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张弘

在帝制时期，读书人最大的梦想就是通过做官建功立业，同时过上优裕的生活。据五代时王定保所著的《唐摭言》载，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私自去视察御史府（考试进士的地方），看到许多新取的进士鱼贯而出，便很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然而，由于帝制时期生产力低下，加上皇权专制扼杀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古代读书人的出路太少，朝廷能够提供的官员职位往往供不应求。部分人在科举考试中胜出，只是意味着获得了做官的资格，有了做官的机会。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的《晚清官场镜像》现实，浙江人杜凤治1844年考中举人，好几年在京生活拮据，直到1866年，53岁的杜凤治才得到去广东任职的实缺，为打点上司和上司衙门并筹措差旅费，他举债几千两白银，在广东做官两年才全部还清。 但是，等到杜凤治1880年（光绪六年）卸任后，从广东带回家乡的财产至少值白银45000两。可以说，14年任职州县官，让他积累了大量财产。

尽管如此，杜凤治常常说自己不爱财，以“不苟取”自诩。在财产积累的经济事实和杜凤治的自我认知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同的标准——从财产数额和法定收入来看，这些大都属于法外收入。在晚清官场“无人不贪”的情况下，杜凤治或许在获取法外收入时注意了分寸——这或许就是“不苟取”的实质。

杜凤治对朋友、同僚、下属、下人甚至一般人，表现出富有人情味的一面。作为官员，他官威大发时，也会蛮横凶狠、冷血无情——在审案时，他经常用酷刑，致使受审者重伤。在缉拿和催征赋税时，他使用了很多暴力手段。但总体上，邱捷认为，“如果按晚清官场的一般标准，杜凤治不失为一个好官。”

就清末官场官官相卫的情状，州县官员的生财之道，审案、缉捕、征粮时的执法犯法，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官绅和官民关系等问题，《燕京书评》采访了邱捷。本文是专访第二篇，第一篇已于昨日刊发。

官员之间争权夺利，官民纠纷中官官抱团

燕京书评：《晚清官场镜像》揭示，广东官场的各级官员之间，存在许多心照不明的做法，尽管有些事情清廷有律令规定，但实际起作用的往往是这些心照不明的做法。用学者吴思的观点来说，这就是“潜规则”。但是，你在全书没有使用过吴思这一概念，是“潜规则”这一概念不足以解释你所研究的史实吗？

邱捷：我没有用过“潜规则”这个词，但我所说（其实魏光奇等学者早也说过）“典章制度所无而实际上通行”的规则，与“潜规则”的意思应该有些相近吧。

因为清朝成文的法律法规根本无法解决施政时的各种具体问题，也不能解决官员合理收入等实际问题，所以，官场实际上的运作规则与典章制度经常有出入，甚至相违反。如果刻板地按典章制度，根本行不通，官场只能找各种变通办法，于是形成惯例，形成规则。例如，清朝制度规定，州县官辖境出了三次抢劫，到期限破不了案就要参劾。晚清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南海县人口过百万，境内还有广州、佛山两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其实每天出三次抢案都不奇怪，以当日的技术手段，抢案必破绝对做不到。

面对典章制度如此不切实际的规定，官场上下只好心照不宣地想办法绕过相关条文。至于典章制度有关官员收入、受贿处分等规定，官员们会更主动地想出各种办法规避，形成实际上的规则。违反典章制度吃到甜头的官员们，更愿意实行和维护实际上的规则。吴思所说的“潜规则”，更多指后者。吴先生的书写得很生动、有趣，可予人很多启发，但我还是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概念去讨论这个问题。

燕京书评：《晚清官场镜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清末官场的现象：就整个官场生态来说，后台硬的官员位置更稳固，而官官相护的现象十分明显。以杜凤治为例，为其他官员求情、缓颊、谋职、请托等例子极多，而他也从这种官官相卫的官场生态中获得了好处。作为官僚共同体中的一员，杜凤治帮助其他官员的动力和原因有哪些？

邱捷：杜凤治日记为清朝官场生态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细节。官场上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等是人所共知的，但从日记又可以看到，杜凤治作为官场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成员，对处理自己与这个共同体的关系时会自觉遵循某些规则。他为其他官员求情、缓颊、谋职、请托，既是为编织、巩固自己的官场关系网，但有时又是颇为自觉的行动。例如，他资助一位年已八十、生活无着的佐杂“沈老人”，不可能获得任何直接回报和好处。但从日记看，杜凤治做得颇为真诚。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杜凤治对官场共同体利益和规则的维护、坚持，不下于遵守王法。

例如，他为一些年老、多病、无能的官员求差求缺，其主要理由往往是，如果这个人没有差、缺就过不下去了，甚至会性命不保了。但这样的人任差、任职是否对得起朝廷，是否对百姓有害，杜凤治就不管了。官员们彼此争权夺利，但遇到官民纠纷之类事情时又会抱团，甚至维护自己的官场竞争对手。从督抚到九品芝麻官，在维护官场整体利益与脸面的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自觉性。这种情况，对平民百姓当然不好，对朝廷肯定也不利，但无法改变。

燕京书评：以州县官员为例，在哪个州或县任职，经济收益会明显不同，因此有优缺、有苦缺。从任职者的角度出发，他们肯定更愿意任优缺，不愿意任苦缺。当任职者的意愿和督抚、巡抚不一致，或者肥缺的竞争者太多时，有哪些因素决定最后的结果？这一互动的过程是怎样的？

邱捷：这也是清朝制度设计脱离实际造成弊端的一个例子。如果每个官员的收入主要来自俸禄与养廉，无须自筹大部分公务开支，无须按“规则”向上司馈送，官职相同待遇即相近，缺份就不会存在那么明显的优、苦差别。但因为所有官员都必须设法寻找法外收入，缺份的优、苦与官员利益的关系就很重大了。优缺、苦缺之分，主要看有无亏累以及有无获取较多法外收入的机会。如肇庆知府是著名优缺，因为辖下有个黄江厘厂，每年可收“公礼”五六万两。但与肇庆知府同城的肇罗道员，却只是一个平缺甚至是苦缺，收入远低于其下属肇庆知府。管治肇庆府城的高要知县是著名苦缺，因为历史上留下很多亏空要后任流摊。

缺分的优、苦很复杂，杜凤治日记记载，连布政使都搞不清楚，要经常请杜凤治来询问、讨论。而缺分优劣不同，对有委任官员权力的总督、巡抚、布政使就是寻租的大好机会。官员能否得缺、能否得优缺，由很多因素决定。例如，北京是否有高官极力过问，但一般而言，主要由总督、巡抚、布政使决定，尤其是督、抚。但具体情况不尽相同，督、抚中谁更有权因人而异。有些强势的布政使如杨庆麟，在官员委任过程中，实际权力会比一般布政使大。每个官缺的委任，几乎背后都有博弈。

皇权下县，更多依靠士绅掌控的公局

燕京书评：此前有一些学者提出过，古代社会是“皇权不下县”，意思是皇权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一级以下主要是士绅主导下的村民自治。对此观点，张德美的《皇权下县》、胡恒的《皇权不下县？》均对此作出了回应。我读完《晚清官场镜像》之后也感觉，“皇权不下县”这一说法大可商榷，你怎么看？

邱捷：“皇权不下县”，并不是说皇权到不了县以下的镇、乡、村。任何一个皇朝，来自土地所有者的赋税都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皇权不下县”，赋税如何收得上来？“皇权不下县”的意思，是在县以下没有朝廷所设立的政权机构，最基层的政权只设立在州县一级。但不少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胡恒的书名在“皇权不下县”后面加了个问号，他对佐杂在县以下区域的权力机构做了出色的研究，为讨论“皇权如何下县”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观点。广东，尤其是广州府的几个大县，设立的巡检司特别多，因而也是胡先生特别关注的区域。

我在《晚清官场镜像》并未对“皇权不下县”问题做专门研究，更不打算同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商榷。我只是把杜凤治日记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记载爬梳整理，希望提供一些新资料。从杜凤治日记看，巡检等佐杂有“分防”的辖区，主要职责偏重于维护治安，但对考试、征收等州县主要政务基本不沾边。研究本问题的学者都关注佐杂的司法权力，杜凤治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案例。按照清朝典章制度，佐杂没有听讼的权责，但州县官无法处理全部案件，不得不容隐、默许甚至委托佐杂审案。这也是清朝典章制度设计脱离实际的又一个例证。行使司法权力时有很多牟利机会，所以州县官与佐杂上下级之间，既有合作、分权，也有矛盾、博弈。

综合各种情况来看，广东多数州县，政权机构角度的“皇权下县”，大致上有如下几个途径：一是州县官直接派书吏、差役或幕客、官亲、家丁下乡代表州县官行使权力，其间得到地保等职役人员的协助；二是佐杂在一定区域行使权力；三是经州县官授权、由士绅掌控的乡村基层权力“公局”。“公局”与今天“村民自治”的概念不宜比附。因为局绅不可能是普通“村民”，多数情况下也不由村民推举、不代表村民，大概是士绅内部推举，再由州县官认可、任命，有时甚至是州县官直接任命。州县官与公局的文书往来，基本参照上下级衙署的做法；士绅谒见州县官，也参照小官见大官的礼仪，同样要要给州县官管门家丁“门包”。公局有坐局办事的局绅，有征收、缉捕、拘传、羁押、调解、初审等权责，有直接掌握的武力，是“典章制度所无但实际存在”而运作的县以下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从杜凤治日记以及我看到的其他史料，晚清广东“皇权下县”更多依靠士绅掌控的公局。

燕京书评：秦代至清代被称为帝制时代，对于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生活，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宗法制下的农村温情脉脉，鳏寡孤独有宗族照顾，宗族祠堂可以让儿童入塾就读，村庄事务集体处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宗法制下，普通民众既受到皇权和官权的压迫，同时也受到士绅和宗族的压榨，因此生活艰难。《晚清官场镜像》主要通过州县官员杜凤治的日记而展开，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衙役、书吏、局绅等人对于底层平民的压榨和盘剥，而征粮的浮收和多征现象非常严重。那么，同光时期广东乡村平民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大致是什么情况？

邱捷：从上古到晚清，乡村社会都不可能温情脉脉，因为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资料普遍缺乏，不可能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过温饱生活。宗法制主要是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保证宗族上层可以养尊处优，做不到满足一般人生活的基本需要。处于下层的城乡居民生活，多数是十分艰难、甚至是很悲惨的。杜凤治不甚关心和记载一般庶民的衣食住行。但对中下层士绅的生活有不少记载，包括他自己。

在得官任缺之前，杜凤治虽有举人功名、大挑知县官衔，但本人也仅能糊口，亲属就衣食不继了。日记写了不少穷得叮当响的下层士绅与长期无差无缺的穷官、苦官。官绅中尚有如此多难得温饱的人，一般庶民更可想而知。官员、士绅未必时时事事都横暴地对一般庶民压迫剥削，但也不可能予以多少关照和救助。如果不盘剥下层民众，官绅也不可能有较优的生活。官绅剥削一般民众，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大概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常态。

古代民众供养的管理，编制外人员远远多于正式编制

燕京书评：《晚清官场镜像》显示，广宁县编制内的的衙役不超过100人，南海县稍多，这些衙役每年6两“工食”，本人糊口都不够，其酬劳主要靠法外方式取得（213页）。可以想见，每个县近2000名或数千名衙役，必然会以损害和压榨平民来牟利，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此事的实质，是否可以说，这种成本转移和权力寻租导致了更大的危害（包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等）？

邱捷：这也是清代制度不切实际的又一个例证。尽管清朝各级政府不向民众提供今人所说的公共服务，但仅仅为完成纯属官衙事务的征粮、缉捕、拘传、看守等，这几十名衙役绝对做不过来。至于省城广州，“编制内”的衙役更是远远不够。怎么办？也只有撇开典章制度，自行设法增加衙役数量。在当日，城乡都有大批无田可耕、无业可就的人群，编外衙役不怕没有来源，何况当上衙役，不管是否编制内，都可以借助官权欺压庶民、敲诈勒索。从日记看，“编制内”的衙役是总役、头役，他们会招收很多“编制外”的帮役以完成衙署的公务，还有一种“三小子”，是临时依附于衙役、没有任何名分的人物，也经常临时参与一些公务。即使是南海县“编制内”的衙役，每年也只有几两“工食”，任何人都不可能靠这点银子养活自己。帮役、“三小子”等，更是分文没有。

可以说，朝廷与官府基本上不向衙役支付“工资”或“生活费”，他们得自己想办法。但这种状况对衙役们更有利，因为可以理直气壮采用各种手段牟财。衙役只要出动，不论是催粮、拘传、勘验、调查还是缉捕，所到之处无不向一切可以敲诈的人索贿。但凡涉及官司，不论原告被告，甚至是受害事主，无不要向衙役纳贿，否则就要吃苦头。衙役最希望出现大案重案，因为可以广为株连，勒索更多人，获取更多钱财。杜凤治日记里记录了几个刑事案的受害者，因候审被暂时羁押，衙役把他们与疑犯一样捆绑、虐待以勒索钱财。包庇赌博、妓馆，更是衙役收入的经常性来源。有些衙役比州县官还富有，南海县头役刘标竟是承包闱姓（一种猜买科举考试中式者姓氏的赌博）的广信堂的为首者，承包闱姓要向官府缴交40万元，于此可见刘标富有的程度。

当然，多数衙役不可能像刘标那样富有，但他们基本没有合法的收入，却有以执行公务之名敲诈勒索的权力。衙役充任时要向州县官缴交“充费”，平日还要送礼纳贿，也就是说要向州县官分享自己的非法收入。书吏、衙役的奉送，是州县官法外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州县官对衙役的各种非法行为多数会默许、纵容。

燕京书评：如你所说，除了官员以外，每个州县数以千计的吏役实际上由百姓供养；此外，局绅等人也鱼肉百姓。从百姓负担来看，清朝的行政成本极高。这种情况，清朝统治者和高官们肯定知道。那么，在君主制和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有意愿和能力改变这一局面吗？是否可以说，帝制本身导致了这一态势？

邱捷：网络流传一些网文，针对现实中“由百姓供养”的人太多，主张要大幅减少，往往以各个朝代“由百姓供养”的人远远少于今日作为论据。今天限制、减少“由百姓供养”的人员是必须的，但认为历朝“由百姓供养”的人远少于今日则不符合事实。那些网文的作者，只根据典章制度所载的数字计算某朝代“由百姓供养”的官吏、衙役，却不知道有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编外”人员同样要“由百姓供养”。一个州县，除了“编制内”的几个官员、几十个书吏与衙役之外，还有上司不定期派到州县、多如牛毛的委员，额外书吏、衙役，加上“三小子”，每个州县官都不可能知道具体数字。各个公局的局绅，加上其中的局勇、团练等，还有地保、街正之类，都无不要“由百姓供养”。这些法外、编外的人员，加起来数量极大。

执行政务成本之高，可用杜凤治征收钱粮做例子。例如广宁县，每年额定征粮7000多两、米8000多石，但多数年份不能足额征到。广宁其时人口有30余万，表面看这个征收额摊到每个居民头上很有限。但业户实际上的付出的要比这个数额不知大多少倍。杜凤治下乡催征，动辄是上百人的队伍，连同原先在乡的书吏、粮差，人数更多。这些人都靠额外浮收、敲诈勒索作为收入来源，因此，龚自珍所说“国赋三升民一斗”，远不能反映国赋定额与“民”实际付出的比例，但任何皇帝与任何官员都无法改变这种情况。

替罪销案：古代“神探”是不可能存在的

燕京书评：《晚清官场镜像》写了杜凤治多个审案的案例，这些案例让我感觉到，清朝的法制不仅只为巩固清朝统治秩序服务，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格格不入，而且杜凤治和其他官员在司法实践中好像也并未严格依据《大清律例》判案，还经常不顾案情真相。例如士绅罗文来强奸侄媳，杜凤治也拒绝认定强奸案情，只是罚款了事，受害者罗绮林夫妇最终只能忍声吞气。另外，很多官司打下来，控辩双方都最终双输。有时，杜凤治还会自掏腰包补贴贫穷的当事人。他对各个案件的做法似乎差别很大，其中有没有内在的逻辑？

邱捷：杜凤治日记记录了数以百计的审判案例，我觉得是研究清朝法制有价值的新史料。最有价值之点，是日记不仅反映了州县官如何审案，而且反映了他们为何如此审案。今日审案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清朝时官员也会以类似语言来标榜。对杜凤治审案时是否“依法”，很难简单评判。杜凤治身为知县，审案当然必须依据《大清律例》；但如何“依据”，如何审定案情，就有很多讲究。

例如，你提到的罗文来被控强奸侄媳案，从日记看，杜凤治猜得出强奸一事属实。按照《大清律例》，强奸侄媳是死罪。杜凤治信奉纲常伦理，对这种禽兽之行是深恶痛绝的。他却没有深究此案，原因何在？富人涉及奸案，是索贿的大好机会，但在日记上看不出有无纳贿。撇开无法证实的行贿情节看此案，杜凤治不深究强奸情节的思路是可以梳理出来的。以当日的刑侦技术，要认定奸案是否真的发生过极为困难。杜凤治曾谕令罗氏族绅查复，但族绅如何能够查得清楚？何况谁都不愿意为这种事出头负责，所以迟迟不回复。如果罗文来的罪名落实，被定死罪，对杜凤治并无好处，因为在此后的审讯环节罗文来必定翻供，案件反复就有可能被自己的官场对头利用。就算没有其他波折，按程序把此案层层上报，其间的麻烦和费用也不少。

对罗氏宗族，叔父强奸侄媳的案件会让全族蒙羞，罗姓族绅肯定不愿意。受害者罗绮林夫妇显然是弱势庶民，罗绮林是通过姐夫、杜凤治的门生黄宪书才得以立案的，杜凤治如果过于打压受害人，会损害自己在士绅中的威信。但认定强奸罪名成立，是否对罗绮林夫妇就最有利呢？其实也未必。因为杜凤治只是负责初审，不能最后定案，后面还有多重审讯环节，罗绮林夫妇最终未必能申冤。罗文来一旦翻供，罗绮林夫妇就必须继续参与诉讼，会长期被羁押候审，羁押期间衣食费用全得自行承担，还必然会被衙役虐待、勒索，青年妇女在公堂上一再被讯问奸案细节，无异进一步受辱。且，富人罗文来还可以搞出其他花样和风波。杜凤治认为，不认定强奸的事实，罗文来就不必重判，罗氏家族面子可以保全，罗绮林夫妇也可以免受更多损害、屈辱，自己更可避免麻烦和损失。于是，他就不顾案情，绕过王法，大事化小，把强奸大案办成风化轻案，罚罗文来一笔银两了事。

日记没有记载如何安抚罗绮林夫妇，但他在大事化小地处置其他奸案时，通常会判疑犯给予受害者一定补偿，此案估计也是如此，只是没有记载而已。罗文来即使没有行贿，那笔高额的罚银其实也会直接间接成为杜凤治的收入（因为州县官的账房是公私不分的，罚款用于公务就等于节省了杜凤治的开支）。其他案件处理的思路和逻辑，与此案也大致相通。杜凤治首先考虑的是会不会危及自己在官场上的地位，会不会给自己增添麻烦和开支，同时也考虑当地士绅的看法，有时也适当为当事人着想。大事化小是绕过王法的最佳办法，也对自己最有利。看来，很多州县官也是如此办案的。

燕京书评：在缉捕过程中，杜凤治除了带领大队衙役下乡，更主要的是利用当地士绅捉拿案犯。在此过程中，他采用了很多非法手段，例如，扣押士绅或其他无辜者勒令宗族或村庄交出案犯、焚烧房屋、甚至滥杀无辜等。此外，由于一些法规和制度脱离实际（280页），杜凤治将一些无法侦破的案件安插到一些已经被判斩首的罪犯身上，然后销案。而杜凤治的上级，也支持他的这种做法。那么，州县官员执法犯法，用掩耳盗铃的办法规避盗案处分并得到上级官员帮助，其内在机理是什么？

邱捷：一些影视作品中的古代“神探”，在历史上应该不可能存在。从杜凤治日记我们可以知道，晚清衙役侦破案件无非靠查访、购线等笨办法，审问疑犯靠刑讯逼供，与千百年前差不多。日记没有提及过衙役有办案技术、体能技击的培训，没有提及衙役有专业考核。因为充任衙役必须向州县官缴交“公礼”，而衙役又可以借权牟利，所以“役名”甚至是一宗财产，可以抵押、转让。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少侦破案件、缉捕盗匪的能力。

杜凤治在南海任上说过，从未见衙役捉拿过著匪、要匪、真匪，这是气头上的话，或者过甚其词，但肯定不是毫无根据。勒令宗族、公局“交匪”是杜凤治缉捕最简单最常用的做法，但真正的盗匪岂是那么容易被拘捕、被交出的？盗匪只要离开本州县，衙役、武营就很难跨境追捕，何况盗匪还可以逃到港澳、南洋？因此，被交、被捕、被杀的，多数只是稍有犯法的人，甚至是无辜者。清朝制度规定，州县官对盗劫案必须定期破获，否则就要受处分。即使在今天也不可能保证所有抢劫案都能破获，何况在清朝！我相信，绝大部分盗案都是破不了的，其他案件也基本如是。所以，官场上下都想了很多办法规避处分，“借盗销案”，即让已定案的盗匪承认未破的劫案是他们做的，然后销案。对盗案三参、四参，也是清朝典章制度僵化、脱离现实的例证。官员们不会公然违背典章制度，但总能找到种种掩耳盗铃的办法绕过典章制度。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也是清朝政治制度运作的常态。

燕京书评：在催征钱粮的过程中，杜凤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采取了很多手段惩罚、威逼士绅和其他业户。一些不欠钱粮的士绅和业户受到牵连，被作为人质催征粮纳。在此过程中，引发了一些被政治社会学学者于建嵘描述的抗争性政治。在县官为征粮引发的抗争性政治中，怎样的情况绅民会服从？怎样的情况下县官会让步？

邱捷：在清朝，官、绅都属于统治阶层，利益有一致性，但在征收钱粮这个问题上，又存在矛盾和冲突。在清朝，不管士绅与庶民，只要拥有田土就得纳粮。但由于各种原因，州县官很难搞清楚谁是真正的田土业主，所以征粮都很困难。通常，杜凤治会要求士绅带头缴纳，并催征本族、本村钱粮，其他州县官大体也这样做。士绅协助催征未必毫无回报，如可以提高自己在本族和当地的势力，可以把自己和亲属应交的钱粮加到其他业户头上，甚至设法谋取其他利益。积极协助州县官征粮的士绅，州县官也会予以特别尊重，或者在县试时关照其子弟，或者默许他们的一些越权行为。但如果官吏、粮差催征过于严酷，也有可能激起当地士绅的集体抗争。在晚清广东，这种事发生过多次。因征粮而发生官绅冲突时，“民”通常会站在“绅”一边。士绅会以上控、散布匿名揭帖、抗粮、罢考、闹考等办法对付州县官。

官绅冲突，往往是因意外事件或其中一方误判而引发，一旦发生冲突，事情闹大，双方都会受罚受损。在多数情况下，上司会既罢免涉事官员，又严惩闹事士绅。所以，官绅都会尽量避免冲突，一旦冲突发生，稍为冷静下来时，双方都会设法寻找“体制内”解决的办法。杜凤治初任广宁时士绅因抗粮而发起的闹考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溺女婴的恶俗普遍存在，杜凤治一人之力难以改变

燕京书评：《晚清官场镜像》提到，很多商人赚了钱就捐一个有名无实的小官。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之下，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在同光年间，作为发达地区的广东，商人的社会地位处于什么样的情况？

邱捷：在传统社会的四民中，“商”排在后面，这是今人熟知的史实。但在晚清的广东，“商”的地位也不能一概而论。很多著名商人，因钦赐、捐纳、保举等获得相当高的官衔，他们的身份就既是富商也是大绅了。如杜凤治日记经常出现的梁纶枢，是十三行商梁经国天宝行的传人，二品衔，省城士绅领袖人物，督抚都很给他面子。日记提到的梁氏家族成员梁同新、梁肇煌，都是翰林出身的高官。一般商人捐纳一个虚衔，更是普遍。其时，广东已形成一个人数不少的“绅商”阶层。

晚清是商人地位上升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光绪年间的变化尤其迅速。从杜凤治日记看，一般商人还是有点怕官，杜凤治有时也以高压手段对待商人。但他对商人与对一般农民、手工业者的手段明显有区别。在省城，杜凤治对充任街正、街副的绅商相当客气，对以商人为主体的“街众”处置街道事务的惯例予以尊重。在审理靖远街码头产权案时，因为涉及很多商人，所以杜凤治显得颇为小心谨慎。到清末，由于经济、社会的变化，以及维新、革命运动的激荡，商人地位进一步提高，积极参与地方政治，胡汉民说其时商人已由四民之末变为四民之首。不过，这是杜凤治离粤20年后的情况了。

燕京书评：杜凤治读过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但遇上需要官员出席的活动例如祈雨时，他照去不误。也就是说，他读过的书，并没有对他在现实中的行动产生影响。这一现象绝不仅仅出现在杜凤治一人身上，类似的官员和儒家士人应该不在少数。例如，民国期间，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还参加过扶乩。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邱捷：杜凤治读过《瀛环志略》，接受了地球是圆的、月球围绕地球旋转等新知识。但定期拜祭、祈雨祈晴、救护月食等，既是当时习俗，也是朝廷功令。他是官员，必须按照朝廷的典章制度做。大多数传统士大夫，并不信仰严格意义的宗教，但会以随众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佛教、道教的神明。杜凤治也是如此。他对鬼神、风水等都不甚相信，但也经常拜祭，修坟也看风水，婚嫁、动土、接印总要择日。他对于命理似乎还下过一番功夫，所以很多人拿自己和家人的生辰八字请杜凤治推算命运。也许，没有固定宗教信仰的儒家士大夫，更容易接受风水、命理这种需要一定文化知识、貌似有些理论的迷信，可能也因而形成了某种文化传统，以至于近代、当代受过新式科学教育的中国读书人，仍会相信某种神秘事物、神秘力量。

燕京书评：很多古代史学者都指出，帝制时期的中下层平民中普遍存在溺女婴的现象。《晚清官场镜像》也在多处提到了溺女婴，甚至杜凤治还采取行动，给予生女婴的家庭一定补助。那么，溺女婴的现象在广东社会基层（尤其是乡村）是否普遍？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养育能力吗？杜凤治采取的措施能够真正杜绝溺女婴吗？

邱捷：溺女婴的原因，肯定是因为生产力很低下、一般人生计艰难、难以养育更多小孩。之所以溺女婴不溺男婴，则是出于重男轻女的观念。因为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传宗接代，女儿日后却要出嫁别姓。一旦恶俗形成，不那么艰困的家庭也有可能溺女婴了。

杜凤治日记说，罗定这个恶俗很严重，在其他州县任职时没有写当地有无溺女婴之事，但肯定不会没有。作为接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士大夫，杜凤治反对溺女婴并为此尽力是很真诚的，他提出助育女婴并带头捐钱，士绅们不能不支持。但杜凤治能筹集到的助育女婴基金不上一千两银，对人数几十万的罗定州无异杯水车薪，而且后任的知州对此未必有积极性。他第二次任罗定的记载很简略，看不出他的措施是否还在实行。民国《罗定县志》对杜凤治助育女婴之事并无记载，“宦迹”部分也没有为杜凤治立传。这说明杜凤治助育女婴的措施很快就被遗忘，很可能他离任后就已停止运作。靠某个官员一人之力，不可能改变有深刻社会原因的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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