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城市，但它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一个位于荷兰的“国中国”。从这座城市身上，可以了解荷兰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那些想要预知阿姆斯特丹未来的人，必须先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有所掌握。

人们对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从街边咖啡馆里的一杯咖啡开始的。来阿姆斯特丹旅行的外地人往往比当地人对这里更感兴趣，这也许正体现了阿姆斯特丹人的谦逊和优雅。

旅行者会因为这里的各种事物惊叹不已，而那些有心的观察者则非常清楚这些奇妙现象背后的原因。阿姆斯特丹人的政治辩论就像一块浸透水的海绵一样包容一切。妥协文化不仅曾帮助过阿姆斯特丹人团结一致战胜了洪水的侵扰，也形成了如今所谓“灵活”的处事和思考方式。

阿姆斯特丹人对金钱的渴望举世皆知，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记者克里斯蒂安·夏蒂埃（Christian Chartier）曾报道，荷兰的前首相吕贝尔斯（Lubbers）曾在一场关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辩论中把这场战争称为“对未来的投资”。阿姆斯特丹人的空间规划能力和政策执行力令世人侧目。阿姆斯特丹人的容忍度和灵活度可以帮助我们适应任何新鲜的外来事物，这座城市对潮流的引领性令每一个人都感到吃惊，人们称之为“领头效应”和“世界潮流”，或者叫做“喜鹊文化”。李维斯公司每年都会派人去阿姆斯特丹的街头了解城市女性的穿戴潮流；这里的音乐商店囤积了各种风格的音乐唱片（这种唱片店很难在其他地方见到）；麦当劳公司的素食汉堡最早出现在低地国家。阿姆斯特丹的商业气质，弥漫着一种令人愉悦的无政府主义风格——善于顺从且紧张有序。

换句话说，阿姆斯特丹的城市亚文化并没有先例可循，一些外国评论者认为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阿姆斯特丹经历了从未间断的发展历程：从未被外部势力压迫过（除去1940—1945年被德军占领期间），从未经历过风险，也从未体味过巨大的困难。

数个世纪以来，阿姆斯特丹和其他荷兰城市一样是相对安全的，然而它也处在整个欧洲风险焦点的边缘地区。在邻国眼中，阿姆斯特丹人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爱抱怨。荷兰人对自己的国家并没有感到特别骄傲，阿姆斯特丹人表现得尤为明显。爱国主义对他们而言过于奢侈。人们在其他国家表现出来的浓烈、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许只能在荷兰的足球场上才能看到。即使荷兰显露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也是以防御性为主，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安全不受侵犯。也只有在宣教布道时，他们才显露出激进的一面，毕竟，荷兰和美国（受荷兰移民传播的文化影响）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牧师。

不过，所有的一切都和阿姆斯特丹人清心寡欲的生活态度无关。数世纪以来，荷兰人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是单纯地因为不需要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这里的人们将自己取得成就视作理所应当的。如果要说荷兰人最有成就的事情，那莫过于那些所谓“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可怕的贫穷，没有大规模的种族骚乱，没有恐怖主义，甚至还包括数年来没有遭受过海水的侵扰等。这样看来，荷兰人的抱负并不远大。引用小说家霍德弗里德·博曼斯（Godfried Bomans）笔下的男主人公——退休公务员彼得·巴斯（Pieter Bas）——的话说，一个普通的荷兰人想要的无非是“自由、长寿、财富、荣誉、名声、娇妻、多子、健康和一个带篱笆的小院子”。

有一天，我碰巧路过水坝广场，看到了印度总统（一个掌管十几亿人口的世界大国的领导人）访问完荷兰之后举行的欢送仪式。那是一个灰暗、下着小雨的早上，军乐队正在演奏欢送乐曲，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年人和旷课的年轻人驻足围观。这种国家级的欢送仪式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至少都要使用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进行护送。然而，我们的护送车队只是由十辆普通的福特轿车和一辆当地旅行社的小巴士组成的。

阿姆斯特丹的神话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奇迹。其他欧洲城市更倾向于用纪念性的建筑来展示城市的发展成就，并以此与其他城市加以区分；同时，在城市内部管理上，也利用建筑风格的变化为不同的市民提供相应的居住和生活环境。纪念性的建筑是展示城市发展成就最重要的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座城市对其本身发展前景或发展愿望的寄托。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唐纳德·奥尔森（Donald Olsen）曾经写道：“纪念碑的作用是为了拉近城市与民众的关系，或者激发民众对这座城市的赞美之情。它可以提醒瞻仰者所处的时代，令其感受政权的力量。它象征着社会财富和意识形态，代表着一场军事行动的胜利或一场革命的成功。它是对财富、权力和真相进行宣扬的载体。”不过，他还补充到：“内敛和谦逊绝不是纪念碑想要体现的品质，一座成功的纪念碑一定能将每一个人从其日常琐事中抽离出来，例如：赶赴火车站乘坐6：30的火车、更新驾照、购买邮票，等等。它一定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每一个人：生活中的烦恼数不胜数，而每个人的好运则依赖其背后的这座大都市，依赖于仁慈的统治者，依赖于其所坚守的信仰。”

这是每一座纪念性建筑和每一条城市大道必唱的赞歌，是19世纪城郊别墅区诉说的语言。伦敦的摄政街、巴黎的协和广场、莫斯科的红场等地标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艺术和建筑不仅仅是艺术和建筑，它们传递的信息远超过建筑本身：政治、理念、伦理、情感、贪婪、技术、机构和历史。由此，一些有别于中世纪城镇的城市逐渐发展起来。这些新兴的城市秩序井然，不再建造城墙和城门，却拥有美轮美奂的建筑。它们是纯粹的技术型城市，强调区块化世界中的统一以及长时期对强权的渴求，而阿姆斯特丹也摸到了这一时期城市发展方向的变化。

即使如此，阿姆斯特丹仍然是一个特例，因为这座城市几乎是一个反纪念性建筑的先锋。阿姆斯特丹也曾尝试用建筑物来表现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但这里的财富都被海牙王室挥霍殆尽，纪念性建筑屈指可数。19世纪那些拔地而起的声名显赫的建筑，基本都与阿姆斯特丹无缘（除了国立博物馆和人民工业宫之外，后者也被1929年发生的一场大火夷为平地）。20世纪末，阿姆斯特丹将市政厅和剧院融为一体，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但令人生厌的建筑——市政剧院。这是节俭至上理念的产物，宏伟的建筑里使用的却是宜家式的简易椅子。此外，现代化的商业街区也缺乏合理的规划，隐没在城市东南方向的郊区中。

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标志性的建筑在阿姆斯特丹并不受欢迎。无论是为了申办奥运会建造的场馆设施，还是为振兴艾湾银行业兴建的引人注目的建筑，抑或是市政厅加歌剧院的奇思妙想，阿姆斯特丹普通市民都对此嗤之以鼻。阿姆斯特丹所谓的地标性建筑，只存在这座城市居民的意识中，并不显露在大街上。

阿姆斯特丹并不为此感到自豪，甚至用一种类似自豪的方式表明自己的不自豪态度。阿姆斯特丹最富有的阶层依然固守着17世纪先辈们简朴的生活方式。这使得城市的风景并未被宏伟的建筑物破坏，也没有因为自19世纪起就不断拓宽的街道而减损。即使是黄金时代中无比骄傲的阿姆斯特丹，它与那个时代的欧洲所谓现代化的城市风格也格格不入：外观古朴守旧，城市的发展更加注重公民的权益而不是统治者的利益。通过这种方式，整座城市的财富才能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

从18世纪最富有的阿姆斯特丹人寡妇佩尔斯（Pels）到当代的高级经理人，这一传统无疑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贵为当时阿姆斯特丹最富有的人，寡妇佩尔斯仅仅雇用了5名仆人照顾她的生活，而现在的高级经理人对于航空公司商务舱餐饮的需求也仅仅是“一个芝士三明治和一杯牛奶”。

阿姆斯特丹市民这种带有自豪感的谦逊表现，可能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阿姆斯特丹作为一个独立城邦的悠久历史。任何人都无法低估这样一个中等规模的欧洲城市长久以来形成的低调的自信力量。换句话说，阿姆斯特丹人数世纪以来早就习惯了朴实无华的生活，这里的墓地、宫殿、雕像和街道都看不到浮夸的外在表现。

阿姆斯特丹人也逐渐养成了不用装腔作势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他们深信不疑的自我特征。阿姆斯特丹从来没有完全凌驾于市民的王室力量（因此可以解释为何这里的资产阶级获得了较为顺畅的发展），也没有出现过一名拥有绝对权威、对旧有城市结构进行根本性改变的君主，因而没有一个人可以利用权力和手段建造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此外，最富有的阿姆斯特丹商人坚定地认为，金钱首先是进行公司和家庭发展的资本，是子孙后辈们能够仰仗的基础。这种观念对其他国家的贵族来说难以理解，因为他们自出生起就拥有无尽的财富。长久以来，阿姆斯特丹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在这种文化影响下，荣誉比不上物质财富，金钱远比时尚、道德、出身和成就重要。当然，这种理念也是有利有弊，给阿姆斯特丹带来过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然而，当代阿姆斯特丹人对自豪感的缺乏尤为严重。这不仅仅是一种城市性格的延续，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社会生存标准。在阿姆斯特丹乃至整个荷兰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禁止炫耀，因为枪打出头鸟。

一般人都认为，阿姆斯特丹的这种传统始于1581年，那一年，阿姆斯特丹有机会摆脱君主的统治。然而，我却认为有更多的原因蕴藏其中。我们不能忘记，数个世纪以来荷兰大部分的领土都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摧残。尽管这是一种陈词滥调，但却非常真实。荷兰人民为了使国家免受海水的侵袭，付出了史诗般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这给荷兰人，包括阿姆斯特丹人一种天然的主人翁意识：这片土地是属于他们的。与此同时，荷兰内部也形成了一种具有凝聚性的权利关系，这种权利关系集中体现出一种协同一致的妥协性政治文化，可以有效弱化并最终化解最猛烈的代际冲突。当然，在历史长河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冲破传统藩篱的群体，平静的生活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被一些闻所未闻或歇斯底里的意外所打破。但是，这种历史上出现的短暂“变奏曲”很快会消失，回到荷兰人精神世界的主线，生活将再一次归于平静和简朴。

然而，我们尚不清楚这种妥协文化还能在未来持续多久。寻求妥协一定会消耗大量时间，这种时间上的消耗有时会导致城市的发展停滞不前。当下，阿姆斯特丹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新居民拥有其他的文化背景，因此，这些新居民的一些文化认同与阿姆斯特丹的传统有很大不同，他们将荣誉感看得比一日三餐更加重要，而文化认同的差异已经无法完全通过金钱来解决。正如前市长范·泰恩（van Thijn）曾指出的那样，宽容的态度能否长期在宽容的环境中维持下去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981年冬天，记者埃尔玛·费尔海（Elma Verhey）和杰拉德·范·韦斯特鲁（Gerard van Westerloo）针对当时阿姆斯特丹社会表现出来的新现象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在一个寒冷且大雾弥漫的冬日清晨，他们来到了一艘往返艾湾两岸的摆渡船上，对船上依靠着自行车和摩托车这类交通工具出行的所有乘客进行了采访。这艘摆渡船名叫“征税屋16号”，是一艘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在早晨6：45为往返艾湾的乘客提供摆渡服务的船只，现在看起来非常老旧，不过是艘大船。他们的调查被刊登在《自由荷兰》（Vrij Nederland）周刊的副刊中。

找到固定搭乘这些摆渡船的乘客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们采访的乘客几乎每天都在同一时刻上船，大部分的作息时间已经保持了十年，有些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开始搭乘摆渡船，还有一位老人甚至从1936年起就乘坐这艘摆渡船每日往返艾湾两岸。

向两位记者讲述自己生活故事的人并非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也不是经常出现在报刊之上的名人，而是切切实实在一点一滴中推动城市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二战后的城市重建项目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薪水增长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他们常常这样说：“你们听不到抱怨的声音”或者“我们过得很好，谢谢你”或者“每天都有肉吃就很好了”。不过，尽管他们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但他们还是隐约感受到了周围世界的变化。这种感觉无须从报纸中了解，日常生活早已告知了一切。他们看到这个社会福利优厚的国家有哪些奇怪的现象，一些人可以“整日无所事事”还有吃有穿，而另一些人辛苦工作却买不起一所可以改善居住条件的房子。伴随着新移民的涌入，他们在自己所住的社区再也找不到家的感觉。他们面临着毒品和犯罪的威胁，有人甚至因为染上毒瘾的邻居在自家放火，被烟熏得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住所。

让我们看看这些普通的传统阿姆斯特丹市民如何讲述自己的感受。53岁的乐器制作人F. 默斯（F. Moes）说：“那种骄傲的感觉、满心欢喜的状态、积极的工作态度已经消逝。以前你知道为了什么而工作，但是现在你却怀疑工作的目的。有时，你感觉自己被人戏耍了一番。”64岁的联合乳品公司职员M. 洛夫（M. Lof）说：“我父亲曾是一名码头工人。每天早晨，他都会去海姆大街的码头区找活儿干。至少我过得比他稳定。我们需要珍视并保护好这来之不易的成果。”43岁的图书装订商G. 凯珀（G. Kuyper）说：“我们没有了依靠，就好像在旋涡里拼命挣扎的人。”23岁的电脑分析师J. 沃特兰（J. Waterlander）说：“我想我已经得到了生命中所需的一切。哦，我可能还需要一台新的卡带录音机和一辆车。对于那些做事不是很成功的人来说，生活确实不易。但是就我而言，一切都好。”21岁的探险爱好者A. 卡亚（A. Kaya）说：“我希望未来在荷兰的生活有保险保障。”61岁的国家邮政电信公司职员安切斯（Aantjes）女士说：“我们不过是社会洪流里的一个小阀门，水压一旦暴涨，我们都无力抵抗。”

大部分摆渡船的乘客都住在简陋破败的现代化公寓中，那里的厕所臭气熏天，窗户玻璃早已破碎，楼里的电梯已经彻底瘫痪。不过，在每一扇公寓门后都有一座“迷你小宫殿”，由木制镶板和漂亮的挂毯装饰，它们是一个个不被外界打扰的小港湾。

就这样，阿姆斯特丹进入了21世纪。从处死犯人的绞刑架开始，一直到高耸的教堂塔楼和城镇集市，这座河道纵横的城市踏入了新的时代。这座城市外表上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在内心却依旧充满着迷茫与困惑。此时，海鸥仍在天空翱翔，一艘来自莱茵河的货船驶过，鸣笛声响彻整座城市。海水一如既往地拍打着岸边的码头，冷漠无情却又悄无声息，永远不知疲倦，永远不会停歇。

本文选自《北海之心：阿姆斯特丹的光荣与哀伤》，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黑尔特·马柯，是荷兰记者、历史学家、畅销书作家，曾两次被授予“荷兰年度历史学家”的称号，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头衔。他曾在《绿色阿姆斯特丹人》《新鹿特丹商报》和VPRO广播公司任职，并担任阿姆斯特丹大学城市问题特别教授。2002年，凭借对阿姆斯特丹做出的贡献，他获颁“艾湾奖”。本书曾被提名比利时金猫头鹰奖，并被译为德语、捷克语、匈牙利语和英语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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