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洞明何兆武，高风亮节章开沅
撰稿︱张弘
2009年7月11日， 1911年8月6日出生的季羡林先生和1916年4月5日出生的任继愈先生同一天驾鹤西去；2021年5月28日，1921年9月出生的何兆武先生和1926年7月8日出生的章开沅先生一起遽归道山。
历史显示出惊人的巧合，在12年一次的生肖轮回之后，相同的一幕再次出现。民国期间出生、成长的人文知识分子相继离世，与民国知识人学识和风骨影响巨大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人们越来越发现他们身上坚定的操守和独特的个性历久弥新之时，饱经风霜的他们却一一作别这个世界；当他们徒子徒孙薪火相传之后，却没有他们成长期间拥有的成长氛围和学术环境。
何兆武先生，祖籍湖南岳阳，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39年攻读西南联大，期间多次更换专业，本科读工程和历史，研究生读哲学和外语，1943年毕业。1956年至1986年间，他先后担任北京图书馆编目员、西安师范学院（原西北大学历史系，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后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先后为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员，“文革”期间曾被打倒。1986年，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章开沅先生，生于安徽芜湖，祖籍浙江吴兴。 1946年10月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 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1949年7月随校南下武汉，在教育学院历史系任助教、教员。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1991年3月，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2015年任武昌首义学院（原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荣誉校长。
在学术领域，何兆武先生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等，口述史《上学记》等。2015年4月20日，何兆武先生还获得了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而章开沅先生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与林增平共同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并主编《辛亥革命史丛刊》、《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等。2018年12月11日，章开沅先生获得了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在何兆武先生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他的口述史著作《上学记》。在书中，他回忆了自己早年的求学岁月：在西南联大求学的七年，虽然物质贫乏、生活艰苦，但因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却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虽然他将自己定义为现实的旁观者，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也未能置身事外，“文革”中被打倒。他信奉“好汉不吃眼前亏”，后来也承认自己说过假话：在河南信阳“干校”期间，每天随着人群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虽然他相信人都会死，但非如此不足以自保。有人不堪凌辱而自杀，何先生的感叹是“何必呢？”正是因为旁观者的立场以及之前的受过的教育，让何兆武先生世事洞明，熬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在改革开放后学术成果不断。
北大教授王奇生曾经师从于章开沅。在他看来，章开沅先生的研究是多点开花，且点与点之间跨度很大。在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商会研究、教会大学研究、贝德士与南京大屠杀等研究方面，章开沅先生几乎在每一领域都具有开拓性。近代史学者马勇说，以张謇研究为例，他在1964年就完成了《张謇传》初稿，在“文革”中又不断完善，到1986年出版，立即开创了一个研究领域。此外，他的学生马敏、朱英等人，都在他的指点下在学术研究中独当一面。他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和刘道玉、杨叔子一样锐意改革，为武汉的高校带来了活力。在重大的历史关头，章开沅和法学家江平一样，显示出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
何兆武先生有着冷静的自知之明。2001年，清华大学准备为他举办一个八十大寿庆祝会，请人来座谈，被邀者全是他的熟人，但他一直婉拒。座谈当天，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却锁上门外出了。后来，他对此事解释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你应该了解自己。一个人如果有成绩，可以这么做。但我平凡至极，你也这么来，我不赞成，不合适。”彭刚认为，何先生是真切地认定自己不配做，而且无法适应以自己为主角的盛大场合。
章开沅先生同样放弃了名利。从2014年4月16日开始，他辞去原本可以保持终身的“资深教授”身份，同时放弃的还有资深教授所享受的院士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当天，章开沅先生还宣布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回归学术。
同为历史学者，何兆武先生和章开沅先生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建树。作为高校教师，他们都培养了一批学术人才，其中有很多当今历史学界的翘楚。何兆武先生一生崇尚自由，对自己在西南联大受到的自由教育念念不忘；章开沅先生不仅在中国高校任教多年，并且到美国访学四年，他尤其推崇美国大学的教育制度，并且以蔡元培、陶行知为楷模。对于教育的看法和观点，两位同龄人颇为接近。以个人操守来说，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都有独立的判断，并且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此外，他们晚年都非常自谦，淡泊名利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这样的风范确实令人感叹。
对知识分子而言，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的创新固然不可或缺。但某些时候，坚持真理的道德勇气或许更加重要。何兆武和章开沅固然不是陈寅恪和顾准，但他们依然不失知识分子本色。在沉寂的当下，何兆武先生旁观者的角度至少可以让人独善其身，而章开沅先生四度提出辞去资深教授的高风亮节，更是教育行政化中的清流——尽管只是个人行为。
何兆武先生和章开沅先生都崇尚自由的教育，支持学术自由的主张。这既是因为他们早期作为亲历者获得的直接经验，也是他们后来作为教育者在实践中的深刻认知。今天的人们为两位历史学者同日去世而感伤，而教育制度该如何变革则令人反思——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纪念和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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