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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爆炸点
- 意识形态，被推到极致就会破碎。它的绝对使用就是它的绝对无用 ……
【按】这里是情境主义国际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1967年的文章，现在是2021年，但您能看到，这篇半个多世纪前的旧文就能超越当下大多数互联网政治分析。这说明什么问题？
情境主义国际是一个由先锋派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政治理论家组成的国际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57年，主要活动于欧洲。该组织被认为是对欧洲现当代先锋艺术和激进哲学语话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母体。
请注意：这篇文章发表于1967年8月，也就是中国文革爆发的第二年 。它最初以小册子的形式分发；后于当年10月转载于 “情境主义国际” 第11期（巴黎，1967年10月），原标题为 “Le point d’explosion de l’idéologie en Chine”。
我们上传了《情境主义国际文集》，和相关可参考的另一本书《主席的新装：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及 Ken Knabb 的 “Public Secrets”，Ken Knabb 曾翻译过居伊·德博 (《景观社会》的作者)和情境主义国际的许多作品。这本书是他自己30年来的著作的综合集锦。
我们始终相信人类的智慧和理解能力可以也应该不断进步，并期待互联网内容市场至少能超越50多年前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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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官僚的国际联合体已经完全崩溃了。用情境主义1965年7月在阿尔及尔发表的《讲话》中的观点来说就是，“官僚主义的谎言” 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的所谓 “革命形象” 由于它的假正统和实际支持已经明显地崩溃了，而且首先是在官方资本主义对维护其对手的伪装最感兴趣的地形上，即：资产阶级与所谓的 “社会主义阵营” 的全球对抗。 这个阵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是社会主义的；现在，尽管有各种修补它的意图，但它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阵营。
从罗马尼亚到古巴，从意大利到越韩日党派集团，约有20条独立的 “路线” 共存，这已经体现了斯大林主义整体的瓦解。俄国今年已经不能召开仅有欧洲所有党派组成的联合会议，它宁愿忘记莫斯科统治共产国际的时代。
因此，1966年9月的《消息报》指责中国领导人给 “马列主义” 思想带来了 “空前” 的失信，并对 “以侮辱代替意见和革命经验交流” 的对抗式作风进行了美德的谴责：选择这种方法的人，“把自己的经验赋予绝对的价值，在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解释中，透露出一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心态。这种态度必然伴随着对兄弟党派内部事务的干涉。”
在中苏论战中，每一个强国都被引导着把一切可以想象出来的反无产阶级的罪行归罪于对手，只是有义务不提真正的罪行（官僚的阶级权力） ，每一方都只能得出一个清醒的结论：对方的革命性只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海市蜃楼，这个海市蜃楼缺乏任何现实性，现在又回到了它的老出发点。
因此，今年2月在新德里，中国大使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说成是 “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而这个莫斯科的反中盟友印度政府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主人已经披上了满清的帝国外衣”。
这种对中原新王朝的谴责，在下个月由现代派国家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在莫斯科进一步完善，他唤起了 “库楚汗大军” 新一轮入侵的威胁，指望 “永恒的俄罗斯” 筑起一道城墙，抵御 “威胁要在卢浮宫的埃及宝藏中露宿的蒙古人”。
【注：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前苏联与俄罗斯诗人，赫鲁晓夫执政后，文学解冻时期涌现的诗人群体中的一员。 沃兹涅先斯基被认为是“苏联时代最勇敢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风格常常受到同时代批评家的批判，他还曾经面对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流放威胁。】
官僚意识形态的加速瓦解，在斯大林主义夺取政权的国家和在它失去一切夺取政权机会的其他国家，都很明显，自然是围绕着国际主义问题开始的； 但这只是普遍的、不可逆转的瓦解的开端。
对官僚主义来说，国际主义只能是为其现实利益服务的一种虚幻的宣示，是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理由，因为 官僚社会是与无产阶级共同体完全相悖的。 官僚权力是建立在占有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的，它最终必须服从这个现实的逻辑，按照它所占有的国家的发展水平所强加的特殊利益。它的英雄时代随着斯大林通过摧毁1927年中国革命和1937年西班牙革命而维持的 “单一国家的社会主义” 的意识形态黄金时代而逝去。中国的自主性官僚革命 — — 正如前不久在南斯拉夫已经发生的那样 — — 把一种分解的萌芽引入官僚世界的统一体，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就把它分解了。 官僚意识形态的总的分解过程，现在在最需要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里达到了最高阶段，在这个国家里，由于经济上的普遍落后，革命的剩余意识形态托词不得不被推到了极致：它就是中国。
1966年春天以来，中国不断深化的危机，构成了官僚社会前所未有的现象。俄国和东欧的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不断地、必然地对被剥削的多数人施加恐怖，当然它经常会因其所遇到的客观问题以及主观上的狂妄风格（导致完全虚假的力量承担）而产生的竞争和对立所撕裂。
但是到目前为止，官僚制 — — 由于它对经济的占有模式，它必须是集中化的，因为它必须从自己身上汲取所有参与它对社会剩余生产的集体占有的等级保障 — — 总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清洗 。 官僚机构的顶峰必须保持固定，因为整个制度的合法性取决于固定的顶峰。它必须把它的异议保留在自己的内部（从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起就一直如此）。担任职务的人可以被替换或清算，但职务本身必须始终保持始终一致的无可争议的威严。
那么，无法解释和无法回答的镇压就可以正常地降到系统的每一级，作为对最高层即时决定的东西的执行而已。贝利亚必须首先被杀死，然后被审判，再然后他的派系就可以被追杀，或者说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被追杀，因为正在进行清算的权力由此定义了谁是什么和该派系由什么组成，同时也重新定义了自己是唯一的权力。这就是中国没有发生的事。尽管在争夺总权力的斗争中梦幻般地提高了出价，但被宣称的对手仍然坚持不懈，这清楚地表明， 统治阶级已经一分为二。
【注：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格鲁吉亚人，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斯大林死之后贝利亚马上在权力斗争中败给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后被撤职并秘密处决。】
如此巨大的社会灾难，显然不能用资产阶级观察家们的轶事风格来解释为 “由于外交政策上的分歧造成的”（相反，中国官僚机构在容忍越南在自己家门口被击溃的侮辱方面是相当一致的）。权力继承的个人争执也不可能导致如此多的风险。当某些领导人被指责为自50年代末以来 “不让毛泽东掌权” 时，一切都使人相信 这是官僚主义大清洗中经常编造的那些追溯性罪行之一 — — 托洛茨基奉天皇之命进行内战，季诺维也夫支持列宁为大英帝国效力，等等；只要毛泽东还在，能从毛泽东这样有权势的人手中夺取权力的人就不会睡觉。
如果说官僚国家的统治者和论战者对中国危机的认识肯定要好得多，那么他们的言论就不能再当真了，因为在谈论中国的时候，他们要防止自己暴露得太多。最受蒙蔽的是西方国家的左派残余，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成为发霉的亚列宁主义宣传的上当者。他们郑重其事地评价继续给那些团结在 “共产主义” 政权下的资本家发放津贴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或者仔细地审视这场争斗，试图弄清哪位领袖代表真正的激进派或工人自治。他们中最愚蠢的人甚至认为这件事有一些 “文化” 的东西，直到1月份毛派报刊给他们耍了个肮脏的把戏，承认这 “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权力的斗争”。
唯一严肃的辩论包括研究统治阶级为什么以及如何会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 而对于那些不承认官僚机构是一个统治阶级整体、或者忽视这个阶级的特殊性而把它归结为资产阶级权力的经典条件的人来说，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调查自然都是不可能的 。
关于官僚系统内部为什么会出现裂痕，只能肯定地说，这是一个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岌岌可危的问题，因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双方都不会屈服，都不惜立即冒着共同的阶级权力的危险，破坏他们管理社会的一切现有条件。
因此，统治阶级一定知道，它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进行管理了。毫无疑问，这场冲突涉及到经济的管理，而官僚机构连续的经济政策的崩溃是这场冲突极端尖锐的原因。“大跃进” 的失败 — — 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抵制 — — 不仅使工业生产的极端唯意志论起飞的前景被终结，而且导致了一场灾难性的混乱，其影响持续了数年之久。即使是农业生产，自1958年以来也几乎没有增加 (粮食供应的增长甚至与人口增长的速度完全不相称)。
要说统治阶级在哪些具体的经济选择上出现了分歧，就不那么容易了。可能一方（由党的大多数机器、工会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组成）想继续或或多或少地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并以经济激励措施来维持工人的努力；这一政策意味着对农民特别是对工厂工人作出一些让步，也意味着增加相当一部分官僚阶层等级分化的消费。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和很大一部分高级军官）可能想不惜代价地恢复国家工业化的努力，通过更加极端地诉诸恐怖和意识形态的能量，对工人进行无限制的超额剥削，或许对相当一部分下层官僚机构进行 “平均主义” 的消费牺牲。
这两种立场都同样是以维持官僚体系的绝对统治为导向的，都是以必须对任何威胁到这种统治的阶级斗争设置障碍来计算的。
无论如何，这种选择的紧迫性和生命力特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地明显，以至于两个阵营都认为他们必须冒着因他们的分裂的无序性而立即加重他们所处的状况的危险。很有可能，双方的顽固态度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无法克服的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因此，相互对峙的两种选择同样都是不可行的；然而，必须作出某种选择。
至于要弄清楚官僚体系顶层的分裂如何能够逐级下降 — — 在每一个阶段都重现遥控的对抗，而这些对抗又反过来煽动或加剧了整个政党和国家，以及最后在群众中形成对立 — — 可能有必要考虑到倾向于半自治的省份对中国实行古代管理方式的某些方面的存在。
北平毛派在一月份对 “独立领地” 的谴责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现实，而过去几个月动乱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俄国反革命时期， 区域自治的官僚权力现象只在列宁格勒组织中得到微弱而零星的表现，但在官僚中国却找到了牢固的、多重的基础 ，这就很有可能导致在中央政府内部，宗族和组织把整个区域的官僚权力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并在此基础上相互讨价还价。
中国的官僚势力并不是产生于工人运动，而是产生于22年战争中对农民的军事管制。军队一直与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党的领导人也都是军事首长，军队仍然是农民群众的主要培训学校，党从中挑选未来的干部。此外，1949年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似乎主要是以由北向南移动的不同军团所走过的地区为基础的，在每个阶段都留下了与这些地区有地缘关系的人（或者说是家族关系：对刘少奇等人的宣传已经充分暴露了官僚集团巩固中的这种 裙带关系因素 ）。因此，这种官僚行政机关内部的半自治权力的地方基础，可能是由征服军的组织结构与它在被征服地区所控制的生产力相结合而形成的。
当毛派以拉拢和灌输学生和学童的方式，开始对对手根深蒂固的阵地进行公开攻势的时候， 绝不是为了 直接启动对已经被尽可能地挤进政权意识形态束缚中的广大工人的 “文化” 或 “文明” 改造【“文化大革命” 与文化无关】。类似对贝多芬的愚蠢抨击，就如对一个明显已经被消灭了的中国资产阶级重新占领或占据权力地位的煽动性谩骂一样，只是为了观众的利益而提出来的 — — 尽管并非没有计算到这种粗暴的极左主义可能会在被压迫者中引起某种共鸣，毕竟他们有某种理由怀疑，在他们的国家里仍然存在着实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的若干障碍。
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使政权的意识形态，按理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在街头为这一派服务。 由于对手本身除了正式的毛主义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东西了，所以在这个地盘上强加斗争，立即会使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 。它迫使他们进行 “自我批评”，然而，这种自我批评的不足，却表达了他们坚守自己控制的阵地的实际决心。
因此，斗争的第一阶段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官方所有者与经济和国家机器的大多数所有者的对抗。但是， 官僚机构为了维持其对社会的集体占有，既需要意识形态，也需要行政和镇压机器；因此，如果不能迅速解决这种分离的风险，是极其危险的。
大部分的机器，包括刘少奇本人，尽管在北平地位不稳，但还是顽强地进行了抵抗。在他们第一次试图通过在学生中建立有效的反毛派 “工作小组” 来阻止毛派在大学一级的鼓动之后，这种鼓动蔓延到了所有大城市的街道上，各地都开始通过大字报和打砸抢，攻击那些被指定为 “走资派” 的官员 — — 这种攻击不无错误，也不乏过激的热情。这些官员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组织了抵抗。
工人和 “红卫兵” 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很可能实际上是由工厂里的党的积极分子根据地方官员的命令发起的。但很快，工人们对红卫兵的过激行为感到气愤，开始自行干预。当毛主义者说要把 “文化大革命” 扩大到工厂，然后再扩大到农村时， 他们给自己的感觉是已经决定了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实际上是在他们的计划之外发生的，而且在整个1966年秋天完全不受他们控制 。
工业生产的下降；交通、灌溉和国家行政管理的混乱（尽管周恩来作出了努力）；秋收和春收的威胁；所有教育的停顿（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特别严重）长达一年多 — — 所有这些都是斗争的必然结果，其斗争的扩大完全是由于毛主义者试图压制的官僚机构的抵抗。
毛派分子几乎没有在城市环境中进行斗争的经验，他们将有很好的机会来验证马基雅维利的戒律：“一个人应该注意不要在城市中煽动叛乱，同时想象自己可以随意阻止或指挥它”（《佛罗伦萨史》）。
- 不要错过《 我们的马基雅维利时刻 》
经过几个月的伪文化伪革命，中国出现了真正的阶级斗争，工农开始为自己行动起来。
工人们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思想观点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农民们看到自己的个人地盘受到威胁，在几个省里开始把 “人民公社”（后者只是前期行政单位的新的意识形态打扮，一般对应于旧的县）的土地和设备分给自己。铁路罢工、上海大罢工（和1956年布达佩斯一样，被作为资本家的有利武器）、武汉大工业联合体的罢工、广州的罢工、湖北的罢工、重庆金属和纺织工人的罢工、四川和福建农民的进攻 — — 这些运动在1月达到了高潮，使中国濒临混乱的边缘。
同时，继1966年9月在广西的工人为了打击红卫兵而自发组织 “紫卫兵” ，在南京的反毛泽东暴动之后，各省的 “队伍” 开始组建，如关东的 “八一军”。国家军队在二月和三月间不得不在各地进行干预，以制服工人，通过对工厂的 “军事控制” 来指导生产，甚至（在民兵的支持下）控制农村的工作。
工人们为维持或增加工资而进行的斗争 — — 这种被北平主人谴责的 “经济主义” 倾向 — — 在抵抗敌对的毛派官僚的过程中，被一些地方机关干部所接受甚至鼓励。但斗争的主要动力显然是来自工人阶级的不可抗拒的起义 — — 3月，政权工会第一次解散后形成的 “专业协会” 也被解散，其官僚机构一直偏离毛泽东路线，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同月，《解放日报》在上海谴责 “这些协会的封建倾向，它们不是以阶级为基础（换句话说，不是以毛泽东完全垄断政权为基础），而是以行业为基础成立的，它们为这些行业的工人的局部和眼前利益而斗争。” 2月11日，在中央政务院和军委的联合指示中，也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对集体的普遍利益和永久利益的真正所有者的维护：“必须逮捕所有夺取或盗窃武器的分子” 。
虽然这场冲突的解决 — — 它固然耗费了数万人的生命，而且涉及到装备齐全的兵团甚至军舰 — — 被委托给了中国军队，但这支军队本身也是分裂的。它要保证生产的继续和加强，而此时它已经无法保证中国力量的统一。
此外， 军队对农民的直接干预将带来最严重的风险，因为它主要是从农民中招募的 。毛派在三四月间寻求停战，他们宣布除了 “一小撮” 叛徒外，所有党的人员都可以赎回，现在的主要威胁是 “无政府主义”，这不仅表达了对红卫兵经历在青年中唤醒的解放欲望难以抑制的焦虑，而且，还表达了统治阶级对已经到了自己解体的边缘的焦虑。
党和中央、省委行政机关正在分崩离析。“必须重新建立劳动纪律”、“必须无条件地谴责排斥和推翻所有干部的思想”（《红旗》1967年3月）。一个月前，“新中国” 宣布 “你砸烂了所有的官员…… 但当你接管了一些行政机构，除了一间空屋子和一些橡皮图章之外，你还有什么？” 改造和新的妥协不稳定地接踵而至。官僚机构的生存具有终极优先权，只是将其多样的政治选择推到了后面。
到1967年春，“文化大革命” 显然已经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而这场失败无疑是中国官僚政权一长串失败中最巨大的一次。
尽管这次行动付出了超常的代价，但其所有目标都没有达到。官僚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在毛派把持的地区，每配置一个新的权力，都在轮流分裂：“革命三联” — — 军队-党-红卫兵 — — 一直没有停止分崩离析，这既是因为这三股力量之间的对立（尤其是党，倾向于保持冷漠，介入只是为了破坏另外两股力量），也是因为每一股力量内部的对立都在不断加剧。要修补旧的机器，似乎和建立新的机器一样困难。最重要的是，中国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土地绝不是北平政权所能控制的。
除了刘少奇的政府委员会和继续坚持自己的工人斗争运动外，军阀们已经重新穿上独立的 “共产党” 将军的军装，直接与中央政权谈判，奉行自己的政策，特别是在外围地区。
2月西藏主帅张国华将军在拉萨街头战斗后用装甲车对付毛派。三个毛派师被派去 “讨伐修正主义者”。由于4月张国华仍控制着该地区，他们似乎收效有限。
5月1日，他在北京受到接见，谈判以妥协告终：他受托组建一个革命委员会来治理四川，4月份，受某将军影响的 “革命联盟” 夺取了政权，囚禁了毛派分子；此后，6月份，一个人民公社的成员夺取了武器，袭击了军队。在内蒙古，军队在副政委刘峙的指挥下，于2月宣布反毛。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河北、红安和满洲里。5月，赵将军在甘肃进行了反毛泽东政变。新乡3月在王恩茂将军的授意下，经双方协议而中和；但据说后者在6月袭击了 “毛派革命者”。湖北在7月被中国最古老的工业中心之一的武汉地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所掌握。他以 “西安事变” 的旧式，逮捕了前来与他谈判的两位北平主要领导人。总理不得不亲自前往，将他的使者获得释放被宣布为 “胜利”。
同期，该省有2400家厂矿在5万工农武装起义后陷入瘫痪。夏初，各地的冲突实际上还在继续。6月，红安的 “保守派工人” 用燃烧弹袭击了一家纺织厂。7月，抚顺的煤矿工人和大兴的石油工人在罢工，江西的矿工在驱赶毛派，有人号召与 “长江工业军”（被描述为 “反马克思主义的恐怖组织”）进行斗争，农民威胁要向南京和上海进军，广州和重庆发生了街头战斗，桂阳的学生袭击了军队，并抓住了毛派领导人。政府决定在 “中央控制的地区” 禁止暴力，但似乎在那里也很难做到。 它无法阻止这些乱象，就通过驱逐大部分外国人来阻止这些乱象消息的传播。
但到了8月初，军队中的裂变已经非常危险，北平官方刊物自己也在揭露，刘的游击队 “企图在军队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王国”，“对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不仅来自上层，而且来自下层”（《人民日报》8月5日）。
北平竟然公开承认，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军队已经宣布与中央政府对立，甚至十八省的旧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脱离了它的控制。武汉事件的直接后果似乎是非常严重的：来自北京的伞兵被击退；据说武汉兵工厂的武器也被送到了重庆的反毛派手中。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武汉部队属于林彪直接管辖的集团军，是唯一被认为完全忠诚的军队。
到了8月中旬，武装斗争已经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毛泽东政府已经回过头来正式谴责这种以反其道而行的手段延续政治，表示坚信坚持 “用笔斗争” 而不是用剑斗争，就会取得胜利，同时还宣布向 “忠诚区” 的群众分发武器。但所谓的忠诚区在哪里呢？在上海，几个月来一直被介绍为少有的毛主义据点之一的上海又爆发了战斗。在山东，士兵们正在煽动农民起义。空军的领导人被斥为政权的敌人。而像孙中山时代一样，47军为了重建秩序而向广州进发，广州作为反抗的灯塔脱颖而出，铁路和运输工人走在最前面：政治犯被解放了，从港口的货轮上缴获了运往越南的武器，还有数目不详的人被吊死在街头。
于是， 中国慢慢地陷入了一场混乱的内战，这场内战既是分散的国家官僚权力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对抗，也是工人和农民的要求与分散的官僚领导层在各地不得不维持的剥削条件之间的冲突。
由于毛派把自己说成是绝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是多么成功），他们至今自然而然地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得到了最奢侈程度的尊重和赞许，他们对这种刺激从来都是垂涎三尺的。
卡洛尔（K.S.Karol）在2月15日的《新观察家报》上，很有学问地提醒毛派不要忘记，“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不是中国潜在的盟友，而是中国最不可减少的敌人：对他们来说，文化大革命的反官僚主义倾向，是暗示着托洛茨基主义的。”
事实上，有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认同了它 — — 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完美的正义。《世界报》是中国以外最毫无保留的毛主义报纸，它日复一日地宣布毛泽东先生即将成功，终于夺取了过去十八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属于他的权力。汉学家们，几乎都是斯大林主义-基督教徒 — — 这种组合随处可见，但在他们中间尤其如此 — — 复活了 “中国精神”，以证明新孔子的合法性。
在温和的斯大林左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中一直存在的滑稽因素，在呈现这样的中国纪录时，很难不显露出来：这场 “文化大革命” 可能会持续一千年甚至一万年 …… 小红书终于成功地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了 …… “每一个部队都能听到男人们朗诵《毛主席语录》的声音，铿锵有力，清亮悦耳”…… “干旱没有什么可怕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的雨露” …… “国家元首被判定为负有责任 …… 因为他没有预见到蒋介石将军在他的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对立时的战势”（《世界报》1967年4月4日；这是指1927年的政变，中国人人都预见到了，但为了服从斯大林的命令，只能被动地等待政变的发生…..）。
一支合唱团唱着题为《一亿人拿起武器批判罪恶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原刘少奇的官方手册）的赞歌 …… 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不胜枚举，我们可以用7月31日《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来总结：“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但阶级斗争越来越困难。”
说了这么多，从这个时期可以得出的历史结论很简单。无论中国从此何去何从，最后一个革命官僚权力的形象已经破灭。它的内部崩溃加上它的外交政策的持续灾难：印尼斯大林主义的消灭、与日本斯大林主义的决裂、美国对越南的破坏，最后北京在7月宣布纳萨尔巴里起义是整个印度毛派-农民革命的开始（这是在那场起义第一次被警察干预驱散的前几天）。 北京采取这样一种神志不清的立场，就与自己的大多数印度支持者决裂了 — — 那可是最后一个忠于它的大官僚政党。同时，中国的内部危机也反映了中国未能实现国家工业化，未能使自己成为欠发达国家的可靠典范。
【注；纳萨尔巴里起义，1967年发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西里古里区纳萨尔巴里警管区的农民武装起义。 主要由当地部落和被称为 “西里古里集团” 的共产主义者领导，被这一事件鼓舞的纳萨尔巴里运动迅速从西孟加拉邦蔓延到印度其他邦，使印度共产党发生了分裂。】
意识形态，被推到极致就会破碎。它的绝对使用就是它的绝对无用：在这个夜晚，所有的意识形态疯狂都是黑色的。当在最彻底的混乱中，官僚们以同一教条的名义互相争斗，到处谴责 “躲在红旗后面的资产阶级” 时，双重思想本身已经一分为二。这就是意识形态谎言的欢乐结局，在嘲笑中死去。
【注：Doublethink，双重思想，宣称信仰一种观念但实际奉行另一种的双重信念；类似认知失调。这个词来自奥威尔的小说《1984》】
然而，产生这种谵妄的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我们整个世界。
在1961年8月的《情境主义国际》上，我们说，这个世界将 “在各个层面上变得越来越痛苦可笑，直到它彻底革命重建的时刻”。这个过程现在看来已经在路上了。新时期的无产阶级批判将学会，它决不能再庇护任何与它有关的东西不受批判，每一个现存的意识形态的安逸都代表着可耻的失败。在发现它是虚伪世界的虚假商品时，它必须明白，它是对全球社会整体性的具体否定。而它在中国也会发现这一点。官僚国际在全球范围内的分裂，现在正在中国的层面上重现。因此，中国正在重新发现自己的过去，这再次向它提出了先前被战胜的运动的真正革命任务。
毛泽东据说 “在1967年重新开始他在1927年所做的事”（《世界报》，1967年2月17日）的时刻，也是自1927年以来第一次工农群众涌向全国的时刻。尽管他们要意识到自己的自主目标并付诸实践可能很困难，但 在中国工人所受的全面统治中，有些东西已经死亡。无产阶级的 “天命” 已经过期。
【注：“天命” 是中国皇帝的传统统治权。当失去这一使命时，现在是时候进行一场革命，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最后】关于文化大革命后来的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西蒙·莱斯的《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西蒙·莱斯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汉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中文名为李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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