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千万考生参加的高考，是中国社会一年一度的大事。6月2日，教育部公布2021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078万，比去年增加7万，加上背后的家长、老师、辅导机构、招办和考试工作人员，可谓相当一部分中国都投入其中。许多考生，尤其是农村出身的，将这场考试视为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关键一战。由于大学将考生在高考中的表现视为衡量他们能力的主要标准，并主要根据考试成绩对他们进行择优录取，高考制度因而被认为体现了英才教育（meritocracy）的原则。尽管许多普通家庭与考生认为高考是中国社会唯一一场相对公平的重大竞赛，并积极投身于这场寄托了他们实现社会流动希望的竞赛，他们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感知到，来自城市、农村等不同地域和家庭背景的学生，上大学的机会是不平等的；然而，对于不平等产生的机制，他们缺乏总体性认识。

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人类学家扎卡里· 豪利特（Zachary M. Howlett）于今年出版的《英才体制与其不满者：中国的高考与焦虑》（Merit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Anxiety and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in China）一书，正是一本尝试理解中国高考不平等运作机制的著作。基于在福建厦门、经济不发达的宁州（化名）市区以及隶属于宁洲地区的山县（化名）长达两年（2011年-2013年）的田野工作，作者在这本书中试图回答，在同一省内，处于中央-地方等级（central-place hierarchy）中不同位置的高中生，特别是城市与农村的高中生，在高考中展示教育体系所认可的能力（merit）时，为何表现截然不同。

在另一层面上，这本书直面考生在面对高考这一命运时刻的窘境：一方面相信高考是能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从而人人在高考面前平等；另一方面，又将高考的成败诉诸于个人能力的高下。此外，面对高考这一命运时刻，高考成绩在考生和利益攸关方中间引发焦虑，以及人们寻求宗教的帮助来缓解这一焦虑的实践，也是这本书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豪利特看来，高考在中国是一项法国人类学家莫斯所说的涉及“社会总体事实”（total social fact）的事件，因为它关乎几乎每一个社会成员，并牵涉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发展主义下的教育现状：素质教育、城乡资源与不平等的竞赛

豪利特指出，从可获得的资料来看，中国高考不平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处于中央-地方这一等级体系中不同位置的学生，尤其是城市和农村的学生，考上好大学的机会是非常不平等的，并且在过去几十年，这种不平等的程度在加剧（至少截止到他做田野时是如此）。

在豪利特看来，城乡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存在的巨大鸿沟，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实行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有很大关联。在这一战略之下，提升现代化与城市化水平成为整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在豪利特看来，诸如计划生育这种带有优生学色彩政策的推行，与发展主义的战略有关；而高考1977年底的恢复，也契合发展主义战略的内在需求，因为高考既为国家选拔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提供了可行的机制，同时也源源不断地将考上大学的农村学子吸纳到城市，从而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然而，发展主义在提升国家整体的现代化水平的情况下，也导致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极其不均。一个地区在中央-地方这一等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越高，其所拥有的各类资源往往也就越多，其辖区内的考生在高考这场竞赛中所享有的优势也就越大。

豪利特认为，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被强调的素质教育与发展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虽然中国社会在关于何谓素质教育上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但素质教育的提倡者有一个共识，即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成为学生培养的目标之一，而不仅仅是记住知识的能力。 这一共识基于这样一个假定，素质教育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也更有利于培养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但豪利特发现，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学生，更容易习得素质教育所看重的“素质”（quality），从而更容易成为素质教育的赢家。他提供的一个证据是，相比于农村学生，城市学生在做考卷中的主观题，比如作文题时，更具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家主导的发展主义战略引发的城乡资源分布不均，以及日益被强调的素质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同一省（直辖市）内城市与农村的学生在高考中的表现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但看起来，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部分省份（直辖市）的学生相比于其他省份（直辖市）的学生，在通过高考上大学这件事情上，获得了与其所在省份（直辖市）发展水平完全不成比例的优势。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各高校基于哪些因素决定他们在各省（直辖市）的录取名额；很有可能的是，这些省（直辖市）的发展水平并非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高考成绩与社会劳动：起跑线已决定了输赢的程度？

高考之所以被很多人相信是中国社会唯一一项相对公平的重大竞赛，乃是因为很多人相信，考试成绩取决于他们的答题能力，而这项能力可以通过、并且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获得。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会将自己的胜利归结为自身平时的努力；而在高考中失利的学生，则常常会责备自己平时学习不够努力，或在考场上的心里状态不佳。

不过，与其说很多学生相信考试成绩取决于他们是否够努力，还不如说他们相信努力是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尤其是对于农村的学生来说。豪利特在与学生交流时发现，有些学生觉得，如果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外部支持，他们有可能会获得更好的考试能力。比如一位叫春晓（音译）的女生就曾向她抱怨，慢班的学生分到的教师不如快班的学生优秀，但慢班的学生其实比快班的学生更需要优秀的教师。在她看来，如果慢班的学生能够分到更好的教师，是可以缩小与快班学生在考试成绩上的差距的。

豪利特发现，很多学生、家长和教师都知道，学生所获得的外部资源，比如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投入程度，学生的家庭背景等会影响他们的考试能力，尽管他们对于外部资源如何转化为他们的考试能力的机制并不完全清楚。豪利特认为，外部资源通过一系列社会劳动（social labour）转化为学生的考试能力。在书中，作者将家长、教师、学校、亲人等为培养学生考试能力而做出的贡献都视为社会劳动。在他看来，学生在考试中所展示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社会劳动的结果，而并非单纯的由他们的天赋、努力程度、心理素质等个人品质所决定。学生能够获得多少社会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其拥有的外部资源，或者说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诸类资本有关。毫无疑问的是，整体而言，城市学生相比于农村学生，拥有更多资源，因此也更有可能获得更多有利于提升他们考试能力的社会劳动，也就更有可能成为高考这场竞赛的胜利者。

值得指出的是，拥有同等的资源，并不必然意味着会获得同样的社会劳动。比如，豪利特发现，在同一个班级内，学生们可能并不能从他们共同的班主任和其他任课老师那得到同等的付出，老师们可能会对有些学生付出得多一些，对另外一些学生付出的少一些。也就是说，学生们从老师这一共有的资源中，所得到的社会劳动其实是不一样的。豪利特关于“同等的资源并不必然转化为同等的社会劳动”这一观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具有类似资源的家庭，其小孩的学业表现会大相径庭。

豪利特在他的这本著作中，特别关注班主任如何通过其社会劳动，比如给学生做思想工作，尤其在是家访时，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以期学生在高考时有更好的表现。他发现在给学生做思想工作时，“孝”这一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是他们经常调动的资源。他们将努力学习与孝顺父母联系在一起，以期学生能出于体谅父母的辛勤付出而更加努力地学习。不过，这种策略是否奏效，豪利特的研究并没有给出答案。

照常理而言，小孩获得的影响他们考试成绩的社会劳动的质与量，与其所在的家庭有很大关系。遗憾的是，豪利特的这部著作并没有以太多的笔墨，来描绘拥有不同资源的家庭在为小孩付出或购买提升他们的考试能力所需的社会劳动方面存在怎样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导致了怎样的结果。豪利特虽然提到，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的家庭，有可能通过将小孩寄养在能指导他们小孩学习的家庭，以便于小孩得到更多有助于提升他们学习成绩的社会劳动，但这些负责管教他们小孩的家庭到底如何对他们的小孩付出社会劳动，以及这些社会劳动对他们的学习成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豪利特并没有进行描述。他虽然声称他在这本书中的一个目标是解答社会劳动如何转化为学生的考试能力，但他并没有以足够多的细节来达成这一目标。

考试的焦虑与宗教的回应：半戏谑与半严肃的神灵护佑

豪利特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将高考视为一个“关乎命运的过渡仪式”（fateful rite of passage）。说高考是关乎命运的，是基于两点：第一，高考的结果对于考生会产生重大影响；第二，高考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而说高考是过渡仪式，是因为通过参加高考，学生的身份或地位（status）发生了改变。

豪利特认为，高考之前学生所累积的考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高考时的成绩；也就是说，大部分考生在上考场之前，其结果已经大致确定了。从统计上来看，超常发挥和失常发挥的比例，恐怕都并不会太高。但具体到每一个考生，超常发挥和失常发挥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他们的发挥水平，比如考试当天的天气、考试时的身体状态（比如，女生可能考试当天正好处于生理期）、考试时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等。因此，在考试前，很多学生都会出现焦虑状态（表现为失眠、精神状态不稳定等），尤其是那些需要通过高考实现社会流动或获得社会承认的学生。

缓解焦虑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寻求超越性力量的帮助，比如去庙里祈福。 此外，豪利特发现，在他的田野地点，在日常生活中“攒人品”，也是有些学生寻求超越性力量帮助的一种方式。豪利特认为，“攒人品”这种看似世俗的活动，也带有宗教性。相信通过“攒人品”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的想法，与中国民间宗教宣扬的“因果报应”在逻辑上是共通的，都是相信有一种超越性力量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奖惩。不过，豪利特也发现，学生在谈及“攒人品”时，是半戏谑与半严肃的态度。

豪利特指出，在官方的话语中，高考体现的是社会互惠（social reciprocity）的理念，即个人只要足够努力和勤奋，就能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进而获得社会的承认。但对于很多普通百姓来说，高考牵涉的不仅仅是社会互惠，同时也涉及宇宙互惠（cosmic reciprocity）。豪利特并未对宇宙互惠进行定义，但从他的行文来看，他所说的说宇宙互惠是指人与非人，比如各种超越性力量之间的互惠。在很多普通老百姓看来，学生们在高考中要考出好成绩，光努力是不够的，神明的帮助也很重要。不过，豪利特也发现，很多人对于宇宙互惠，更多的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但大概在一定程度上，向超越性力量寻求帮助，是有助于缓解他们在高考前的焦虑的。

豪利特指出，在面临关系重大而结果又不确定的事件时寻求宗教性力量的帮助，以求获得好运，避免厄运，是一件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的现象。中国学生在高考前寻求宗教性力量帮助的特殊之处在于，学生们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本应该被培养成为无神论者，但他们寻求缓解焦虑的方式却是有悖于无神论教育的宗旨的。事实上，不仅是学生，就连很多承担起实施无神论教育的教师，也同样在考前去往宗教场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的学生考出好成绩，而地方教育主管对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和教师一样，他们也能从学生在高考的良好表现中受益。

其他：文理分科中的性别想象与家庭差异下的志愿填报

除了上述三个议题，豪利特在他的这本著作中也谈及了一些跟这些议题关联不大但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在高中文理分科时，选择文科的女性远比男性多，长远来看，这对性别平等可能是不利的，因为通常来讲，学文科的经济回报不如学理工科。在豪利特看来，选择文科的女性多，是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女性不擅长逻辑思维，不适合学理科；不过，从他的报道人给出的信息来看，又似乎是因为女生普遍觉得理科对她们来说太难了。那么，学文科的女性多于男性，到底是学文科符合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性别想象，还是因为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更不利于女性在理科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对于这一问题，豪利特并未进一步追问。

豪利特提到的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高考结束后填志愿时，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所能获得的指导是不一样的。以笔者自己的经历，考出好成绩固然重要，但选对学校和专业同样也很重要。遗憾的是，豪利特并未向我们展示，家庭背景的差异具体是如何影响学生对于学校和专业的选择，以及城市与农村学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存在着怎样不同的考量。鉴于不同学校和专业给学生带来的预期社会与经济回报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包括家庭背景在内的各种因素势必影响学生的志愿填写。毕竟正如这本书所论述的，高考并非一顶在两三天内改命的分院帽，而是从高三到录取，乃至下沉到幼教的教养，持续到工作就业，并牵扯整个家族和社会关系的“社会总体事实”。

谢生金系南京师范大学发展学院讲师。本文由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与结绳志（ID：tying_knots）联合发布。

———

微信搜索“燕京书评”（Pekingbooks）：重申文化想象，重塑文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