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韩国文学，或许大部分人会立马想到《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2019年出版了简体中文版的韩国小说，将女性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通过主人公金智英的生活一一展现。在性别议题愈发火热的当下，迅速成为了畅销作品。

随着《82年生的金智英》的成功，《给贤南哥的信》《晚安，高漫妮》《三十岁的反击》等一批女性主题的韩国作品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使得国人长期陌生的韩国文学成为一时流行。但与此同时，过于集中的女性色彩，也让讨论的中心偏离了韩国文学本身。对于韩国文学，我们依然知之甚少。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近几年的出版热潮和女性话题中跳脱出来，全面地去看一看韩国文学究竟呈现着怎样的面貌，经历过怎样的发展过程，以及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被中国读者关注。

为什么韩国文学直到现在才被我们关注

2019年以来，停滞了几年的韩国文学出版再度出发。具美景聚焦跨国婚姻的《我爱劳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金爱烂关于“失去”的小说集《外面是夏天》（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张康明犀利批判韩国现状的《走出韩国》（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孙元平关注青少年成长的《杏仁》（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李沧东如范本一般优秀的小说集《烧纸》（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崔宰勋的推理小说《七只猫眼》（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金周荣的科幻小说《时间亡命者》（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陆续得以出版。

被意外暂停韩国文学产品线的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除上述两部作品外，另有林哲佑《百年旅馆》（2019年）《离别的山谷》（2019年）、金息《女人们和进化的敌人们》（2019年）和李垠《美术馆的老鼠》（2019年）出版；中信出版集团在孙元平《杏仁》之后，又接连出版了赵南柱《她的名字是》（2019年）、张琉珍《工作的喜与悲》（2020年）、李喜荣《父母面试》（2020年）；磨铁的大鱼读品在《82年生的金智英》之后，又于2020年出版了孔枝泳的《熔炉》，2021年推出了申京淑的《请照顾好我妈妈》，今年还计划继续推出赵南柱的新作《橘子的滋味》、国际布克奖得主韩江的三部代表作《素食者》《少年来了》《白》以及韩国文学中坚力量金英夏的《杀人者的记忆法》、关注社会现状的金琸桓的《我要活下去》……

随着越来越多的韩国作家、文学作品被中国读者了解，“为什么韩国文学直到现在才被关注”的问题也常常被人提起。或许，有以下几点可作参考：

首先，过去的韩国文学呈现着明显的“民族书写”特征，或许不容易引起普世共鸣。但近几年的“女性”议题，却是整个世界正在关注的问题；而邻国的“大叙事”反思社会问题和“酷儿”，又是我们难以大范围讨论的主题，所以我们开始好奇、关注这个邻国，以及他们在面对怎样的社会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在作家维度上，韩国缺少像日本一样的明星作家，早年也没有名扬海外的国际性作家，直到2004年，国际版权代理李龟镕才首次将金英夏《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引入美国市场。2011年，申京淑《请照顾好我妈妈》再次打进国际；四年后，韩江《素食者》卖出英文版权，遂得以于2016年得到国际布克奖。韩国文学这才正式站上国际奖项舞台，得到世界的瞩目。

此外，韩国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世界化的努力。2001年，韩国政府根据 “文化输出战略”成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院”，并将目标定为致力于推广韩国文学，克服世界出版领域中韩国文学“少数语言文学”的身份局限，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为国际化的严肃文学交流机构。目前，翻译院为图书的引入、翻译、出版、营销等都提供了更积极的支持。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翻译院一直把重点放在西欧国家的语种上，而对第三世界语种的翻译出版支持并不显著，这其中就包括中文；同时，虽然官方创办了《Korean Literature Now》和《Koreana》这样关于韩国文学、韩国文化的杂志，但并未在中国大力推广，加之韩流偶像强势，读者对文学领域的不了解也就情有可原了。

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亚洲国家的关注，以往更多地集中在日本身上。从1896年清政府派出13名官费留学生赴日开始，日语学习和日文作品翻译就始终不曾彻底间断过。对韩语人才的培养和韩国文化的引入，显然要逊色得多。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文化事业的全面开展，韩国文学有了较为零星的译介，但重点关注意识形态；80年代《外国文艺思潮》《世界文学》等杂志的译介工作，有了一些通俗文学的引入；进入90年代，韩国文学译介冲破了数十年来的禁止区域，进入自由发展阶段，在通俗小说之外，以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机构也开始翻译出版纯文学作品；2000年以后，韩国文学译介数量明显增多，作家和作品的选择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而到了2016年后，受一些因素的影响，韩国文学的引进出版又遭遇断崖式下降。

直到近两年，与当下现实紧密贴合的《82年生的金智英》被广泛关注开始，而后通过《烧纸》《外面是夏天》等优秀作品才重新让国内读者看到了韩国文学的力量。

实际上，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女性主义文学就在中国文坛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一思潮也直接影响了韩国文学作品的汉译。第一部冠以“韩国”名称出版的小说集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5年9月推出的沈仪琳、毕淑敏主编的《韩国女作家作品选》，收录了10位韩国女作家共18篇小说。这本小说选同时附了两条注明文字，其中这一是“献给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虽然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却开了重点译介韩国女性文学的先河，为其后的韩国文学翻译作品选择提供了重要线索。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中韩建交十五周年而推出的“韩国文学丛书”，也选择了当时韩国最著名的女作家朴婉绪、殷熙耕、申京淑的作品。

时至今日，当年重点译介韩国女性文学的先河最终成为了一片海洋。

而当韩国女性主义文学成为潮流的时候，我们也不该忽略韩国文学的其它侧面与属性。远古的歌谣、历史的车轮、战争的伤痕、发展的阴影、新世代的面貌⋯⋯都是我们尚未触及的矿藏。

韩国古典文学：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说起韩国文学，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关于“韩国文学”的定义。

金英今在《韩国文学简史》中曾引用赵东一教授等人在《韩国文学论纲》中的概念：“韩国文学是韩国的作家为韩国的读者用韩国语创作的文学”，它是“韩国文学”最狭义的概念，指定了韩国文学最基本的范畴 。但考虑到韩国的发展经历了史前时代、新罗时代、高丽和朝鲜时代，“韩国”及“韩国文学”的概念也可以延伸至更久远的年代。所以，史前时期到19世纪末通常被定义为韩国的古典文学时期，由口传文学、汉文文学和韩文文学共同构成。

金英今指出，韩国文学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是原始时代集体祭祀仪式的产物；由此发展而来的口传文学，直到文字使用之前一直是韩国文学的存在形式。口传文学关注平民、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表现了民众的生活经验、思考和审美。比如，歌谣《公无渡河歌》吟唱的是夫妻之间的死别，乡歌《献花歌》反映的是人情世态和民俗风情，俗谣《思母曲》则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

汉字的输入，为韩国文学开拓了汉文文学的领域，汉文文学也由此成为韩国古典文学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其中，代表人物崔致远被学术界誉为韩国汉文文学的开山鼻祖，他在唐朝留学、做官十六年，写下了大量汉诗。可惜，如今仅在《桂苑笔耕》和《东文选》等书中保存下少量作品。

而在汉文小说方面，金时习效仿明代《剪灯新话》创作而成的传奇小说《金鳌新话》是韩国汉文小说的奠基之作。古典时期的汉文小说，发展出许多类型，包括：将社会价值体系和士大夫文人思想假托于动植物和其他事物的“拟人体小说”；以“如梦”和“觉梦”为线索，在梦中进行讨论和诗歌问答等的“梦游录系列小说”；反映两班士大夫文人（两班，即古代高丽和朝鲜的贵族阶级）的社会和人生理想的“梦字类小说”；以历史人物为素材的虚构类“军谈小说”；表现男女爱情的“爱情小说”；等等。

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许生传》《虎叱》、《放璚阁外传》中的《两班传》《广文者传》等汉文小说，虽多以“传”为篇名，但形式上更接近笔记小说，开辟了韩国汉文小说的新领域——笔记体汉文小说。这些作品直面现实和人生，敢于冲破当时陈腐的观念和桎梏，更真切地反映社会生活，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将汉文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不过，当时对汉文的学习和使用还仅限于两班阶层。1446年，世宗大王颁布“训民正音”，结束了没有本国文字的历史。虽然士大夫阶层因习惯汉文、鄙视“训民正音”，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拒绝接受，但士林儒生和闺中妇女却欣然使用这种文字来进行创作，韩文文学开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韩国文学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随着“训民正音”的不断普及，加之“壬辰倭乱”（即明朝万历年间，朝鲜王朝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作为宗主国的明朝也派兵进行了援助）后民众自我意识觉醒，女性读者群形成并扩大，韩文文学逐渐发展繁荣，出现了诸如《洪吉童传》《九云梦》《春香传》等重要作品。

《春香传》、《沈清传》和《兴夫传》并称为韩国古典文学三大名著 。这几部作品均塑造了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以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富有魅力的语言，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例如，讲述艺妓成春香和贵公子李梦龙之间迂回曲折爱情故事的《春香传》，迎合了当时人们的感情需求。古代韩国人看重礼仪，男女间风纪严肃。特别是进入朝鲜王朝以后，高丽诗歌被认为有伤风雅而遭禁止，文学中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也销声匿迹。直到实学兴起后，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对男女情爱所持的传统观念。同时，《春香传》不仅是爱情小说，它以爱情故事为情节线索，以反对卞学道的斗争为中心事件，抨击了李朝官僚腐朽统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

在文体和语言上，《春香传》具有民间文学的特点——“说唱”结合。“说”的部分用散文写成，“唱”的部分则用韵文，通过不同的语言塑造了人物各异的内心。作品还引用了许多民歌、童谣、成语、警句、俚语和小故事，更增强了作品的民族文学特色。

而事实上，这三部作品还依然与中国文学有着明显的关联。小说中不仅出现了大量中国的人名、地名，多处借用中国历史典故及古诗名句 ，还借鉴了诸如双线结构、借助梦境表现人物心理等创作手法。同时从主题上看，《春香传》反对礼教、《沈清传》弘扬家庭伦理和孝道美德、《兴夫传》倡导报恩酬情，与中国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

由此也可以说明，无论汉文文学还是韩文文学，这一时期的韩国文学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民族书写：从殖民时代到南北分裂

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日本和西方列强的侵扰下，朝鲜半岛逐步面临民族危机；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则使整个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文学开始出现明显的“民族书写”特征。

李光洙从1917年起在《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无情》，是韩国第一部近代长篇小说，作品刻画了代表封建伦理旧时代和文明开化新时代的两位女性，并通过男主人公在两人之间的徘徊，书写了面临转型期的韩国，在拥抱传统与迈向现代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女作家姜敬爱的《人间问题》（1934年），描写了原为农民的主角与资本家产生对立后，最终不得不成为劳工的过程，以此呈现了面对资本主义的入侵，原先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如何逐渐变成以工业为中心的样貌。除此以外，玄镇健的《走运的日子》（1924年）、李箕永的《故乡》（1933年）、朴泰远的《小说家仇甫氏的一天》（1934年）、李箱的《翅膀》（1936年）均为该时期的代表作。

诗歌创作，也呈现出相似的面貌。僧侣诗人韩龙云1926年出版诗集《伊人的沉默》，以“伊人”代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开启了抵抗文学之先驱；沈熏的《如若那一天到来》（1930年）表达了对光复的强烈渴望，具有明显的反日主题。

19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终于摆脱了殖民统治。但美军和苏军随即进驻半岛，1946年起三八线南北两侧的通行完全被切断。从1945年到1948年，这期间的文学被称为“解放空间文学”。李泰俊的《解放前后——一个作家的手记》（1946年）便用作家“玄”的手记为基础，以纪实的形式记录了光复前后剧烈变化的社会现状。

该时期的文坛，还出现了“文笔家协会”和“文学家同盟”两大阵营，前者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后者则主张理念性和战斗性。以诗歌为例，既有“远山青云寺，瓦舍古且老。山是紫霞山，春来雪消融”（朴木月《青鹿》）一类强调艺术性的诗句，也有“以我们所有人民的名义/为了我们人民共同的幸福/这是我们多么盼望的啊/啊，以人民的名字命名的新型国际”（吴章焕《患病的首尔》）等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诗句。

文坛的意识形态对立，或许也是半岛历史进程的侧面。随着1948年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先后成立，半岛陷入了延续至今的南北隔绝状态，两边的文学也开始呈现出愈发相异的面相。也是从这里开始，今天我们所称的韩国文学，一般仅指向大韩民国的文学。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对韩国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价值观乃至韩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战争的创伤也由此成为了韩国文学的重要主题，并且至今仍不断被演绎。

亲历过战争的作家的战后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第一代是指光复后开始发表作品的作家，第二代是指19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的作家），通过作品再现了战争的残酷体验，比如孙昌涉《下雨天》（1953年）以下着雨的釜山为背景，描写了远离北方故乡、来到南方避难的东旭兄妹的惨淡生活。作品精准地捕捉了朝鲜战争之后，韩国社会中的人们因战争后遗症所产生的阴郁心理和虚无意识，因而被选为韩国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品。

崔仁勋则在《广场》（1960年）中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一战争。对南北体制皆幻灭的男主角企图到第三国重新展开人生，但他最终意识到无论是南北哪一边的主义都只是一个从外部引进的名义上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根据社会内部必然要求而诞生的意识形态，于是他选择了自杀。作品意在指出彼此相通才能成为人类理想的社会，通过对南北分裂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直接探讨，崔仁勋表达了自己对南北统一的期望。

到了以李清俊、金周荣、金源一为代表的第三代作家，他们具有少时的战争记忆，也在与父辈的相处中意识到战争的创伤。这些作家刻画了内心深处隐藏幼年精神创伤的主人公，或是因战争逝去父亲的家庭中的少年家长，或通过战争的创伤揭示国土分裂的伤痕……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经历战争，但用文字写下了战争的痕迹和对生活的影响。

如何治愈战争的创伤、如何理解战争和分裂，是这段历史留给韩国作家的课题。黄皙暎通过《客人》指出，应当倾听那些冤魂的故事。1970年后出生的新时代作家，也以不同以往的视角继续讨论这分裂，比如李应俊《国家的私生活》描绘了南北统一后依然充斥着犯罪与暴力的未来，具有让人重新审视当下与统一的意义。

韩国现代文学：从苦闷的现实到繁琐的世俗

1960年4月，由韩国劳工和学生领导的人民起义，推翻了李承晚统治之下独裁的韩国第一共和国，史称“四一九革命”。

“四一九”一代，通过革命获得自由民主正义，相信自己可以左右自己的命运。作为光复后第一批学习韩文、使用韩文进行思维和表达的一代人，对于他们而言，语言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成为表达自己意识与憧憬的“传声板”。

因此，当1964年金承钰的作品《雾津纪行》推出时，韩国文学也便开始走出20世纪50年代战后文学的局限，迎来了“感性的革命”。金的作品以细腻的意识流呈现了主角的内心，通过感性极强的语言，从身体感觉的层次上帮助韩国人确认了自我。

这一时期的诗歌，也出现了强调生命感觉的倾向，就像千祥炳的诗句“在生活的歌，美丽的歌，爱情的歌，正当歌唱的时候，我是一只停留在溪边树枝上的小鸟”一样，抛却世俗生活的繁琐，无拘无束地如鸟般飞翔。

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出口主导型”的开发经济战略，推动了经济飞速发展。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韩国由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面对极速工业化、产业化过程中被压缩的个体与乡土，韩国文学也更注重于正视人类的生活欲望和经济高速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如崔仁浩的《他人的房间》（1973年）就以象征手法表达人性丧失的危机和疏离问题；黄皙暎的《去森浦的路》（1973年）展现了极速产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故土与人的变化；方贤石的《黎明出征》（1989年）则关注到资本压榨下的劳工问题。

为了更好地表现产业化社会的复杂冲突和内在意识，韩国的剧作家们也大胆探索新的创作手法，以讽刺剧、叙事剧、存在主义戏剧等方式展现人的困境。比如李根三的《稿纸》，以叙事剧的方式，描写了为家庭入不敷出现状而忙于翻译稿件的教授的拮据生活和郁闷内心，其中的监督官则代表着现实中的压抑氛围。

1987年，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六月抗争”爆发，韩国的军事独裁时代宣告结束，进而迎来了民主主义和文化多元的新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点，即政治启蒙的要求逐渐弱化，文学需要重新思考存在的价值。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私人生活、文化生活相关的新主题开始崭露头角，对内心的认识、对都市日常生活的探索、大众文化的对接、女性主义、网络等进入韩国文学。

在这当中，《地球英雄传说》（朴玟奎）、《AOI Garden》（片惠英）的“幻想”、《猜谜秀》（金英夏）、《乐器图书馆》（金重赫）的大众文化、《风琴声响起的地方》（申京淑）的“情感”、《老爸，快跑》（金爱烂）的“日常”、《少年莞得》（金吕玲）的“贫穷”等都足以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金英夏的出现，可以说是韩国文坛里程碑的大事。他曾让韩国文坛刮起“金英夏旋风”——2004年继“黄顺元文学奖”和“怡山文学奖”之后，又摘走了与“李箱文学奖”和“现代文学奖”并称为韩国三大文学奖的“东仁文学奖”。作家黄皙暎曾说，金英夏是韩国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猜谜秀》，更是当时韩国社会的生动写照，也用“网络”连接了韩国的彼时和我们的此时。

用金英夏自己的话说，《猜谜秀》是网络时代的成长故事和恋爱小说。主人公在选择考试院房间的时候，选择了有网络但没有窗户的房间——因为网络就相当于新的窗户，他通过网络的猜谜秀游戏与人交往，并参加线下比赛。在《1Q84》中，村上春树通过两个月亮的异世界创造了主人公的相遇，我们可以通过月亮的数目判断世界的真假，但在金英夏的《猜谜秀》中我们很难界定网络与现实的真假——主人公们看似在网络世界获得温暖与真心，却在线下比赛中来到冰冷而陌生的未来感建筑中，似乎网络世界才是此刻可以触摸的“真实”，现实却成为科幻感的梦境。网络与现实模糊之后，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暧昧，这不正是我们依然在经历的现实吗？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一时期最熟悉的作家，或许还是金爱烂。《老爸，快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噙满口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我的忐忑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你的夏天还好吗》（2017，人民文学出版社）、《外面是夏天》（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几部作品的简体中文版，让国内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有点“奇怪”的名字。

1980年出生的金爱烂曾说过：“以前的作家关心的是天空，我可能关心的是这个国家的天花板，我写便利店，写我住的极小的房子、极小的考试院，属于我的、我们时代的不那么宏大的故事。”

《老爸，快跑》收录了金爱烂的9个短篇。其中，处女作《不敲门的家》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来自乡下的女大学生的故事：“我”与另外五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住在考试院同一层，虽然彼此未曾见过，却对彼此的习惯、喜好以及是否有伴侣都非常了解。鉴于私生活被如此无情地暴露在彼此面前，我们觉得不照面才是礼貌。当一个疯狂大吼大叫的男人半夜踢门时，我们就会蜷缩在各自的房间里，因为对陌生人的共同的恐惧而连接在一起。当“我”为了找出偷鞋和内衣的嫌疑犯而偷偷溜进其他人的房间时，才惊恐地发现，我们彼此的房间是多么地相似。而在《我去便利店中》，作为“社恐”的“我”，拒绝与便利店店员对话，却还是会在常常光顾之后以为店员会记得自己。当“我”以为购买的日常用品足够有辨识性，得到的却是店员“这些东西是大家都会买”的答复。

在当下中国，大城市越来越普遍的合租、装修得几乎一样的房源，难道不是和“我”们住的考试院中的房间相似吗？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便利店，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抹去了曾经学校门口小卖部的人情味，当商品被凸显，购买者似乎只剩下模糊的侧影，不也就是店员给“我”的答复吗？

重大历史事件过去之后，一些不那么宏大的元素进入了韩国文学中，作家精准地用故事写下社会现状。而当我们也步入韩国曾经历的发展阶段时，金英夏、金爱烂的文字便好似诉说着我们自己的苦恼，文学也正是在这里超越了国界与时间。

重寻逝去的批判精神：直面国族与生活的悲喜

2014年，“世越号”客轮在韩国全罗南道珍岛郡观梅岛西南方向约3公里的海上沉没。在事故原因的调查过程中，韩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也被一一暴露，文学界由此也产生了反思。作家金琸桓在采访了“世越号”事件罹难者家属、生还学生、义警、政府官员及医师等事件相关人物后，写下了认为是“世越号文学”开端的两部小说：《谎言》和《那些美好的人啊》。他曾说过：“我一直坚信文学应该站在穷苦、弱势和受伤害的人这边。不仅文学，社会共同体也是如此，属于共同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

除了直面沉船事件，在这场悲剧之后，韩国人和韩国文学也开始重新思考如何找回逝去已久的批判精神，进而再度对国家和民族议题产生关注，讨论如何解决当下的矛盾。

金息的《最后一人》（2016年），以被正式登记为慰安妇最后一人的金学顺奶奶的经历为蓝本，相当写实地记录了慰安妇的故事；其另一部作品《L 的运动鞋》（2016年）则以1987年六月民主抗争为背景，集中描写了街头示威时脱落在现场的一双运动鞋后来被复原的过程，让读者意识到复原过程就像是延长了当时的民主抗争精神。国际布克奖得主韩江的《少年来了》（漫游者文化，2018）以光州事件为背景，探讨当事者心理动机，呈现出事件的残忍、幸存者的无力与愧疚，人类内心的黑暗与暴力，以及良心与希望；值得关注的是，时隔五年，韩江预计在今年将推出以济州岛“四·三事件”为背景的最新长篇。

2009年，韩国艺人张紫妍自杀，遗书曝光了演艺圈“陪睡”内幕；2011年后，韩国娱乐圈不断爆出性丑闻；2016年，首尔发生江南站随机杀害女性案件；2017年，全球性的#MeToo运动登陆韩国；2019年，“胜利门”事件曝光；2020年，“N号房”事件震惊世界……不断爆出的新闻，让性别问题成为了焦点性的时代议题，“女性”也逐渐成为韩国文学的关键词：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用翔实的数据和朴实的文笔，刻画普通女性自小到求学、工作、婚育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崔恩荣的《祥子的微笑》《对我无害之人》，构建了女性为主体的叙事；姜禾吉的《饮福》，关注儒教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给贤南哥的信》，集合了七位女性作家对女性的思考；郑世朗则将科幻与性别议题进行融合……

正如韩国民音社编辑朴惠真指出：“提高人们对性别的敏感度，而不是激发性别矛盾的作品持续涌现。这些作品不断提高，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也许‘时代精神’这个字眼太冠冕堂皇，但最近以女性为中心的作品为我们带来非常细腻的感受。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正视这些作品的力量。”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近年来韩国文学呈现出明显的“女性/性别”书写特征，但其对“性别”的关注、女性作家的强势却并不仅仅方才出现。吴贞姬在60年代便通过《玩具店的女人》尝试颠覆母性信仰，朴婉绪在80年代开始关注性别议题，90年代也有尹熙耕关注女性的自我认同问题；而从1992年到2015年的 “李箱文学奖 ”，共评选过24位获奖作家，其中女性作家 16人，占66.7％，足见女性作家的力量。

除“女性”之外，“酷儿”也相当引人瞩目。如崔恩荣《那个夏天》、朴相映《大都市恋爱法》、金篷坤《夏天，速度》等，让读者意识到过去未曾了解的酷儿群体并不是怪物，他们和我们一样，当剥去性别，露出的依旧是“人”的苦恼。

走近他们，阅读他们，才有可能理解他们。金惠珍的《关于女儿》，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理解”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妈妈，她在女儿出生后放弃工作，后来在医院里当陪护。女儿一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同时有同性恋人。女儿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是同事因同性恋身份而被解雇。因为她知道“要求这些孩子保持缄默地活着，放逐到社会的边缘，想到女儿会被这样对待，我很心碎。我的女儿喜欢女人，明明和这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她说：“我不晓得我能不能理解你们，在我有生之年会不会有那一天。”

这个“理解”，是她可以理解“女儿喜欢女儿，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但基于这个世界对少数群体的伤害，她不希望自己理解这份爱，希望女儿能更平凡更安全的生活；而有生之年能不能理解，是要靠整个世界的变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样的理解才有意义。这个“理解”，也是从一个人的理解，扩大到更多人的理解，让少数群体能够更好地生活，而不是作为少数群体存在。

这份对“理解”的追求，或许正是重写“大叙事”、书写“女性”以及“酷儿”的基础，因为这些关键词直接承载着社会弱者或少数者的声音，它们创造了韩国文学的全新文学景象。

朴婉绪：一个串联韩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家

对于韩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而言，1931年出生的女作家朴婉绪，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现。

从四十岁步入文坛开始，朴婉绪始终笔耕不辍。从她的文本中，我们既可以了解日据时期普通民众对创氏改名的态度，也可以重返光复后的驻韩美军基地，目睹朝鲜战争对家庭空间的破坏以及国际交流加深后移民活动的展开，还可以看到中产阶级的个体生活与无力的女性现实⋯⋯

处女作《裸木》和之后的《那年冬天很暖和》《妈妈的木桩》等，着力刻画因战争而离别的家庭，从小我、个体的经历书写时代大背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现战争的痕迹。在《裸木》中，母亲无法忍受丧子之痛，失去生活的欲望，成为了空壳；于是，家庭的空缺与重担由女儿代为承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战后的普遍压抑感。此外，女儿的积极，母亲的消极，两者的矛盾也揭露了战争对物质和精神双重伤害，以及对伤痛难以真正释怀。

自传性作品《那么多草叶都被谁吃了？》，记录了朴婉绪在乡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汉城（首尔）的求学经历。在历史大背景中，这一阶段正是日据时期。她在故事结尾透露了写作的缘由：“只有我一个人看到这片景象，这似乎在暗示着什么。我们走到这步田地，又有多少孽缘雪上加霜！是啊，既然只有我一个人看到，那么我就有为之作证的义务。这是对可憎的孽缘最好的复仇。我要作证的何止是这广漠的空虚啊，还有自己被视为害虫的那段时间也要大白于天下。只有这样，我才能证明我不是害虫。那是一种遐想，我想着有朝一日我要写出文章来，是那遐想为我驱散了恐惧。”

随着产业化进程，她开始书写中产阶级，关注个体生活。在《相似的公寓》中，一样大小的公寓里的一样的家具和一样的装饰，暗示着人们一样的物欲追求；在《蹒跚的午后》中，贪财图色的婚姻最终走向灰暗的结局；在《孤独的你》中，她又聚焦老年人的生活和喜怒哀乐，以平实、娓娓道来的笔触带读者进入另一个“真实”的内心世界。这些作品与更大的社会问题相关，是韩国社会在1960、1970年代工业化发展的缩影。

之后，她逐渐从战争和工业化进程影响下的书写过渡到女性问题。如今成为韩国文学关键词的“女性”，在1980年代就已进入她的视线，相关代表作包括《梦中的育婴器》《生之日的开始》等。在《梦中的育婴器》中，通过为了生育男婴而被迫堕胎（女婴）的女性视角，批判了将女性作为男性后代孵化器的男权社会；在《未忘》中，她刻画了一位世纪之交的女商人的一生。甚至早在《裸木》中，她就通过朴寿根的画作思考了女性的存在。

朴婉绪曾说：“书这种东西就算是被放在了旧书店，也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我写作的时候，总是想着要忠实而立体地为一个时代作证。”而她一生的文学创作正为这段话做了完美的注脚。

• （感谢大鱼读品编辑任菲和翻译家薛舟为本文提供的指点）

作者系韩国文化专门微博&公众号&微信社群“GoodbyeLibrary”创办人，韩国驻华大使馆韩中友好小天使团成员，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第五期韩中青年外交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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