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当中某个特别的日子，你会看到一群单身男子穿着内衣（甚至一丝不挂）跳进河里，而大城市的单身女性穿着婚纱跑上街。在中国有单身的节日，人们在这一天以购物、庆祝活动、与朋友相聚来欢庆单身。这个节日源自1993年，南京各大学的单身人士会在这一天和单身朋友狂欢，后来逐渐演变为世界最大的在线购物活动，也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标记。这个节日是每年的11月11日，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因为数字“1”代表着单身。这个单身节庆在中国被叫作“光棍节”，因为其日期形似孤零零的树枝或棍子，“光棍”在中文里是单身人士的代称。这些年来，光棍节已演变成反情人节，而这个节日的单身庆典包装也确实大获成功。

2017年光棍节当天，在线零售巨头阿里巴巴的收益达到250亿元，是当年美国最大在线购物节“网络星期一”的四倍之多。有鉴于美国的单身比例更高，单身节的活动居然起始于中国，有点令人意外。不过，美国也很快加入了这股潮流。美国版本的全国单身节，首次出现于 2013年1月11日，数字“1”再次成为单身的有力象征。俄亥俄州的七叶树单身协会，自1980年代起便开始庆祝全国单身周；2017年时，全国单身节为配合这个活动，改期至9月。全国单身节发起人凯伦·里德接受《单身杂志》访问时表示：

其实，在美国发起单身节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中国的光棍节……我也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新鲜、新颖的单身节庆，因为近年来的变化很大。21世纪的单身人士是一个全新的物种。现在的单身人士充满活力，包括各形各色的族群，应该受到重视……单身的定义很复杂，包括自愿单身或被迫单身；法律意义的单身或暧昧不清的单身；永远单身或暂时单身。

几十年前，庆祝单身的节日简直难以想象，今昔的差异令人惊讶。然而，婚姻制度历经深远的改变，在现代社会也连带改头换面。中国的单身节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中国的家庭平均人口数历经陡降，自1947年每个家庭5.4人降至2005年的3.1人，社会形态也从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都市社会。你很难想象，一个在乡村地区长大的青年，所有的亲人都以种田为生，而他长大后的生活环境却迥然不同：也许住在巨型城市中高楼大厦的一间狭小公寓里，在大公司工作，很晚才下班。事实上，2014年中国有超过6000万家庭登记为独居户，而1982年时则只有1700万单人家庭， 而同时期中国人口增长率只有40%。

在慕尼黑、法兰克福、巴黎等欧洲大城市，50%以上的家庭为单人户。1950年的美国成人有22%单身，今天的单身比例已跃升至超过50%；据预测，每4个美国新生儿中就有一个终身未婚。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中先结婚再生小孩的比例逐渐降低，与双亲同住的美国儿童比例从1960年代初期的87%降至2015年的69%。

在单身人口的增长方面，日本大概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2015年时，30岁以下的日本成人约有三分之一从未约会过，超过40%从未有性经验。此外，在日本18岁至24岁的未婚人口中，将近60%的女性及70%的男性于调查当时并无交往关系，比起2010年的调查提升了10%，而与2005年相比更是跃升了20%。事实上，甚至有30%的男性及26%的女性表示自己无意寻找对象。

2006年，日本的热门作家深泽真纪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越来越多男性对亲密关系不感兴趣，他把这类人称为“草食男”。由于在日文中，对亲密及肉体关系的渴望被称为“肉欲”，因此草食男的标签代表他们自亲密关系中撤退。此外，这个名词还意味着日本男子气概的瓦解，战后日本奇迹时代曾经精力充沛、繁殖力旺盛的男性变得了无生气。值得一提的是，草食男登上2009年全国“年度热门词”的决选名单，至2010年时已普遍获得认可，成为一般名词。有一项调查显示，20岁至39岁的日本单身男子中有75%认为自己是草食男。

这种趋势快速扩散，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个人主义、大规模都市化、寿命延长、通信革命、女权运动等过程，皆在发达国家奠定基础。这种趋势曾在美国出现短暂例外，也就是1950年代的“黄金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城市郊区的发展，使得人们结婚年龄降低，出生率提高。不过，单身的生活形态于1970年代又开始兴盛，当时强调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及资本主义的社会风气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扩散开来，因此又使人们远离婚姻，向后家庭文化迈进。过去数十年来，南美洲、中东，甚至非洲国家的单身人数都有所增长。许多亚洲国家，包括印度、韩国、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的数据皆显示，人民的结婚年龄提高，离婚比例提升，更重要的是，有越来越多人选择独自生活。事实上， 在许多国家，单身都是现今成长最快速的关系形态。也难怪有一份报告预测至2030年，世界单身人口比例的跃升幅度将是惊人的20%。

遥远如中东等保守及超保守的社会，也显现了类似的趋势。例如，伊朗的单身模式就正经历前所未见的改变。伊朗的传统关系形态受到宗教及文化期许的强烈影响，法律及社会观念鼓吹早婚及从一而终的婚姻形态，不鼓励离婚。不过观察人口数据可知， 过去30年来，伊朗在总体及个体的层次上都历经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生育率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降幅，1996年平均每位女性生育7个子女，2000年时降至2.1个。虽然部分原因是政府倡导避孕措施，不过数据分析显示，只有6.1%的降幅来自避孕观念及避孕方式的普及，其余的31%是婚姻形态改变所造成。伊朗的年轻人口（尤其是女性）晚婚、离婚比例上升，生育年龄提高，甚至选择不婚。

另一个保守社会单身比例反常提升的例子，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2014年，30岁以上的大公国女性有60%单身， 离婚率为40%；不过20年前，离婚率只有20%。晚婚或不婚的趋势从1980年代就开始显露迹象，阿联酋的男性为了逃避当地婚约常见的高额聘金，开始到国外寻找结婚对象，或选择根本不结婚。晚婚或与外国人士结婚的现象，驱使政府设立资金来鼓励国民结婚。现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男性若与本国女子结婚，可获得补助金，每生育一个小孩可获得额外福利，政府也出资补助婚友社及婚礼。以下段落摘自该国政府的官方网站：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为建立并维护稳定坚固的本国家庭，为强化本国社会及人口结构，故鼓励本国男女缔结婚姻。在此方面，本国根据1992年通过的第47条联邦法律成立婚姻基金，贯彻本国总统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Sheikh Zayed Bin Sultan Al Nahyan）所提出的社会政策……除婚姻基金外，各酋长国皆设有相关机构，提供的服务包括婚介、提供小区中心及伊斯兰议会作为婚礼场地，以及婚前与婚后之婚姻咨询。

实施政策的头10年，有3.2万个家庭获得补助金。不过该国的婚姻数据显示，在减缓单身人数增长的方面，这项法律效果不明显。与此同时，中东及北非各阿拉伯及伊斯兰国家，皆呈现同样的趋势，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婚姻基金类似的计划及举措也都成效甚微，巴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皆一再印证这个现象。

似乎各地晚婚、独居或选择单身的人数都逐渐提升。要解开快乐单身的秘诀，关键在于了解婚姻形态改变背后的机制及特定情况中的因素。

为什么我们不再憧憬婚姻？

单身比例提高，只是冰山一角。综观历史，人类的生活和生计通常涉及三个基本架构，由内向外推展分别是核心家庭、扩展家庭，以及由家庭组成的地方社群。家庭身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其地位不容挑战，因此新家庭的起始点——婚姻，更是焦点所在。现今由地方政府及机关提供的服务，过去是家庭肩负的责任：家庭照料个人的温饱、健康、教育及住屋。个人的职业也离不开家庭，通常牵涉到家族历史及家族在地方社群所扮演的角色，假如偏离这样的角色，很可能会影响或打乱社群的平衡。

不过，这种现象在工业革命及现代福利国家出现后有了急剧的改变。传统家庭在照顾个人方面曾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逐渐被蓬勃发展的国家及市场力量所取代。由于家庭不再是个人生存所必需，一连串影响家庭及婚姻的变化开始出现。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将讨论促成婚姻地位改变的八大原因： 一是人口变化；二是女性的社会角色改变；三是在离婚兴盛的年代回避风险；四是经济因素；五是宗教变迁；六是大众文化、媒体及社群网络的发展；七是都市化；八是国际移民。这八项因素当然不是全部的原因，也不是互相独立，很可能彼此牵涉、相互影响。不过，我的主要论点是，这些因素同时发挥影响力，使单身比例上升变成确确实实、持续发生的趋势。

人口变化

近来各地人口组成的变化大幅推动单身比例的提升，世界各国出生率急剧下降就是一大因素。以下是几个生育率降低的明显例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库，1970年墨西哥平均每位女性生育6.6个子女，2016年降至2.2个；印度尼西亚同时期从5.4个降至2.4个；土耳其则自5个降至2.1个。

在西方国家中，这样的变化出现得更早。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生育率，约于1970至1980年代开始大幅降低，甚至跌至人口替代率以下。今日的数据更是创下史无前例的新低，举例而言，西班牙的生育率为1.3，意大利、德国、奥地利为1.4，加拿大1.6，荷兰、丹麦1.7，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则为1.8。

低生育率会引发一系列影响，导致单身人数上升。第一，如果生育的子女较少，夫妻就可以较晚结婚，也就是说，整个生育年龄只需生一两个小孩，而不是六七个，那首次生产的年龄就可以延后。第二，孩子较少的话，离婚时照顾孩子的负担也比较轻， 甚至可能没有子女需要照顾。第三，低生育率代表有些人根本不必结婚或缔结伴侣关系：单亲照顾一两个小孩要比抚养6个子女轻松得多。第四，这样的情形会延续到下一代，在小家庭中成长和未来建立小家庭具有相关性，因此这样的现象会持续下去。

另一个影响到单身人数人口变化的是预期寿命的提高，导致许多老年人独自生活的时间延长。现代医学的奇迹大幅延长平均寿命，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1940年时，美国社会约有11%为65岁以上人口。至1970年代，老年人口比率提高到17%，2010年的比率大约为2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的数据指出，成员国国民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将近80岁。随着寿命延长，个人离婚或丧偶后独自生活的年数很可能会随之增加。举例来说，“欧洲健康、老化及退休状况调查”的数据指出，2015年欧洲75岁以上的民众有57%为丧偶人士。此外，2010年离婚的美国人中，50岁以上的人数是1990年的两倍之多。

在发展中国家，预期寿命快速延长，预计将扩大老年人口， 因此使单身人数急剧增长。以中国为例，该国的平均寿命由1990年的68.5岁延长至2010年的74.8岁，因此老年独居户也有相当大的增幅。此外，这个现象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独居老人所面临的健康、经济及社会问题，为年青一代带来不小的社会及财务负担，这样的负担很可能使年轻人延后结婚，逃避成家的责任。这在中国社会中尤为明显，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老年及青年人口的比例失衡。

部分地区的性别比，也对单身人数有大幅影响。性别比失衡会使当地潜在伴侣的人数减少，使许多人找不到对象。举例来说， 印度部分地区的性别比严重失调，每100位男性相对只有62位女性。即便是印度北方最富裕、开发程度最高的哈里亚纳邦，当地的性别比也高度失衡：各年龄层每100位男性相对只有88位女性。在这种性别比失衡的环境中，年轻男性可能无法找到另一半。事实上，由于失衡过于严重，2015年某地方议会决定放宽跨种姓婚姻的禁令，以便村民就近与邻居结婚，这在传统印度是前所未见的举措。

现今的性别失衡问题，主要发生于三个情境。首先，偏好男孩导致中国、韩国、印度部分地区及世界各地某些较小型的社群出现性别比失衡的现象。其次，国内的人口迁移或国际移民也有性别不均的情形。比方说，2016年欧洲统计局（欧盟的统计机关） 的报告显示，14岁至34岁寻求欧洲庇护者有75%为男性，35岁至64岁的年龄区间则有60%为男性。除非能克服语言及文化障碍，否则这种性别不均的现象会限制他们的择偶范围。最后，流向城市的国内人口也会造成性别失衡。举例来说，威廉姆斯研究所（Williams Institute）的报告显示，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及同性恋男性大多集中于城市。以曼哈顿为例，当地的大学毕业单身女性比男性多了32%。此外，曼哈顿有9%至12%的男性为同性恋，而同地区女同性恋只有1%至2%，这自然缩减了女性的潜在对象人数。

这几项近年来的人口发展改变了婚姻制度的基础。有些变动是不可逆的，比方说，许多研究者都预测出生率会持续下降，预期寿命也将继续增加。而性别失衡等现象可能只是暂时性的，也许会随着移民融入社会或中国二胎政策等政府措施而缓解。不过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拆解了过去建立家庭的基础条件。

女性的社会角色改变

20世纪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是另一个促使单身比例提高的重大原因。尤其是在西方性别较为平等的社会中，女性婚育的压力较低，同时拥有更多机会追求职业与学术成就。过去女性对于是否结婚没有太多选择，因为她们在财务方面必须依赖男性。过去女性若无法自给自足或独自抚养小孩，就必须留在家庭中，借此确保经济来源。不过，如今性别趋于平等，尤其是在西方的劳动市场中，有越来越多女性能在传统婚姻关系之外蓬勃发展，因此迈入交往或婚姻关系的人数下降，有时甚至将事业置于家庭之前。

结婚率降低的另一个类似原因，是女性的受教育的水平。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第一次结婚的年纪就越大。研究也显示，职位空缺增加与女性延后或避免生育具有相关性。这些趋势背后所显现的观念是，就读大学或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女性还没准备好面对婚育。

此外，社会对于单身女性的看法变得不那么严苛。声援单身女性的社会团体及活动纷纷出现，对抗“老处女”的污名，让单身女子不必感觉自己像局外人。因此，虽然单身女性仍会受到负面的社会批判，但这种新论述鼓舞更多女性不必因为单身而羞愧。有些社会较为传统，当地法律严重歧视女性并禁止她们与丈夫离婚，但即便在这些社会中，女性主义发展也影响了家庭结构及交往或婚姻关系。举例来说，阿拉伯女子赋权的程度越来越高， 尤其是在2010年至2012年的“阿拉伯之春”期间及之后，参加这场社会运动的女性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虽然部分阿拉伯世界目前正在经历反抗过程，年青一代变得更为保守，不过女性地位仍逐步提高，对于结婚的时机及对象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 这导致生育率陡降，平均初婚年龄稳定上升。即便是有意结婚的女性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伴侣，女性地位及独立程度的提升对某些男性来说并不是好事，这些男性可能偏好抱持传统价值观的女子。不可否认，这些观念正在逐渐改变，不过在许多社会仍然是普遍现象，且对婚姻模式有负面的影响。

此外，医学及科技的进展也会影响女性交往、结婚、建立家庭的决定。随着当今不孕症治疗的进展及普及，女性不再觉得有必要为了把握生育年龄而早早进入婚姻、生儿育女。部分国家的政府甚至补助单身女性接受不孕治疗，为生育下一代提供更多选择。因此，女性即便有意生小孩，也能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观察辅助生殖科技的保险承保发现，不孕症治疗的普及与初婚年龄上升之间具有相关性。此现象在保险承保范围较为全面的富裕人口中更为明显。

在离婚兴盛的年代回避风险

这个因素较少被考虑到，不过同样重要，那就是回避离婚的风险，因为离婚的经历可能带来严重的情绪、心理、财务创伤。离婚率陡升的同时，越来越多人也干脆不结婚。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个人的幸福安康是最重要的事，人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计算各种人生大事的利与弊。计算之后就会发现，离婚会危及个人的幸福，而婚姻带来的好处不足以弥补。

理查德·卢卡斯及其团队的研究前后长达15年，这份获得奖项肯定且具开创性的纵向研究发现，婚姻能暂时提升快乐感，不过结婚两年之后，快乐感通常又会降回婚前的基准。惊人的是， 这样的发现也有生物学的依据，与幸福感相关的脑部化学物质苯乙胺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相应的波动。研究人员主张，快乐感的降低（以及性生活频率的下降）可能有两个原因：神经元开始适应苯乙胺的作用，或是苯乙胺的浓度随时间逐渐下降。就算某些研究显示婚姻会使快乐感长期小幅提升，研究者也承认，这可能是选择效应所造成。也就是说，这是因为比较快乐的人结婚概率较高，而不是因为婚姻能让长期坏脾气的人变得开心。

另一方面，离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较为持久。卢卡斯的研究团队并未发现结婚能对幸福感造成长期的影响，不过在离婚方面，幸福感会在正式离婚之前就开始下降，离婚期间幸福感降至谷底，虽然之后会逐渐回升，但不会恢复到基准水平。后来的研究，一再证明这样的结果。即便是显示结婚能使幸福感长期小幅上升的研究，也指出离婚会大幅降低幸福感，超过结婚所提升的幅度。

这些研究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启发不只限于学术层面，还反映了现实情况：婚姻对于幸福感的正面影响比一般认知小得多。首先，结婚两年后，满足感就下滑到基准点；其次，离婚的人会比原来更不快乐，幸福感降到基准以下，而且也不会再回升。

年轻男女衡量利弊之后，决定审慎看待婚姻。在这个不太受传统束缚的年代，人们更重视自己的幸福，于是人们剥去婚姻假想优点的外衣，审视婚姻有何确定的益处，然后发现也许这不值得冒险，而且风险还很高：近来的数据显示，有40%到60%的西方夫妇离婚，而发展中国家的离婚数字也紧追其后。

回避离婚风险，对于社会中的单身人口有直接与间接的长期影响。直接影响是，由于避免离婚的思维变得普及，结婚率因此下降。间接的影响是，有更多孩子是在婚姻关系之外出生，或是在离婚后的单亲家庭中成长。因此，单亲家庭的孩子也可能对于婚姻缺乏兴趣，更热衷于婚姻以外的选项。在此情况下，避免离婚的策略间接却必然地将单身状态延续到下一代。

此外，为了避免风险，与其干脆不结婚，也有许多人选择延后结婚。不过讽刺的是，晚婚的人更容易离婚。证据显示，结婚年龄在32岁以上的伴侣，每晚一年结婚，离婚率约增加5%。因此，如果有位年轻人为了避免离婚而逃避婚姻，于是延后到30多岁才结婚，那他／她离婚的概率就更高了。而后，随着离婚越来越普遍，又对其他人进入婚姻产生阻碍。有鉴于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初婚年龄正逐渐接近（或已超过）30岁，可以预期的是，上述现象会进一步推升离婚率。

把逃避结婚当做回避风险的手段，这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方式。保守国家的工业化程度通常较低，社会较注重群体，离婚这个禁忌以及随之而来的污名让人们不敢轻易走入婚姻。这种现象可能在无意间鼓励延长青春期或推迟结婚， 借此管控风险，避免离婚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

在较注重个人、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选择以同居取代婚姻。由于解除同居关系比起离婚容易又常见得多，这能缓和关系结束的痛苦与风险。同居提供了在交往关系中搬进搬出的自由，离开之后就与交往对象无牵无挂。开放的国家对于同居的接受度高，因此同居及单身人数都不少。

1998年，荷兰通过下议院立法正式承认登记同居，是少数的先行国家之一，那在当时被视为政策方面的突破。不过，有些研究者提出疑问，认为这项立法引发了交往及婚姻关系的根本变革。有一份评鉴研究，试图厘清这项立法行动的影响。这份研究进行了7次群体焦点访谈，访谈对象共40人，研究发现受访者大致赞同通过同居降低风险的策略：因为比起婚姻，同居的约束力较低，变动性较大，提供更多弹性与独立空间。换言之，同居作为一种降低风险的策略，某种程度上已取代婚姻，在荷兰的高离婚率社会中更是如此。

担忧离婚与倾向单身之间的关联，在不同族群中也存在差异。研究显示美国民众的少数族群身份、教育程度、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会影响他们对婚姻制度的信任程度与对离婚的担忧程度。比方说，有一份关于性别及社会阶层的差异对离婚观念影响的研究，虽然整体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试者担心离婚，不过低收入的女性对于婚姻最没有安全感，因为离婚会为她们带来巨大的财务损失。也难怪在某些社会中，低收入族群的风险规避比例与单身人口上升幅度最大。已有研究注意到并证实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单身的影响出现在各种语境中，尽管各自稍有差异，但都显示单身与经济的交互效应。

经济因素

山田昌弘在其1999年出版的著作《单身寄生时代》（The Age of Parasite Singles）中打破禁忌，使日本大众注意到有越来越多30多岁的单身人士仍与父母同住。山田先生发明了“单身寄生族”这个词汇，用来形容这些30多岁仍与父母同住的日本年轻人，他们不仅因此省下房租，还逃避分担家务的责任。1995年，约有1000万年轻日本男女符合单身寄生族的定义。虽然日本人口逐渐萎缩，但这个数据至今已增长三成，累计13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根据最近一份调查，在日本的单身人士中，男性约有60%，女性约有 80% 属于单身寄生族。

日本年轻单身人士绝对不是唯一维持这种生活形态的族群。在英语国家中，“地下室寄居者”（basement dweller）这个词也有同样的含义；意大利称这种族群为“成年巨婴”（bamboccioni）。虽然这些称呼带有不以为然的贬低意味，不认同年轻单身人士及其家人的自主选择，但的确透露出单身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些单身人士中有不少人的收入是可自由支配的， 因此他们才能维持这种惬意、经济稳定的生活方式。假如搬出父母家或结婚，就得放弃这种随性的富裕生活。

经济因素对于单身有各种不同的影响，不论经济状况是困顿、稳定还是富有，这三种情况都提供了人们维持单身的充分理由。

经济困顿与近来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单身人士交往或结婚的方式。许多单身人士推迟婚姻，担心收入不足以养家。经济弱势者即便肯定婚姻价值，也不太相信自己有能力维持财务稳定，进而维系婚姻。许多社会视财务稳定为结婚的先决条件，因此假如社会出现经济危机或缺乏就业机会，年轻人保持单身的时间会延长。如果同样的时间与资源拿来追求财务稳定，就较难用以维持稳定的交往关系。

2008年经济危机后，西班牙及意大利等部分欧洲国家的年轻人受到经济衰颓及房价上涨两方面的冲击。在欧洲，住房成本会占掉一大半的可支配收入，所以许多年轻人干脆延后结婚，把交往约会的时间用来赚钱。在今天的巴塞罗那或米兰，经常能见到成年单身人士在派对狂欢过后在车上做爱。之所以选择在车中单纯是因为他们没别的地方好去。天亮后，他们各自回家，也就是自己爸妈的家。

即便政府减轻了年轻人的经济不安感，单身人士也不急着进入婚姻——因为与另一半共同生活的经济动机减少了。举例来说， 高福利国家瑞典提供在高中毕业后搬进自己公寓、独立生活的经济条件。瑞典年轻人把握了这项福利，把它当成维持单身的动力， 也难怪斯德哥尔摩独居户比例达60%，高居世界之冠。

经济发展也有促进单身的效果，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印度普遍仍十分传统，但是该国的经济发展使许多年轻人获得经济独立，新的家庭形态也因此越来越普遍。印度年轻人购买力提高，拥有独自生活的条件，这在过去是很罕见的情况。许多印度单身人士离家搬到就业机会多的大城市生活。

此外，独自生活不仅成为可能的选项，社会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由于媒体及影视传播，现代印度对于西方价值观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经济发展、独自生活的普遍与个人主义的出现同时发生，这都与延后交往及婚姻关系有所关联，下一个段落将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不论是要开源节流，还是提高消费，年轻单身人士都把婚姻看成“不划算”的奢侈品。然而经济因素不只限于表面的收入 / 支出计算，下一段我们将探讨更深层的价值观、文化，以及它们对单身兴起的影响。

日本年轻人借由与父母同住、维持单身状态，来让可支配收入最大化。不过，单身寄生族这个词具有贬义，并未充分呈现年轻人的偏好选择。当今日本的年轻单身人士喜欢改变，也重新排列了人生的优先次序。他们更乐于与朋友外出、追求事业、培养时尚鉴赏力，然后才考虑进入一段稳定关系。

调查显示这样的选择不光是出于经济考虑，价值观的改变也是一大因素。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有45%的女性及25%的男性表示自己对于性关系没有兴趣，甚至带有鄙视或不置可否。此外，近半数受访者表示调查的前一个月未曾有性行为。因此今日的日本是价值观变迁的显著例子：渐离传统与宗教，步向市场导向、追求事业、消费主义的文化。

日本是极端例子，但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及消费主义趋势都加速了单身人口的增长。这其中涉及几个因素。首先，消费主义的兴起，使社会更推崇在自由市场中从事买卖的个体，这些人对家庭承担义务较少。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一心追求自己而非他人的利益，因此偏离传统价值观，转而思考婚姻是否于己有利。事业的重要性提升，与女性的独立与追求自我实现息息相关。虽然有些研究指出已婚人士的财务状况较好，但许多人更想成为拥有个人品位的独立消费者，对通过两性交往或婚姻关系获得财务保障已渐失兴趣。

其次，资本主义促使人们思考并比较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隐私变成受欢迎的“商品”，而随着收入提高，人们有能力独自生活。一方面，资本主义让人们将传统观念放在一旁，依照理性思考来为自己的偏好排列优先次序，并列出重要性。其次，资本主义体系所带来的财富让人们有能力依循自己的价值观生活，而现代人通常选择独立而非婚姻，更注重隐私而非家庭生活。

最后，分工及劳动市场的变化创造出新的弹性与机会。人们开始从事家族事业以外的工作，同事不再是亲戚。此外，生育下一代来延续家族事业及供养父母的需求越来越少。此外，在今日的全球化社会中，有些职业需要离开家到外地工作，因此对许多年轻人来说，结婚会是追求事业发展的一项阻碍。

至可以说，市场更欢迎单身人士，因为比起家庭单位中的个人，单身人士能消费更多资源。单身人士独自居住，提高公寓租赁的需求，促进不动产市场增长。一份美国报告指出，比起四口之家中的个人，单身人士消费的农产品多出38%，包装材料多42%，电力多55%，汽油多61%。而离婚人士更被视为具有消费潜力的族群，因为离婚的双方各自变成单身，需要以较高价格购买产品并重新安排居住事宜，而且通常不会寻找室友。虽然这个观点可能稍嫌偏激，不过纯粹从经济观点来看，单身人士的物质消费庞大，导致市场不断进行调整以迎合他们的需求，甚至鼓励单身，形成一个循环。

从各大媒体中明显可见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反应。虽然社会整体仍持续歧视单身人士，但媒体正调整舆论方向，单身人士逐渐成为广告的目标对象，在住房、约会、旅游方面尤其明显。单身人士的消费文化逐渐发展成型，为维持单身提供了更多条件和理由。

教育因素

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越常放弃建立关系，转而追求个人及事业目标。某项研究发现，拥有至少一个学士学位的族群，独居的比例最高（15%），且多数受过一些大学教育。我自己对欧洲社会调查的分析也证实未婚族群的受教育程度最高。在30岁以上的族群中，已婚人士平均受过12.2年的教育，离婚人士平均拥有12.5年的教育，从未结婚的族群为13年，而同居者的教育程度最高，平均为13.8年（丧偶人士的平均教育程度最低，不过他们年纪也较高，因此排除在讨论之外）。

这些数据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较高的教育程度对于结婚率有几个直接及间接的影响：在直接影响方面，仍在求学的族群结婚的概率较低（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越短）； 间接影响，例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族群可能更重视职业生涯。因此有一份研究显示，高等教育的高注册率会显著降低结婚与出生率，在一些鼓励求学同时建立家庭的国家，也有这种现象。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人拥有独立与个人主义等价值观，进而较少有结婚成家的压力。比方说，有一份研究发现，教育及成熟认知有助培养包容的心态，提高社会扩展公民权利的意愿，保障不循常规的族群。另一份跨国研究主张，教育在各个国家及文化中皆对推广开明态度有所帮助。即便其他社会重视隐私及独立的程度不如西方，教育仍能影响人们对于交往及婚姻关系的看法。

而教育程度提升，事业与婚姻冲突的可能性也会提高；这在双薪家庭中尤其明显。之所以产生冲突，是因为个人得兼顾各方需求，一面要在职场中寻求发展，一面要建立长期关系，维持事业及私人生活的平衡。有数份研究以事业与婚姻冲突的起因及后果为主题，发现在正规教育的最后几年，维持关系与事业平衡所带来的负担过重。这个情况导致许多曾专注于寻找伴侣的年轻人转而将事业置于婚姻之前，或是选择先求得学位再来投入关系。

此外，高等教育程度与高收入具有关联性，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能够负担独自生活的开销，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关系模式。前面提过，隐私是一项公共利益，高收入者较容易享有，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也反映出社会经济优势，因此，东亚及北美国家独居的比例较高。

宗教变迁

许多宗教社会十分重视礼仪及传统，而这正是组成家庭的基础。他们宁愿较晚结婚，也不愿单亲或未婚抚养子女，且不鼓励婚外性行为。集体主义通常是宗教社会的特征，对维系关系及家庭非常重要。相比之下，没有宗教信仰的个人对于单身抱持较开放的态度，认同个人主义的比例较高，导致不婚或未婚人数攀升。研究显示，美国及西欧国家选择不婚的人数比以往更高，同时生育率降低，这和宗教力量式微有关。我个人对欧洲社会调查的分析显示，已婚人士中有12%无宗教信仰（依虔诚程度由0至10分给分，0分代表无信仰者），同居者有23%为无信仰，不婚及离婚人士分别为18%及17%。

即便是反对单身的宗教制度，也无法阻止人们选择单身。比如，有证据显示在普遍信仰天主教的墨西哥，虽然宗教反对同居，但当地同居比例仍在提升。研究也显示虽然意大利社会有深厚的天主教历史，不过在关系的选择方面，宗教的影响力有限：当地单身极为普遍，且意大利的生育率为世界倒数。

其中一种解释是，虽然宗教一般来说与婚姻有正相关，但宗教对成家、生子及离婚设有严格的限制，可能迫使个人因此放弃婚姻。研究显示有越来越多墨西哥人不再交换天主教婚誓，以避免未来离婚所要面临的麻烦。他们更倾向同居，以搬家来开始或结束关系，中间可能有单身的空当。由于教会法的规定，在教堂结婚但后来离婚的人只能保持单身，或虽然与下一任伴侣共同生活，却不能正式再婚。墨西哥并不是唯一的例子，西班牙、加拿大及拉丁美洲国家也出现类似的模式。

即便是信仰虔诚的人，近来社会自由化及世代变迁也影响了他们的婚姻决定。比如，今天美国的年轻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对于婚前性行为及单身生活抱持开明的态度。研究发现信徒心里的道德权威有所改变，年轻的福音派信徒相信自己的良知，不再总是把上帝当成对错的唯一决断者。同样，虔诚的穆斯林及犹太教徒要求女性地位应有所改变，允许女性延后结婚，也准许对伴侣感到不满的女性选择离婚。在极度保守的印度教或极端正统的犹太教社群中，传统上婚姻是由家长安排且结婚年龄偏早，不过近来宗教的支配权也受到挑战，年轻男女得以在婚前以较自由的方式互相认识。

更有意思的是，宗教对于婚姻的态度逐渐转向开放，不只体现在社会及个人层面，宗教领导阶层也出现类似的现象。梵蒂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部分原因是有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信奉天主教，因此他们近年来对于交往或婚姻关系的相关议题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始，罗马天主教会在措辞方面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有大幅转变，将同性行为和同性恋区分开来，虽然仍将前者视为罪恶，不过对后者已展现接纳的态度。宗教自由化整体上削弱了传统家庭价值，因此各个宗教社群也越来越接受独居、晚婚及离婚者。

大众文化、媒体及社群网络的发展

1995年9月21日，美国热门电视节目《宋飞正传》（Seinfeld） 第七季第一集“订婚”中的台词就充分表达了这部剧集对于婚姻的态度：

克拉玛：“你是不是在想，人生就只是这样吗？”杰瑞：“当然不是！”

克拉玛：“我来告诉你：就只有这样！”杰瑞：“只有这样？”

克拉玛：“没错。杰瑞，你到底在想什么？结婚？家庭？”杰瑞：“这个嘛……”

克拉玛：“婚姻就是监狱！人造牢笼！结婚就跟服刑一样！你早上起床，她在旁边；晚上去睡觉，她还在旁边，连上个厕所都要先问她！”

早在1980年代，媒体上就开始出现20岁至30多岁不需要另一半也过得很快乐的单身人士，影响大众对于交往及婚姻的看法。上一代人的成长过程是由描绘无瑕浪漫关系的电影、书籍、故事陪伴，其中的角色最后总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至1990年代及21世纪的头10年，美国电视产业开始播出《宋飞正传》《欲望都市》《威尔与格蕾丝》等剧集，让全国人民一起欣赏这些迈入30大关却仍保持单身的人。大众媒体开始赞扬单身女子，其形象从“老处女”变成中性的“单身人士”。举例来说，电视评论家认为《欲望都市》在电视上塑造了女性的全新形象，肯定单身女性的友谊与文化。这部剧集宣传甚至鼓励女性追求欢愉的性爱，而无须附加任何条件。《威尔与格蕾丝》《甜心俏佳人》《女孩我最大》等电视剧都把单身女子描绘成时尚、有品位的模样。《宋飞正传》《老友记》《生活大爆炸》等剧集里的单身人士也都社交活跃，生活充满欢笑，身旁有朋友陪伴，形成一个紧密的社群。

正是因为单身人士及单身生活经历了许多困难，单身人士现在可以在电影、电视及平面媒体中见到自己的身影。大众媒体展现甚至赞扬单身人士爬升至社会的显赫地位，这样一来年轻的观众对于选择单身的生活方式就更有自信，于是又推动了更多人选择单身。

这些节目大受欢迎，其影响力扩展到西方世界以外。非西方的影视剧也同样出现类似的单身角色。印度的娱乐产业规模在全世界数一数二，有一份三年期的研究调查了印度有线电视对于印度女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越常接触印度媒体及外国娱乐文化的女性，越具有高自主性及低生育欲望。另一份巴西的研究发现，环球电视网（Globo，垄断的肥皂剧电视联播网）成立之后，女性分居或离婚的比例上升。在原本较少接触到自由价值观的小型城镇中，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世界趋向全球化，很少有国家能逃过个人主义的浪潮，许多社会逐渐接触到与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价值观相冲突的生活方式。

现今网络也是另一个接触不同家庭形态及关系类型的渠道。有一份针对脸书使用者的研究发现，脸书的使用频率与负面的关系结果（如冲突、离婚及分居）具有相关性。另一份研究发现， 频繁使用推特会增加情侣间的冲突，进而可能导致不忠、分手或离婚。

这些现代的通信方式让用户接触到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挑战着传统及婚姻制度。人们一旦看见其他互动方式能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他们会重新思考亲密关系及家庭状态。剧烈改变的不一定是人类本性，科技发展只是让原本就存在的人类需求显露出来。科技提供人类更多表达自我及追寻基本欲望的方式，因此导致单身的兴起。

都市化

都市的繁荣扩张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这种趋势在北美及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明显，城市家庭数量增长的速度超越城市人口。有越来越多单身人士居住在大城市，和其他地区不成比例。我分析美国人口普查及美国社区调查后发现，单身人士高度集中于人口密集区。下图显示美国单身人口（包括从未结婚、离婚及丧偶者）倾向住在大城市中。

城市发展带动单身比例上升，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西方：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南亚、东亚、南美等地的单身人士也在向城市聚集。尤其令人惊讶的是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的变化，即便是极度保守的伊朗，当地的都市化也和家庭自由化有关。

都市化对于家庭结构及后家庭文化有显著的影响，原因包括以下几点。首先，近几十年经济发展，大城市随之扩张，世界各地的都市人口比例都有所上升。因此，都市的房屋价格升高，而家庭通常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都市环境变得不利于家庭生活。另外，都市提供大量小型公寓，可以容纳越来越多的独居人士， 而这样的过程循环不断。

此外，居住于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这种环境孕育出的多样性扬弃了循规蹈矩的传统价值观。都市具有高度的包容性，鼓励个性，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传统家庭价值观。都市化提高了居住模式的多样性，使人们逐渐偏离传统家庭单位，迈向更现代的家庭形式，独居户的数量大幅增加。

离开乡村的国内迁徙浪潮同样促成大城市单身族群的兴起。在世界各地，经济发展及前所未见的地域流动促使大规模人口拥入都市。比起本地人，这批外来者对移居地的人际交往圈并不熟悉，同时又远离家族强加的婚姻义务，因此有更高的概率独自生活，对大城市的社交、性生活、休闲娱乐感到眼花缭乱。这对年轻人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他们倾向于追求事业发展及个人探索， 稳定的家庭生活并非他们的目标。

的确，早在1980年代就有一份研究发现，美国各州的国内迁徙率与单身、未婚、丧偶人口比例呈正相关。中国也有一份研究发现，北京有41%的外地人为独居者，且过去20年这个比例仍持续快速上升。观察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初期阶段。此处乡下及村庄中的居民一直到最近仍从事农业工作，依赖家庭提供支持，不过他们也逐渐开始在发展中的城市找到新机会，移入城市，寻找二级产业的工作。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所提供的工作多数属于低技术含量的职业，这些新移入城市的未婚人口拥有独自生活的经济能力，所以越来越多人过起单身生活。

同样，乡下家庭的成员如果搬到大城市工作并寄钱回家，就意味着大家庭分居，有时甚至与自己的小家庭分隔两地。对这些通常已婚的人来说，搬到城市使维持关系变得更困难，不过也给了他们探索其他关系的可能性的机会，因此也提升了单身的概率。都市化及国内迁徙能扩大教育机会并提升财富，这两者如先前所说的，都对单身生活有促进作用。这种效应在城市这种性别高度不平等的地区尤其明显，因为女性在这里能有更多发展机会，也对独自生活感到更自在。观察也门即可看到这个过程，当地的发展及都市化与女孩的受教育程度快速上升呈正相关，包办婚姻的数量减少，离婚率及初婚年龄上升。

国际移民

国际移民也促成了单身人口的上升，原因有这样几点。

第一， 移民（尤其是难民及经济移民）通常独自前来寻找工作机会并汇钱给家乡的亲人。这可能会推迟婚姻，因为他们必须适应陌生环境， 克服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困难，并在寻找伴侣的同时摸索新文化。

第二，城市提供新移民更开放、更就业导向的社会，并不关注个人婚姻状态，成家与否。因此，移民社群在许多大城市快速扩张，有一些欧洲大城市的一代、二代移民人口已超过50%。这些社群提供新移民许多社交及娱乐机会，因此他们认为拥有家庭生活以外的许多可能。

第三，难民的国际移民浪潮通常性别失衡。比如，许多移入国需要大量建筑工人，而这些工人通常是男性，而护理工作者则通常是女性。问题就在于，这些职业通常集中在某一国籍的移民。例如，菲律宾等国提供了众多护理人力。性别失衡对于想要寻找同族裔对象的异性恋者来说是一大障碍，他们只能克服社会及文化障碍，跨越族裔的界线寻找伴侣，或是跨越国界与同族裔的对象结婚。

第四，我访问单身移民时发现，有些国际移民表示自己完全不在意独自生活。国际移民原本的目的是追求经济发展，不过后来融入了社会因素，移民让他们可以在移入国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些移民远离家族及家乡后，不必再被传统观念束缚， 可以更自在地选择单身，舍弃婚姻。

选择单身生活

林登·约翰逊总统在1964年的国情咨文中向贫穷宣战。随着美国的贫穷率逼近20%，政府出台一系列法律措施，目标就是消灭贫穷，并通过扩大联邦政府在医疗保健、教育及福利方面的投入来创造经济机会。计划开展之后的几年，政府实行了相关政策： 发放食物券、改善社会安全、补助小学及中学教育、提供美国人工作机会。不过许多政策专家及研究者认为，至少在成本效益方面，这些措施未达预期效果，美国的贫穷率一直居高不下，仅偶尔有小幅下滑。

有人认为政策之所以成效不明显，单身人士是部分原因。在抗贫计划开展后的辩论中，有人指出比起单身人士，已婚人士的财务状况更好，更有能力抚养孩子，贫穷的概率较低，至今这种想法依然存在。因此有些人做出结论，要对抗上升的贫穷率，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鼓励交往及结婚。在分析约翰逊总统的政策时， 2013年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指出：“除非年轻人……减少婚外生育，否则政府开支在对抗贫困方面效果甚微。另一方面……重新规划国家的福利计划，鼓励结婚将大有可为，至少能达到约翰逊总统提出的降低贫穷率的目标。”

专栏作者朗恩·哈斯金斯的主张简单明了：“假如我们回归到过去，以家庭单位来建构社会，此举的经济效益颇高，贫穷能因此减少。”不可否认，在约翰逊总统向贫穷宣战的50年后，仍有人责怪单身人口。

这种想法的问题在于，忽视了单身本身的成因复杂。前面已经说过，人们选择单身的原因众多，也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许多人不论经济状况是否稳定，都选择单身，舍弃伴侣。独立自主及个人主义，再加上教育及自由化，都促使个人选择单身的生活方式。

单身趋势逐渐增强，促成原因包括人口变化、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离婚率提高、经济发展、消费主义兴起、宗教变迁、文化变革、都市化及移民迁徙。在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单身人口变得不可忽视。

我们必须进一步学习如何从单身生活中获得喜悦与快乐；如何在自主、自愿地选择单身后，生活得幸福。

伊利亚金·奇斯列夫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拥有咨询、公共政策和社会学三个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享有盛誉的美国国务院富布赖特奖学金和富布赖特杰出学者奖。目前是希伯来大学公共政策和政府学院的教员，专攻少数民族、社会政策和单身研究。本文选自伊利亚金·奇斯列夫的《单身社会》，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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