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萌:中国的史学从业者,绝大多数的叙事能力已快速消退丨燕京访谈

2021-07-17 作者: 徐鹏远 原文 #燕京书评 的其它文章

姜萌:中国的史学从业者,绝大多数的叙事能力已快速消退丨燕京访谈 ——

1960年代的美国,如同刚迈进青春期的少年,躁动而反叛。旧有的一切传统、权威和理性,都沦为僵死的巨物,丑恶不堪,这其中也包括曾经宣扬着客观与理性的新闻业。没有人再愿意阅读那些隔岸观火般干瘪、冰冷甚至漠然的文字,人们渴望真相,渴望每声叹息、每滴眼泪、每个微笑都被写入时代的注脚。于是,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从报纸的油墨中诞生了,它被称为“第四类写作”,也叫“非虚构写作”。

半个世纪后,中国的《人民文学》杂志将这个名称重新打捞起来,开始将非虚构的种子植入国人的阅读经验。之后,随着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袁凌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等一系列作品在图书市场畅销起来,非虚构写作渐成流行之势。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依然残存神话性的“世界最高奖”——授予给了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以某种补偿式的追认,为非虚构写作加冕,通过记录普通个体经验来书写公共事件,随之成为一种愈发普遍的倾向。等到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来临,真实故事、素人写作皆以非虚构之名占领流量阵地,曾经的“第四类写作”终于以某种文学民主的姿态,收割了国人空前的热情。

然而,比起新闻与文学写作中的非虚构写作,历史的非虚构写作显然要冷寂许多。从二战之后,西方就产生了非虚构的历史写作,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套脉络分明的谱系,也涌现出史景迁、卜正民、巴巴拉·W·塔奇曼等知名学者。近年来,这些西方史学界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在甲骨文、汗青堂、理想国等出版品牌的引进下,已为中文世界搭建起了一个历史非虚构的阅读基础。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原创作品虽然也不乏佳作,却在总体上尚未显现出同等可观的局面。而且,由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固化,以及对自身历史的阅读便利,在对待原创性的历史非虚构时,我们还常常会带有某种傲慢与偏见,甚至将其与通俗读物、戏说故事画上等号。

因此,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非虚构,推动相关的研究、写作和出版,《燕京书评》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共史学集刊》、社科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将于7月23-25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历史的非虚构写作”鸣沙史学嘉年华。届时,杨念群、罗新、王笛、赵冬梅、止庵、张宏杰等学者,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不同层面的讨论。在此之前,《燕京书评》还特意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姜萌,就相关问题向他进行了先期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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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史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中国学术史、史学理论、公共史学,著有《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从“新史学”到“新汉学”》等论著;主编《公共史学概论》教材和《中国公共史学集刊》;先后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青年奖、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青年奖等十余项荣誉称号。

绝大多数中国史学从业者的叙事能力已经消退了

燕京书评:非虚构可能很多人并不陌生,尤其在这几年的热潮之下。但大家通常熟悉的非虚构,都是在新闻领域、文学领域,或者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对于历史学而言,非虚构或许是一个稍显陌生的概念,而且大家的直接意识会觉得:历史本来不就应该是真实的吗?所以,“历史非虚构”这一概念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姜萌: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没有答案,我也在探索中。

首先,非虚构这个概念是从新闻学和文学出来的,突出的是尽可能对真实世界的反映。“非虚构”之所以成为一个概念,关键的原因在于此前有“虚构”。

有人认为,历史本来就应该是真实的,就不应该有虚构,尤其中国的史学传统之一就是秉笔直书;也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就不存在没有虚构的东西,即使是《史记》这些伟大的作品,你能说它百分百写实吗?对此,我们还没有形成共识。

历史非虚构写作这几年开始出现,跟我们社会文化的一些现象有关系。出现历史非虚构,也就说明存在着历史虚构,而历史虚构这些年来其实还挺严重的,尤其是影视剧里的历史传奇剧,像《甄嬛传》、《芈月传》等,真的有不少青少年都把它当历史来看。这对我们历史学从业者也提出了一个挑战——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人民大众提供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产品?

在我看来,历史非虚构是公共史学的一部分。学术界的论文、专著通常较少存在虚构问题,因为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学术共识和学术规范,就是“论从史出”。即使一些有主观色彩的历史解释,是研究者的“一家之言”,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但大众对于论文、专著,看不明白也不愿意看,他们更愿意看通俗易懂的作品。当我们利用很多信息去呈现出一个完整故事,而且要用艺术手法进行历史叙述时,就牵扯到了虚构和非虚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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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开创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叙事传统

燕京书评:那么对于历史学专业而言,非虚构只是在专业和大众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而已,还是说它也同时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新形式?

姜萌:我个人认为,叙述其实是历史学的最基本功能。中国古代的“良史”,有两个方面特别重要:一个是秉笔直书,一个是“善序述事理”。把很多信息凝练起来,然后用非常好的语言、非常生动的技巧把一个事情叙述出来,再通过对很多事情的叙述刻画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以历史价值判断,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这就是“以人系事”和“寓褒贬于叙事”。但是,中国现代史学兴起以后,在科学主义、学术规范等导引之下,逐渐地聚焦在了历史研究,尤其是聚焦在历史考证方面,对历史叙述是很忽视的。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中国绝大多数的史学从业者的叙事能力快速消退了。

叙事能力的消退,造成了史学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急剧下降。这一现象现在已经引起了史学界一些从业者的注意。现在一个好的势头是,史学从业者——甚至是一些卓有成绩的大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开始去尝试恢复这种叙事能力。像李开元老师、李伯重老师、罗新老师等,都开始注意到了历史叙事的价值。只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都被学术规范规训了很久。这种学术标准的训练有它很大的价值,你要成为史学从业者,确实是必须要经过这样的训练,因为学术的门槛不能降低。但是,我们应该也要注意到另一个面向,那就是在我们进行学术训练时,有没有可能为历史学的叙事能力保留一点空间,或者至少能够有某种方面的探讨,或者给青少年一点点这方面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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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元、李伯重、罗新的代表著作

燕京书评:但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不管是学界对于历史写作的观念,还是读者对于史学著作的看法,多多少少会存在一种“鄙视链”。而且,我们在非虚构历史作品中,经常发现最成功的一些作品,其作者恰恰又不是学院派的。于是在历史非虚构和通俗读物之间,有时候可能会画上一个等号。对于这种鄙视链的存在,怎么看?

姜萌:我知道学术界好像存在的这种现象。但因为我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反倒觉得这好像一直存在,只不过民国时没有现在这么明显。民国学人的素养都很高,思想也更多元化,比如顾颉刚学问做得那么好,但他同时对通俗读物也投了很大的精力,自己去编也去写,还指导青年去写。

总体上,我觉得现在的学术风气比几年以前已经开放、多元、包容得多了。进行公共文化产品生产,给人民大众写作,学术界也是接受的,像赵冬梅老师、蒙曼老师讲史讲得挺好,史学界也觉得挺好;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里,也专门设立了通俗类。

反过来说,你非得拿着通俗历史读物去评教授,评不上就说是歧视,那也不合适,学术评价标准还是要坚持的。或者,专深的学术论著非得要人民大众接受,不接受就认为人民大众有眼无珠,也是不合适的。

对待历史非虚构写作或通俗历史读物写作,每个人的感受和理解是不一样的。我最近有意地在减少我的学术性写作,想尝试一些通俗历史读物的写作。我觉得体验了这些写作之后,可能会让我对史学的理解增加一些。就像李开元老师讲,有时候我们写学术性的论著写太多了,会写得心灵枯萎,写得对文字的敏感都没有了。我尝试了之后,觉得通俗历史读物写作还真不是那么容易。

如何看待一个现象,往往也与人的境遇有关。人的境遇不一样,所以看法就会不一样。有可能我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里面已经比较快地解决了职称问题,少有后顾之忧,所以会有这种心态。

历史不可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燕京书评:对于非虚构作品来讲,不管是体例本身的写作要求,还是读者的阅读期待,都要求它具备一定的故事性。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一方面因为历史本身的状态,许多日后理解的重要的历史时刻、事件,可能在当时只是一个非常平淡的事,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历史的细节会越来越缺失。但非虚构恰恰就是要把这种平淡处理得不平淡,要把这些细节填补上。在这种情况下,非虚构写作中的史实性和文学性应该如何处理?

姜萌: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写《公共史学概论》教材时已经有所探讨。人类对过往的认识,总处于矛盾痛苦状态。对于我们身处的当下或者刚刚过去的时代,信息总是极其多的,于是我们在信息提取时就如坠茫茫大海之中,很难找到方向,我们看不见历史发展的主脉。所谓“当局者迷”,就是因为处在当下的时候,信息提取是极其困难的,所做的判断可能就是错的,但也因为如此,才创造了历史。

因为史料保存的问题,时间线拉得越长,信息遗留得就越少,万不及一、十万不及一、百万不及一。我们再去看历史,一览众山小,会感觉到历史发展原来是那样的。这是信息少的好处。坏处是,信息如此少,我们还能回到那个时代吗?百分百的“回到历史现场”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去认知历史:一是借助极其少的信息,尽可能想象推测当时是什么情况;一是借助对当下人性的观察去理解、复原那个时代的人物。几千年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传延,是因为人性不变——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与古人对话的通道。

我一直认为,对于历史的认知和再现,一定会借助合理性的想象和推测。如果说历史研究是将很多信息一步一步提取,最后准确定焦到某个点上,那么历史再现恰恰是反过来的,将很多的点连成线,织成网。两者没有什么高下的,但从困难角度讲,历史研究的困难可能要比历史再现小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合理的想象和推测能做到吗?所以,已知的历史真实是我们去再现历史的一个个依据或者联络点,它是不能动的,但在这些点之间,需要动用想象力和对人性的洞察,这个过程就是艺术性的再造。我从来不否定基于历史真实的合理想象与推测,历史研究要求“言必有征”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再现历史也要求每个地方都“言必有征”,似乎做不到。

燕京书评:对于这种想象力,它的界限在哪?

姜萌:历史的想象和推理,不仅应该是逻辑合理的,而且尽可能地要有一个真实依据或者起点;当你往前推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真实的点在那等着你。也就是说,历史想象或推理,是在这个真实的点和那个真实的点之间进行的限定式想象和推理,而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推理。

燕京书评:尽管我们经常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对于学院的历史研究而言,因为是对一个一个的点去进行研究,某种程度上不需要研究者做出过多的个人评判。对非虚构写作来讲,因为要对一个事件进行讲述,在事件当中又要对一些人物进行描写并使之角色成立。那么,如何保证客观性对写作者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在这方面有何见解?

姜萌:据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胡适说的。事实上,这是以讹传讹。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历史不可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古往今来都不是。

关于“客观性”这个概念,我现在用得比较少,用得比较多的是“真实性”。这并不是说历史没有真正的客观,历史本体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历史一旦发生,客观性就开始受到侵蚀。历史记载就是一个信息提取的过程了,这个过程是有主观色彩的。后人对历史记载的阅读、理解和提取又有他的主观,经过写作者消化之后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有主观性的。这里面经过了多层提取和转述,如果不是处心积虑造假或者歪曲,它反映的肯定是历史本体的一个真实的面,但不会是客观的那个历史本体。

换句话说,客观性只有一个,真实性很多。这就像盲人摸象一样,象本身是一个客体的东西,但摸的人不同,摸的耳朵、腿、肚子不是象吗?是象,但只是象的一个面相;它是真的,但不是客观的。也就是说,真实性更能体现记载、研究、书写和传播环节的历史的特性。

所以,非虚构写作,也避免不了情感等主观性的影响,要努力的目标是尽可能的真实,更能反映历史本体面貌的真实。这样说,并不是说客观性毫无价值。在非虚构写作中,客观性的价值是去限制我们主观性的泛滥。它时刻提醒你,要克制自己的爱恨情仇,否则就会被人诟病。

让普通读者更好地认知历史,价值不比学术研究低

燕京书评:非虚构写作,因为要完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化叙述,所以对于材料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于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非虚构作品,大量集中于如唐朝、明朝等已经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时段。因此,对于历史学专业而言,非虚构写作只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一种再创作,还是它也可以成为创新研究的一种形式?

姜萌:高水平的历史书写,对历史知识的厚度和历史认识的高度是要求很高的,所以要占用很多的研究成果,甚至要尽可能地占有历史研究成果,并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占有再多的已有研究成果,也不是发掘新的知识。但是,这并不是说再现历史没有价值。艺术地再现历史,让普通读者能够更好地认知历史,价值不比学术研究低。

燕京书评:对比国内的非虚构现状,国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又是怎样的?

姜萌:欧美顶级史学家的著作,文字往往都比较优美,讲究语言表述的艺术性,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仅就我接触的有限的一些欧美学者,能感觉到他们对学术研究规范的坚持的同时,也有一个意识,就是尽可能书写出人民大众喜爱阅读的畅销书。不少史学家的作品都被翻译为中文了,大家都很熟悉。目前在我们学院任教的唐纳德·沃斯特是美国顶级史学家,《在西部的天空下》《帝国之河》等著作,语言都很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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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的天空下》、《帝国之河》的中文版

燕京书评:刚刚也提到过如《史记》等这样的中国传统史学写作。中国其实是有所谓史传文学传统的,对于当代的非虚构写作而言,传统史学有哪些方面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姜萌: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借鉴:一个是重视历史记载,就是记录当代史;另一个是特别重视历史书写,能够把历史写得非常精彩。把历史记载好了,写好了,让人有阅读的兴趣和美好感受,在美妙的阅读感受中把正确的历史意识传递给了人民,形成“青史字不泯”的观念,让人对历史有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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