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学术分科、区域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等学术转向的影响下，昔日最先进、最前沿，乃至作为人文研究根本方法的语文学（philology），逐渐在现代人文科学中被边缘化，成为了学术博物馆中的展览品。无论是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还是专业的人文学者，大多都对这一古老学问感到陌生。

国外学者较早关注到语文学在现代学术世界的退隐，其中一些人呼吁学界重视曾在人类精神和知识体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语文学，如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在1983年发表的《回归语文学》中，用回归语文学的主张回应了北美文学研究者们对以德里达为首所倡导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尖锐批评。此后不断有学者参与其中，号召本学科必须回归语文学，其中包括东方主义理论的创始人萨义德。

国内的学科建制深受国外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传统意义上学术研究被拆分为历史、文学、哲学等多个学科。这种学科分类，虽然促进了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化转型，但也导致了各个学科之间出现壁垒，“隔行如隔山”，难以再现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此外，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扩张，对各类文本的质疑成为了一股学术潮流，无论是历史学研究对文本记录的怀疑，还是文学研究中将作者与文本的分离。在这个背景下，西方世界利用语文学的方法反思学术分科、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为国内学界消解上述动向的负面作用，提供了诸多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上的资源。

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沈卫荣教授，一直致力于语文学观念的普及与传播，如两年前出版的学术随笔集《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于语文学的思考与普及语文学的努力。今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则向中文读者译介了西方学界关于语文学所展开的学术讨论，内容涵盖了语文学的定义、形成、发展、基本理念、方法，以及语文学在历史、文学、宗教、语言研究中的运用，可谓是了解语文学的必读佳作。

就沈卫荣语文学研究的经历、国内的语文学传统，以及现阶段语文学研究的阻力，《燕京书评》专访了沈卫荣教授。今天发布的是第一篇，明天将发布第二篇。

东方语文学：陈寅恪与中国语文学的传承

燕京书评：你对“语文学”的兴趣，起源于何时？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国内有类似“回归语文学”的声音吗？

沈卫荣：坦率地说，我天生只能是一名语文学家。这既不是我自吹，更不是我自大，我只是想说，除了要努力成为一名语文学家之外，我别无所能，注定不能成为一名别的什么家。有人说“数学是自然这本书的语言，语文学是人类这本书的语言”，而我铁定是做不了自然科学研究的，上半辈子最经常做的噩梦就是数学考试答不出题的恐怖场景。人文科学，或可粗分为语文学和哲学两大部类；然而，面对需要依靠智慧、注重思辨，高度抽象、概括的哲学或者理论，我常常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敬而远之。所以，我天生只适合做一些通过耐心、刻苦和细致的语文学习和知识积累，进而尝试理解和解释文本，以探讨历史和文化的语文学研究。

1979年，我考进南京大学历史系。自1983年秋天开始，我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跟随陈得芝先生学习蒙元史。回想起来，不管是本科学历史，还是硕士阶段学蒙元史，都不能算是我自主、自觉的选择；当时，我对学术还处于十分懵懂和迷茫的状态。然而，在今天看来，它们都还是不错的选择，学历史、研究蒙元史都还比较适合我的个性。也就是在那个由著名的蒙元史学术大家韩儒林（1903-1983）先生创立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我接受了初步的语文学训练，对语文学也有了一些基础的了解。

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蒙元史研究之于整个中国学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具有相当特殊和崇高的学术地位。当时从事蒙元史研究的一批中年学术骨干，继承了韩儒林、翁独健（1906-1986）和邵循正（1909-1973）等前辈大家们自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先生那里学来的中亚语文学学术传统，坚持利用多语种文献和实证考据的学术方法研究蒙元史，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虽然，当时在蒙元史学术圈外，还很少有人提“语文学”，大概也很少有人真懂“语文学”，但大家显然都对蒙元史学界所推崇和力行的这套多语种和考据学传统，或者说是“历史语言学”的传统刮目相看。

1980年代初，美国学界首次出现了“回归语文学”的呼声，其背景是“区域研究”的强势崛起和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的盛行，致使传统人文科学研究出现严重危机。而在当时的中国学界，正进行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大家都忙于“拨乱反正”，努力恢复正常的学术秩序。尽快走出“文革”假大空的学术阴影，改变“以论带史”的学术风气，则是当时学界的当务之急。所以，重视考据、实事求是的语文学研究一度很受推崇，尽管大部分人实际上并不很理解考据学与语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但大家都对傅斯年（1896-1950）先生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和韩儒林先生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写一字空”十分推崇。

燕京书评：以往对陈寅恪的评价，多基于其史学成就与思想史意义。但在你看来，陈寅恪也是一名杰出的“东方语文学家”。他负笈海外的求学经历，为其赋予了超越乾嘉诸老的视野与能力。除了陈寅恪之外，当时还有哪些著名的“语文学家”？其学术成就如何？

沈卫荣：去年，我写了两篇讨论“陈寅恪与语文学”的文章，其中我有意着重强调了陈寅恪（1890-1969）先生作为一名“东方语文学家”，更确切地说，是“西域（中亚）语文学家”的学术身份和学术定位。我觉得，世人过多地强调了陈寅恪作为一名天才学者于当下政治的和思想的意义，并没有认真关注和理解陈寅恪的学术，也没有对他的生平、思想和学术地位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例如，人们显然更愿意从当下的政治情势出发，去理解和欣赏陈寅恪当年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是，陈寅恪当年应该是把它们作为一种现代人文学者必须坚守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立场来倡导的；他把它们写进纪念王国维先生的碑文中，是要用它们来表彰王国维的学术精神。恰如法国思想家勒南（Ernest Renan, 1823-1982）所说，“理性主义、批判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和语文学在同一天诞生的，而语文学家则是现代精神的奠基人。”

还有，治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当代学者，喜欢深文周纳，对陈寅恪自我标榜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和演绎，硬要把陈寅恪说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实际上，这不过就是陈先生对自己的学术实践所做的一种很笼统、很自负的表白。正是他从事了这种表面看来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实际上亦中亦西、亦古亦今的学问，使他的学术视野和能力超越了“乾嘉诸老”。因为即使博学精深，如乾嘉诸老的代表钱大昕（1728-1804）者，亦仅能从事属于“汉学”范畴的学问，而对属于傅斯年所谓“虏学”范畴的学问则一筹莫展，例如对古代汉语文献中出现的许多非汉语词汇，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各种名物制度的解读等，完全不得要领。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则是一门能兼治“汉学”和“虏学”的学问，最能解决上述这类令“乾嘉诸老”望而却步的问题。无疑，陈寅恪在当时中国学界之独一无二的学术地位的建立，确实是因为他的这套不古不今和不中不西的学问，而不是他的什么甚深和广大的思想。

不得不说的是，陈寅恪这种明显带有传奇色彩的现象级学术地位的奠定，应该亦有很多无关学术的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他一无学位，二无著作，却能被选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件学术的事情。从广义的语文学角度来看，与陈寅恪同时代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是优秀的语文学家。傅斯年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历史学和语文学合二为一，在当时实际就代表了科学和理性的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他所网罗的人才都是从事历史学和语文学研究的优秀学者。傅斯年本人对于语文学在中国的推介，以及他为以西方语文学传统改造中国传统学术，实现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做出的贡献无疑要大于陈寅恪。像王国维（1877-1927）、陈垣（1880-1971）等优秀的历史学者，同时也是杰出的语文学家，他们的学术成就丝毫不逊色于陈寅恪。他们的学术著作与陈寅恪的相比，似更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对蒙元和西域史地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更加专业和深入。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陈寅恪是现代中国“西域语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他是中国现代蒙古、西藏、西夏和突厥研究的先行者，他也是中国梵文、佛教语文学研究的开创者，这是他为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形成和进步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当然，即使在上述这些学术领域，我们也不能对陈寅恪的学术能力和成就做过高的评价。若把他放在当时整个世界中亚语文学学术范围内来考察的话，陈先生的学术是预流的，但不能说是一流的。因为他并没有能够直接和大量地利用某一种西域语文文献，并在西域语文学的某一个专门领域内做出傲视群雄的学术贡献。而且，虽然他懂多种西域语文，但他并不精通历史语言学，并不擅长于利用民族语文知识来对古代汉语文献中的外来词汇做审音勘同，故而难以与伯希和等西方语文学学术大师相提并论。

在西域语文学研究领域内，很快超越陈寅恪的中国学者，首推我的祖师爷韩儒林先生。韩先生直接师事伯希和，专门从事蒙古学、藏学和西夏、突厥研究。他在1936年自欧洲回国以后的许多年内，于上述多个学术领域发表了一系列精湛的学术论文，其专业、规范和深入程度都完胜陈寅恪早年的相关著作。

此外，像曾为陈寅恪弟子，并在他指导下专门从事西夏研究的王静如先生（1903-1990），因其对西夏文字的解读和西夏文文献研究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获得了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他的西夏学学术成就自然远高于陈寅恪。

还有，从事佛教语文学研究的林藜光先生（1902-1945），早年也曾随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 1877-1937）和陈寅恪，一起在北京的中印研究所学习，后受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先生之邀，远赴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校教授中文。在法时，他还跟随梵文学家西尔万·莱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研习梵文、巴利文，并受莱维之托，以藏、汉译本来校订和对勘梵文写本《诸法集要经》（Dharma-samuccaya）。他常年从事校勘写本这一繁重而枯燥的工作，并最终完成了包含法文译文的校勘本。经过戴密微等人的后续增补，这部遗作最终出版，成为国际学界研究小乘佛教的经典之作。无疑，就佛教语文学研究来说，林藜光所取得的成绩也远大于陈寅恪。

当然，我们或许也应该提到另一位曾为陈寅恪弟子的季羡林先生（1911-2009），他受陈寅恪的影响而去德国留学，追随陈寅恪的同学林冶（Ernst Waldschmidt, 1897-1985）先生从事梵文和印度学研究，而他于梵文、吐火罗文和印度学领域的学术成就也显然超越了陈寅恪。

燕京书评：陈寅恪的“语文学”兴趣显然来自于留学经历，传统中国有类似语文学的传统吗？

沈卫荣：“语文学”是一个非常难予以确切定义的概念，它本身既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学问，但也可以特指一种普通和基础的人文学术研究方法；它既有多种不同的范畴，也有多种复杂的层面和维度，所以很难对它一概而论。我们编译的《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这本书，收集了西方学术界讨论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的十九篇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学术文章，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作为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之核心和基本方法的语文学的内核、历史和具体实践，希望广大读者们通过阅读这本书即可以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到底什么是语文学。

尽管，我近年一直在讨论和倡导的是西方传统中的“语文学”，即Philology，但不管是作为观念，还是作为方法的语文学，它都不只是西方传统所独有的，世界各大文明和文化传统中都有语文学。在《何谓语文学》这本文集中，读者可以读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南亚学教授Sheldon Pollock（1948- ）先生的四篇十分精彩的论文。近年来，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建构“世界语文学”（World Philology）而奔走呼号。

传统中国当然亦不缺乏语文学，特别是作为学术方法的语文学，它与传统中国学术中的考据之学有很多相似的内容，传统中国的古文字研究、文献校勘、目录学，以及格义、训诂之学等，都与西方语文学的基本学术方法相同或者类似。西方学者习惯于将“乾嘉考据之学”称为“中国语文学” （Chinese Philology），其实这样的说法至少是不完美的。虽然乾嘉考据学所用的学术方法确实也相当的语文学，但他们所做的学问基本还是传统的经学，而不是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人文学术，而现代语文学则正是专门用来打破传统经学和神学之专制统治地位的学术利器。傅斯年当年积极引进西方的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学术传统，即是要依此来革新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学术，进而实现中国人文学术的现代化。

在陈寅恪于欧美留学的那个年代（1919-1925），语文学依然还是西方人文学术研究的主流，当时欧洲的汉学研究所奉行的，就是非常典型的语文学传统。以伯希和的学术成就为最典型代表的欧洲汉学，即如傅斯年所说可粗分成汉学和虏学二支，而陈寅恪在哈佛和柏林所接受的无疑全部是虏学，亦即西域（中亚）语文学的训练，所以说他对“语文学”的兴趣来自于他的留学经历是完全正确的。但或需强调的是，陈寅恪后来所做的学问，明显更接近纯粹汉学的研究，如他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和以诗证史类的文学研究等，但它们同样具有鲜明的语文学特征。今天，当我们重读陈寅恪的全部学术著作时，不难发现他的汉学研究水准实际上要高于他的虏学研究，尽管他不但一直以从事“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西域语文学研究为目标，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在西方接受过任何狭义的汉学训练。

后现代主义和语文学的冲突

燕京书评：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扩张，对各类文本的质疑成为了一股学术潮流，无论是历史学研究对文本记录的怀疑，还是文学研究中将作者与文本的分离。在这种环境下，你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文本真实性的解构与你所提倡用的“语文学”方式解读文本之间的张力？

沈卫荣：这曾是一个困扰了我很多年的问题，最终却帮助我加深了对语文学的理解，同时亦坚定了我对语文学的信心。语文学是一门旨在建构的学问，即通过对民族语文的掌握，以及对大量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并通过对这些文本的正确解读和理解，来建构民族历史和宗教文化的真实面貌。如常为人称颂的兰克史学，就是最充分地发掘第一手的希腊文、拉丁文和其他欧洲古文字的原始档案和其他历史文献，对它们做厘定和翻译等细致的语文学处理，然后用它们来构建古希腊、罗马和欧洲各民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史，以及教会和教皇的历史。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本人，首先是一位精通多种欧洲古文字的语文学家和古典学家。而后现代主义重在解构，它不但怀疑任何文本记录的真实性、客观性，否定任何经典文本的原始和经典的意义，亦对依靠这些文本记载建构起来的任何宏大的历史叙事、灿烂的文化传统和崇高的思想、道德意义统统予以无情的解构。这二者看起来互相对立，不可调和，引起过激烈的冲突。

要了解后现代主义和语文学的冲突，读者或可以阅读《何谓语文学》所收录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于1980年代初发表的一篇题为《回归语文学》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德曼对美国哈佛大学英语文学教授Walter Jackson Bate（1918-1999）先生对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为首所倡导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尖锐批评所作出的回应。Bate认为，“对文学、人类沟通以及生命本身都采取虚无主义立场的”法式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导致了英语文学研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走向衰落，而德曼则完全否认这种尖锐的指控，认为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不过就是对语文学的回归；换句话说，文学研究的出路，不是要排斥后现代理论，而是要回归语文学。有意思的是，德曼在文中所倡导的语文学，实际上就是新批评主义所主张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

受德曼的影响，我一度曾将“文本细读”理解成语文学的一种，觉得“文本细读”主张“在检讨语言所产生的意义之前，先检查语言结构的形式”；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来探求文本的微言大义，这不失为一种理解和解读文本的好方法。可是，不久我就发现“文本细读”和“语文学”有着根本的差别。语文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最近还有人提倡open philology，即“开放式的语文学”。为了正确地读懂这个文本，我们有必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学术方法，收集、整理与这个文本及其作者相关的一切资料，然后充分地语境化和历史化这个文本，以求全面和正确地领会它的真实意义。对于“文本细读”，我们显然是受了它的中文译名的影响，以为“细读”或者“精读”与语文学的文本阅读方法是一致的。事实上，所谓close reading，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要求读者关起门来阅读，将这个文本与它的作者、时代、社会及其相应的一切背景性资料完全隔绝，读者只需对文本语言的结构和上下文联系、作者所选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做细致的揣摩和分析，“面壁十年图破壁”，最终或灵光一现，顿悟隐藏于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显然，“文本细读”确实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相应，但它不是语文学。表面上，德曼高调呼吁语文学的回归；实际上，却在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辩护，他没有真的能够为受后现代主义困扰的传统文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指明道路。相反，他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和语文学之间存在的激烈的矛盾冲突。

但是，在我看来，在偏重建构的语文学和偏爱解构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并非只有矛盾冲突，它们之间也有共同点。我们不应该把后现代主义仅仅理解为是一种对世间万物的虚无主义立场，“解构”或是追求客观和真实的一种另类和曲折的方法。作为语文学家的傅斯年，当年曾高喊过“史料即史学”的口号，他相信史料自己能够说话，只要我们收集和整理出足够完全的史料，并对它们做细致的语境化和历史化处理，即用语文学的方法解读和诠释这些史料，那么我们所追求的那个客观的历史真实就已经跃然纸上了，再不需要文章家和道德家们妄喙一辞了。而后现代主义史家也说“史料即史学”，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未经过道德家和文章家刻意设计和粉饰过的史料，任何史料都是一种历史写作的结果，历史本来就是建构出来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一个绝对真实和客观的历史。所以，后现代史家们热衷于解构过去的史家们精心建构起来的一切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崇高的思想和文化传统。

这两种对待史料和历史的进路看起来水火不容，其实它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语文学家普遍认为，文本只是一种展现出来的表象，其内核须通过语文学来鉴定和考证；语文学家对史料的处理是一个严格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追求的是对其所载历史内容的准确和全面的理解，而对文本作者的个人立场、写作背景等的细致检讨等，则本来就是文本语文学之所谓“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实践的最重要的内容。语文学家对历史的建构，也绝不是要建构在各种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主导下的宏大叙事；相反，他们是要用语文学研究所获取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细节和历史真实，来推翻和解构以往人们已经建构了的，并要我们相信的种种历史叙事和陈词滥调。在这一点上，语文学的历史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必然的冲突。

在《何谓语文学》中，我们收录了Pollock的一篇题为《语文学的三个维度》的文章，Pollock提出对一个文本的语文学阅读，应当要有历史主义、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三个维度，即要注意这个文本对历史上的第一个读者/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对历史长河中的读者们意味着什么，它对此时此地的我来说意味着什么。Pollock认为，这是“实证上最丰富的，认知上信息最全面的，以及伦理道德上最合理公正的语文学”。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熟练掌握这种三个维度的语文学阅读方式，那么我们就能很好地解除语文学和后现代主义阅读之间的张力了。

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源头”

燕京书评：你多次提到现代学术分科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语文学”研究的完整性，在大学专业分科如此清晰、各学科之间“隔行如隔山”的情况下，“回归语文学”只是一种倡议吗？会有实质性的变动吗？你供职过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类似“语文学”的研究机构吗？

沈卫荣：语文学在整个世界人文学术领域的衰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现代人文学术严格地划分为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神学（宗教研究）等分支学科，是导致曾经是现代人文科学代名词的语文学最终失去其学术家园的一个关键因素。除此之外，自上个世纪中叶在北美大学内迅速兴起的“区域研究”，也对传统语文学给予了致命的打击。“区域研究”偏重于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研究，更多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展开，与重视语文、文本的传统语文学背道而驰。而当“中国研究”取代“汉学”时，语文学也就渐渐退出了从事中国人文学术研究者的视野。《何谓语文学》中收录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1913-1991）先生的《何为汉学，如何汉学？》一文，即以汉学为个案，分析语文学是如何在北美大学中因受“区域研究”的压迫而走向衰落的。

德曼于1980年代初发表的那篇《回归语文学》，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后，不断有相同标题的论文发表，人文学术的各个分支学科都有知名学者站出来，阐述语文学对于自己学科之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号召本学科研究必须回归语文学。其中，又以从事中世纪研究和南美历史研究的学者们的呼声最为强烈，进而形成了“新语文学”学派。当然，于这一系列题为《回归语文学》的文章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是东方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爱德华·瓦迪厄·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先生于其身后发表的绝笔之作。萨义德不但呼吁人文主义学术研究，特别是被“宏大的权力架构或模糊的、带有疗愈意味的救赎性叙述”主导的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回归语文学，而且还提出了以“接受”和“抵抗”为核心的一整套积极的语文学阅读方法，为广大读者过一种“语文学式的生活” （living philologically）提供了具有深刻启发意义的指导。萨义德的这篇《回归语文学》，也收录进了我们的这本《何谓语文学》之中。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人文科学各个领域都有人在谈语文学的重要性，都在呼唤语文学的回归，却再难见到有人直接将语文学与作为整体的现代人文科学联系在一起，语文学真的只能是“现代人文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源头”（the forgotten origin of modern humanities）。今天的语文学早已在世界人文科学机构中失去了家园，它很难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强势重生了。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像Pollock这样的学者，还如此“不合时宜”地呼吁语文学——这一门“使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the discipline of making sense of text）、“一个硬世界中的一门软科学”（a soft science in a hard world）——重新回到二十一世纪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中心。他的这一雄心和复兴计划可见于他的《未来语文学？一个硬世界中的一门软科学之命运》一文中。但是，更多的学者则仅仅是希望能让语文学作为一种最基础的学术方法，回归到自己的学科之中，语文学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回归，但它绝对有必要在人文学术的各个学科中得到重视，并发挥它的学术主导意义。

《何谓语文学》中收录了曾经担任美国人文学术中心主任的杰佛瑞·格尔特·哈波姆（Geoffrey Galt Harpham，1946- ）先生的一篇题为《根源、种族与回归语文学》的文章，这绝对是一篇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好文章。 哈波姆否认语文学家的劳动“最终将产生某种免于抽象化荼毒的知识，不受任何利益、欲望和不相干目的的污染”，他通过近代欧洲语文学对语言、起源、种族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和构建的学术史回顾，揭示了语文学研究与民族主义、种族理论和反犹太主义等欧洲意识形态运动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关联。哈波姆说，“语文学的历史就像是一面透视镜，在同一图像中结合了学术研究的最高远的志向和最黑暗的恐惧”，所以，他认为语文学于当下的任务是重现，而不是回归。

我自己是一名从事藏学和藏传佛教研究的专家型学者，曾在国内和国外接受过长期的文本语文学训练，但我只是一名狭义的文本语文学家，或者说佛教语文学家。近年来，虽然我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外也很努力地倡导人文学术应该“回归语文学”，但我并没有奢望我能给语文学在大学内立足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甚至改变当下的学术建制，这不是我能想象的事情。我只是期待我的呼吁能在中国的人文学者中间得到一点积极的回应，今后所有的人文学者都能够具备最基础的语文学意识，接受最起码的语文学训练，遵守最基本的语文学规范；否则，我们不但做不出什么一流的学问，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做的学问就是不入流的。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建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确实是一个专业的西域（中亚）语文学研究机构，倡导的学术理念和傅斯年当年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多年前人大国学院已经增加了一块新的牌子，叫做“中国古典学院”，这表明他们全体坚守的学术理念就是我们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所宗旨——语文学。

近年来，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开始建立西方古典学学科。所谓“古典学”，实际上就是对一个古代民族的语言、文献、宗教和历史、文化的语文学研究。最近，美国加州大学已经取消了古典学的招牌，直接将原有的西方古典学机构改称“希腊学院”或者“罗马学院”等，因为把古典学仅仅规定为是对希腊（希腊文）、罗马（拉丁文）的研究是不正确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其他地区和民族同样也有古典文化，对它们的研究也是古典学。所以，将“国学院”改称“古典学院”，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举措；国学研究，就是对中国古代各民族之语言、文献、思想、历史和文化的语文学研究，它就应该是一种打破文史哲壁垒的跨学科的研究。

燕京书评：在你看来，现阶段回归“语文学”的阻力有哪些？

沈卫荣：当德曼、萨义德和Pollock等人振臂呼吁“回归语文学”的时候，我在德国波恩大学读书时的一位同学、现任德国马堡大学印度学教授的Jürgen Hanneder（1964- ）先生曾发表文章，讽刺这几位美国的大教授们正在玩弄学术游戏，他们把理论玩腻了，又觉得语文学好玩了，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玩的都不过是时尚而已。把梵文语文学做到了极致的Hanneder，觉得这些美国的教授都和尼采一样，都不过是半吊子的“未来语文学家”，居然敢要德国的印度学家们回归语文学，老子根本就没离开过语文学，你还要我们回到哪里去？

和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觉得现阶段在国内学界呼吁“回归语文学”的最大阻力，无疑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正确地理解什么是语文学，不知道语文学对于现代人文科学到底有何重大意义。对于很多中国学者来说，语文学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词，闻所未闻；你现在站出来要求他们回归语文学，这当然是一件匪夷所思、异想天开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不自量力地要站出来宣传和倡导语文学，这也正是我们编译这部《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的初心，衷心希望它是一部高质量的语文学教材，能够为语文学在中国的普及做出一份积极的贡献。

姚霜博士对本文图文的整理提供诸多帮助，特此致谢！原标题为“沈卫荣：语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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