到其个人利益的人组建的 。”

这类分析反映了阿林斯基对民权组织的更广泛的批判。在1965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认为：“民权运动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它没有发展成一个稳定的、有纪律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权力组织”。他认为运动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不可控制的世界历史力量，归功于 “南方和其他地方的现状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的失误” ，归功于教会机构的贡献。

他说，“周期性的群众兴奋围绕的是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组织。这只是动员的初始阶段”。

对阿林斯基来说，强调强有力的组织的重要性，也是弥合代沟的问题。在他看来，那些高喊 “杀了裁判” 的人，都是些没有足够经验的人。在写《激进者守则》时，他试图与20世纪60年代的活动家进行沟通，他认为这些人因缺乏指导而痛苦 — — 这是一代组织者缺失的结果。

阿林斯基认为年轻的活动家太容易被速成主义所诱惑。在1969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激进者守则》的后记中，他写道： “现今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的方法，是如此地以 ‘对抗’ 和危机为目的，以至于他们的活动不是行动，而是一种能量的释放，就像烟花那样，短暂地照亮了天空，然后就消失在虚空中” 。

另一方面，如斯坦因所描述的 “一种高度结构化的组织模式，规定了创建社区组织的步骤准则” 的创立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而且这种方法也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 但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可能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 。

问题是，过于严格地遵循强化模型是否会错失机会 — — 整合基于结构的组织和动量驱动的运动以及利用两者的力量的机会。

事实证明， 阿林斯基派传统的许多规则并不是来自创始人本人，而是来自他的继任者后来对其思想的编纂 。

在阿林斯基去世后，IAF领导人埃德·钱伯斯、理查德·哈蒙和埃内斯托·科尔特斯坐下来评估导致早期组织推动失败的因素。正如作者玛丽·贝丝·罗杰斯写道的，他们确定了几个 “造成不稳定、无效、并最终解散” 的模式，其中包括： “依靠有魅力的领导人的运动，在领导人不在的情况下分崩离析”；“围绕单一问题形成的组织，在问题失去效力时就会死亡”； “那些在公众聚光灯下表演的组织，混淆了他们对媒体关注的渴望和他们自己的变革战略” 。

显然，国际自由联盟的重量级人物对新的社会运动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评估也对阿林斯基自己的工作提出了指责。

虽然这位创始人为全国各地的组织播下了种子， 但只有少数组织存活了三年以上 。正如IAF组织者迈克尔·格坎在他的《走向公众》一书中所写道的：“阿林斯基作为一个战术家、作家、演讲家和牛虻是异常有效的。他是第一个专注于诠释公民组织在城市社区运作的理论家”；但是，“虽然阿林斯基有许多天赋和优势 … … 但他没有创建经久不衰的组织”。

这个挑战将留给他的继任者，特别是艾德·钱伯斯。“那是钱伯斯对整个公民组织世界以及整个美国的重要贡献”，Gecan 写道，“他有一种教人们如何组织力量的天赋，这种天赋是持久的”。

钱伯斯对阿林斯基模式的系统化论述涉及招募和培养组织者的正规化流程， 减少对大型基金会的资金依赖，改善工作条件以减少倦怠，并加强与信仰团体的联系。 其他社区组织网络将进一步推进这一模式，将地方团体纳入全国性联盟，并建立自己的培训项目，完善和传播基层权力建设的规则。

在许多方面，这些都是必要的改变。然而，他们可能是以阿林斯基的一些原始创造力为代价的。 随后的社区组织负责人专注于长期建设和建立强大的组织结构，因此，他们对特殊时刻的大规模动员的潜力已经比他们的传统创始人更加不敏感。

事实上， 阿林斯基远没有那么僵化 。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在回忆录中描述他的前导师时说他是 “最不教条和最灵活的人之一。阿林斯基认为，自由是要重新定义和重新赢得每一代人据其环境和时代的要求”。阿林斯基喜欢讲一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说他参加了一次为社区组织学生设计的考试，“其中三个问题是关于索尔·阿林斯基的哲学和动机”，他说，“我自己答错了其中两道题目！”

这种灵活性影响了他对选举的看法。阿林斯基的传记作者桑福德·霍威特（Sanford Horwitt）指出，这位组织者曾计划在1966年芝加哥南区的选举中竞选国会议员。霍威特引用冯·霍夫曼的话说：“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把社区组织变成一种宗教的人，现在把它当作索尔·阿林斯基的福音 …… 一个人永远不要直接参与选举政治。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更重要的是，阿林斯基对群众动员的看法不是单一的。 当他试图将社会运动的能量与他的一个社区组织的工作整合起来时，他职业生涯中最有趣的时刻来了。

1961年初，冯·霍夫曼在伍德朗街区组织活动时，接到了一位民权活动家的电话，他参加了自由乘车活动，这是一次旨在挑战南方州际公交车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活动。活动家在阿拉巴马州遭到暴力袭击 — — 他们的一辆巴士在安尼斯顿被烧毁，他们在蒙哥马利被一群暴徒殴打。刚从新奥尔良的医院出院，这位活动家和他的一些同伴联系了冯·霍夫曼，表示有兴趣在芝加哥首次公开露面。

冯·霍夫曼起初很犹豫，担心这次活动不能推动当地的组织工作，并注意到以前在芝加哥举行的民权集会只是吸引了少量镇压者。然而，他还是安排在圣西里尔教堂的一个大体育馆里举行了一场演讲。正如霍维特写道的： “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节目开始前的两个小时，体育馆里空无一人，冯-霍夫曼很紧张 — — 他最初的担心似乎即将得到证实。一个小时后，一对老年夫妇到了，然后，令冯-霍夫曼完全惊讶的是，这么多人都来了，以至于体育馆、门厅和楼梯上连站的地方都没了”。

冯·霍夫曼安排了扩音器，向会场外街道上的几百名群众广播演讲。 来的人远远超过了他的团体通过组织结构所能动员的一切可能性，这个问题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能量 。他半夜打电话叫醒了阿林斯基，并解释了发生的事。冯-霍夫曼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抛开我们在组织方面所做的一切，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展工作： 现在是旋风的时刻，我们不再是在组织，而是在引导一场社会运动 ”。

出乎他的意料，阿林斯基的回答是：“你说得对。明天就去做吧”。

随后，伍德隆组织举行了自己版本的 “自由乘车” 活动 — — 用大巴车登记黑人选民。霍威特回忆说，这次活动产生了 “市政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选民登记” ，惊动了这个城市的政治掮客，比伍德隆的标准行动产生了更大的倡导效果，并为该组织进一步的民权活动奠定了基础。

在批评马丁·路德·金之后的几年，阿林斯基并不是想把民权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撰写。一个虔诚的足够登录头条新闻的直接行动，他承认其成就；然而，他试图向其领导人提出制度化的挑战 — — 金本人在晚年也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这对于思考如何整合组织模式来说至关重要 。

阿林斯基明白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就在他拥抱 “旋风时刻” 时 。他看到，利用群众动员来产生社会反叛的高峰，是一个遵循一套不同于传统组织规则的过程。它的许多原则 — — 接受具有广泛象征性共鸣的要求，引导更广泛的公众的能量和参与，以道德和愿景的方式表达自我利益 — — 都与推动地方社区组织的原则相反。但是，阿林斯基却愿意尝试它们的可能性。

前ACORN组织者斯坦因认为， 这种开放性在阿林斯基的弟子中已经变得罕见 。她写道，近几十年的阿林斯基派组织，“往往都不能把握动员的可能性，看不到正在发生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他们不适当地限制了自己”。

斯坦因认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社会运动 — — 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列举一些最重要的运动） — — 都能通过突破个人主义美国文化而学习社区团结的经验，吸引了大量人们的兴趣和想象力。而在将 ‘组织’ 置于 ’运动’ 之前时，ACORN和类似的团体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忽视了组织模式，这些模式挖掘了超越最地方性的、具体的或可赢得的变革可能性。

无论是1999年和2000年的全球正义抗议、2006年大规模的移民权利游行、还是2011年 “占领华尔街” 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蔓延，那些资深的组织者往往被运动的爆发吓得措手不及。因此，他们对于如何引导和扩大这些努力 — — 或者说如何利用高峰时刻的能量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持续组织工作 —— 并没有什么想法。

幸运的是，在占领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一挑战产生兴趣。那些现在正在寻求将基于结构和动力的组织模式结合起来的方法的人们，有很多肥沃的土地可以探索。这将意味着在 “资源动员” 和 “破坏性力量” 两个世界之间展开对话；这将涉及到让那些沉浸在劳工和社区组织文化中的人们将他们的方法与来自战略性非暴力和公民抵抗传统的对群众动员的见解进行比较。

在此，他们可以从这位激进的实用主义大师那里得到启发。因为虽然组织和运动之间的分裂是真实存在的，但说， 阿林斯基的真正精神在于打破使它们分裂的规则 。⚪️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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