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张弘

前不久，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和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文化副总经理贾雪飞在中版书房做了一场对话，题为“明代历史上的人和事——樊树志漫谈明史”。《燕京书评》选取了樊树志的部分发言内容，展示了徐阶和严嵩父子的复杂关系。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列入《明史·奸臣传》。他从嘉靖二十一年进入内阁，到嘉靖四十一年罢官，专擅朝政二十年，贪赃枉法，残害忠良，无恶不作。民间传说、戏曲以及苏州评弹都有深刻犀利的批判。执掌内阁大权时，他已经六十五岁，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儿子严世蕃成为他的代理人，贪污纳贿，卖官鬻爵，使得朝纲不振，吏治败坏。

严嵩挑拨离间，嘉靖皇帝处死夏言

严嵩，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十九岁中举，二十六岁成进士，从此踏上了仕途。此人很有一些才华，办事干练老到。嘉靖十五年升任礼部尚书，嘉靖二十一年进入内阁，一直干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擅朝政期间，正直官员前仆后继上疏弹劾，都不成功。由于嘉靖皇帝深度宠信，执迷不悟，严嵩父子始终屹立不倒。

严嵩纵容其子严世蕃以他的名义处理政务，父子两人配合默契，一手把持朝政，公然卖官鬻爵，明码标价。京城内外民众把严氏父子讥讽为“大丞相”、“小丞相”、“父子两阁老”。官场贪风愈演愈烈，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当时人一言以蔽之：“嵩好谀，天下皆尚媚；嵩好贿，天下皆尚贪。”意思是说，严嵩喜欢对他拍马屁，天下的官员都谄媚；严嵩喜欢接受贿赂，天下的官员都贪腐。

当时的官员称：每每经过长安街，见到严府门前充斥着边镇将帅的使者：在谒见严嵩之前，必须先向严世蕃馈赠厚礼；在谒见严世蕃之前，必须先贿赂他的管家。管家严年的私产，已经超过数十万两银子；严氏父子聚敛财富之多，可想而知。

嘉靖皇帝痴迷于道教玄修，祈求长生不老，历史上信奉道教的皇帝不少，像嘉靖皇帝那样痴迷到荒诞程度的，绝无仅有。严嵩阿谀奉承，全力支持他“静摄”，替他写“青词”（呈给上天的贺表），投其所好，深得嘉靖帝之心。严嵩早年和“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互相唱和，有这样的文学功底用来写“青词”，自然得心应手，深得皇帝欢心，因而博得“青词宰相”名声。

嘉靖帝为了玄修、静摄，离开皇宫大内，搬到西苑永寿宫，和道士混在一起。他脱去龙袍，身穿道袍，脚蹬道靴，头戴香叶冠（又称香冠）。一副道士打扮，要求前来上朝的大臣也要道士打扮。严嵩之流和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也身穿道袍、脚蹬道靴，头戴香叶冠。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是个正直的大臣，认为此举有失朝廷体统——“非人臣法服”，拒绝道士打扮，坚持穿一品朝服。皇帝极为不满，指责夏言“欺谤”。

用现代的眼光看来，夏言没有错，他的特立独行是正确的。错误的是皇帝以及那些随声附和的大臣，如严嵩之流。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夏言此举违背皇帝的政治规矩，带有极大的风险。严嵩从中调拨离间，终于导致夏言罢官而去。严嵩必欲之对手于死地，指使亲信在紫禁城散布政治谣言，说夏言“心怀怨望”。皇帝震怒，下旨处死夏言。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初，六十七岁的夏言绑赴西市斩首，妻子流放广西。

毫无疑问，“夏言之死”是一大冤案。然而，“弃市”是皇帝圣旨，只要嘉靖皇帝活着，没有人敢于非议。直到隆庆皇帝上台，朝廷才为夏言平反昭雪，恢复官衔，赠予“文愍”谥号，举行高规格祭葬礼仪，流放广西的妻子苏氏也得以回归故里。固然，夏言死于皇帝的圣旨，但真正的凶手却是严嵩！

徐阶受夏言一手提拔，“夏言之死”是他对严嵩人品之卑劣、权力斗争之残酷有所领悟。要扳倒严嵩，必须首先保全自己，寻找时机，事实提醒自己，谨事严嵩，韬光养晦，虚与委蛇。

徐阶讨好严嵩，虚与委蛇求上位

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人，嘉靖二年进士及第。内阁首辅杨廷和见到他，十分惊讶，对同僚说：“此少年名位不在我辈下。”他确实当得起这样的美誉。但他的特立独行的作风，很快因夏言“弃市”而发生变化，他的行事风格开始转变为“权略”、“阴重”。徐阶的权略与阴重，变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虚与委蛇，讨好严嵩；另一方面，迎合皇帝所好，博取皇帝信任。

嘉靖三十一年，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参预机务，与首辅严嵩在朝房面对面处理公务。为了保全自己，他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他处处讨好严嵩，成为站稳脚跟的秘诀。

为了消除严嵩的戒心，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女儿许配给严世蕃的儿子，与之联姻，自己以晚辈的身份谨事严嵩；二是在严嵩的老家分宜县建造住宅，声称退休后和严嵩比邻而居，以便时时讨教。（严嵩罢官、严世蕃被处死之后，徐阶立即把江西的宅邸出售，取消了江西户籍，可见他的讨好严嵩，不过是权宜之计，巧施权术而已。）

继沈炼、杨继盛之后，正值官员接二连三弹劾严氏父子，严嵩以为徐阶是幕后指使者。为了化解危机，徐阶讨好皇帝，为他写“青词”。皇帝非常满意，晋升他为礼部尚书，专门在皇帝身边侍奉玄修。

作为王明阳的再传弟子，徐阶是一个学者型官僚，才华横溢，行政能力很强，很快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把他晋升为礼部尚书，专门在身边侍奉玄修。朝廷推举徐阶出任吏部尚书，皇帝大为光火，要徐阶以礼部尚书的身份继续在他身边侍奉玄修。

曾经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在嘉靖七年王守仁逝世后，竟然被别有用心的政客诬蔑为伪学邪说，嘉靖皇帝信以为真，下令禁止传播、学习。这种状况延续了几十年，直到徐阶挺身而出，形势才有所变化。嘉靖四十三年，内阁首辅徐阶写了《阳明先生画像记》，力挽狂澜，他观点鲜明地表态，对阳明先生的事功与学问的褒扬，可以看做昭雪之路的转折点。由于徐阶的努力，隆庆元年朝廷正式为王阳明平反昭雪，赐造陵墓，宣读诰词。此举彰显了徐阶非同一般的学识与魄力。

徐阶被皇帝视为心腹之臣，频繁讨论玄修之事，引起严嵩嫉恨。严嵩在皇帝面前百端中伤，徐阶以更加精心撰写青词来巴结皇帝，化解自己的危险。

在与严嵩的较量中，有两件事情让徐阶博得了皇帝的好感：其一，徐阶巧妙地解决北方边防的粮食问题，令皇帝龙颜大悦。其二，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里，西苑火灾，永寿宫焚毁，皇帝暂时移居潮湿狭小的玉熙殿。一些大臣主张乘此机会劝皇帝迁回大内。皇帝征求严嵩意见，严嵩既不主张重建永寿宫，又不主张迁回大内，别出心裁地建议迁往南苑重华宫。这下触犯了禁忌——南苑是个不详之地，当年被蒙古军队俘虏的英宗皇帝释放回京，已经登上宝座的景帝，把他幽禁在南苑重华宫。嘉靖皇帝颇为猜疑：严嵩为什么要我去那个倒霉的地方？他很不高兴，想听听徐阶的意见。

徐阶摸准皇帝的内心，顺着他的心思说道：如今陛下居住在玉熙殿，犹如露宿，臣何忍安枕！臣与工部尚书策画原地重建，倘若从湖广、四川调运木材，太耗费时间。不如把现在营建三大殿多余的木材，用来修建永寿宫。请工部尚书雷礼主持其事，不日便可完工。皇帝大喜，立即下旨重建，委任徐阶的长子徐璠以尚宝卿兼工部主事，督办这一工程。一个月后，新宫落成，皇帝迁入新居，命名为万寿宫。徐阶因功，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改为建极殿大学士，其子徐璠越级晋升为太常寺少卿，次子徐琨赐予中书舍人官职。

对于徐阶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严嵩势力日衰，而皇帝唯徐阶之言是听。

收买道士借神仙指控严嵩，耍弄手段用假罪扳倒严嵩

专擅朝政二十年的严嵩，一向无所顾忌，此时感觉到失宠于皇帝，危机感隐约袭来，不免有点担忧。特地在家中设宴，向徐阶求饶。徐阶佯装惊讶，连声说：“不敢当。”而此时的徐阶，正在密谋策划，如何潜移帝意，扳倒严嵩。为此，他使出两个绝招。

第一招是，利用皇帝笃信道教的弱点，收买道士蓝道行，在扶乩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促使皇帝“幡然悔悟”。

皇帝向蓝道行提问，蓝道行扶乩，请神仙回答。人神之间的对话如下：

皇帝问：今日天下为何不能治理？

神仙答：原因在于，贤能者不能进用，不肖者不能屏退。

皇帝问：谁是贤能者，谁是不肖者？

神仙回答：贤能者是内阁辅臣徐阶、吏部尚书杨博，不肖者是严嵩父子。

皇帝说：我也知道严嵩父子贪赃枉法，念及他们奉承玄修多年，姑且容忍。他们果真是不肖之徒，上天真君为何不震怒，予以惩罚？

神仙回答：严世蕃恶贯满盈，应该迅速严惩，因为他在京城，上天恐怕震惊皇帝。如果把他发配到外地，便可以让他粉身碎骨。

听了神仙的点拨，皇帝幡然悔悟，决心抛弃宠信了二十年的奸臣。扶乩完毕后，蓝道行马上把这一机密情报告诉徐阶。

徐阶唯恐皇帝反悔，立即采取第二招，指示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邹应龙连夜赶写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揭发严氏父子种种罪状，请求皇帝“斩世蕃首，悬之高竿”，严嵩“亟令休退，以清政本”。

皇帝把这份弹劾奏疏与蓝道行的扶乩联系起来，立即下达圣旨，谴责严嵩“纵爱悖逆丑子，全不管教，言是听，计是行”，勒令致仕（退休），严世蕃及其亲信罗龙文等人，流放边远地区。

不久，皇帝有些反悔，多年积累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每每想起严嵩，若有所失，闷闷不乐。严嵩虽然退休，并未伤筋动骨；严世蕃流放海南岛雷州的判决，成了虚应故事的官样文章，行至半途就返回江西老家，威风依旧。他的党羽罗龙文，也从流放地逃回江西分宜县，与严世蕃策划如何翻盘。

管辖分宜县的袁州知府了解到这一动向，添油加醋地夸张严府“聚众练兵谋反”，通报给巡江御史林润。林润先前曾经弹劾严氏父子的党羽鄢懋卿，担心严世蕃如果东山再起，可能遭到报复，立即把这一情况上报朝廷。揭发严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凶顽，日夜与龙文诽谤时政，动摇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众至四千余人，道路汹汹，咸谓变且不测”。所谓“负险不臣”、“变且不测”云云，就是谋反的委婉表达。

皇帝对于严氏父子本来就不想继续追究，严世蕃流放途中擅自逃回，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作为一国之君，可以容忍贪赃，绝对不能容忍谋反，接到林润的报告，马上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严世蕃却有恃无恐。他听说言官想通过治他的罪，为先前弹劾严氏父子而惨遭杀害的沈炼、杨继盛平反，便与京中的严党分子密谋策划如何翻盘，洋洋得意地拍掌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什么是“倒海水”？据他自己说：“贿之一字自不可掩，然非皇上所深恶必杀，惟杨椒山（杨继盛）、沈青霞（沈炼）之狱，皇上最内忌，填入必激圣怒。至于聚众、通倭之说，直以言官谩语，讽使削去，便可脱身。”于是，党羽们立即四处活动，扬言如此如此，一则杨继盛、沈炼之冤可以昭雪，一则抚慰士大夫愤懑，不平之情可以得到慰藉。倘若牵扯所无之事，人臣既不信，皇上亦生疑。他们四出活动，贿赂三法司官员，在定案文书上写明为沈炼、杨继盛平反昭雪的字句。

这是一个很难觉察的阴谋，目的是“激圣怒”。因为对于沈炼、杨继盛的惩处，是皇帝亲自决定的，为沈、杨翻案，就等于要皇帝承认错误，肯定会激怒刚愎自用的皇帝，严世蕃预想的“脱身”目的就达到了。

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黄光昇、都察院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或许是接受了贿赂，或许以为抚慰士大夫愤懑之情很有必要，在定案文书中写入了为沈炼、杨继盛平反昭雪的字句，请内阁首辅徐阶定夺。

精明过人的徐阶，一眼就看出问题，识破了严世蕃的阴谋，要害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一面说“法家断案良佳”，一面把黄光昇、张永明、张守直引入内室，屏退左右随从，轻声密谈。据《石匮书·林润列传》记载，密谈实况如下：

徐阶问：诸公以为严世蕃是否应当处死？

黄光昇等回答：死不足以赎罪。

徐阶又问：这个文书可以定死罪吗？

黄光昇等回答：昭雪杨继盛、沈炼，目的是要严世蕃抵死。

徐阶笑道：我有不同的看法，处死杨继盛、沈炼是皇帝的圣旨。皇上英明，岂肯自己认错？看到这样的定案文书，怀疑三法司借严氏父子案件归过于皇上，必定震怒，诸公都难辞其咎，严公子反倒从宽发落，昂首离京。

黄光昇等人听了愕然，请求徐阁老定夺。

徐阶也不谦让，从袖中拿出早已写好的文书，说：早已草拟，诸公以为如何？

众人看了唯唯诺诺。

徐阶草拟的定案文书，基调是严世蕃与罗龙文通倭通虏（勾通日本蒙古），聚众谋反。

既然三法司首长没有异议，立即叫书吏誊写，加盖三法司印章密封，呈送皇帝。

严世蕃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平心而论，把“谋反”、“通倭”、“通虏”的罪状强加于他，是用诬陷不实之词掩盖真正的罪状。原本应该用专擅朝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中饱私囊来定罪，那样必然导致“彰上过”，激怒皇帝。用捏造的罪状来定案，显然是在耍弄权术，但是避开了“彰上过”的风险，皇帝平静地接受了，立即批示：此逆情非常，仅凭林润奏疏，何以昭示天下后世！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同锦衣卫，从公审讯，具实以闻。

徐阶和三法司首长再度耍弄手段，根本没有核实，径直由徐阶代替三法司起草核实奏疏，用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事已勘实，其交通倭虏，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泄神人之愤。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下达圣旨：既会同得实，严世蕃、罗龙文即特处斩。

京城百姓大快人心，各自相约前往西市观看行刑，饮酒庆祝，一时间西市热闹得如同节日。随之而来的是查抄严府，据说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三百余万两，珍宝古玩价值白银数百万两，此外还有惊人的房产、地产。《留青日札》《天水冰山录》记录的抄家清单，可以写成一本书。已经退休的严嵩，黜革为民，孙子充军。曾经不可一世的严嵩，精神彻底崩溃，寄食于墓舍，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父子恶贯满盈，罪有应得，留给人们深思的是，以往多年义正词严的弹劾，为何始终不能奏效，而充满阴谋和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扳倒严嵩父子，毫无疑问是正义的，但手段与程序并不正义——用虚构的罪状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几年后，史官在编纂《明世宗实录》时，对此表示了异议：严世蕃凭借父亲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偏偏要说“谋逆”，显然“悉非正法”。所谓“悉非正法”，就是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对于嘉靖皇帝而言，严氏父子的下场，有损于他的英明。徐阶曲为开脱，维护皇上的威权。徐阶既扳倒了严氏父子，又无损于皇帝的颜面，这种两面光的手腕，显示了他的“权略”与“阴重”。

用巧言打消皇帝杀海瑞，借遗诏让皇帝做自我检讨

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在直庐朝房（内阁办公室）的墙壁上挂了条幅，写了三句话：

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

这是他的施政纲领，宣示拨乱反正的决心，竭力把紊乱的朝政引入正轨。把威权和福祉归还皇帝，把政务归还政府各部门，把官员的任免和奖惩归还公众舆论。意图是很明显的，向朝廷上下表明，绝不成为严嵩第二，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改变严氏父子专擅朝政的局面。

徐阶对于治国、用人，是很有想法的。但是，皇帝依然痴迷于玄修，局面难以改变。正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所说：“严嵩去职虽已三年，但人们对嘉靖的批评依然是‘心惑’、‘苛断’和‘情偏’。然而，他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明明是为谀臣所蒙蔽，他还自以为圣明如同尧舜。”

嘉靖四十五年，刚直不阿的海瑞，向皇帝上《治安疏》，以无所顾忌的姿态、锋芒毕露的文字，批评皇帝学道修醮，以至于二十多年不上朝理政，导致纲纪废弛，吏治败坏，民不聊生。“天下因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尽而无财用也。’”他指出：臣民不对陛下讲真话已经很久了，官员们“愧心馁气以从陛下”，“昧没本心以歌颂陛下”。是皇帝的一意玄修，导致“心惑”，过于苛断导致“情偏”。大臣为了俸禄而阿谀奉承，小臣由于畏罪而唯唯诺诺。为此，冒死进谏，希望皇帝“幡然悔悟”，洗刷“君道之误”。

如此不留情面的批评，自视甚高的皇帝无法接受——此公自比尧舜，书斋也以“尧”命名，而海瑞却说他连汉文帝都不如，气得他浑身发抖，狠狠地把奏疏摔到地上。过了一会儿，又把它捡起来，要看看后面还写些什么。阅毕，勃然震怒，命令身边的太监黄锦：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跑了！黄锦告诉他：海瑞自知触怒皇上必死无疑，诀别妻子，抬了棺材来上朝，不会逃跑的。还说：看他的为人，刚直有声，为官不取一丝一粟。听了这话，皇帝平静下来，再三阅读奏疏，叹息道：真是忠臣，可以和比干相媲美，但朕并非殷纣王。随即给内阁首辅徐阶写了密谕：“今人心恨不新其政，此物可见也，他说的都是。”一向听不得批评的此公，居然破例承认海瑞“说的都是”。这不过是私底下的坦言，只有一个人知道，为了维护皇帝的威望，他不能承认错误，一定要处死海瑞。

徐阶赞成海瑞对皇帝的批评，这从他不久以后代替皇帝起草的遗诏，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局面反而不好收拾。摸透皇帝脾性的徐阶劝解说：海瑞这样的草野小臣，无非是沽名钓誉，陛下如果杀了他，恰恰成就了他，在青史留下英名。不如留他一命，使他无法沽名钓誉，也显得皇恩浩荡。但是，皇帝依然要徐阶拟旨，处死海瑞。徐阶再次直言劝谏：“臣岂敢成陛下杀谏臣之名。”终于打消了皇帝欲杀海瑞的念头。这是徐阶可敬之处：一方面，他有“保全善类”的秉性；另一方面，他从内心赞成海瑞的政见。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皇帝朱厚熜逝世。他的遗诏并非生前口授的，而是徐阶和张居正起草的，反映了徐阶的政见，也反映了海瑞批评皇帝清虚学道的意见。遗诏的基调是让已故皇帝做自我检讨，对于痴迷道教的错误有深刻的反省，为那些反对清虚学道而遭到惩处的官员恢复名誉和官职，严厉惩处帮助皇帝玄修的道士，停止一切斋醮活动。这些话，一看便知不是朱厚熜愿意讲的话，而是徐阶假借“遗诏”的名义发布自己的政见。

十二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他的登极诏书，也是由徐阶与张居正起草的，基调和遗诏完全一致，主要倾向依然是“拨乱反正”：起用反对玄修而遭到惩处的官员，严惩参与玄修的道士，停止斋醮，破格提拔人才，裁减冗员。

嘉靖、隆庆之际的政治交接，徐阶处理得巧妙、妥帖，既拨乱反正，又避免了“改祖宗之法”的非难。徐阶确实配得上“杨廷和再世”的美誉。万历十一年，他在家中病逝，享年八十一岁。时任内阁首辅申时行，为他写墓志铭，对他主政时期的政绩颂扬备至：“一洗苞苴干谒之习”，“扶植公论，搜引才望”，“凛凛至治”。所以，张廷玉《明史》说他：“间有委蛇，亦不失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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