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是《小王子》一书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的诞辰日，近日译林出版社出版《圣埃克苏佩里传：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一书，以纪念其121岁诞辰。经出版社授权，《燕京书评》摘录其中部分章节。

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却喜欢简单的爱；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想要一朵雏菊，却娶了一朵兰花。甚至连他写给朋友的信也投射出《小王子》的主题。显然，为了感谢拉莫特为《空军飞行员》画的插画，他草草写下了两页卓有文采的颂词，向这位艺术家致敬。拉莫特的屋顶露台上种着一棵枝叶稀疏的柳树，他恰能借此阐述他喜爱的主题之一。

拉莫特喜爱这棵纤弱的树，它既不郁郁葱葱，也不高大繁茂，在曼哈顿这样的城市里活不了多久。“我们从来不知道价值一千美元的格力犬的主人是否喜欢狗，但我们可以肯定买杂种狗的人是喜欢狗的。”圣埃克苏佩里写道，他注意到拉莫特常常把停在小柳树上的鸟儿赶走，怕它们弄折了树枝。

*

小王子的冒险似乎充满异国情调：他是一个宇宙顽童，因为和一朵麻烦不断的玫瑰产生误会，离开了他的星球；他访问了六个邻近的星球，研究了成年人的逻辑。每个星球上的人都比上个星球上的更滑稽；后来他来到撒哈拉沙漠，在那里他遇见了书中的叙述者；他从狐狸那里学到了一些重要的功课，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对于圣埃克苏佩里而言，这本书并不代表离去，因为在第一部小说中他也写了飞行和失败的爱情，而且从那时起，他一直在写秘密花园、玫瑰和童话王子们的故事。

《沙漠的智慧》意在哲学思索，有《旧约》和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影子，分享了对儿童书籍的所有思考。《南方邮航》中贝尼斯驾驶的一架飞机与小王子的小行星编号一样，都是B-612。小王子骂人类最重的一句话，与作者二十多岁时指责自满者的用词一样：这种人“是蘑菇”。在莫斯科，作家曾经请一位外交官朋友在桌子的一角给他画一只羊，当时的情境也和小王子提出这个请求时一样合理。他对阿代勒·布罗坦言，吞下大象的蟒蛇很像他小时候画的一幅速写。他自己曾无数次掉落在地上；他一开始写作时就描写星际空间。作为一个视野开阔的人，在好几年里，他谈论行星，变动不居的行星，谈论太阳系之大，他能有幸与沃斯落在同一颗行星上。他梦想着能够逃离得更久。

圣埃克苏佩里飞行旅途中的风景也出现在主人公的旅途中：巴塔哥尼亚的火山、达喀尔的猴面包树。他居住过的地方，只有纽约没有在书里出现。圣埃克苏佩里似乎有些狭隘，在初期草稿中，纽约的名字被隐去了。（它被“一个太平洋上的小岛”取代。）他有着法国人对土地的独特眷恋，但从来不曾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园艺于他仍然象征着完好。（小王子最初打理着一座大菜园。）田园隐喻在他的作品中俯拾即是，正如他在努瓦克肖特形成的双重迷恋的形象所展现的那样。

他迷恋土地，迷恋人类负有的培育责任，它们化为这样一个形象：一个人在荒凉之地培育一株脆弱而孤独的植物。除了向拉莫特致谢外，他还把这一形象融入了三本书、三篇文章、无数封信和一部电影剧本。《小王子》中的其他角色也和他同行了多年：亲戚，行政人员和拒绝采用他那些有效的、非正统方法的官僚们，他们让一切都很难实现，贵族很难成为飞行员，飞行员很难成为作家，一名心有旁骛的飞行员很难继续飞行，一名杰出的飞行员很难没有政治立场。战争和大量的个人问题都放在了一本书里。

在一开始创作的草稿中，小王子就像一个丘比特娃娃，一个小海雀。早期的小王子还没有剪掉眉毛，看起来像法国演员巴劳尔。1940年，这些早期形象有时会插上翅膀——就像圣埃克苏佩里一样——法国沦陷后又失去了翅膀。后来被问到这位儿童主人公是如何进入他的生活时，圣埃克苏佩里说，他原本以为是一张白纸，低头看时却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他又解释说：“我问他是谁，他答道‘小王子’。”埃克苏佩里和书中的主人公有多像？一天，阿格利翁对他说，“你是外星人”，那时他还没有读过《小王子》。“对，对，真的，我有时会去星空漫步。”圣埃克苏佩里承认。他画了几张飞行员叙述者的草图，但没有把它们收进任何一本书里。（他既是叙述者——“独自生活，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也是小王子，在荒凉的山顶哭喊着“做我的朋友吧，我很孤独”，却只听到自己的回声。）赫达·斯特恩记得，圣埃克苏佩里的手势颇有小王子的风范。还有人说他讲话的风格也是。

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也很好奇，但更善于回答问题。在早期的手稿中，他写道，他的观点是基于对很多学科的研究得出的，还不忘取笑自己的名气；虽然他实际上对领带这样所谓重要的事物并不感兴趣，但他从来不敢向记者承认这一点。小王子的语气就像一位男士对登机时吓得发抖的女士说：“夫人，还从未发生过飞机起飞后无法安全降落的事情呢。”圣埃克苏佩里的魅力中有笨拙也有恐吓的成分。他变得不快乐时，也用小王子这个人物来表现绝望。他为西尔维娅画了一系列小王子的速写，还配上文字说明，有夹在缝隙中的，有在荒原上的，还有停留在陡峭悬崖边的。

一天，圣埃克苏佩里徒劳地等了赫达·斯特恩一个下午，很失望，他画了一个小王子，配上文字寄给斯特恩：“如果我知道如何写信，我会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可惜四五年前，我变成了一个白痴，再也不会与人顺畅沟通。我嫌恶自己。”1943年，他在阿尔及尔为B夫人画了一幅小王子——在监狱中，与一只被他驯服的蜘蛛为伴。他骄傲地、孩子气地捧出一本书，就好像奉上自己的照片，这是一部国外傻子的自传。

圣埃克苏佩里的纯洁可以在两种人身上找到：儿童和僧侣。在写《小王子》的惨淡日子和写完感到后悔的更惨淡日子里，他不缺信仰，但在宗教方面投入很少。他经常说，要是他信宗教该多好，那样就可以隐退到修道院去。他常回想起索莱姆的修道院，陶醉于那里的格里高利圣歌。若是论习惯，他似乎不适合这样的生活，但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似乎有了一个固执的信念，找到一个地方，全心投入。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在各层面都坚持一种庄严的理想主义。1939年，约瑟夫·克塞尔嘲讽地问他，为什么给《巴黎晚报》等二流出版物撰稿。圣埃克苏佩里对此一点也不生气，说如果其他有才华的作家也给它投稿的话，《巴黎晚报》将不再是二流出版物。（早些时候，也有人问过西奥多·德莱塞类似的问题，他耸耸肩答道：“人总是要生存的。”这个答案，圣埃克苏佩里也可以拿来用。在其他场合他说过，自己也提不起兴趣去读《巴黎晚报》。）经受了1940年代初的一系列考验之后，尽管很绝望，圣埃克苏佩里还是不屈不挠，信仰坚定，心理学家称之为“彼得·潘综合征”，普通人可能称之为“不切实际”。他向一位女性朋友保证，虽然龚苏萝让他备受折磨，但她不是故意的，也没有恶意。他从未放弃希望，认定有一天可以改变她，可以拯救她的自我。他曾经对一位情人这样形容妻子，妻子就像是他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他与龚苏萝的最后一次通信仍旧是充满爱意的情书。

凡见过圣埃克苏佩里的成年人都不会忘记他，但只有朋友和同事的孩子们对他的记忆最为鲜活，因为和孩子们在一起不谈语言、政治和情感，他可以完全放松下来。他们记得他本领很强：他在中央公园南的浴缸里试验一种浓绿色汤汁；让公寓外的天空飞满纸飞机战队；在格拉默西公园投掷水弹；用甘油自制泡泡水，把报纸卷成筒吹出南瓜大的泡泡；解开“汉尼拔”的狗绳，让它在比克曼广场公寓柔软的地毯上玩没拧好盖子的牙膏；给十几岁的女孩们上礼仪课；用枫树种子和发夹制作直升机。遇到孩子们请求他画小王子那样的小人儿，他很少会犹豫，甚至还答应勒内·加瓦耶的女儿写一部《小公主》。孩子们会明白，他在《沙漠的智慧》中所说的紧急与重要的区别。

在写《小王子》时，他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当时的助理编辑埃莱娜·拉扎雷夫，询问天空中有多少颗星星。（在书中，小王子到来时，商人正在全神贯注地数星星。）埃莱娜把问题转给了助手多萝西·巴克利，多萝西代表圣埃克苏佩里给海登天文馆打了电话，但没有问到结果。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她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她的那本《小王子》比别人的多一幅小王子的画，在附书名页上，这个小人儿说：“你一定是疯了，才会选择这个星球。只有在晚上，居民都睡着的时候，它才是令人愉快的。”圣埃克苏佩里在那幅画下面，草草写道：“小王子错了。地球上也有正直、善良和慷慨的人，可以弥补另外一些人的贪婪和自私。比如，多萝西·巴克利。”把这本书送给巴克利之后那几天，作家一直缠着拉扎雷夫，问她的助手觉得怎么样，喜欢他的画吗。

他的同伴常比他大一些。当安娜贝拉·鲍尔来纽约表演时，圣埃克苏佩里把她哄出皮埃尔酒店的房间，去中央公园喂松鼠。她急着想改善自己的口音，表达歉意后匆忙赶去上英语课了。他气愤地说，她居然抛下那些松鼠走了。“我们在一起玩时只有十二岁。”安娜贝拉说，回想起许多圣埃克苏佩里护送她的场景。在西尔维娅家，他设计了一个游戏，叫作“橙子钢琴”。拿一颗橙子在黑键上滚动，拿另一颗橙子在白键上滚动，他能够弹出德彪西的曲子，很多都觉得非常像。他发现口述录音机非常好用，他录了很多动物的声音，还录了莫扎特的交响乐与几位朋友朗诵的法语经典，然后通过扫描使它们配合和谐。一位客人看到圣埃克苏佩里用口述录音机自娱自乐，他“录下自己的最大声音：先对着话筒唱水手歌的一部分，接着在同一位置再唱另一部分，然后兴冲冲地听奇怪的效果”。他把录音正放又倒放，客人们别无选择，只好一起听；他一遍遍播放独唱，在最尴尬的时候逼客人表演。他还采访客人们。他得意地指挥朋友们表演一群法国外省人在第五大道的公交车顶上第一次看到纽约的情景，令人捧腹大笑。

这些消遣并不总像看上去那么幼稚。许多朋友和熟人去拜访圣埃克苏佩里时，他正在中央公园南的浴缸玩水，除了那些他指定的“造波者”外，他们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实际上他们造访的是他的实验室。一天早上，雷纳尔夫妇原本约好要和圣埃克苏佩里一起与贝尔实验室的负责人共进午餐，却看见圣埃克苏佩里弓着腰站在浴缸前。原来他完全没有察觉到有人在不停地敲门，大楼主管只好开了门；他正在浴缸里演练各种悄无声息入侵法国的方法。他实验了波浪运动，确信大西洋海面和海底的波速之差可以为微型潜艇提供动力。博纳姆是一名工程师，经常就这类事情为圣埃克苏佩里提供建议，他用木材和塑料给圣埃克苏佩里做了一个模型，好让他在诺斯波特的入海口继续做浴缸实验。

作家赤着脚，裤腿卷到膝盖以上，一只手在水里用力地划着。他丢弃在中央公园南的纸直升机——他从帝国大厦楼顶倒下了一篮子这样的飞机——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而设计的：他认为敌人可能想不到有一种无引擎的直升机。（博纳姆对这项发明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长到无法想象的转子，它不可能运转起来，但圣埃克苏佩里忽视了他的建议。）圣埃克苏佩里把一些想法告诉了当时的空军顾问冯·卡曼。加朗蒂埃最喜欢的是一支大型水下驳船舰队，可由潜艇将从船上卸下来的飞机拖运过大西洋。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水下船只，发明者认为可以乘它返回法国，据说它的构造是一种鱼形棺材，配有舵和可动的鳞片。当然，他不是唯一在这个领域做实验的人；那几年，美国战争部收到了一些充满奇思妙想的邮件。然而，圣埃克苏佩里劲头十足的发明活动和高层次的国际接触似乎引起了政府机构的注意。1942年5月的一份奇怪情报称，他与弗勒里正在巴西组建一家飞机制造企业，而美国可不希望一位“就算不亲维希，至少也亲贝当的”外国居民做这种事情。

不切实际的纯真和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带给圣埃克苏佩里的麻烦比带给小王子的更多。小王子的旅行愉快得多，他还幸运地遇见了一只聪明的狐狸，人们对小王子的期望也更少。在美国的后半段时间里，作家面临着一对相互矛盾的需求：一面是寻求安慰的小男孩，另一面是逃避责任，或者别人感觉他在逃避责任的成年人。他梦想着解放法国，却被很多不那么重要的义务缠身。由于没有到雷纳尔家共进晚餐，他写信给伊丽莎白解释。他精疲力竭，心情很差，还非常焦虑。“所以我有点健忘，忘记了晚餐和约定的会面。我的确非常心不在焉，但不要认为我是故意疏忽。”他恳求道。他仍然幼稚地醉心于诚实，但结果有时好有时糟。

1942年，龚苏萝遭遇抢劫，小偷猛击她头部，抢了她的包逃走了，圣埃克苏佩里选择向西尔维娅倾诉他的悲痛。但西尔维娅显然没有兴趣听他长篇大论地讲这个话题。他在龚苏萝的床边守了四十八个小时，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他突然意识到，如果龚苏萝出事，他就活不下去了。虽然她有缺点，但她是自己的妻子，圣埃克苏佩里觉得自己要为她负责，“像船长要为船负责一样”。他意识到自己放弃了丈夫的职责，承认在感情方面缺乏天分，这是很痛苦的。但他又骄傲地自认为是一位忠实的朋友，一位好牧人。对于远离被围困的祖国，他也同样悔恨。因为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他的心被悔恨啃噬。然而，在隔壁房间写作时，听到龚苏萝艰难的呼吸声，他忍不住告诉西尔维娅，他是多么孤独，多么疲惫，多么想看到她。

他理想主义，大惊小怪，他过于个人主义，想过简单的生活。莫鲁瓦评价他说：“他要么主导谈话，要么梦想着另一个星球。”雷诺阿说得更直截了当：“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在与我们相处的所有时间里，一直到他离开的那天，圣埃克苏佩里的心毫无疑问不在美国。”他无法让华盛顿或流亡美国的法国人听清他的声音，而他高贵的品位和对清晰明朗的执着，注定使他边缘化。1942年，他的很多同胞都在政治上站了队，尽管他们常常不得不与自己的良知斗争，尽管他们经常与同党派人士意见大相径庭。圣埃克苏佩里不必费力寻找灵感，就写出了一部讽刺成人世界的作品。

*

《小王子》的主体部分在10月中旬完成。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在此前几个月里很少听到这个写作项目的消息，现在对书稿非常满意。希契科克写文章称，该书将成为圣埃克苏佩里作品中最畅销的一部，“我对这本小书非常满意，对它的成功寄予厚望”。11月，正值圣埃克苏佩里资金短缺，而这本书也准备排版了，双方签订了合同。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立即开始给作者开预付稿酬，不过直到1943年1月的最后一周出版事宜才敲定。那时，《小王子》显然不可能像出版商所希望的那样在2月出版了，而且合同也变成了两本书的协议。圣埃克苏佩里拿到了三千美元的预付款，他要出版《小王子》以及一本关于法国和法国人在现代世界中地位的小书，而这本小书显然很难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写，也是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写的。（他3月签订了加拿大合同的补充条款，将该计划改成了一部小说，秋季交稿。）初冬，他继续调整《小王子》的插图，并为不知把它们放在什么位置更合适而苦恼。

1942年11月8日，在军事史上最复杂的一场行动中，美军登陆北非。消息当晚传到纽约。在被“火炬行动”证实的诸多圣埃克苏佩里的预言中，有一个是他对一位法国餐馆老板讲的。一对美国夫妇在纽约的餐馆里用餐，餐桌礼仪令人反感，这位餐馆老板感到绝望。“他们是野蛮人。”法国老板嗤之以鼻。“是的，不过野蛮人会帮助我们赢得战争。”圣埃克苏佩里赞同道。人们对重大消息的反应各不相同。法国军队接到贝当的命令，向他们从前和将来的盟友开火了。戴高乐并没有得到这场行动的消息，一部分原因是他在北非的维希军队中不受欢迎，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对罗斯福表现恶劣，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罗斯福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对此，他勃然大怒。这位六英尺两英寸高、穿着睡衣的大块头从床上惊醒，得知美国人的行动后，唾沫飞溅地说：“嗯，我希望维希把他们扔回大海。来法国可以，但不能非法闯入。”当然，圣埃克苏佩里是欢欣鼓舞的。

作为对美国登陆的回应，德国人占领了法国全境。维希政府垮台，这再次戏剧性地改变了政治局势，特别是美国和北非的政治局势。那些拒绝重新考虑是否还要忠于贝当的法国驻美使领馆官员及其家属，由美国联邦调查局护送到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的一家豪华酒店，在那里他们被隔离起来；最后他们或者改变主意，或者像二十名顽固分子一样，用来交换被德国人关押的美国外交人员。戴高乐的代表与其他几个团体（其中一个团体试图招募圣埃克苏佩里，请他代表他们向多诺万美言几句）游说美国承认戴高乐政府为法国合法政权。这让美国政府再次怀疑谁代表法国，法国在哪里。伦敦的一位机会主义叛将，会比一个刚刚造成一千五百名美国人伤亡的非法傀儡政府危害更大吗？阿格利翁记得，战时法国代表了一种和美国国务院的经验大为不同的情形，于是美国只能套用在拉丁美洲制定的政策。在拉美，非法政府常常因为人们没有更好的政府可选而得到承认，而且人们可以寄希望于军队来反抗其领导人。

圣埃克苏佩里没有忘记《空军飞行员》带来的痛苦经历（这本书现在才在法国出版），但他明显觉得这一次他准备好了，他小心翼翼地参与了政治论争。11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致所有法国人的一封公开信》，作家还用法语在广播中读了这封信。他再次恳求同胞们放下分歧，不要在乎一个政府是否代表法国，而要在乎它是否效力于法国；美国在北非的行动理应终结所有关于维希政府罪过的争论，不论是实际的罪过，还是指控的罪过。他说，把它们留给历史学家和战争法庭去裁定吧。至于应该由谁来指挥，他说：“我们真正的长官是法国，而法国现在只能保持沉默。”另外，当下法国的临时组织管理可以交给英国和美国。维希政权出局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借口去分门别派。法国人应该只问一个问题，如何才能解放我们的祖国。圣埃克苏佩里建议，所有那些迄今保持沉默的人，他指的是非戴高乐主义者，应该写信给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明他们渴望以美国政府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规定为了法国的统一，该组织将始终不涉政。他写道：“美国国务院将感到惊讶，有如此多的法国人申明他们支持祖国统一的立场。因为尽管我们名声在外，但大多数人心里只热爱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国家。”

他的真诚招致了嘲笑，大部分旅居美国的法国同胞都嘲笑他。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的《一封公开信》是对戴高乐的直接攻击。一位前法国空军军官在给《纽约时报杂志》的一封信中写道，圣埃克苏佩里暗示戴高乐是一个党派的领袖，从而在事实上进一步加剧了法国人的分裂。因为建议法国的任何政治组织都可以交由盟国控制，他遭到了无休止的抨击——时至今日仍然如此。戴高乐在他重返法国前，苦心孤诣地组建了影子政府，并任命了全部官员，包括省长和专区区长。圣埃克苏佩里的建议对戴高乐而言无疑是非常可憎的。亨利·伯恩斯坦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剧作家，因为发文恶毒批判维希政府，他在未出庭的情况下被判剥夺法国国籍。他指责圣埃克苏佩里对贝当态度温和。他在给《纽约时报杂志》的一封长信中这样写道：“然而，不论他信中的倡议多么令人感动，不论他是多么有才华的作家、多么英勇的飞行员、多么善良的人，我们都不可能温和地说‘让过去的都过去吧’。”虽然有人赞扬圣埃克苏佩里情操高尚，但总的来说《一封公开信》引起了骚乱。伯恩斯坦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美国人和英国人有权表达不同的意见，而法国人一争论就要被贴上标签，被叫作“一群窝囊废”——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原话。美国读者被作家的口才深深感动，但照他们对这些“小筐螃蟹”的观察，不觉得他的号召会有多大作用。在他们看来，《一封公开信》完全就是文学作品。

又一次证明，圣埃克苏佩里非常不善于把握时机。在北非，美国人支持了错误的人——军队效忠贝当，无意接受吉罗来担任法国最高指挥官，这证明美国套用其拉丁美洲政策来应对当下问题，只能走到这一步——不得不通过一些变通的幕后谈判邀请海军上将达朗参与到盟军的行动中来。正如美国媒体迅速指出的，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权宜之计，因为众所周知，达朗反感英国人，并且许多人认为他是纳粹分子。11月中旬，达朗被任命为北非高级专员，与吉罗共同指挥法国在北非的军队。美国登陆北非引起了各种反叛，但与达朗提出解决方案时那爱丽丝漫游般的逻辑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海军上将的权力源于他以贝当的神圣名义下达命令。他争辩说，现在贝当实际上已经被德国人控制，无法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可他还是在下达命令，甚至现在已经发出了反轴心国的命令，还是有人服从。在维希政府中，贝当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无法再信任那些叛徒，我们生活在一个悲伤的时代。”

美国媒体强烈反对罗斯福总统将达朗安排到北非军队里，尽管他有一些功劳，却让总统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平安夜达朗遭到暗杀，罗斯福和许多人得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达朗出乎意料的上场——仅仅是因为事情的发展峰回路转，美军登陆时他就在北非——也让圣埃克苏佩里蹚进了浑水。《纽约时报杂志》刊出文章之后，圣埃克苏佩里遭到了最令他头疼的一次攻击。著名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坦在反维希政府周刊《为了胜利》的头版发表了长文《有时你必须判断》。马利坦比大多数批评者更加冷静，但他提出了无懈可击的观点，即作家不能发表这样一封公开信，并称要避免冲突，事实上，如果他没有向英语妥协——他说过并不信任英语——他就不能发表这封信。

他以最庄重的态度指责这位同胞观点含糊不清，不切实际。在马利坦的文章刊出前，他们就拿给圣埃克苏佩里看了，并说他也可以给这家报纸投稿。根本上，他把麻烦归咎于《纽约时报杂志》没有准确翻译他的文章，并请求《为了胜利》杂志刊载他文章的法文原版，他的请求得到了满足。（这不能怪加朗蒂埃，他10月去了伦敦，但在巨大压力之下，作家只好从《纽约时报杂志》找问题，显然这家杂志付钱找了四位翻译把文章译为英语，其中至少有一人完满地完成了任务。）12月19日，他直接写信给马利坦；马利坦的批评深深伤害了他，特别是这批评来自一个自己非常敬重，且一般不会屈尊参与争论的人。在达朗问题出现之前，他曾用法语为非戴高乐主义者写文章；他希望马利坦也能读一读那篇文章。他有些钻牛角尖，并恳求道：“说出你要说的，但不要误解我的意图。”在与拉乌尔·德·鲁西·德·萨勒就《一封公开信》争论时，他表现得不那么克制，因为鲁西·德·萨勒自去年秋天以来就从戴高乐那里领薪水，尽管这么做时他的心情也很复杂。12月，这两人差点因为《一封公开信》大打出手。他们的分歧没能弥合；在这场激烈争论发生后两天，鲁西·德·萨勒死于癌症。

圣埃克苏佩里与人的争论不限于政治方面。他与安德烈·布雷东结下的恩怨继续发酵，虽然龚苏萝从中调和，但整个冬天他们还是争吵不休。6月，超现实主义杂志《VVV》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该杂志1941年再次获得维希政府提名。当年晚些时候，这场争论演化成了人身攻击。显然，布雷东拜访过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并且不喜欢主人给客人们读书的习惯。（龚苏萝告诉丈夫，布雷东觉得很无聊，圣埃克苏佩里马上停了下来。）布雷东的批评显然让圣埃克苏佩里深受其扰。圣埃克苏佩里称，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位朋友闹过不快，还多次邀请布雷东到诺斯波特一起度过下午的时光，寻求和解。他承认，我们的确可能对上万件事情意见不一，但无疑会对另外上万件事看法一致。两人没有理由互相回避；圣埃克苏佩里对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只有敬意，不会在分歧上浪费时间。当然，布雷东可以对四处流传的关于他的谎言充耳不闻。今天，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这里与布雷东争论；他们改变不了彼此，那何不一起吃顿饭呢？他圣徒般的做法对异端者产生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对方的回应是往他脸上扔了更多泥巴。

在家庭方面，1942年底他感到从未如此疲惫。11月的最后一周，龚苏萝搬出了中央公园南的公寓。圣埃克苏佩里不喜欢火炉的燥热，为了在冬季保持屋内温暖舒适，他们就每天烧着好几个壁炉，为此这对夫妇离开了贝文路的住所，于12月搬进了位于比克曼广场35号的一幢房子。龚苏萝找到的这处复式公寓，比中央公园南的两套公寓和长岛的住所花费要少很多。当时，纽约市的房租特别合适。可能她说动了丈夫，这幢房子与东河之间有一座私人花园，在喧闹的曼哈顿，这是最宁静的住所了。在她看来，这样他们夫妇就可以继续住在一起，就像他们在长岛一样。房子里的奶油色地毯、巨大的镜子墙、舒适的楼上图书馆给德尼·德·鲁热蒙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纽约怕是找不出更迷人的住所了。阿代勒·布罗觉得客厅很宽敞，棕色天鹅绒内饰和深色的木质护壁板彰显出卓越的品位。

这些吸引人之处在圣埃克苏佩里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仍然偏爱禁欲主义风格，还放开绳索，让“汉尼拔”在家里无拘无束地玩耍。但此举给他带来了不便，龚苏萝借机给他买了一张价值六百美元的西班牙古董书桌。（“我认为这是毫无用处的，简直是浪费钱。我们只是在这里暂住，而且你知道，我不在乎在什么样的桌子上写作，只要稳当就行。”他当着布罗的面批评了龚苏萝。当时他们刚搬进来一周，他正在和布罗一起看《小王子》的校稿。）在从诺斯波特返回又离开中央公园南期间，他给西尔维娅写信说了搬家的混乱，这让西尔维娅对两人的幽会产生了误解：

我明白你为什么对我不满。我完全理解，我太理解了。我对自己也非常不满。那些错过的火车、弄糟了的约会、丢失的地址、账单、没回的电话、责备、艰难的和解、受伤的朋友、交谈时的头痛、写信时的头脑空白、一个晚上参加的三场晚餐聚会，都让我感到非常绝望。

西尔维娅不得不原谅他；他和搬家工人、龚苏萝以及她的朋友们、玛丽·麦克布赖德、一台打字机、一名生气了非要大吵大闹的厨师、一部响个不停的电话，还有不断来访的客人，一起关在两个房间里四十八个小时了。这就像在大中央航站楼工作一样。他感觉头都要爆炸了；这个时候他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西尔维娅的责备。几周后，他将得到《空军飞行员》在法国被禁的消息。

31日，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在比克曼广场为博纳姆夫妇和另外四五对夫妇奉上了一场深夜晚宴。博纳姆夫妇从郊区过来，到得比主人还要早，因为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去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参加弥撒了。圣埃克苏佩里回来时鼻子有点红，还没等大家相互介绍完，他就爆发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你没在教堂里感染肺炎，你就不能说你参加过午夜弥撒！”（他也曾对美国先进的技术这样发怒，而他极为欣赏的小玩意就是用这些技术制造出来的。他与弗勒里通过宾夕法尼亚站的推拉门时，对弗勒里说：“几年后，美国人就不知道如何打开一扇门了。”）冷盘之后，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来享用跨年夜晚餐。龚苏萝和圣埃克苏佩里坐在大桌子的两头。一名长笛演奏者——他是龚苏萝的朋友，但圣埃克苏佩里说以前从未见过他——坐在圣埃克苏佩里身后，不时吹奏笛子，给大家助兴。圣埃克苏佩里也很愿意给大家助兴；他讲起有一次飞机在非洲异教地区出故障的故事。他讲到他正在维修飞机，这时摩尔人出现在地平线上，手里拿着来复枪，客人们都听得入了迷。在这关键时刻，几只托盘从桌子的另一头朝他的头飞过来，那是龚苏萝熟练地抛过来的。她丈夫应对这次围攻比1942年时的大多数人都灵活（龚苏萝吹嘘说之前用鸡蛋冻轰炸过他，但那次他是否接住了鸡蛋冻，没有相关的文字记录）：博纳姆夫人说，她坐在圣埃克苏佩里左边，圣埃克苏佩里条件反射似的抓住半空中的每一枚导弹，伸出右臂，又伸出左臂，每次眼睛都不眨一下，讲故事的节拍也没有乱。故事中摩尔人的袭击和晚餐上托盘的袭击同时停了下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

自从抵达纽约后，圣埃克苏佩里就说他唯一的愿望是再次飞行。尽管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就起草了一份提议，想组织一支法国志愿飞行队在美国人领导下作战，但两年来，一直没有战线能让他再次出征。1942年，他不停地说要重新穿上军装，只是有时别人并不想听这些：伊丽莎白·雷纳尔把他介绍给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希望这位女议员能够帮助他解决伊丽莎白所说的对飞行痴迷的问题。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圣埃克苏佩里没有提及重新入伍的话题。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宣称，只要有机会，他将尽快去前线，美国在北非登陆就是一个机会。据莫鲁瓦说，他和圣埃克苏佩里立即申请去前线服役。1942年底，这两名军官被告知，吉罗的密使安托万·贝图阿尔将军将前往美国，并接受建议开始考虑两人的请求。贝图阿尔到来时正值新年。他议程上的第一项任务是向美国人申领法国军队在北非的武器。第二项任务，贝图阿尔可能并没有指望自己能完成，那就是打消美国人对两支法国军队的坏印象，一支是吉罗的队伍，另一支是戴高乐的队伍。圣埃克苏佩里则竭尽所能，确保他至少能成为将军的第三个优先事项。

《一封公开信》的大部分读者都看到了圣埃克苏佩里重返前线的宣言。安妮·林德伯格则看到了更强烈的东西，“牺牲的信念，死亡的信念”。她认为朋友急于偿还他所说的法国圣徒的债务，法国有四千万人生活在德国的铁蹄之下。事实上，他在1942年完成的一篇文章中也说了很多，这篇文章原本打算作为序言放在一本关于沃斯从巴黎撤离的书里，最初标题为“给莱昂·沃斯的信”。文章开篇就赞颂了这位伟大的朋友——“我写一页，然后想象沃斯会怎样批评它，就会发现这些文字不完美，否则我自己是觉察不到的”——不过明确提及沃斯的部分和向沃斯致敬的部分后来都删掉了。布伦塔诺计划在1943年春出版沃斯的《三十三天》——当时书名为“给朋友的信”——圣埃克苏佩里为这本书作了序，但最后并没有出版（九年后，《三十三天》在巴黎出版）；最终，1943年6月，他们只刊出了圣埃克苏佩里的《给一个人质的信》。文本仍然是关于沃斯的，尽管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圣埃克苏佩里在文中以第二人称“你”来称呼他。圣埃克苏佩里做了些艺术加工：他补充了一个情节，这位朋友身处险境，不仅因为他是法国人和犹太人，还因为他病了，实际上沃斯没有生病。

《给一个人质的信》令人难以忘怀，文中贯穿着安妮·林德伯格在《一封公开信》中注意到的“牺牲的信念”。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圣埃克苏佩里思想的结晶。短短十五页浓缩了他所有的想法，这些想法又大量地出现在《沙漠的智慧》中，以寓言的形式得以生发；他急切地重述了他在《小王子》这本献给沃斯的书中隐约流露的想法。在驶向美国的拥挤的船上，他回望朱比角，意识到那片荒凉才是他至爱的家园；这是他在出版的作品中唯一一次为失去吉约梅感伤；他向弗勒维尔的午餐致敬；他倾诉满腔苦楚。他对过去突然产生了无限眷恋——是过去，但不是童年时光——眷恋“丰丰富富的美好经历”，这是他来之不易的成熟。他常常写下友谊的颂歌，但他失去了和友人的联系，失去了友谊——它们构成了他心中的“法国”——没有什么地方比书页之上更让他孤独，只有《小王子》例外。这些友谊是他唯一的财富：特别是在早期那些反复修改的手稿中，他恳求朋友们在战争中活下来，挺过风暴。如果他们死去，他也活不下去。他们可以慢慢老去。最重要的是，沃斯的样子总是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爱沃斯，沃斯也爱他，这份爱超越理性。沃斯教过他，就像他想教布雷东一样：“如果我和你不同，我绝不会损害你，我会让你变得更强。”正是为了沃斯，为了这份友谊，为了索恩河畔的午餐，他想再次投入战斗。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他可能是一名战士，但困在法国的四千万人质也不亚于圣徒。

他舒适地居住在比克曼广场，却很羡慕那些投身前线的人。晚上出去遛“汉尼拔”时，他常去东五十街赫达·斯特恩的公寓倾诉心中的苦闷。他一再抱怨，他没有真理可以给予大家，没有欲望和雄心，他唯一的愿望是拯救祖国，他觉得自己来到世上肯定是有原因的，但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前一年的作品让他深信一件事：“文字，”他告诉伊冯娜·米歇尔，“是口中发出的噪声。评判一个人要看他是谁，他做过什么。”他早就说过，他宁愿耗费体力出汗，也不愿意浪费口舌；现在书面文字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够的。（心情好的时候，他打趣说，语言就像海龟的性爱：不是特别有计划。）1943年，他开始说起只用自己的鲜血签字。龚苏萝听到了他对于绝望的最强烈表达：1943年初，贝图阿尔将军确保他重新入伍后，他告诉妻子，没有了他，对妻子来说可能是好事，若是他死了，可能更好。世间有各种折磨，圣埃克苏佩里有自己的偏爱。他意识到自己没有一件可以打包带去北非的衣服，钱也快用完了，他大发脾气，这时龚苏萝却抱回一大堆新裙子。他问龚苏萝花了多少钱；龚苏萝狠狠地斥责了他。然而，在他启程之前，或者是横渡大洋之时，他给龚苏萝写信说：“我去参战了。我不能忍受远离那些饥饿的人，我知道只有一种办法能与自己的良知和解，那就是尽可能受苦。找到可能最痛苦的事……我离开并不是为了寻死，而是为了受苦，从而与那些于我而言最可贵的人团结在一起。”

他2月份得知自己将被派往前线，预计3月1日左右走。2月15日，他正在为出发做准备，法国战舰“黎塞留号”停靠在纽约港维修，引发了美国戴高乐主义者的公关活动噩梦。受到各种宣传的鼓动，在纽约港时，三百五十名船员逃跑，加入了“自由法国”。（当时，第五大道上设立了两个相互竞争的法国征兵处，彼此只隔几扇门；不少迷糊的水手原本想加入戴高乐的队伍，却加入了吉罗的军队。）圣埃克苏佩里被战舰上的生活吸引，与龚苏萝、莫鲁瓦和其他几位朋友参观了“黎塞留号”。2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他在市中心的一家珠宝店碰到了一位“黎塞留号”的水手，问了很多问题。二十岁的水手乔治·佩兰不知道圣埃克苏佩里是谁，但还是回答了他的盘问。老兵圣埃克苏佩里以极大的热情提到，他也要重新入伍了。“在哪个部队？”佩兰一脸纯真地问道。“空军部队。”圣埃克苏佩里回答。当被问到军衔时，他仍然非常镇静。他绝不会被水手的问题难倒，甚至还可能为没有暴露身份而松了一口气。他花了大约两个小时与佩兰探讨战争，给水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水手觉得他特别谦逊。

“圣埃克苏佩里能够改变人——至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这样，”加朗蒂埃后来写道，“他的在场让胆小的人充满勇气，让无耻的人羞愧难当，让骗子闭上嘴巴……他只要看一眼，就能让人停下讲了一半的愚蠢色情段子。”同很多理想主义者一样，他能够将其他人提升到自己的精神层次上来。这也是他最钦佩沃斯的品质。他写道，沃斯可以通过简单的握手，让照看他的布加迪汽车的机械师“高尚”起来。他声称，沃斯教会他，伟大和文明是具有感染力的，他也秉持这样的信念生活。在《给一个人质的信》的最初草稿中，他写道，微笑与帝国之间的契约具有同等的约束力。他认识帮他把信件送到曼哈顿各地的深夜送信人，他陪送信人回到布鲁克林的家，共进单身汉的晚餐。一个周六的下午，他去位于格拉默西公园的希契科克家时，按错了门铃，结果他花了一个小时和希契科克家的爱尔兰邻居热聊，最后他没见出版商就离开了。戴高乐总是谈到法国和法国的伟大；圣埃克苏佩里尽管也有着崇高的视角，尽管也发表了有分量的声明，却把自己安置在望远镜的另一端。对他来说，个体就是帝国。

整个2月份，他做了各种必要的安排，有些事则委托别人去安排。他给埃莱娜·拉扎雷夫一份购物清单，让她和多萝西·汤普森帮他买东西。埃莱娜负责买苏打泡腾片、阿司匹林、剃须膏、袜子和香烟；多萝西负责买文具，包括圣埃克苏佩里最爱用的帕克钢笔的专用墨水。他不仅没有体面的衣服，也没有军装。2月26日，他开了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给布鲁克斯制服公司，那是在纽约能找到的售卖最接近标准法国空军制服的公司。然而，3月初他的旅行证件没有批下来，这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将事情安排妥当。29日，他与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签署了两项协议。他授权贝克尔全权处理有关《风沙星辰》、《空军飞行员》和《小王子》的法律事宜。这几周里，看到他的人都说他情绪高涨。圣埃克苏佩里几乎整夜都在向德·鲁热蒙说明只有两种经济制度——斯大林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可行的（德·鲁热蒙不认为他能够重复自己的论点）。德·鲁热蒙把他的这种状态称为“大脑兴奋”。他喜气洋洋地接待了平·劳伦斯和其他几位客人，算是告别晚宴。深夜，他把客人召集到楼上的书房里，从头到尾读了《小王子》，中间停电的时候，他借着烛光读，外面飘着雪。中途，龚苏萝赶回来吃了晚饭。

整个3月，龚苏萝表现得很糟糕，她哭喊，尖叫，想阻止丈夫离开纽约；她告诉客人们，圣埃克苏佩里去前线是为了躲她。他多次离开妻子，完全能够预料到这场哭闹会如何收场：小王子的玫瑰起初拒绝和他说再见，后来痛苦地尝试着优雅地道别，她终于克服骄傲说出“不要留恋。你已经决定离开。现在走吧！”，就像在利比亚事故发生之前那样，龚苏萝继续大喊大叫，只不过这次离家近一点。“她是我见过的情况最糟的自我诱发歇斯底里症患者。谁听说过妻子在丈夫即将参战时这样胡闹！尖叫声让人难以忍受。简直不知羞耻！”3月初，护士打开门见到阿代勒·布罗时这么说。护士正在给她注射镇静剂。圣埃克苏佩里压力也很大，布罗发现他紧张不安，身心交瘁。

他似乎已经说过好几次再见了。那是他以为自己在美国的最后一晚，或者是据说他的最后一晚，又或者是有些人记忆中他的最后一晚，他做了下面的一些或者所有事情：拜访希契科克一家，在格拉默西公园和他家的孩子们一起对行人发动水弹袭击；作为主宾出席了著名工程师和发明家让·默西埃和妻子西蒙娜举行的小型告别晚宴，西蒙娜问圣埃克苏佩里想吃点什么，并递给他一盘蒜泥酱田鸡腿；把《给一个人质的信》的手稿、打字稿和校稿，以及他录的磁盘《孤独的祈祷》（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沙漠的智慧》）留给赫达·斯特恩；在很多本《小王子》上签了名。第二天早上7点，他叫醒了西尔维娅·莱因哈特。西尔维娅穿着一件旧法兰绒睡衣打开门，发现眼前的朋友穿着军装，看起来有些滑稽，而他自己显然是非常自豪的。他的衣袖搭在手上，夹克紧紧裹在身上，胸前口袋上用金线绣出的徽章看起来“像蠕动的阿米巴虫子”。他告诉西尔维娅，自己是来说再见的。“我希望给你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能让你记住我，但我所有的就是这些。”他说着，拿出他的蔡司依康相机，并把一个鼓鼓的棕色纸袋放在入口的桌子上，里面是《小王子》最初的手稿。

1943年4月13日刚过中午，圣埃克苏佩里登上了“斯特灵堡号”。一年多前，“诺曼底号”在纽约港大火中烧毁了，一直躺在海底的泥沙上。不到一个小时，在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的陪同下，圣埃克苏佩里来到“斯特灵堡号”上的病房区。一小粒炉渣掉进了他的眼睛，后来被取出来了。船停靠在纽约时，圣埃克苏佩里给船上一位讲法语的军官读了《小王子》，他是一位荣格派精神分析专家，名叫亨利·埃尔金。《小王子》于4月6日正式出版；它的第一篇重要书评也于那一周发表了。评论家们既感动，又困惑。一个可爱的童话故事并不是美国读者期待《空军飞行员》的作者写出的作品，因为他是如此有男子气概。（在广告中，出版商含糊其词：“评论家和批评家将非常乐意给大家解释它是什么类型的故事。我们能说的是，这是圣埃克苏佩里的新书。”）很少有评论家认为《小王子》是一本儿童读物，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把它推荐给成人；推荐给成人后，人们把圣埃克苏佩里与风格迥异的作家相提并论，比如孟德斯鸠和安徒生。

《小王子》的一些读者很有见地，其中包括安妮·林德伯格和P.L.特拉弗斯。两位女士马上发现这本书是关于失落童年的苦涩故事。安妮·林德伯格认为它比《空军飞行员》更悲伤，并机敏地看出圣埃克苏佩里创作这本书时经历着“疾病、痛苦和孤独”。她说，圣埃克苏佩里会“牺牲自己——战争和死亡。他认为那就是答案，可事实上并不是”。特拉弗斯从一句话中看到了这本书的要旨：“我孤独地生活着，没有一个真正谈得来的人。”在她看来，这本书是痛苦的升华。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头版给予了《小王子》热情洋溢的评价，还有些神秘地提醒读者：“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是现实的预兆。”《小王子》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榜一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畅销榜上榜两周，对作家而言，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到那年秋天，它只卖出了三万册英文版和七千册法文版。《小王子》差点走了好运：前一年11月，奥森·威尔斯在一档电台宣传节目中改编播出了《夜航》与《风沙星辰》的一些内容，5月他又发现了《小王子》。凌晨4点，他把商业伙伴叫到家里来读这本书——又有人因为《小王子》彻夜未眠了——因为来得匆忙，那人还穿着睡袍。最终他为威尔斯争取到了两个月的电影改编权，才得以休息；威尔斯想用真人表演和动画相结合的方式把它搬上银幕。但威尔斯没有得到沃尔特·迪士尼的支持，这个项目也就泡汤了。

夜幕降临之时，作为船队三十艘船中的一员，“斯特灵堡号”出发了。在接下来的三周，圣埃克苏佩里有时下棋，有时修改《沙漠的智慧》的稿子，他的手稿已经拍成了缩微胶卷，现在同文件一起放在西尔维娅送给他的一只漂亮的马克·克罗斯猪皮包里，带在身边。（西尔维娅还给了他一条黄金身份手链，刻有他的名字和血型。尽管她声称绝不知情，但至少她下意识地感觉他真的要离开了。）后来，他记得这次跨洋航行让他产生了“十字军东征的喜悦”。途中，他告诉亨利·埃尔金战争一结束，他就去索莱姆的修道院。似乎为了强调这一点，他每次谈话结束时都会唱礼拜圣歌。

———

微信搜索“燕京书评”（Pekingbooks）：重申文化想象，重塑文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