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主失败，巫术蓬勃发展：恶魔困扰的土地 - iYouPort
当民主失败，巫术蓬勃发展：”恶魔困扰的土地”
- 那些陷于痛苦、压力和无助中的人们期待为内心寻找一份合理的解释，当人们无法通过参与政治决策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时，神秘学就成为了唯一可以抓住的稻草 ……
这本书让我们想起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在去年冠状病毒爆发的最初，我们与一些中国朋友交流，其中一些人用 “推背图” 来为我们解释为什么2020的疫情 “是必然的”。我们对推背图一无所知，也无法理解其中的文字和绘画，但从这里开始，我们了解到，推背图这个古老的预言工具近年来在中国一定程度上格外热门。
除此之外我们还听闻到，西方的占星术在中国也是备受欢迎的，甚至很多年轻人主动去接受占星术的 “培训”，因为据称 “它在互联网内容市场上很赚钱”。一位做国际政治分析的中国记者朋友使用占星术为我们解释地缘政治局势，用政客的星座运势分析预测政治前景，非常有趣。
这些年来的中国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和学到了很多中国的祈福文化，比如正月初五接财神，各行各业的人们在微信朋友圈张贴财神的图像，在群组中讨论 “是开门还是开窗才能更准确地将财神接到家里来”，而不是 “为什么不平等的制度导致我无论如何努力都依然会对未来忐忑不安”。
就如几十年前流行的 “养生神医”，主张不吃药不看病治好顽疾，被穷苦的底层老百姓广为信仰，这并不是文化素养和智商的问题，而是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压力的愤怒嘲讽 ……
我们观察这些迹象很久了，包括中国网店上销售的那些祈福占卜的工具和服务，这些社会现象与越来越难以预测的政治经济局势同步发生。3年前我们发布过《 解释无法解释的行为心理学：当逻辑失败，迷信到来 》， 在这里，迷信已经超出了它作为传统文化保留的民间娱乐节目的功能，它变成了一种依靠，在无助的时代里帮助消除恐慌感的理论依据。
尤其是去年开始，很多观察家们再次重新讨论中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一如既往，这些讨论者在此将中国问题严重地特殊化处理了，这比误解更糟糕。
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的事没有那么特殊，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总是将全世界的同类案例放在一起讨论，希望能提醒我们可以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借鉴反抗智慧，学习和联合。但将中国的问题特殊化和复杂化加以表述，符合很多人的利益，非常多的人，其中有些人用这种方法来赚钱，也有些人用它来维护一个身份角色，另一些人则用它来为虚无绝望做辩护。信仰中国特殊的人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放弃了直接可行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样的解决方案破坏了他们的利益基础。
这本书中所解释的问题在全世界人类中都是存在的。
本文将要介绍的这本新书《A Demon-Haunted Land: Witches, Wonder Doctors, and the Ghosts of the Past in Post–WWII Germany》作者 Monica Black， 您可以在这里下载 ： https://www.patreon.com/posts/dang-min-zhu-shi-50420531
【注：以下文字中的 “我们” 是指美国。】
去年8月31日，特朗普 告诉 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劳拉·英格拉姆，“黑暗阴影” 中的人正在控制乔·拜登。在英格拉姆的追问下，特朗普阐述道：“本周末，我们有人从某个城市上了飞机，飞机上几乎全是身穿深色制服的暴徒，黑色制服上有装备，还有这样那样的东西。”
如果不是符合过去四年来贯穿整个国家的偏执的、阴谋论的、甚至是神奇的思维的时代潮流，总统的这番狂言可能会显得很神经病。去年早些时候，特朗普 赞扬了 休斯顿的一位牧师和儿科医生斯特拉·伊曼纽尔（tella Immanuel），她认为卵巢囊肿是由于与恶魔性交造成的。一批右翼选民 加入了 QAnon阴谋论，他们认为由自由派政客和好莱坞精英组成的阴谋集团领导着一个国际儿童性犯罪团伙。为了应对COVID-19造成的死亡人数激增，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说 ：“美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国家”，并说 “到今年年底” 就会有COVID-19疫苗。特朗普 还建议 将照射紫外线和注射消毒剂作为COVID的可能治疗方法。
虽然这种想法无疑在美国右翼人士中大行其道，但左翼人士也沉溺于阴谋论和神秘主义思想中。反疫苗接种运动 始于 富裕的自由派。在美国一些最富有的城市和郊区，未接种疫苗的儿童 高度集中 ，而且民主党人比普通美国人更容易 相信占星术 。
这种对神秘主义、奇迹和阴谋论的偏爱似乎与人们所谓的理性、现代的民主完全矛盾。然而，历史学家莫妮卡·布莱克（Monica Black）的一本新书表明， 非理性在战后秩序中从未缺席过，而且，神秘主义思想的大量爆发往往伴随着极端的政治动荡时期。
布莱克的《被恶魔困扰的土地》这本书通过研究二战后十年间席卷西德的魔法思维的狂潮来说明这一情况。在这一时期，今天作为自由民主灯塔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被女巫恐慌和假弥赛亚所困扰。布莱克描绘了一个无法接受其暴力历史 — — 尤其是纳粹主义罪行 — — 的国度的形象，也暗示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与我们的国家之间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布莱克是一位令人回味的作家，与她的主题相称，她以史诗般的语言描述了二战结束时德国的灾难性事件。当盟军获胜的事实变得很明显时，纳粹领导人 — — 其中许多人长期以来对神秘学感兴趣 — — 开始对可能拯救这个崩溃的国家的 “神奇武器” 抱有希望。与此同时，普通德国人也转向了魔幻的思维：
当时的人们做了人类在面对理解的空白时一直在做的事：他们在自然界中寻找预兆 …… 1944年秋天，在苏台德地区，人们报告说，东部的天空中有一团巨大的烟雾，还有一个血淋淋的拳头，在威胁性地摇晃。在下西里西亚，人们看到太阳在 “跳舞”，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与地球相撞。目睹者认为，世界很快就会 ‘在火焰和死亡中沉没’。一把火红的剑在波西米亚森林上空显现。有人目睹了天堂中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其中心是满月。在下萨克森州的弗里索伊特，一个自称有第二视觉天赋的当地人看到了一个异象：他的整个城镇都被火焰吞噬了 ……
世界末日的预兆随着1945年战争的结束而减少，但对超自然现象的信仰仍然存在。从1947年到1956年，在西德有七十七起涉及巫术指控的审判记录，这个数字甚至还没有考虑到还有几十起从未上过法庭的巫术指控。在1949年西德建国时，这个新国家的报纸和小报充满了关于女巫和药师在乡间游荡的报道。布莱克要求读者考虑：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件当作边缘事件，而是当作揭示其文化真实性的时刻，它将如何改变我们对年轻的德国民主的看法 — — 以及它与纳粹历史的关系。
学者们长期以来将西德描绘成一个成功的故事：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废墟上，这个国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议会民主制。虽然土地在1945年被摧毁，盟军的轰炸使大约80%的城市建筑变成了废墟，但西德的经济在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积极反弹，这是一个被同时代人称为 “经济奇迹” 的增长时期。1955年，西德恢复了大部分的主权权利，重新武装起来，并加入了北约，成为西方全球主义项目的合作伙伴。
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怀疑这些简化了的成功叙事，尤其是与西德的第一个十年有关的叙事。学者们现在指出这个国家的极端厌女症和父权制结构，以及对男同性恋者的迫害（在1969年废除纳粹时代的同性恋法规之前，有5万多名男子被定罪）。现在看来，“Zero Hour” 将纳粹时代与战后截然分开的想法主要是本世纪中期乐观主义的产物。
【注：“Zero Hour” 指1945年5月9日纳粹德国的代表在柏林和苏军签署德军无条件投降书于本日零时生效，投降书的生效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对于赞同这种怀疑论的布莱克来说， 最重要的是，西德在清除纳粹主义方面并没有做什么。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西德的反纳粹化努力是失败的。很少有纳粹分子受到审判，被定罪的更少。 大多数被定罪者在20世纪50年代根据新的大赦法被释放。西德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政府允许许多前纳粹官僚重新获得他们的养老金和工作， 导致一些人称之为公务员和司法部门的 “重新纳粹化”。
与此同时，一种深刻的沉默笼罩着纳粹时代的罪行，一种默契是人们根本不谈论那些年。布莱克写道：“沉默，正是让一个因知道它包含各种人 — — 那些曾努力支持纳粹的人，那些曾积极反对他们的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每个人 — — 而被撕裂的社会能够共同重建成一个国家的原因。” 但是，布莱克认为， 对一种记忆的压制，恰恰导致了另一种记忆的产生：“过去常常以女巫、神医和奇迹工作者的形式滑入视野 …… 就像一个幽灵，想要提醒活着的人们，它在地球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布莱克的叙述中充满了丰富多彩的轶事和有魅力的人物。它的主要主人公之一是布鲁诺·格罗宁（Bruno Gröning），一位从1949年到1959年在西德流浪了十年的奇迹工作者。他第一次出现在威斯特伐利亚州的黑尔福德市，据称他在那里治愈了迪特尔·胡尔斯曼（Dieter Hülsmann），一个从未能正常行走的9岁男孩。1949年3月，Hülsmann 一家带着格罗宁去看他们的儿子，“这个孩子的腿突然有了感觉 …… 他的腿和背部有一种灼热感。他冰冷的四肢突然变暖。第二天早上，无论多么不稳定或犹豫不决，在战后那个凄凉的冬天里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的这个男孩，忽然站起来走路了。
关于 “黑尔福德的救世主” 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这片土地。布莱克讲述了西德媒体如何急切地开始报道这位新的 “神奇医生”，以及渴望得到救赎的人群如何涌向德国西北部的小村庄。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布鲁诺·格罗宁在全国各地旅行，与不同的商人和新教徒打交道，这些人希望从他的神秘力量中获利。格罗宁走到哪里，诉讼就跟到哪里，还有人指责他违反了德国医疗法。最终，格罗宁在巴伐利亚受审，被指控犯有过失杀人罪等。不过，在法庭案件和上诉结束之前，他于1959年死于胃癌。
格罗宁只是1950年代众多西德神奇医生中最突出的一个。布莱克对这些事件的处理方式是精神分析式的：在她看来，这些信仰治疗师代表了 “战后西德社会的困扰” 的一种 “垂直” 形式。也就是说， “那些感到痛苦、内疚或被诅咒的人们期待着一个救世主，而这个救世主恰好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了”。像格罗宁这样的人物所提供的救赎并不纯粹是身体上的，它是对那些知道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罪行的同谋的人们的良心的一种救赎。
对神医的信仰并不是这种 ”困扰” 的唯一表现方式。就在格罗宁在大批群众面前施展魔法的那几年，对巫术的指控震撼了西德，特别是在该国北部的小社区。
布莱克把读者带到了遥远的迪特马申（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西部的一个县），“在一个压倒性的城市化国家中，这里有更多的农村，一个由潮滩、石楠和沼泽组成的奇特而有时不可思议的景观”。1952年10月，在迪特马申村当旅馆老板的汉斯和埃尔纳，请 Waldemar Eberling — — 一个被赋予某些神奇能力的橱柜制造商 — — 来治疗他们生病的婴儿。“Eberling 来到这家人的家里，用咒语来治疗那个婴儿，这是一种依靠魅力、手势和语言的药物”（类似中国的 “跳大神”），布莱克报告说。后来，Eberling 告诉这家人，他们 “被一股邪恶的力量所控制”，并指认前市长克劳斯以及一位叫 Frau Maassen 的人是女巫。
虽然这类指控没有导致酷刑、火刑或处决，但它们确实使社区分裂。迪特马申的 Frau Maassen 在听到这些指控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克劳斯对造谣者提起了诉讼。这些指控以复杂的方式与去纳粹化交织在一起。
这个 Eberling 在该镇的另一位病人是前纳粹时代市长的女儿。她说，在纳粹 “垮台” 之后，人们对她的父亲 “非常不好”，并支持 Eberling 的说法 —— 他在盟军占领下被任命为市长，并监督被没收财产的重新分配 — — 是一种 “邪恶力量”。
这样的指控 — — 在西德建国后的几年里有几十起 — — 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德国北部肆虐。这些指控是由 “未解决的不满、对暴露的恐惧以及与纳粹时代和非纳粹化有关的被压制的敌对行为所激起的”。
这本书不仅对战后德国的历史进行了精彩的重新思考，而且 要求我们将非理性视为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布莱克敦促我们理解，对当时的西德人来说，这种神奇思维的爆发不仅是真实的，而且赋予他们的生活和行动以意义。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会错过关于这个时期的一些关键因素。
这对于理解我们当前的政治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布莱克告诉我们，神奇的思维和巫术，“在不稳定、不安全和萎靡不振的时刻更容易浮现。 她可能是在写当今的我们。在一个被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掏空的国家里，巨大的贫富差距将特权阶层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人们转向非理性和阴谋的解释，从 QAnon 到对有毒疫苗的恐惧，似乎并不奇怪。
不过，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困境可能只说明了故事的一部分。正如布莱克在这本书中所说，对大屠杀和其他纳粹罪行挥之不去的负罪感有助于激发对格罗宁等神奇医生的热烈欢迎和对巫术的狂热。
赫尔曼·蔡斯（Hermann Zaiss）是20世纪50年代在西德游荡的另一位救世主，他告诉他的追随者：“我们知道 ……我们中的犹太人被鄙视、嘲笑、殴打和抢劫 — — 只要想想 水晶之夜 — — 每个人都知道那时发生了什么 …… 六百万犹太人被杀，那都是我们的人干的”。他的大规模医治布道为救赎带来了希望。
就像德国人被迫反思自己在谋杀中的共犯一样，美国人也开始反思我们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主义暴力和剥夺的遗产。
布莱克说：“闹鬼的故事表达了美国白人生活中心的一种无法言说的和升华的恐怖，复仇的幽灵会回来并夺回属于他们的东西。 魔幻思维提供了一种折射出对这种邪恶的责任的方式 — — 要么通过寻求精神救赎，要么通过将内疚投射向一个神秘的和恶魔般的 “他者”。
那些犯下滔天暴行的社会是如何从这些暴行中恢复过来的？正如布莱克所展示的那样，逃往神秘的领域是西德人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求助的答案之一。说这些途径是非理性的，并不一定等于说它们是无效的：对西德人来说，它们很可能就是治愈过程的一部分，是那些不能被承认、不能被讨论、甚至不能被低语的事情的逃生阀。
但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却很难得出同样的结论。魔幻的思维看起来并不像一个释放阀。相反，它更像是一种互相攻击的方式，破坏我们的政治、医疗和社会体系。在特朗普的身上，以及扶持他的共和党，这种魔幻的思维是颠覆自由、民主秩序的工具。对于那些追随极右翼的人来说，这种效果可能确实是其吸引力的一部分。 许多美国人显然更愿意相信阴谋论和世界末日的预言，而不是面对我们国家现实中的种族主义或社会不平等：也许对他们来说，相信魔法比接受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更容易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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