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张弘

丘吉尔曾经说过，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但是，希腊的民主制用陶片放逐过功臣，也发生过处死苏格拉底的冤案。迄今为止，仍然有学者以此为论据，对希腊民主保持批判。

在古希腊、古罗马史学者晏绍祥教授看来，人们可能使用了双标。在君主制或者寡头制下，处死哲学家不是什么大事；在民主制下，处死哲学家的事件虽然极少，但也遭到了很多讨伐。按照芬利的观点，在雅典200年民主政治期间，希腊世界经济最繁荣、政治最稳定、文化最有成就。如果从绩效上来判断雅典人的国家治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苏格拉底、柏拉图、米南德、德摩斯梯尼和伊索克拉底等人的出现，证明雅典的民主政治非常成功。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说，如果根据人口比例计算，则雅典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最大。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嘉映在给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希腊是一个奇迹……我们今天的民主、法制、政治公开性这些观念都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希腊是西方文明的黎明，也是人类文明最灿烂的时光。西方是希腊的嗣出，但希腊遗产不是只属于西方的。”

正因于此，继之而起的罗马人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文明。无论是希腊的政治遗产还是文化遗产，罗马人几乎照单全收，这铸就了罗马共和国的辉煌。在晏绍祥看来，“罗马作为一个国家实体，我们可以说它从公元前8世纪一直延续到15世纪，前后两千多年。甚至在那之后，罗马帝国的传统也没有从西方历史上绝迹。”

就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罗马的扩张、罗马共和国的衰败、罗马帝国的政治得失等问题，《燕京书评》专访了晏绍祥。昨天刊出的是第一篇，今天刊出的是第二篇。

作为一个雅典公民，苏格拉底并不完全合格

燕京书评：若干雅典将军打了胜仗，因为没有能挽救其他同胞的性命，结果被雅典人集体投票处死。但是，雅典人很快就后悔了，因为外敌入侵，雅典再也没有这样杰出的将领。此外，苏格拉底也是被雅典人判处死刑，而一些有能力的人都被陶片放逐法放逐……这些事例似乎可以说明，雅典的直接民主制产生了不少的负面效果，有很糟糕的一面，你怎么看？

晏绍祥：大概丘吉尔曾经说过，民主显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最不坏的制度。事实上，到今天为止，人类仍在为理想的国家治理制度进行探索，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种制度，不免都有这样那样的弱点。

如果说君主专制国家中国家力量过于强大，则希腊城邦民主的重要弱点之一，是城邦手里几乎没有足够的资源应对世家大族的挑战。城邦既没有职业官僚，也没有常备军和维持治安的警察力量。是否能够应对某些来自内部的挑战，端赖于掌握权力的那些领袖们个人的资源和能力。所以，雅典那样的城邦，为了对付某些可能对城邦秩序构成根本威胁的政治家，会采取陶片放逐的方式，将某个可能威胁国家稳定的人流放国外十年。从公元前488年雅典人首次使用，到公元前417年左右废止，这个制度在雅典存在了大约70年，总体上看运行良好，有效维护了雅典城邦的稳定。在此之前，希腊城邦应对的办法，往往是政治家之间的直接冲突。两个或者更多个家族在取得胜利后，将失败者驱逐或者屠杀，但失败者往往并不容易接受，被流放者有时会尝试借助外力，强行返回，由此造成城邦内部的冲突。

雅典的陶片放逐法，虽然在今天看起来可能相当不公正，但已经是古代能够想出来的比较温和的处置政治对手的方式。而且，因为陶片放逐法由全体公民投票实施，是城邦公民集体的意志，因此放逐是失败者可以接受的。至少在陶片放逐法实施期间，雅典没有发生过被放逐者借助外敌强制打回雅典的情况。类似的办法，在叙拉古和阿尔戈斯可能也存在过。只是由于资料灭失，我们不了解那里实际执行的情况。与寡头制或者君主制对政敌的处置方式比较，民主制对失败者的处置应当算是最温和的。对于那些能够设想出这么一个巧妙制度的人，还有那些有效执行和维护这个制度的雅典普通人，我觉得应当点赞。

至于处死将军问题，你提到的事例涉及公元前406年阿吉纽西战役后雅典人对将军的处置。我曾经专门在一篇论文中讨论过这场审判，限于篇幅，这里略述主要观点：这次审判的确是一次非法审判，让一向尊崇法治的雅典民主政治蒙羞。但审判的发生有客观的背景：当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25年，雅典此前因瘟疫打击和西西里远征失败，公民损失惨重，从公元前431年顶峰时期的5万人左右，下降到大概两万人甚至更少。在阿吉纽西战役中，雅典确实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但因为将军们的失误，雅典因非战斗原因大概损失了2000人左右，大约是整个公民队伍的十分之一。因此，对将军们进行审判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受托打捞落水者的泰拉麦奈斯——此人并非当年的将军，他是一个资深政治家，并且参加了当年的战斗——为了摆脱自己的责任，唆使自己的党徒在议事会中提出非法提案，并且煽动自己的追随者在公民大会上起哄，操控了那场臭名昭著的审判。虽然如此，出席那场会议的很多雅典人仍保持了相当的理性，数次阻击了泰拉麦奈斯党徒的非法提议。只是由于将军们确实有过错，而且泰拉麦奈斯组织也非常周密，才导致了那次不公的判决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审判的结果，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恰恰是民主政治的法治壁垒被精英阶级利用城邦的某些弱点突破或者破坏的结果。影响众所周知，由于有经验的将军被处死，第二年雅典舰队在羊河战役中被吕桑德偷袭，全军覆没，雅典被迫承认战败，加入斯巴达同盟。虽然如此，公元前4世纪雅典仍能在恢复后的民主政治下迅速复兴，再度成为希腊世界一流强国，并且进入政治和文化的繁荣时期。就此而论，应当说雅典民主政治相对于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表现了更强的韧性和活力。

苏格拉底被处死，是西方学术和历史上的一桩公案，讨论的文献汗牛充栋，难以尽述，这里只能概要陈述我个人的立场。苏格拉底被处死肯定是一场冤案，因为他并未做任何违背法律的事情，更不用说杀人等刑事犯罪。雅典人以思想罪判决他死刑，肯定是错误的。但如芬利和黄洋教授多次言及的，处死苏格拉底有特殊的背景：

作为一个雅典公民，苏格拉底并不完全合格。这里不是说他不参与政治，也不是说他不应批评民主政治，而是说他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是养家糊口，但他显然不够尽责，经常忙于与他人议论，而且几乎所有的议论都会把谈话的对象得罪。阿里斯托芬抨击他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颠倒黑白，固然夸张，但如美国学者斯东指出的，他摧毁了当时的传统信仰，却没有树立新的标准。同时，因为他不尽作为父亲的责任，家里日子捉襟见肘。众人皆知，他妻子脾气很坏，但却忘记了她脾气不好的原因：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苏格拉底不考虑养家糊口，却整天夸夸其谈，到处得罪人，我想如果我是那个妻子，大约脾气也不会好。这样怪异的行为，使他在雅典人中也名声不佳。

其次，在他教导的学生中，如阿克比亚戴斯、卡尔米德斯和克利提亚斯等，都曾给雅典人造成巨大灾难。公元前415年的渎神案与阿克比亚戴斯有关，且后来他的作为，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克利提亚斯和卡尔米德斯都是三十僭主的成员，臭名昭著。他的另一学生色诺芬曾参与万人远征军，后来作为斯巴达的雇佣兵曾对自己的祖国雅典作战。这些人的活动和作为，肯定严重影响了苏格拉底的声誉，以及法庭的投票。雅典也有人认为，苏格拉底不是因为自己的言论被处死，而是因为他的学生而被处死的。

最后，审判发生于公元前399年左右。当时雅典刚刚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以及三十僭主的残暴统治，还有斯巴达的高压统治，对于那些反对民主的意见，当然表现得比平时敏感。而且，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态度，肯定与他的被处死也不无关系。因此，苏格拉底被处死的确是冤案，但其发生有复杂的背景。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在雅典还有众多其他哲学家，包括他的学生柏拉图，但少有受到审判者，被判死刑的更少。

另一点值得提及的，在斯巴达等寡头政治的城邦和马其顿那样的君主制国家，一来不可能产生苏格拉底那样的人，更重要的是，即使有，斯巴达和马其顿大约也难以容忍他的活动和批评。苏格拉底被冤案处死所以受到批评，恰恰因为它发生在民主政治之下，人们潜意识里是不是认为，君主或者寡头处死哲学家不是什么大事，但民主政治之下发生类似的事情，就应该遭到讨伐。然而，在我们讨伐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思考一下，自己这样说，是否有双标的嫌疑？

希腊人认为抽签是民主的标志，但民主并不起源于抽签

燕京书评：王绍光教授近年来一直在主张，民主的起源不是选举而是抽签，雅典的公职人员大约有70%是抽签产生，你出版过《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一书，我想知道，抽签在希腊民主制度当中究竟是什么情况？它比选举更接近民主吗？

晏绍祥：首先必须说明，希腊人是认为抽签而非选举是民主的标志。但是，民主并不起源于抽签。对希腊人而言，民主根本的特征是平等和自由，即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民作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可以做他希望做的任何事情。具体地说，是公民大会掌握国家最主要的权力，选举所有官员，以公民大会决议的形式决定城邦的大小事务。但就官职的产生而言，抽签和选举都是民主形式。在雅典，民主制度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末（个别学者认为开始于梭伦改革），那时雅典大多数官职选举产生；即使到古典时代，有些需要特殊知识的官职如将军等，也仍然通过选举产生。但抽签并不只是民主的标志。荷马时代已经有某种形式的抽签选举，在寡头制城邦中，某些官职也是抽签产生的。因此，将民主与抽签对等并不合适，宣称民主起源于抽签，甚至将选举和抽签对立起来，至少不准确。的确，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当民主发展到最高形式，或者他心目中的极端民主时，多数官职会采用抽签制度，以达到彻底的平等；但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认为，民主只能抽签。

部分读者可能认为，治理国家是非常专业的事务，不能将如此重要的任务委于抽签。这点并不新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多次批评过抽签选举，说法与今天并无二致。但我们也许误解了雅典人。首先，城邦作为公民的国家，理当让所有公民都参与政治，既然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时为统治者，那就只能轮番为治。为保证平等，抽签是最合理的选择，因为抽签可以排除世家大族在选举中的影响，确保普通公民参政机会，是一种强化平等的举措。其次，抽签当选之后，雅典人有非常严格的监督程序，尤其是在任上，他每年需要10次接受公民的信任投票，一旦哪次不能通过，就会被暂停职务和接受调查与审判。一旦被定罪，则制裁非常严厉，通常被重罚，严重者会被处死。离任之时，他还需要再度接受总体审查，尤其是在涉及钱款的问题上。因此，普通人如果对自己的履职能力不够自信，是没有胆量参加抽签的，即使偶尔有个别不合格的人抽签当选，也会马上在审查中被发现和罢免，并加以制裁。所以，在雅典历史上，我们根本见不到恣意妄为的官员，贪污渎职的也不多见。陪审员任内固然不会受到审查，但陪审法庭通常由多人组成，一般至少201人。人数众多和司法的公开，确保了裁决的基本公正。

苏格拉底审判和阿吉纽西审判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雅典那样的案件出现得太少，如果频繁出现，也就不会臭名昭著了。最后，是雅典公民的专业知识问题。一般认为雅典国家的事务没有那么复杂，但公元前5世纪雅典长期统治着提洛同盟，涉及雅典与盟邦、雅典与波斯、雅典与斯巴达等多方面的关系，还有城邦内部众多的事务，事情繁多且复杂。但雅典人通过日常的接触、出席公民大会、担任陪审员和议事会议员、出任各种官职等，一般对国家事务比较熟悉，而且因为所有公民都有参与资格，因此会议中总会有熟悉情况的人提供建议（那些提供了错误建议的人还要为此担责）。

总体上看，雅典人的表现是合格的。借用芬利的话说，雅典在民主政治的200年中，是希腊世界经济最繁荣、政治最稳定、文化最有成就的国家。如果用成绩来判断雅典人的国家治理，则产生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苏格拉底、柏拉图、米南德、德摩斯梯尼和伊索克拉底等的国度，无疑是非常成功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也说，如果根据人口比例计算，则雅典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是最大的。这些评价，应当说准确地反映了雅典人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能力。我们不能在肯定雅典人各项成就的同时，却对保证成就的抽签制度持否定态度。

罗马人扩张的动力和罗马人的堕落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介绍了很多学者的观点，他们对于罗马扩张的动力来源有不同的解释（349页-362页）。在你看来，驱使罗马不断扩张，形成一个大帝国的动力来源有哪些？

晏绍祥：对罗马的扩张，西方学者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观点。近代早期西方的殖民活动，使西方人对罗马扩张普遍持肯定态度，甚至认为建立帝国本身就是制度成功的标志。蒙森将罗马的扩张视为国家统一活动，并且认为罗马对地中海的扩张意在确保意大利的安全，由此树立了所谓防御型帝国主义的理论。20世纪前期，西方学者大多追随了蒙森；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潮流逐渐转向，哈里斯和埃尔斯金都对罗马的扩张提出了批评；但最近，比尔德和罗森斯坦等似乎又有回归传统的趋势，指出罗马的扩张是当时混乱的国际秩序造成的：所有国家都极力扩张，罗马不过是最成功的一个。

虽然如此，罗马持续数百年的扩张，仅从外部原因解释，恐怕难以完全令人信服。从罗马的制度来说，任何任职者必须先服10年兵役的规定，已经使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带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罗马共和政治的竞争性质，要求所有有政治野心的人必须既富有，又名声显赫，方能在选举中赢得足够的选票。古代生产力的低下，使对外扩张成为取得财富和名声的捷径。所以，从共和国政治文化来说，有天然的对外扩张的动力。

从罗马与盟邦的关系看，如莫米利亚诺指出的，罗马人并不向盟邦征税。利用盟邦最有效的办法，是持续发动战争，要求盟友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否则，盟邦一旦发展起来，可能反过来向罗马挑战。为了使盟邦保持忠诚，罗马必须让盟邦忙碌起来。而盟邦因为参与战争，可以从战利品中分一杯羹，有时也乐意参与。到共和国中后期，战争早已成为罗马上层阶级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加之任期短暂，如果不积极发动战争，等于白白损失了发财和赢得名声的机会。所有这一切，都使罗马的对外扩张动力十足，足到没有战争创造借口也要战争的地步。罗马控制意大利后丰富的人力和物力，普通士兵的英勇善战，以及罗马扩张的对象的实力不足，是罗马扩张不断成功的基本原因。同时，罗马扩张的那些地区大多属于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罗马军队大多可以就地取得给养，不用担心后勤问题。征服之后设置行省，行省成为罗马统治阶级发财的主要场所，有利可图。所有这一切，都驱使罗马不断扩张。从公元前5世纪起，罗马首先征服了意大利，接着走向地中海，到公元前2世纪末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帝国初步成形。再经过200年左右的时间，地中海成为罗马的内湖。

不过，古代生产力造成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以及罗马政治制度的变化，也限制了罗马扩张的范围。典型的表现，是到帝国时代之后，罗马扩张步伐逐步放缓，到2世纪以后基本停止。停止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东方的帕提亚不仅实力强大，而且距离意大利过远，不利于调动军队和给养。即使偶尔能够取胜，也难以稳固地实现统治。虽然图拉真可以攻占泰西丰，却无力在那里长期保持统治，他的继任者不久就被迫放弃。生产力和因此产生的交通、通讯条件，既是罗马扩张的动力和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帝国最终的规模。

燕京书评：你在《与距离斗争》引用了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中的记载：喀提林发动阴谋时，罗马人民被取消债务等贪欲激发，积极支持喀提林；一旦西塞罗成功镇压喀提林，处死阴谋分子，罗马人民又欢呼西塞罗为国父（140页）。塔西佗在《编年史》写到，“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平等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信念，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望着皇帝的敕令。”“这时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当奴才……”

因为罗马人凭借军事优势，从对外的战争中获得了大量利益，是否可以说，罗马对外扩张的方式，决定了它必然会导致罗马人堕落？或者，主要是共和制变成帝制导致了这种变化？

晏绍祥：罗马人扩张与罗马人堕落之间的关系，也是古代以来人们热议的问题之一。撒路斯提乌斯和李维都提到，随着罗马的扩张、财富的增加，罗马人变得越来越堕落了。不过，批评道德堕落，历来是古代史学家的传统，应当说是古代人的传统。任何有心人核实一下从赫西奥德到李维和塔西佗的文献，都会发现所有人都认为今不如昔，所有人都为当前的堕落痛心疾首。这种风气传到近代，使得从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共和国的美德是荣誉，荣誉只能与贫穷为伍。在一个富裕的地方，无法建立共和国。但从另一方面看，罗马人的道德，从王政时代经十二表法到后期共和国时期，到底有多堕落，实际很难说。共和国后期罗马政治上的那些毛病，在共和国早期也并不少见，只是规模没有那么大，程度可能也没有某些人严重。

从政治生活的角度看，共和末年的道德衰败，如果有的话，恐怕主要发生在统治阶级而非普通大众中间。共和末年政治竞争的激烈，因选举贿赂导致的花费的大量增加，以及因长期成功扩张造成的统治阶级的傲慢，都在罗马统治阶级身上有所表现，在对待罗马平民和行省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鲜明。罗马平民为共和国征战数百年，打下了囊括地中海的大帝国，但帝国的主要收益被精英阶级拿走，平民因长期的战争陷入破产。对于平民的处境，虽然格拉古之类的政治家希望能够加以改善，但他们的努力被统治阶级的顽固和傲慢击败，他们本人也因此丧命。后来的那些人，如马略和恺撒等，也根本无意从根子上解决罗马平民的穷困问题，导致平民被迫诉诸暴力，寻求土地和缓解措施。因此，共和国的垮台，不能仅从道德上解释，而应从政治和经济去解释。

统治阶级的傲慢，也体现在对同盟者和行省的态度上。随着罗马势力的日益壮大，罗马人对待同盟者，包括意大利人，都日益傲慢。他们不断给同盟者增加负担，同盟者得到的战利品却越来越少，付出与收益之间越来越不成比例。同时，罗马人对公民权越来越吝啬，对意大利人取得公民权的呼声充耳不闻，最终导致了公元前90年开始的同盟者战争。战争虽然以罗马的胜利告终，罗马人却被迫把公民权授予意大利同盟者，由此打开了大规模授予同盟者罗马公民权的大门，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共和国制度，被冲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加快了城邦的瓦解。

对于行省，罗马统治阶级一般是把那里作为发财的场所。行省被作为敌国或外国对待，政治上要接受罗马的统治，经济上要向罗马交税；更严重的，是行省居民没有罗马公民权，无法得到罗马法的保护，而掌握政治、军事、司法权力的总督及其随员，还有他的家人们，都成了行省的太上皇和吸血鬼。总督在行省几乎不受监督和限制的权力，还有罗马共和国惩治贪腐的不力，都增加了统治阶级的傲慢，加速了他们的堕落，使共和末年的罗马政治腐败得无以复加，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

西西里总督维列斯的话，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罗马统治者的腐败。在谈到自己何以贪污掠夺如此多的财富时，他说，他的财产的三分之一需要用来贿赂罗马的头面人物，三分之一贿赂陪审员，自己再留下三分之一享用。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与平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共和国末年残酷的内战。当所有竞争者最终都被消灭、只剩下奥古斯都·屋大维的时候，共和国也就灭亡了。

收获最后果实的奥古斯都在罗马建立了帝制。他统治罗马40多年，比较牢固地建立了帝国统治的一整套制度。在奥古斯都统治的40多年中，新的一代精英阶级成长起来。这些人如塔西佗所说，是没有见过真正的共和国的。少数经历过共和国末年内战的人，也对内战时期的公敌宣告和屠杀心有余悸；于是，犹如塔西佗所说，宁愿在新制度下求得安全。等奥古斯都去世时，皇帝的专制统治已经在罗马确立，所有人的眼光，自然也都盯着皇帝的敕令，而不会去留恋那带来危险的共和制度了。

燕京书评：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夫·凯利《匈人王阿提拉与罗马帝国的覆灭》一书显示，罗马帝国晚期面对哥特人、匈人和汪达尔人等一直疲于应付，始终没有能力打败这些外敌，而外敌入侵也是罗马灭亡的诸多因素之一。此前，罗马一直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四处扩张且日益强大，为何此时它无力应对外敌？

晏绍祥：这个问题与上个问题密切相关。共和国时代，罗马人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拥有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战争的胜负，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造就了罗马军队强大的纪律性和战斗力，也使罗马人在遭遇惨败后可以顽强复苏。对此，波利比乌斯在有关罗马共和国政制的分析中有精彩论述。但从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战争的胜利与罗马公民利益的相关性日益削弱；到帝国时代，基本成为元首的私事，任何其他将领的胜利，也都必须被认为是元首的胜利。帝国时代罗马扩张的停止，一方面是古代生产力以及交通、通讯条件限制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公民丧失了进行战争动力的结果。随着罗马公民地位的日益沦落，战争与罗马人民利益的关系进一步被削弱。到帝国后期，伴随着大批罗马人负担日益沉重，许多人沦落为隶农和奴隶，以及战争彻底变成皇帝家的私事，民众不但对战争漠不关心，甚至希望帝国早日垮台。所谓现状不堪忍受，未来更加可怕，就指帝国末期而言。一些罗马人开始主动脱离罗马统治，逃亡到蛮族那里寻求庇护。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说我们追求罗马缘何无法击败外敌，不如探求在罗马统治如此不得人心、且面临着日耳曼蛮族和匈人冲击的情况下，竟然能够坚持那么久才在西部垮台的原因，才算合理。

罗马从共和国变成帝国，公民失去了政治自由

燕京书评：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元首制的罗马正式取代了共和制的罗马（141页）。从此，罗马帝国对言论自由的钳制日益严密，包括史学家在内的学者们，在表达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142页、149页）。具体说，在公元前27年以前，人们拥有哪些言论自由是进入罗马帝国以后逐渐变小，甚至丧失的？

晏绍祥：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自由。本来共和国时代罗马对政治批评的宽容度就不如雅典，曾有喜剧作家因为讽刺某个显赫家族而被处置的事例，当时还是公元前2世纪。但至少在精英阶级内部，尤其是在罗马元老院，讨论政治还是相当自由的。如果主持的官员不咨询元老直接表决，可能遭遇抗议；遇到重大问题，不仅元老院内部需要讨论，而且需要公民大会通过决议。也就是说，共和国时代，事关罗马共和国的重大问题，比如宣战媾和、建立殖民地和分配土地、授予公民权等特别重大的问题，公开辩论是必经程序。所有罗马人，如果他们愿意，是可以知道最高层到底发生了什么的。那时，罗马所有重大的事情，都通过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大会的投票决定。但这种权利从共和国末期以来，尤其是苏拉以后，不断受到侵蚀。到奥古斯都时代，如塔西佗所说，所有重要问题都由元首和他少量的密友决定，不要说人民大众，就是元老们也很难参与其中，更不用说发表自己的想法了。提比略时代，元首有时还做做样子，咨询一下元老院。但元老们都知道，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元首。有一次元老院开会，提比略征求元老们的意见，一位元老甚至直接问出元首希望元老们发表什么意见的问题。这个例证表明，到元首制时代，即使在罗马精英阶级的代表元老院内部，说话也不是那么自由了。

由于帝国时代权力运作的秘密状态，外边流传的有很多谣言。有些谣言是元首的反对者创造的，有些则是元首的支持者制造的，真假难辨。塔西佗也觉得，他记录历史相当困难。因为共和国时代保民官与元老院的冲突，宣战、媾和与战场上的行动，都基本对罗马人公开，而他那时流传的，主要是各种谣言。尽管他强调自己不偏不私，实际上他也难以掩饰自己对元首专制统治的敌意。在他的笔下，公元1世纪的罗马元首就没有几个是正常人。提比略伪善，卡利古拉残暴且自大；克劳狄是个傻子，被自己的解放自由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尼禄年轻却暴虐，连自己的母亲都会屡次三番地谋杀。其他那些元首，也没有几个好人。经过这些暴君的摧残，罗马本就不多的自由也被埋葬了。

与政治自由一并失去的，是罗马演说术的衰落。本来演说术是共和时代罗马政治家的基本能力，但到帝国时代，几乎所有官职都来自元首的赐予或支持，演说已经失去了政治价值，最多是个法庭诉讼的工具，因而塔西佗在哀叹政治自由丧失的同时，也抨击了演说术在帝国时代的衰落。

随着元首及其附属机构权力的增强，代表共和国时代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到帝国时代也逐渐失去应有的政治作用。公民大会在奥古斯都时代后期已经基本停开，剩下的些许权力，不过是认可元首指定的人选。后来连认可也不再需要，罗马人民议论政治的权利，只剩下在剧场和角斗场上发出欢呼，或者偶尔因某些突发事件爆发一次而已。元老院的权力，在奥古斯都时代似乎还有所保留，甚至增加了某些具体事务，但也失去了作为共和国时代中枢的地位，更多地像是元首的一个办事机构。就是这样的权力，随着弗拉维王朝韦伯芗大权法的通过，也被授予了元首。批评元首政策的声音，此后在元老院中也不多了，少数哲学家的坚持，在经历过几次清洗和流放之后，也不再能够听到。

与此同时，罗马公民议论政治的特权，随着公民大会的停开，基本丧失。原来作为公民享有的某些特权，例如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降的免税特权，受审时不得被鞭打的特权，也在帝国时代陆续丧失。英国学者德圣克鲁瓦在他的名作《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对此有过详细的梳理，在此不赘。总体上看，与元老阶级一样，罗马公民议论政治，必须经过合法审判后才能被定罪和体罚的权利，在帝国时代陆续被剥夺。到公元3世纪，罗马公民权扩展到几乎所有自由民，公民的权利却在不断贬值，终至成为皇帝的臣民。到那时，罗马帝国也开始步入了它长期的衰退期。

燕京书评：李筠在《罗马史纲》中认为，格拉古兄弟通过《土地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措施安顿赤贫化的平民，使得平民主义走向了主张平民至上的民粹主义，盖乌斯主张给每个公民免费发放谷物，罗马后来的野心家苏尔皮基乌斯都纷纷讨好和贿赂平民。但是，将马略的大屠杀，苏拉的恐怖统治埋葬共和这些都归因于格拉古兄弟引发，逻辑线似乎过长。你怎么看？

晏绍祥：李筠的《罗马史纲》试图把罗马作为一个人类如何治理超大共同体的范本加以解剖，提出了许多有意思也富有启发的看法，许多看法是我们这些做历史的人不太容易感受到的。因此，我感觉他有继承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的气势。尽管该书在某些细节上的提法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值得读者们好好阅读。

不过，在格拉古兄弟改革的问题上，我不能完全赞同他的看法。正如你已经注意到的，将马略的大屠杀，苏拉的恐怖统治都归于格拉古兄弟引发，逻辑线过长。我觉得他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把共和国的灭亡归于格拉古兄弟的民粹主义，无法令人信服。格拉古兄弟改革的确是主张为无地的罗马公民分配土地，小格拉古更进一步，主张饥荒时期低价向平民销售粮食，两人的做法都没有违背罗马共和国基本的制度。通过殖民给无地和少地公民分配土地，本来是罗马共和国一贯的做法，从公元前3世纪末到前2世纪前期，共和国先后至少建立了5万座小农场，给大约六分之一的公民分配了土地。在此之前，至少从共和国初期开始，罗马人通过殖民方式，已经给许多平民分配了土地，从而有效缓解了平民的处境。所以，格拉古兄弟的做法，不过是复活了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中断的国家分配土地的传统，并无不妥。

李筠批评格拉古兄弟民粹主义的地方，更重要的在于他们绕过元老院，直接向罗马民众呼吁，从而激起了罗马下层平民的参政热情。这一点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他忽视了一个基本的背景：随着罗马大规模的扩张，奴隶制的发展，统治阶级的实力急剧膨胀，他们广泛占领罗马公有地，或夺取罗马平民的土地，在意大利各处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地产。与此同时，自公元前2世纪中期起，共和国基本停止了向平民分配土地的动作，导致大批失地公民无土地可供耕种，直接动摇了共和国的社会基础。然而，当格拉古兄弟提出要把收回部分公有地——这完全是合理的——分配给平民时，罗马统治阶级拼命抵抗，给提比略·格拉古设置各种障碍，迫使他在合法途径无法走通的情况下，被迫直接向人民呼吁。

即使如此，格拉古还是希望在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但统治阶级也没有给格拉古这样的机会。提比略·格拉古因统治阶级对选举的操纵，失去了连任保民官的机会，还被西庇阿·纳西卡率领一帮暴徒打死；小格拉古接受了兄长的教训，希望在赢得平民的支持之外，进一步得到骑士阶层的支持，因而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元老阶层的措施，当然也招致了元老阶层更严厉的反击。如果罗马统治阶级不是拒不解决罗马公民的政治和经济困境，格拉古这样的人就不可能出现，也更不可能直接向民众呼吁。李筠教授可能较为喜欢罗马共和国的成功，却多少忽略了这个政权到共和国后期已经不再是罗马人民的共和国，甚至根本敌视罗马普通的人民，才遭遇了格拉古兄弟这样的改革举动。事实上，首先违法和诉诸暴力的，正是罗马的上层阶级。至于马略和苏拉，他们都是罗马的上层阶级，政治行动也基本与所谓的直接向人民呼吁无关，因此将他们的行动与格拉古改革联系起来，我个人觉得不是太合适。

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互相理解，各取所需

燕京书评：基督教创立之后，在近300年时间遭到罗马帝国的打击。公元313年，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不再是邪教，自己皈依了基督教。不久，基督教又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此前为什么要打击基督教，后来为什么又要立它为国教？

晏绍祥：这个问题涉及早期基督教史，我所知甚少，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个大概的回答。早期基督教之受到迫害，可能源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早期基督教起源于犹太人下层，对罗马统治阶级抱有强烈的敌意，甚至宣称罗马很快就会灭亡。二是罗马虽然是多神教，对外来宗教基本抱宽容态度，但由犹太教发展来的基督教只拜上帝，拒绝崇拜罗马皇帝，有挑战罗马统治的倾向。

但随着基督教在小亚细亚以及希腊的传播，上层阶级逐渐加入基督教，他们逐渐控制了教会，改造了初期基督教排他性的教义，使基督教成为了适合罗马帝国需要的普世性宗教，还主动向罗马统治者靠拢。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的认识也在加深，双方开始相互理解。一些罗马上层人士，包括皇帝身边的人，也开始信仰基督教。到3世纪以后，基督教可能已经成为罗马帝国非常重要的宗教。此外，早期教会的人士似乎比较善于做上层包括皇帝的工作，获得了皇帝的认可。但这些只是我的一般印象，还是请更专业的人士来回答更合适。

燕京书评：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之后，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1453年。与中世纪的西方君权神授不同的是，东罗马帝国成功控制了教会（东正教）。为什么东罗马帝国能够做到这一点？

晏绍祥：这个问题涉及拜占庭国家和中古西欧的历史，所知有限，只能根据有限的知识尝试说明。在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是皇帝。他不但是行政和军事首脑，也有权直接介入教会事务，裁决教义纠纷，或者召开宗教会议确定教义。东罗马在4-5世纪也经历了游牧民的严重冲击，但历代皇帝基本保持了罗马帝国的传统，在皇帝与教会的关系上，皇帝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在西部罗马，因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帝国的皇权也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在帝国末年和中世纪初期罗马反复的动荡中，罗马主教被迫承担起罗马城的防御和管理工作，并且派出传教士在西欧各地传教，各地新建立的教区，都承认罗马主教的领导地位。

此外，罗马主教区据称由圣徒保罗亲自建立，宗教上享有某些特权。西欧的基督教从此以罗马主教为首，壮大了罗马主教的实力，提高了他的地位。再加上最初的日耳曼人统治者多为文盲，在统治被征服地区时，需要当时社会上唯一识文断字的教会人士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法兰克王国国王克洛维在征服高卢过程中，接受了罗马基督教，此后的历代国王也都接受罗马基督教。墨洛温王朝末年，王权衰落，宫相掌握实权。正是在罗马主教支持下，宫相矮子丕平夺取了墨洛温王朝的权力，罗马主教的加冕，等于给他的夺权赋予了合法性。总体上看，西欧王权与教权并立的关系，是在中古初期罗马帝国皇权消失、新兴日耳曼人王权寻求教会支持以取得合法性的背景中，逐渐形成的。

罗马长寿的原因

燕京书评：罗马从王制到共和制再到帝制，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前后延续一千多年，应该说，这已经比中国延续最长的周朝800年还要长，中国的汉、唐、宋、元、明、清时间更短。相对而言，罗马长寿的原因是什么？

晏绍祥：这里可能需要做一个区别：罗马是一个国家，从公元前8世纪起源，此后逐步发展，到前2世纪成为事实上的帝国，到公元前1世纪政治上也建立了帝制，我们一般说罗马帝国，往往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作为帝国，传统上认为罗马在西部终结于476年——当年西罗马末代皇帝小奥古斯都被废黜。但在东部，罗马帝国实际一直延续到1453年。在此过程中，罗马从一个王政国家演变为共和国，从共和国又变成帝国。帝国时代，罗马经历过若干王朝的变迁，如朱利亚-克劳狄王朝、韦伯芗王朝、安东尼王朝、塞维鲁王朝，后来还有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等。4世纪末帝国分裂，西部也有自己的王朝。西部灭亡后，东部罗马也先后经历了诸如伊苏利亚王朝、马其顿王朝等。

因此，罗马作为一个国家实体，我们可以说它从公元前8世纪一直延续到15世纪，前后两千多年。甚至在那之后，罗马帝国的传统也没有从西方历史上绝迹。查理大帝在800年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东罗马灭亡后，莫斯科大公迎娶拜占庭末代君主的公主，自号皇帝。如果勉强比较的话，则应用罗马的寿命与古代中国相比，不能与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个王朝比较。

相对于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罗马作为一个国家的寿命仍然够长（只有古代埃及可能例外，从传说中的公元前3100年统一，到最后被罗马征服，前后历经3000年左右）。即使抛开早期历史不论，从罗马作为一个帝国到它灭亡，也有约17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2世纪到15世纪），即使抛开4世纪分裂后的帝国不论，它也存在了大约600年。以罗马如此之少的人口，在前工业化时代那种交通和通讯条件之下，统治遍及整个地中海区、最盛期人口约6000万、东西距离约4800千米，南北距离约3200千米的大帝国，而且中间还经历了若干次严重的内战，竟然没有崩溃，的确是历史上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基本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采用适当的统治手段，不强求中央集权。古代帝国范围广大，而交通、通讯条件落后，且不同地区风俗和习惯非常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强令各地整齐划一，势必极大地增加行政成本，甚至拖垮整个国家。因此，古代大帝国大多采取意识形态上强调中央集权，但政治实践层面采用地方高度自治的基本方略。罗马帝国皇帝当然是一个专制君主，但并不事无巨细地干预地方事务，而是尽可能根据不同情况，把地方管理委托给当地的精英阶级，从而以很少的官员，实现了大范围帝国比较有效的治理。

输出罗马文化，拉拢各地上层精英。因为地方治理主要依靠各地的精英，因此罗马人从共和国时代起，就采用各种方式笼络地方精英阶层的人士。具体方法多种多样，总体不外乎从经济上确保精英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确保上层阶级的统治。德·圣·克鲁瓦曾经认为，希腊民主就是被马其顿和罗马统治阶级联合各地的上层分子消灭的，结论可能有所偏颇，但指出了罗马扶植各地上层阶级掌握权力的事实。对于那些忠诚于罗马的地方精英，罗马人还通过授予公民权等方式，提前让精英们享受到罗马法的保护。作为回报，精英阶级协助罗马维护各地的秩序，并在各地推广罗马文化。所谓的罗马化现在虽不时髦，但不可否认，罗马的制度和文化在帝国时代确实有比较广泛的传播。今天西欧的不少城市都起源于罗马时代，有些设施，如英国的巴斯，已经成为旅游胜地。通过罗马化，罗马巧妙地把地方精英阶级和罗马统治阶级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统治着庞大的帝国。这样，即使罗马国家上层的统治可能发生变动，罗马在各个地区的统治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

由于帝国广大和地方风俗的保持，罗马帝国很难发动起遍及帝国的反罗马起义。如果个别地区偶尔发起暴动，罗马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帝国的长久，与罗马强大的武力不无关系。共和国时代，西班牙部落多次发起反罗马暴动，但都被罗马镇压下去。为恐吓其他反对者，罗马人有时会采取系统的暴力：对被击败的对手，不仅把成年男性全部杀光，而且连妇女儿童甚至动物都不放过。对有些反叛的城市，罗马人会施加象征性的惩罚，如西庇阿曾砍掉所有反叛者的手。这些恐怖暴力对被征服者是极大的震慑，使他们不敢轻易发动反对帝国的暴动。帝国时代，这种系统性的暴力并未停止。提图斯击败了起义的犹太人之后，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耶路撒冷基本被摧毁，财物被劫掠，人口被掳往罗马。此外，罗马人还通过雕刻、建筑等其他手法，宣传罗马的嚇嚇声威。任何看过图拉真和奥利略等皇帝记功柱的人，对此都应当会留下深刻印象。

修建道路是罗马强化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为强化被征服地区与罗马的联系，也为调动军队和运送给养方便，罗马人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就在意大利修建道路。此后，修建道路成为定制，罗马征服到哪里，道路就修到哪里。这些道路工程质量相当高，属于可以全天候通行的道路。在密切罗马与被征服地区的联系、传递情报、强化罗马统治方面，它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修建道路并非罗马独有，波斯、秦汉王朝、南美的印加帝国，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强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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