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张弘

前不久，由郑小悠、橘玄雅、夏天合著的《九王夺嫡》一书面世，5月14日晚，《燕京书评》和出版方北京汉唐阳光公司在彼岸书店联合主办了新书分享会。5月19日晚，《九王夺嫡》线上读书会举行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北京大学教授张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郑小悠一起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问题，郑小悠和读者分享了自己研究和写作的心得。以下是发言摘要。

秦晖：雍正夺位时不太自信，登基后充满亏欠之心

郑小悠写的书我看了两本，一本《年羹尧之死》，一本《九王夺嫡》，都是讲雍正这一朝的事，而且这两个事件都挺有意思。自从电视剧和二月河的书出来以后，雍正被炒得很热，我觉得的确有必要去发掘一下。

中国宫廷政治中的千古之谜很多，九王夺嫡这个事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真相大白了，还有很多令人疑惑的地方。不管怎么说，雍正继位和历史上其他事情相比，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一是雍正继位时议论很多，二是雍正自己又那么敏感，写了千古奇书《大义觉迷录》，而且后来这事在历史上几次吵起来都有一些现实的背景。从孟森先生开始认为雍正继位是不正当的，一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出现过为大清平反，大概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刘大年先生那篇《论康熙》开始，直到现在，几十年一直是主流。

我不否认大清有很多正面的东西，但有一种趋势是说，大清在嘉庆以前几乎找不到一点毛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乃至没当皇帝但掌权过的孝庄文皇后、多尔衮……个个都是雄才大略，个个都是形象无比辉煌，尤其是原来还被认为是糟糕的，现在也变成了无比的高大——雍正是个代表。在当年电视剧播出时，我有感而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也不完全是针对雍正这件事。

但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本身跟历史上的很多宫廷政治中的秘闻一样，我们可以澄清很多事情：不管是雍正方面的那些说法，什么八人当场见证，还有人说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这些都已经被驳斥了。但是，驳斥以后，仍然没有得出很明确的结论。我觉得，小悠提出的拖延说法完全站得住脚，很可能康熙晚年对此也没有明确结论。

但我觉得，尽管康熙可能并不是十分反对雍正即位，或者说已经决定传位给谁谁，而雍正又是夺了他的权，尽管可能并不是非常明显，但雍正的确对这个事情好像感到有些亏欠。他写了《大义觉迷录》，还搞了一个清西陵，不愿意跟他的父亲埋在一块儿，还有人说他很不愿意去畅春园，还杀了赵昌。虽然我同意“拖延说”，但在争位的这几个人中，尤其是八王和十四王希望很大，雍正本来机会应该不是太多，我觉得他自己内心不太自信。这本书很重要的优点，就是引用了一些从孟森到冯尔康、杨启樵应该都没有太关注过的满文档案，对这个事情有推动。而且，作者文笔又非常好，不管是对皇位继承有理论兴趣的读者，还是仅仅把这个事情当做故事来听的读者，这本书都非常有价值。

郑小悠：秘密立储减少了储位争夺，但继承人综合素质退化

秘密立储是从雍正开始的，但雍正只是自己这样做，没有说以后大家都要这样做。但是，后面的乾隆、嘉庆、道光都是以秘密立储的形式来解决储位问题，咸丰只有一个儿子就不需要了。再往后，两个皇帝连儿子都没有，都是从宗室过继的，立不立储的都谈不上，跟前面情况完全不一样。

雍正秘密立储的制度实施后，清朝就再也没有出现激烈的储位争夺，但每次换皇帝时都有一点小BUG。当然雍正还好，因为儿子比较少，去世之前成年的也就两个，而乾隆各方面综合素质又比另外一个明显更高。所以，雍正虽是秘密立储，对这两个儿子各方面都一视同仁，大家其实都能料到。

乾隆立储的情况也很有意思，儿子不少，但他活得太久，大部分儿子都没有活过他。乾隆早期非常坚定地要立嫡长子，他刚继位时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然后他就把皇后生的嫡长子名字写在小纸条上，放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儿子夭折了以后，他就马上拿出来告诉大家。但是，因为他活得太长了，后来他想立储的若干个儿子陆陆续续都在他前面死了，最后他就一直强调我可能会立贤，然后大家就会猜测有可能是谁，但乾隆最后实在是活得太长了，超过了他祖父在位60年的记录，所以他自己干脆就退位了，然后皇帝就明确了。所以，他其实没有用上秘密立储制度。嘉庆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有三个儿子，一个是他原配皇后生的道光，另外还有两个继后生的就相对小一点。嘉庆是跟乾隆学，在正大光明匾后面据说是放了秘密立储的条子，自己随身携带了一个小金匣。他在承德避暑山庄猝死时，大臣没有找到小金匣，就赶紧跑回北京去问皇后。

我估计道光心里也嘀咕，皇后能不能秉公办事。但皇后深明大义，说就是道光，然后就告诉承德那边，算是皇后懿旨确立的储君。然后，道光在奕詝和奕訢之间比较纠结，奕訢比较聪明能干，奕詝身体不好但他年长，母亲地位比较高，他的老师帮他设立了忠厚老实的人设，打败了奕訢精明强干的人设。所以，道光写立储谕旨时比较纠结，正中间写了皇四子为太子，在边上写了六子为亲王，算是给奕訢一个补偿。据说后来咸丰对恭亲王总有点别扭，跟这有关系。

总的来说，雍正以后的清朝皇位继承确实比较稳定，即便有一些风波，但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都非常顺利过渡了。这跟雍正开创的秘密立储制度确实有一定关系，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与雍正以后的皇子教育，特别是与君主专制的程度关系可能更大。

康熙年间，皇子结婚后大部分就分出去了，而且还会分给他一批属人，就像清初八旗制度那样，每个王宫会有自己的一大批属人。属人好多都是当官的，甚至是像年羹尧这样当大官的。但雍正以后，皇子不管到多大都住在宫里，每天读书，也不干其他的（除了有一些礼仪性的活动），绝对不许和外边大臣有任何交往，每天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不能乱说乱动。光绪的亲生父亲就是醇亲王奕轩，他在日记里面就写，当时道光（他爸爸）跟他说，道光住在宫里边当皇子时，晚上饿了想吃饭都不敢让厨房给他做，就让下人到宫门外边卖烧饼的地方买五个烧饼，然后他一个人吃两个，福晋吃两个，儿子吃一个，一家三口就这样解决一顿加餐问题。日子过成这样抠抠索索，基本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野心；就算有野心，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势力。

另外，面对雍正或者乾隆这种控制力超强的君主，其他贵族和宗室都被整服了，大臣绝对不敢在老皇帝还在时去站皇子的队，躲都躲不及。和珅是嘉庆和乾隆之间的喉舌，明知道嘉庆以后是继位者，老皇帝都80多岁了，还能活几年？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对嘉庆很冷淡，甚至有点苛刻，搞得嘉庆就很恨他。和珅这么聪明，他不知道谁长谁短吗？我想，如果和珅当时对嘉庆稍微表现出有一点热情，那可能乾隆还没死他就倒霉了，也就是他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儿，大臣不敢和皇子、哪怕是未来的皇帝有任何的交往。所以，不单单是秘密立储制度，雍乾以后的整个政治氛围、人的观念和清初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包括皇子在内的所有人都被笼罩在强大的专制皇权之下，谁也别想上蹿下跳，自搞一套。平稳过渡没有竞争，当然少了很多麻烦，但大家也看到，后来清朝的继承人综合素质越来越差，让道光、咸丰这种资质的人去维持雍正的那种统治模式，每天累死累活大包大揽，确实也是强人所难。但是，整个的权力结构就是如此，这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张帆：在君主专制家天下体制下，秘密立储是比较好的方式

我倒感觉，在传统的这种君主专制家天下的体制下，秘密立储可能还算是比较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变数更大。立储必须满足一些因素，比方说开头开得好，皇帝得正常，没有什么精神和心理不正常的地方。另外，他得热爱家天下，非常希望把皇位传到一个合适的人手里，而不是乱传。这样的话，他一定会筛选出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候选人，而且还不会引起风波。如果继承人有候选资格，就得谨小慎微，不能越轨，不能折腾。这确实会导致继承人素质退化的现象。

但是，在古代中国真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我们就看历代王朝，因为继承人选择不当会死很多人，会把大量精力耗费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更多时间去认真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也是经过慢慢发展形成的，但还是会有很多的变数，约束不了特别有野心、特别有魄力的人。我们现在看，古代的皇帝儿子多了不行，太少了不行，没有儿子也不行。儿子太聪明了不行，太笨了也不行……总之，都会引起各种各样复杂的继承问题，最后皇位一换就会发生一堆事。比较起来的话，清朝这种平稳过渡还算是好的，社会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秦晖：中国人不忠君，忠的是权力

明代的皇位继承，就产生了很多的争斗。原来的藩王掌兵制度，到了朱棣上台以后就变了。朱棣是朱元璋的的第四子，因为太子早逝，朱元璋立皇太孙朱允炆为继位者（建文帝）。朱元璋死后，朱棣夺权，方孝孺拒绝为他草拟即位诏书，朱棣就杀死了他。到了明朝中晚期，实际上是给方孝孺这些人平反了。所以，明成祖朱棣夺位不正，是明人都已经承认的事情，否则就不会给这些人平反。我是觉得，不管是藩王掌兵，还是把藩王绑得很死，明朝后期藩王就完全是酒囊饭袋了。甚至，明代的制度还鼓励藩王好色酗酒，因为你好色酗酒，就不会管别的事了。如果是这样，当然就把皇族都给废掉了。正是因为这样，清初的皇子还是参与了很多事，这其实是对明代的一个纠正。清初有活力，也是整个王族比较有力量。包括打天下时期，包括康熙朝代。

我觉得，家天下以后就会产生皇位继承问题。秦始皇之前，诸侯国也面临继承问题，比如晋文公。这种事情多了去了。20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操心这个事，能想出来的办法早就想出来了，这些办法都是有利有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制度，如果有就都发明出来了。

皇族本身没有神圣性，中国人很不忠君，中国人唯独忠的就是权力，谁掌权我就忠于谁。所以，中国经常发生皇统中断的事，在西方就很少有这种事。很多到英国、法国去的中国人就说他们才是真正忠君，你忠于他，他也不会赏你；不忠于他，他也不会罚你——但人家就是忠。中国人从来不会忠于一个没有权力的君，因为他忠的就是权力。你说秘密立储制好不好？当然是解决了原来皇子过分有为这一类问题，就像刚才张帆讲的那样，把他们都关在皇宫里头，什么事都做不成。但是，后来也有很多弊病。所以，皇子有为了，不行；没有为，也不行。

黄宗羲早就讲过，这套制度就是“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结果，这个制度搞得越来越密，你要防止乱的那些因素，最后都发生在你设计的这些制度中。皇位继承这个问题不可能最终解决，如果有早就发明出来了。但就一个时期而言，在雍正这个时期，可能在夺天下时，那些皇子太有为了，搞了这么一个制度以后，以后的皇子就比较守规矩了。对于一个守成时期的朝廷来讲，这可能是最有效的。但后来清朝进入了衰败时代，另一面就出现了：后来皇室没有继承人，慈禧掌权40多年……总的来讲，皇室帝王的能力越来越下降。这和明代一样，明代也是把这些皇子束缚得太死，造成后面那种状况。所以，秘密立储制度对于维系守成时期的王朝有作用，但无法解决王朝的最终稳定性问题。

张帆：少数民族王朝是如何进行皇位继承的？

元朝因为是蒙古族王朝，它代表的是中国古代王朝的另一类情况。传统的汉族王朝，基本上受到宗法制和宗法观念的影响，原则上比较遵守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有基本排序和基本原则，有可操作性，能够减少很多的斗争或冲突。

但是，一些少数民族王朝从北边来，他们当时建立的早期国家一般不太接受嫡长子继承制，主要是在前一代君主的儿子或者子弟当中，选择最能干的人来继承——这可能与部落时代弱肉强食、竞争激烈的情况有关。如果不能选出一个能干的人，部落就要被人家给灭掉。少数民族王朝入主中原以后，不可能一上来就顺利实施嫡长子继承制，它肯定得经过一番波折，才能慢慢地确立起就这样的形式。像辽、金，包括清朝入关前后，到康熙才真正确立嫡长子继承制。辽、金一开头都比较缓慢，后来慢慢就理顺了。

在少数民族王朝里面，元朝到最后也没有搞成嫡长子继承制，最后一个皇帝是立了太子，还没到接班，元朝就被推翻了。在这之前，也有立太子，但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都要经过一番斗争才能产生继承人，而且元朝就算立了太子也不能保证他顺利继位。因为元朝的制度是，每到前面的皇帝死了，都要由亲王贵族（主要是他们自己家的人）从草原上集中起来开会，最后共同确认，经过一番内部民主程序的讨论，推出一个人来。等草原的这些王全部都过来开会起码得一个月，开会又得开十天半个个月，经常有两三个月皇位是空着的，这在别的朝代是没有的。

在组织内部推选候选人，元朝贯彻得比较彻底。假如每个皇帝都像康熙、乾隆那样长寿也好一些，但它中间那些皇帝活得都不长，频繁折腾就引发了政变、暗杀，甚至内战一大堆事。元朝本来还能多统治点年头，后来比较早就垮掉了，这与围绕皇位继承产生的激烈争夺和内耗很有关系。但是，元朝的情况比较极端。

郑小悠：满蒙联姻对清朝政治的影响

清朝早期肯定更接近于北方民族传统，尤其受蒙古的影响很大。到康熙年间，清朝基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后面都比较平稳。雍正以后，基本上就是极力向嫡长子继承制靠拢。

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自己没什么文化，而蒙古那一套文化比较成熟，所以肯定是蒙古影响女真。明末，女真族被分称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分为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部，在清初满洲统治集团里边影响最大，在文治方面影响最大的肯定是叶赫部，包括我书里面提到的明珠，还有康熙初年四辅臣之一的苏克萨哈，他们都是叶赫部的贵族后裔，叶赫部其实是蒙古裔。清初给皇帝做文字翻译的索额图家族，是比较典型的哈达部的。这些蒙古裔或者受蒙古文化影响最大的部族精英，在清初政坛上发挥了最大作用，特别是在文治方面，武功就另外一说。清初女真比较典型的像幼子守产、收继婚、 多妻制……这些都跟蒙古比较一致。

清军入关以后，就非常主动、迅速地向汉文化靠近，和原来北方民族的这些文化主动切割。顺治和康熙中前期的宫廷当中，蒙古因素还比较重，可能主要就是孝庄太后包括顺治时期一些蒙古后妃的影响。到康熙后期，特别是雍正年间，蒙古因素的影响基本上就很淡了；可能有一些惯性，但大体来说，和汉族王朝在生活、婚姻上的这些价值观比较接近。

另外，皇室的满蒙联姻，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期。早期的满蒙联姻，是互为婚姻，又嫁又娶。清朝的皇帝或者高级贵族，娶蒙古的女性做正妻或次妻，他们自家的女孩也会嫁给蒙古贵族。尤其是皇太极时期，他有崇德五宫，没即位之前就有好几个妻子；称帝之后，最重要的五个有名号的妻子都是来自蒙古：中宫孝端文皇后，排第二的就是陈妃，最有名的庄妃（排行第五，是孝端文皇后的侄女），都是科尔沁部。 还有两个就是林丹汗的寡妻，是带着林丹汗的部族投降的，其中排第三的麟趾宫贵妃还带着传国玉玺。当时皇太极觉得她年纪比较大了，都不想娶，他想让代善娶，但代善也不想娶。代善说，只有你的地位能跟林丹汗的妻子配，你必须娶，我不行。皇太极没办法，只好娶过来。这些宫廷女性的地位都非常高，会参加前朝的一些礼仪活动，特别是和蒙古各部交往的外事活动或政务活动。所以，她们对政治的参与度和对政治的理解跟后期的宫廷女性完全不一样。

我在书里写到，皇太极去世时，嫡长子豪格和弟弟多尔衮实力都很强，他们俩竞争皇位。后来，皇太极选了庄妃生的孩子顺治（豪格的母亲不是崇德五宫之一）。总之，蒙古后妃集团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很大。到顺治继位后，作为他母亲的孝庄太后对整个朝局包括宫廷的生活影响更大，所以她给顺治娶了两个科尔沁的皇后，还娶了好几个蒙古的妃子，也希望这些蒙古后妃的孩子做太子。但是，顺治不但没有跟蒙古后妃生出孩子，还把一个新皇后给废掉了，到顺治去世，生的儿子都是敌人的妃子生的儿子；被选中的康熙，他母亲是还是汉军旗的佟佳氏。

到康熙年间，满族实力比蒙古厉害多了，所以对是否要和蒙古高层联姻就没有那么在乎，康熙可能更看重八旗内部的权力格局，所以康熙第一个就娶了辅臣的孙女，后面娶的两个也都是八旗贵族的女儿。到这个时候，满蒙之间互为婚嫁的状况就结束了。康熙只有一两个地位没有那么高的蒙古妃子，也没生孩子，所以影响力要小很多。但是，他还是把自己侄女、孙女都嫁到蒙古草原去，而且他要求这些公主、郡主必须到草原上生活，不能住在北京。

康熙中期以后，嫁到清朝的蒙古女性对清朝影响已经很小了，但清朝皇室女性对蒙古的影响都非常大。因为康熙养儿子是散养，鼓励他们干这个干那个，他养女儿也是一样，都属于女中豪杰。所以，她们嫁到蒙古大多数都是管事掌权的。到雍正时就很麻烦，因为雍正的这些姐妹包括侄女，都跟雍正不对付，雍正自己又不太去跟人家打交道，也不去木兰围场，也不跟人家一起玩。这些蒙古部落的姐夫妹夫，还有侄女婿，对他都不是很感冒。雍正上台，包括他整个一朝和蒙古的关系，远远没有康熙时代那么密切，包括他后来打准格尔部，可能跟这也有关系，就是感情上没有那么亲近。到乾隆以后，还是保持北不断姻。一直到晚清，都是清朝公主或郡主嫁到蒙古草原，像僧格林沁就是公主的四子。但是，后来的清朝公主或者郡主嫁到蒙古以后，基本上也不到草原上去了，因为驸马从小就生活在北京，从小就被挑中娶公主，就住在北京，整个生活方式都已经城市化了，这些人也不到草原上去了。所以，满蒙联姻，蒙古对清朝的影响，其实只是在康熙中期以前。

秦晖：古代帝王独裁无能，才导致宦官干政

宦官干政最厉害的，主要是汉唐两朝。从文化来讲，清朝的确是有不断汉化的色彩，不过真的要讲孔子、孟子时代的儒家，任何朝代尤其是北方的朝代，在没有确立完全的秦制之前，可能更像儒家，因为它们包含的贵族政治色彩更浓，儒家显然是主张贵族政治的，否则就不会有“焚书坑儒”这事儿。周制和秦制的对立，其实就是贵族政治和和君主独裁的区别。

君主独裁本身有一个特征，就是所谓的寒门掌机要。从秦汉时代的布衣卿相，一直到南北朝时代的寒门掌机要，雍正特别看不起科甲朋党，喜欢用像李卫的那种人，最极端的表现当然就是宦官了。这些人的出身和他们要代表的，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我一直认为，布衣卿相和布衣没有什么关系。布衣卿相往往要比贵族狠得多，就像宦官个个都是三代贫农九代乞丐，但他们能代表贫下中农的利益吗？中国的皇帝虽然独裁，但每一个皇帝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很多皇帝都喜欢用他身边那些没有什么地位的人，比如宦官。到了唐代，这个事情就变得很突出。皇帝喜欢内朝的人，喜欢自己身边的人，喜欢自己的秘书，喜欢自己的奴仆，不放心大臣，这个现象一直存在。清朝前期，这个问题算是解决得不错，它原来也是有很多祖制，但到后来实际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人以前对盛唐的印象，主要是觉得唐初的武功很强大，好像那时周边各国又处在中世纪。实际上，天宝以后就不行了。所谓的盛唐气象，其实时间很短。唐朝即使在极盛时代，经济上也不是很行，那时的长安根本就不像一个城市，基本上也没什么商业，和宋朝城市完全不能相比。所以，唐朝的毛病其实挺多，以往对唐朝那种判断值得反思。

张帆：唐朝的宦官专权多有可怕？

唐朝的宦官专权有个背景，就是皇帝信任一些宦官；但到后来，宦官掌握了禁军、神策军的兵权，皇帝又听宦官的话，所以“宦官专权”确实是把皇帝挟持了。而且，皇位继承人也是宦官决定，甚至于宦官几派各有各的人选，最后哪个宦官打赢了，他的人选就上台。这种情况在整个古代都是很特殊的，像明朝宦官干政也很厉害，但宦官也不太能干预皇位继承。但是，唐朝后期，宦官可以立皇帝，皇帝还有被杀掉的，这种特殊情况在其他朝代都没有出现。清朝有个情况，就是一个少数民族王朝用亲信的大臣作为家臣或家仆来管宫廷事务，好像他们是有传统的，一开始使用宦官不怎么适应，而且清朝接受了明朝的教训，严格规定不许宦官干政。

郑小悠：清朝的宦官没什么权力

首先，清朝在关外时期，还没有宦官这个说法，皇帝身边侍奉的都是他的那些近臣子弟。入关以后，顺治因为很小就进入到其实是明朝环境的宫廷，他受明朝遗留下的宦官影响比较大，他相对更信任这些宦官，比如什么十三衙门等。然后，他还找了一个他喜欢的宦官替他剃度出家。顺治死后，孝庄太后和辅臣把顺治所有制度基本都推翻了，清朝就重新回到了内务府负责皇室所有事情的制度上，内务府的大臣相当于二品官，相当于六部这级别的衙门。

宦官里最重要的就是皇帝身边最大、最高级别的总管太监，最多不能超过四品。所以，宦官对内务府总管而言，相当于外朝的司官对堂官的差距，他们之间在制度上是上下级关系。另外，内务府的人员数量极多，这跟八旗制度有关系。有一部分是正身，还有一部分是包衣，上三旗的包衣都是内务府管，所以它是特别庞大的群体，皇室的所有事务都是由这些人负责。宦官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只是做皇帝身边伺候的具体事情。给皇庄收租子，收粤海关的关税，给皇家挣钱的这些活儿，都是内务府派官员去做，这些都不是宦官。所以，宦官的权力范围压缩得很小，最多就是在皇帝和大臣之间搞一些小动作，但没有实际权力。另外，哪怕是小事情，清朝皇帝也比较注意，一旦宦官和王公大臣有私下交流；若被皇帝发现了，处理就非常严重。

宦官想利用和皇帝这种私人关系在外面谋私也比较难，但私下的小谋私应该还是有的。比如《红楼梦》里，太监夏守忠去贾府“吃拿卡要”，这种事儿应该还是比较普遍，但也就限于这个层面，跟汉、唐、明不是一个层次的事。到后期慈禧太后当政时，因为她是女性，很难直接和外朝做像男性皇帝那样比较方便的沟通，所以她需要利用一些宦官如安德海、李莲英这些人作为沟通桥梁。但是，他们也就仅限于到外边吃拿卡要，在朝廷的权力格局里面，没有他们的位置——哪怕安德海和李莲英也是如此，前面就更不用说了。

秦晖：在很多方面，明朝比元朝还要野蛮

嫡长子继承制是西周王朝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周公的贡献，因为西周制度很多人都归为周公。但是，儒家和法家主要是针对皇权，对贵族制还是皇帝独裁这方面有区别。因为贵族同样也有继承制度，不管是哪一级的贵族，儒家都强调嫡长子继承，儒家和法家在这问题上应该没有太大区别。如果说有区别，那可能就是法家更强调独裁，对继承制度不是那么照章办事，它给皇上提供的空间或者自由裁量权可能更大，儒家传统会更强调嫡长子继承制。

中国皇帝对儒家的真实看法，《大义觉迷录》可以说是很典型的文本。曾静在《知新录》说，既然以儒家思想立国，皇帝就应由大儒来做，“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 。结果，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就说孔孟那一套都是不管用的，只有那些世路上的英雄才真正管用。这番话代表那些皇帝们的真实想法，这也是雍正的一大贡献。他这段话，其实写得蛮精彩。儒家那一套你不要管它，它是希望老百姓相信，但他们自己是不相信的。从秦始皇到清朝都是这样，按照儒家标准的话，皇室家庭是最糟糕的。

很多中国人总认为元朝比较野蛮，但明朝很多方面比元朝还要野蛮。比如说明朝有廷杖制度，元朝就没有。虽然我们经常讲元朝野蛮，比如说它不搞科举，对汉化也不那么重视……但是，元朝对社会基层的管制很粗疏，很多江南人一谈到明初的政策，就说明初太野蛮了，把江南整得很惨，很多人怀念元朝。在他们看来，元朝好像比明朝还要文明。比如说整个国家体制的军事化，明朝也比元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元朝也搞过军屯，但元朝军屯规模不到明朝的1/20，明朝是把大半个国家变成了军垦农场。

在这个方面，到底是明朝更野蛮，还是元朝更野蛮，像这样的问题，就不能仅仅归因于少数民族政权。有个说法叫“崖山之后无中国”，好像是说少数民族把中国带坏了。元朝的确有很多野蛮的东西，这不可否认；但是，明朝很多最野蛮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来自于元朝。

郑小悠：乾隆皇帝对嫡长子继承制的态度转变

一切理念、道德、规范，在这种巨大无比的现实利益面前，都不堪一击。面对皇位这样一个巨大的利益，胜者为王后败者为寇，恐怕当事人不会相信这些理念。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佛系也佛系不了，想躺平也躺平不了，你不上就被杀了。另外，嫡长子继承制是从西周延续下来，但是后面的时代也都变了，大环境都不一样了。我记得张老师上课也说，秦以前是是1.0，到帝制时代就变2.0了，整个制度完全不一样了。

刚才秦晖老师也讲了，嫡长子继承制其实是维持政权稳定性的制度，它有章可循，但不合理的地方也非常多。比如说，嫡长子没有其他的兄弟厉害，特别是开国时期，大家都是高竞争环境里出来的，谁也不服谁。另外，北方民族有一套自己的文化传统，就算是满洲比较主动地去学习汉文化，但它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强的惯性。康熙年间明显就是这样，大家不觉得应该立太子，觉得太子立不住，因为前面都是大家推选出来的。

乾隆皇帝开始很信嫡长子继承制，刚20多岁就把皇后嫡子的名字给写上去了，然后这孩子夭折了，他就把诏书拿出来告诉大家，说是秘密立储，其实就是公开的。但是，这个思想在他晚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系统地论述了嫡长子继承怎么不合理，比如说，他就批评说刘邦立惠帝不立文帝，然后有“诸吕之乱”；李渊立建成不立功劳更大、能力更强的太宗，导致了“玄武门之变”；朱元璋立孙子不立更厉害的燕王，最后酿成大乱；光武帝废了他的长子，立了明帝就很好，而且兄弟之间关系也挺好。

乾隆三番五次强调，因为他想立嘉庆——而嘉庆不嫡不长。而且，乾隆废掉了第二任皇后，他对嫡长子是有点抵触，于是就做了这一系列的舆论准备。但是，他举的都是对他有利的例子，三国时期废长立幼招致的那些混乱他不说。

张帆：游牧民族的继承制

儒家伦理的这些东西，只是一种期望或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人性不能与它完全等同。在古代，这种家产分配、爵位、继承权等经常闹出事来。到了皇位更加不同，因为皇帝的权力太大了，远远超过普通的家产、官位等。有了它就有一切，没有它不见得没有一切，但有可能没有一切。在这样的情况下，争夺是不可避免的。稍微有点胆子的人，甚至于他周围的人，都会怂恿他或搞政治投机。这跟儒家书本上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少数民族有幼子继承的传统，这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有一定影响，主要还是表现在元朝。据说元朝有这样的风俗，幼子在继承父母财产方面有优先权，像成吉思汗虽然立了三子窝阔台做接班人，但他还是把他的资源的大部分份额分配给最小的四子拖雷。

游牧民族的这种习俗，跟游牧生活有关系。游牧民族都是分散经营的，老大老二长大了以后就独立了，只有小儿子留在父母身边，将来继承父母的财产。这种风俗影响到政治领域的，也不是太多。元朝有这种现象存在，其他建立王朝的北方民族，好像这方面就不太多。而且，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这一传统好像没人提了，似乎也不是那么强，只是有一点影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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