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缰的幻想与鼓噪的文字：被写作榨尽脑汁的虚弱者

继《说部之乱》和《蒙着眼睛的旅行者》之后，秃顶脑洞作家、律师转行编辑、分析哲学爱好者朱岳的最新一册短篇小说集，在文字中复现作者标志性的空洞眼神和涣散语调。薄薄一册《脱缰之马》，收录了24个短篇，适合走神时分同步阅读，思绪与文字同频脱缰。

这些小说常常有这样一个主角：有着过量的幻想，陷泥于文字、言语与思虑，被脑部活动掏空了能量，以至于生命力虚弱衰竭，几乎要被脑海中过度翻腾泛滥的思绪淹没。例如在开篇第一个故事《六耳》里，由于耳朵像分形图案一般无限衍生，众多话语涌来，每一句又被无数耳朵解读为无数句，主角在这无穷话语的白日梦魇中陷入瘫痪。《想象》中的医生如此分析主角的病情：“你的病症源于过度运用想象力，为了写作，不断向大脑索取，就像在用一块海绵贪婪地吸食那点可怜的脑汁。你像对待奴隶一样压榨自己的大脑，大脑负担太重，导致了疲劳综合征。适度想象是一种享乐，过度想象是自我伤害。”读之令人心有戚戚。

这些想象力过剩的人物往往对死亡有着莫名的恐惧，尽管恐惧的方式都很抽象。与死亡相对的并非生机，亦非某种关乎宏旨、意义超然的生命形态，而是一种虚浮乏力、倦怠无聊的未死状态。像是“向死而生”这种向斜上方仰望45度角的感人姿态，不会出现在这些混合着葛优瘫式疲倦与文字产出焦虑的人物身上。他们的困境，往往在于既害怕死亡，又活得倦怠，同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矛盾，但也知道意识到了也不能怎样，只是平白地被这些思绪消耗得更加虚弱。《想象》中的小说构思家给托尔斯泰虚构了这样一种能力：只要他怕死，就会一直活着。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无法忍受自己是因为怕死才活下去，同时又担心有一天不再怕死就会死去，还担心这样一直怕死就会一直疲惫不堪地活下去。”

在小说人物的焦虑中，死亡的边界是由言语界定的，活着几乎就意味着说话——在脑子里说话，在纸张与键盘上说话，听脑子里和脑子外的人不停说话——文字和话语仿佛一架永不停歇的机器，好像一旦停歇就会死去。思绪和念头的止息，仿佛意味着存在的终止。而这，正是他们所害怕的。在《传声》中，两个角色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说话，不过不是与对方交流，而是替别人传话。他们如果想交谈，只有借助另外两个传声者才有可能实现。在结尾，主角做了这样一个梦：“在那里，只有不停说话才能存在下去，一旦闭口不语，就会消失，所以每个人都拼命地说啊说啊，一刻也不敢停。我也和他们一样在不停地说着，搜肠刮肚地说着。”

静默使他们感到焦虑，无法生产文字或话语仿佛意味着生命的枯竭；然而，语言的过度增衍，带来的喧嚣似乎同样使人无法忍受。《耳语》中的耳朵不但接收外界的声音，而且仿佛会自行说话，左耳和右耳有时甚至如同交谈，而“我”窃听着耳朵的私语。“这些臆想也许完全出自我的虚弱，如果我有更为强健的神经，那么一切幻象将自行消失。”然而，这一总结说不定倒置了因果——或许正是由于思绪的过剩，才抻细了那根本来弹润自如的神经？

在《六耳》中，主角生出了三对耳朵，每对耳朵听到来自外界的话，都会听出不同的版本。这个主角曾沉迷写作，后来却心力枯竭，患上“神经疲劳综合征”而无法写出满意的作品。在长久的静默中，如同槁木生出木耳，他长出了两对新耳朵。他兴奋地利用新耳朵听到的不同内容来制造新的作品，然而，他的身上却好似出疹一般密密麻麻地蔓生出无数耳朵，无限的言语淹没了他。

过度增衍的自我意识，使自我分裂在不同的脑区和感官部位中，各据一条声线、一只耳朵；说话者不断冒出，一旦发现所有耳朵都占线，就另辟一条耳道，无论那皮囊里装具的“我”吃不吃得消，脑壳是不是要胀裂，先到“我”的意识中割据一方，把言语一股脑倒灌进来。“我”被这失控的分裂折磨得疲于应对。如果说眼睛的裂变意味着意识中自我审视的那一面，耳朵的裂变，似乎更强调了自我意识中言语的一面。那被声音和文字搅扰得无法安息的自我，究竟是在吵扰中忘记自身的存在而逃避着死亡，还是在话语的接收与生产中提醒和确认着自身的存在，并像门神小鬼的符咒一般，喧叫着“死亡勿近”？

回到开篇的《六耳》，被话语奔逸的梦魇击溃的主角，捂住耳朵疾走出屋子，一口气跑到湖边。“驻足喘息着，浓浓白雾淹没了我。在一派死寂中，渐渐地，我恢复了平静。”在《传声》中，最后同样冒出这样一团氤氲的浓雾。与《六耳》中的“死寂”和“平静”相呼应，《传声》中的意象似乎更加清晰——在浓稠的蒸汽中，“我知道自己正在消失，正在消失……于是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感。”

以言语确认的存在和以思维抵御的死亡，似乎本身也将存在粘黏于言说的喧嚣和疲态。“我也和他们一样在不停地说着，搜肠刮肚地说着，忽然我厌倦了，什么也不想说了，也不怕了。”那么，他之前一直在怕，试图回避的是什么呢？只是怕死吗，还是怕声音沉寂下来而发现未死的静寂，让人发现自身存在的尴尬？不过，朱岳毕竟不是袁哲生，他笔下的人物没有那种害羞感，倦意只是倦意，对于怕死和无聊，叙述的口吻都相当坦然。厚脸皮也是小说的看点——看见未死者的窘迫，存在相的窘迫与尴尬。我们那么怕死，可是，活着明明那么窘迫尴尬。无趣从这里出来，趣味也从这里出来，好像看一个表情生无可恋的嚼蜡者，嚼出骆驼一般让人忍俊不禁的表情。

“不怕了”，好像打了一个饱嗝一样，忽然就餍足了。“不怕”并非某种终极、坚定的英雄式无畏，正如那死寂中的“平静”和“解脱”亦非终极得道般的坦然，它们只是一个短小篇章的收尾，一个小节或一次饱嗝，一种暂时的状态；而对于死亡的逃避和对存在的倦意，或者对存在的逃避和对怕死心情的厌倦，还将在整本书的各个篇章中反复循环。这个过程非得循环着，我们才能源源不断地从观赏自己的尴尬洋相中取得乐趣，顺便把自己的活动轨迹描绘成某种装饰性物理过程、数学感艺术图案。困于话语与文字的虚弱者，诚实到不向自己掩饰困窘的虚弱者，时而如此这般逃避，时而如彼那般逃避，只有仅存的头发在焦虑与倦怠的无限循环中一直稀稀拉拉地掉着。【元十雨撰】

时间的俘虏：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

《日瓦戈医生》出版后，苏联针对帕斯捷尔纳克展开了大批判和大辩论，认为他是苏联的叛徒和耻辱。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回忆，各个城市和乡村都在那一天谈起了他们以前并不知道的帕斯捷尔纳克，那里的人不愿意“与他呼吸同一样空气”，“说同一种语言”，“登记在同一个人口普查里”。“他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蜡烛，而是一挂耀眼的吊灯。刽子手一样的丑脸上，眼睛闪着诡诈的光。”在调查期间，鲍·列在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说：“……无论托尔斯泰还是高尔基都在国外出版过作品，也没有出事，房子仍然在那里，并未垮塌。”但针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各类批判基本都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正在拆墙，威胁了苏联大厦的架构；所以，在针对他的各种投票中，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

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的母亲是奥莉嘉·伊文斯卡娅，她是苏联著名文学期刊《新世界》编辑和译者。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伴侣和缪斯，《日瓦戈医生》女主人公“拉拉”原型。近期出版的回忆录《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上卷是奥莉嘉·伊文斯卡娅的回忆录《时间的俘虏》，记录了自己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恋情，还有帕斯捷尔纳克案的前后经历；下卷是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的回忆录《波塔波夫胡同传奇》，从女儿的视角，回忆帕斯捷尔纳克与母亲交往的日子，还有因此而卷入的种种生活经历。较之于奥莉嘉·伊文斯卡娅的粉丝心态，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则对当时事件及社会环境等有着自己更为独特和深入的观察和体悟。

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说，本以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是危机的高潮……然而，“那些可怕的年代绵延不休，就像埋死人出殡的灵车，一年年地过去，而且一年比一年糟糕”。马雅可夫斯基笔下的终结并未真正终结，更大的风暴正在蓄势待发，席卷所有人的生活。作者说，“要知道，一个绝对没有氧气的空间业已形成，无论如何可怕，其中只有战争才是一口纯净的新鲜空气。可是战争结束了，由战争而生的幻觉也随之告终。”在那个年代，她认为，“当你沉浸于所有那些’关于形式主义的辩论’、效忠代表大会和荒谬决议的速记记录的时候，当你阅读昔日友人刊物上那些’倒退文章’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充满热血和活力的言辞就像是奇迹。”

相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故事，我更关注的是他们在一个压抑年代的私人体验和心理活动。由于这段特殊的岁月，苏联留下了一份独特的遗产，那就是遗孀文学。在“文学纪念碑”丛书里，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作为大恐怖时代的文学见证人，她的回忆录《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第二本书》成为伟大的历史证词。同样的，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也认为，“遭搜查和逮捕是人一生中很重要的里程碑，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该写出自己被捕的经历，就像过去人们写出自己的初恋一样。”

她的母亲在快要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外婆被指控搞反苏宣传而被捕了，请的律师被剥夺了代理权。而她们母女俩，也因奥莉嘉· 伊文斯卡娅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恋情而遭遇调查与逮捕。“这些年，房子已经空空如也，只有’乌鸦’（肃反人员）们在毁弃住宅的废墟中翻寻。”在收录了帕斯捷尔纳克案的卷宗，逮捕决议上写着：“经查，此人具有反苏情绪及恐怖主义性格倾向……此外，其父于一九一八年投入白匪，其母于一九四一年曾被镇压……据此，对伊文斯卡娅，奥·弗实行逮捕。”起诉书中写着：“证人出示的证据揭露，您犯有如下罪行：经常咒骂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偷听’美国之音’广播，诽谤苏联爱国作家，赞美敌对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案宗还包括了财产清单、没收的图书、信函与诗稿，还有审讯记录，甚至到住宅走访过的人员。

在这两卷中，母女两人分别回忆了被捕前后的种种经历，从私人生活到社会舆论。在帕斯捷尔纳克遭受调查期间，报纸上刊登了全国各地前一天召开的作家会议汇报文章。《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刊登了多少被迫害的文人们忏悔和半忏悔的，有尊严和不太有尊严的来信，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调侃说，这些信件多到“以至于已经可以谈论这种新文学体裁的风格了”。那些信函的话语风格是这样的：“这条恶狗，怎么胆敢冲着苏联人民的圣物狂吠？”“一副恬不知耻的面孔，叛徒的嘴脸，以前布哈林使劲吹捧他不是没有原因。”这些信件，被编辑部赞誉为“激情四溢，怒火冲天”，甚至对“不仅无法全文引用”和“无法列出所有作者的名字”而感到非常遗憾，伊琳娜·叶梅利亚诺娃在这些话语的后面写道：“确实，太遗憾了！”随后，她还引用了加利奇《纪念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句诗：“我们会一个个想起……”

在搜捕的时候，作者最担心的是她藏有一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私下藏匿阅读至少需要被判五年。反复搜查和传讯的日子，人会被恐惧所支配，甚至会让人想在其间做点什么，甚至反抗、屈辱等复杂心理交织在一起：自欺自慰，心情绝望，精疲力尽。反而，作者认为卢比扬卡的大门怦然关上时，一切都如释重负，因为“再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了。现在一切听天由命了”。【萧轶】

杀戮的公关：好莱坞、电子游戏与美国军方

二战结束后，五角大楼成立了好莱坞联络办公室，以允许影视制作商接触军方资产为代价，换取其在影视作品中对军方的正面描绘，既实现对不利于军方内容的审查，也对美国民众展开积极宣传。甚至早在20世纪初大众媒体兴起时，类似的合作就已经开始了。

对于权力与媒介的此般联结，我们大抵不会有丝毫的惊诧。但如果说这种联结并非总是自上而下的“阴谋”，更不总是目标统一、步调一致，或许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而事实上，在商业化的战争游戏上，便恰恰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利益结合关系。

比如，军方的宣传意在传递意识形态和创造情感，并且展示真实的作战技能，但游戏追求的是刺激性的最大化，任何冗长的背景、剧情叙述或价值宣扬都会引起玩家的反感，因此游戏设计会有意淡化背景简化情节，并且适当牺牲真实性来提升体验效果；再比如，军方努力要为战争“洗白”，把可以接受的暴力行为从令人无法接受的暴力行为中分拣出来，但游戏需要足够的娱乐性来吸引玩家，也就会采取更积极的方式表现军事暴力。

也就是说，商业化的游戏制造商对军方经验的借鉴是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其目的是创造强烈的情感体验和幻想，而不是传递某种知识、战略。而且过于政治化或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游戏可能会引起政治立场或文化背景不同的游戏玩家的反感，阻碍吸引尽可能多的用户。同时，军方也无法再像当初的《美国陆军》等用于招募人员和灌注价值观的模拟平台一样，从商业游戏中直接受益。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分离。比如，战争游戏的核心是杀戮，而且为了提高体验的真实感，被杀的对象不可能总是僵尸或外星人，于是让玩家相信杀戮不仅是合法的，更是英勇的、使人愉悦的行为就尤其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对敌方的设置引入了社会或政治的修辞方式，而不再只是单纯的商业决策；同时，“致命的暴力行为在对待特定人群时是必要的”这种政治内涵也由此呼之欲出；再比如，为了保持玩家的兴趣，游戏需要不断改进对军事技术和设备的运用，也需要不断更新战争情境，于是军方对未来战争的设想和规划就成为设计者的重要依据。当游戏进入市场后，对军事科技的认同和对未来战争的想象便自然而然地被塑造着了，伴随战争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则在游戏化的体验中被人为地回避了。

也就是说，游戏产业虽然没有成为军方的代言人，却依然影响着人们对战争的认知。对军方而言，比起高投入且早已被识破的传统公关宣传而言，这种新型的军事-娱乐复合体也显然划算得多。

这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话题，它不仅是清醒探知政治世界与资本市场的一扇窗口，也是思考电子游戏这种新兴媒介的一条有效路径。当数码原住民的时代已然到来，这种指尖欢乐如果仍然只是被投以“儿童游戏”和“青少年精神鸦片”的敌视目光，无疑将变成一个古板而愚蠢的笑话。【徐鹏远撰】

康熙皇帝的残忍和偏狭

从秦朝到清朝的帝制时代，朝代的更替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辛亥革命让中国走出帝制，但2000多年积弊至今未消。近年来，对于某些帝制时代的盛世，歌唱赞美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明君、圣君的颂扬，更是充斥于媒体和互联网。暴秦忽然被某些人交口称赞，而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更是登上神坛。

但是，这些专制统治者真的那么高大上吗？政治史家刘泽华先生称专制统治者有“五独”：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在家天下的情形之下，他们真的会对民众怀有普遍而深刻的慈爱之心吗？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性格缺陷和阴暗心理而滥杀无辜吗？这些问题，大可质疑。以清帝玄烨（康熙）为例，《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就做出了极好的解读。

称赞“康雍乾盛世”的人论据之一，就是在这期间人口出现了大量增长。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间段的人口增长，与番薯的引进与广泛种植有很大关系，因为番薯耐旱，容易生长，使得以前许多无法开垦的土地可以种植，这增加了食物供应。另一方面，“康雍乾盛世”之下，底层民众的生活十分贫困，仅仅就是没饿死而已，仍然处于吃不饱更吃不好的状况。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留下的记录，已经明确显示了这一点。

而《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对于玄烨与汉族民众关系的描述可谓入骨三分。满族以很少的人口问鼎中原，如何获得统治的合法性、长治久安无疑是重大挑战，玄烨多次声称“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实际上是这种心理的明显征兆。但是，在“坐天下”的正常心理之外，玄烨出于偏狭和阴暗的心理作祟，间接杀害了大量无辜的底层民众。

玄烨即位后重视骑射，恪守满族“马上治天下”的习惯，频频出游巡幸。熊赐履《请止北征疏》说，“且目今水旱频仍，流亡遍野，而乘舆一出，扈从千官，骑乘糗刍，供亦匪易，是亦不可不为之念也。”但是，康熙不以为意，且粉饰太平。

对于汉人的反抗，玄烨采取的措施是以汉制汉：用汉人的官兵平定。 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玄烨扬满抑汉。满人八旗战力衰颓，玄烨事后却抹杀了绿营和汉军的功绩，这与他所说的“朕满汉一视”、君臣一体有天壤之别。当时，三藩之乱激发了江西一些汉族民众的反满情绪，而满族统治也由此加深了对汉族民众的仇恨心理。1677年8月，永兴之役结束，当年底，江西全境安定。1678年2月，玄烨发布了对江西的诏谕。玄烨在给户部的谕旨中称“即今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孽。逋赋未蠲，职此之顾。”由此可见，玄烨的愤懑积蓄已久，此时才得到宣泄。满族官兵对玄烨的态度心领神会，于是在1678年下半年放手屠掠，杀害了很多无辜民众，并且抢掠财产，还将一些人劫掠到京城。

而《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同时显示，玄烨在位期间一直怀有种族歧视，压制汉族官员。戴名世的《南山集》因为涉及南明，玄烨大兴文字狱，把戴名世斩首，此案共牵连三百多人。厚颜无耻的玄烨还宣称：“我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厚，可谓超出往古矣。”

玄烨不是暴君，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帝王中，他的资质当属上乘，治功名列前茅。但是，所谓的盛世，只是民众还没有饿死；而清朝的思想钳制，更是大大超越此前历代，乃至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此外，其闭关锁国更是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和封闭。就个人层面而言，玄烨在“圣明”的一面之外，无疑也怀有歹毒的帝王心术，残害了许多无辜的汉人——这些暴行远远超出了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统治者的自吹自擂，固然是因为利害关系所需，但今人对待这些帝王的心态尤其需要自省：自己的先辈作为韭菜，被收割也就罢了，如果现在还卑躬屈膝地颂圣并仰视这些帝王，那只能证明奴性太深。【张弘撰】

在破除迷思的同时建构学科自我论述的神话

在颇有些“大家小书”意味的“乐道文库”中，赵鼎新接过了《什么是社会学》一书的写作，在出版方的介绍中，“乐道文库”将邀请汉语学界真正一线且有心得、有想法的优秀学人，为年轻人编一套真正有帮助的“什么是……”丛书。按照这样的定位，赵鼎新当然是一个符合要求的写作者，从芝加哥大学回到浙江大学后，赵鼎新依旧活跃在教学和科研一线，并不时对公众发言。

与料想不同，近来时常言必称“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赵鼎新自然不会对“什么是社会学”这一题目，给出一个已经学科建制化的惯常讲述：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在赵鼎新看来，这是一套由西方人设定、由欧美学者串联起来的社会学发展谱系；社会学的核心是一个独特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视角，绝不仅属于西方，而是人类认知的普遍特征。

赵鼎新把人类在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所采用的基本叙事形式分为“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事件叙事”，而社会学以前者为基础，历史学以后者为基础。进而，赵鼎新认为，早已经成为学科神话组成部分的论述，其实仅仅是社会学这一学科在一段时间以来在近代西方的发展表现，而并未触及学科思维方式层面，在中国古典典籍中也有大量的社会学视角。

近年来，赵鼎新一直从学科层面来关切社会学，让其成名的经验研究已不在他的视野中；把社会学定义成结构/机制视角下的产物，进而详尽论述何为结构、机制，并希望以此重构社会学科内部的自我认知和论述。在作者看来，在结构和机制之间有不同的指向：前者要比后者有更大范围的指涉，结构既可以指某种有形或无形的社会差异的（比如人的贫富、建筑的不同空间结构、观念的差异、信仰和认同的不同等），也可以指某种来自国家或机构的政策对于不同人群所造成不同的具有结构性的影响，也可以指社会机制。而社会机制，则主要指固定的结构性因果关系。

在兜售观念的同时，赵鼎新也指出了结构/机制视角的问题所在，他将之定义为“诠释学意义上的紧张”：无论是和作为社会行为的实际发出者——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是机制和宏观结构之间的紧张、归纳性机制与演绎性机制分析之间的紧张，以及社会机制解释不得不面对的过度决定和重要性多变两个问题。在最后一章，赵鼎新提出了解决措施，其中包括反事实推理、排除其他可能解释、加大被解释问题的信息量。

在谈论到结构和机制之间的关系时，赵鼎新认为二者是互补关系，而不是对立的方法；并且，宏观结构条件和围观机制在分析中可以互为背景（context），从而加强某一机制解释的可信度。而已经成为学科神话一部分的“中层理论”观念，则试图将微观机制解释与宏观结构理论分而论之。在中层理论思想的指引下，西方社会学家首先想到的是怎么能找到更可靠的具有实证性的机制和变量在具体情景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系。

尽管在很多学者看来，赵鼎新的这本书并不能涵盖社会学的全部面相；在机制视角外，社会学依旧存在大量的其他研究范式。这一独特的做法并非不可，但大量的新近研究进展被排除在赵鼎新的论述外。因此，《什么是社会学》是赵鼎新在多年的学术工作后，试图打破原有学科意识形态和神话的同时，重塑一套新的学科话语的努力。在此书中，话语产生了争夺：能够成为机制/结构视角注脚，或者符合这一视角的研究和学者进入了赵鼎新的视野，而其他被排斥在外。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对《什么是社会学》进行阅读，收获还是存在的。【张笑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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