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女孩都憧憬婚礼，我也不例外。

我一直认为，生活就是一系列重要时刻的集合，这些重要时刻决定了我们的个体特征。我们都会珍惜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无论它是一场欢乐的派对、雨后花草的一阵清香、河边的一次野炊、大学的毕业典礼、和爱人谈笑风生的一个良宵，抑或是宝贝孩子的出生。

新娘选择婚纱的日子就是这样的重要时刻。可是，那天我穿上蒙面长袍去集市的时候，却感觉自己像个行走的幽灵。

由于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我姐姐和母亲老早就讨论过我会有一场怎样的婚礼。几年来，她们一直在谈论不休，从我穿什么样的婚纱，到梳什么样的发型，再到酒桌上的菜品。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家相对富裕，所以大家都认为我的婚礼会很有排场，四面八方的宾客云集。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排场，但是，真的到了自己快结婚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有这么一天啊。此刻，我什么也不想听，只想听母亲再一次讨论她对我的婚礼的计划。失去她依然是我心中无法弥补的伤痛。

还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想过的，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竟然会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度过。因为他们的统治，婚礼上不能播放音乐，不能拍录像，不能跳舞。所有的饭店和婚宴大厅都关闭了，欢庆仪式也遭到禁止。我想，所有的女人，无论她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希望自己的婚礼举办得完美无缺。这听起来像是少女的口吻，有点儿傻气，但是在婚礼之前的几个晚上，我伤心地哭了，为失去母亲而哭，为失去当个漂亮新娘的机会而哭。

尽管当局立法强迫妇女穿蒙面长袍，我还是一百个不情愿去买件新的。每当不得不出门时，我就穿上母亲生前穿的那件。她的蒙面长袍比起如今常见的在巴基斯坦设计并大批量生产的蓝色便宜货漂亮许多。在母亲那个时代，妇女们视长袍为身份，母亲有一件与她权贵之妻身份极其相称的长袍。这是一件深蓝色丝绸长袍，浅浅的折痕随着她的步伐发出柔和的沙沙声。遮脸部分是一层银色细网纹，眼睛刚好可以从这里透视。长袍脏了，母亲会交给一个专业洗衣工，将每一个折痕用蒸汽熨斗熨平整。对她而言，拥有这件长袍是值得骄傲的事。可是，对我来说却是一大耻辱。即使我结婚了，穿的还是母亲的蒙面长袍，可如果我不得不穿一件，那么至少这件长袍应该能够让我回想起母亲来。

出门购物的那天，我由未婚夫陪伴。这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跟他重逢，上一次我正面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是在大学里，当时塔利班还没掌权。那天他来普勒胡姆里找我哥哥确定婚事时，我躲在窗帘后面只看到他的后脑勺。在大学的时候，游击队还控制着时局，他刚长出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但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他的头发和胡须都蓄长了，看起来也不那么英俊了。透过讨厌的蒙面长袍，我不停地偷看他的胡子，长在他脸上真叫人不喜欢。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阿富汗在倒退，谈不上有任何进步，唯有文盲统治下的黑暗。

塔利班这时开始实行一项新规：任何女性外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必须有一个与其有亲戚关系的男性陪伴。这条规定与其他规定一样，不是阿富汗文化，倒是更像阿拉伯文化，我祖母那一代的女性才不单独外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传统在阿富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任何其他文化的自然进程一样。可如今，塔利班又把人们带回到旧时代。

塔利班在市内到处设置关卡。如果他们拦下你的车，就会盘问个不停，要你说出自己的名字，你父亲的名字和亲戚的名字，问题多得数不胜数，直到他们认为男的跟女的确实不是朋友而是亲戚关系时为止。“恶习与美德部”就是负责执行这些政策的，而且尤其喜欢毒打妇女。在婚礼集市上，他们打的就是像我一样去买礼服的女子。有一个女孩子穿了白色的裤子，或许她不知道穿白色是禁令，或许她没受过教育，或许是太害怕了，而不敢出来，一直躲到今天的缘故。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我听到一个阿拉伯人朝她大声叫喊（这时很多阿拉伯士兵加入塔利班组织，并居住在喀布尔）。几名士兵拿着一根橡胶鞭，把女孩按倒在地，抽打她的双腿，女孩疼得号啕大哭。我不忍看，转过脸去，咬紧了嘴唇，都咬出血来了。这样的不公平令我义愤填膺，而我却无能为力。

“恶习与美德部”的汽车声我永远都忘不了。这种车往往是海拉克斯牌的皮卡，走街串巷，上面载着读《古兰经》的祈祷人，通过扩音器大声宣传。一听到这种车子的声音，在户外的女人们马上找地方躲起来。即使是最微小的错误或者一丝的不端行为，只要被塔利班发现，你就会遭到毒打。有时候，他们甚至就看着你，然后无缘无故用鞭子打你。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女孩子被打，她的母亲和姐姐见状就扑了上去，试图保护她。塔利班就把三个人按在一起打。这真是疯狂至极的一幕。

那天我们一行四人外出：我嫂子、我未婚夫、他的姐姐和我。幸运的是塔利班分子没理睬我们。我们买了婚戒，至少也得有个能从中获取一点儿小小的快乐回忆的物件吧。我敢说，哈米德透过蒙面长袍的网眼一定看到我开心的笑容，当时他正为婚戒付钱。由于婚礼活动管得甚严，集市上大多数的服装店都没进新货，东西少得可怜，我只好用心慢慢寻找。我一直想拥有一件蓬袖礼服，可如今裸露手臂也被禁止了。

在婚礼上，阿富汗的新娘通常先后换三四次礼服，每次的颜色均有不同，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在“海娜之夜”（Henna Night，是指结婚前夕举行的仪式），我选的礼服是浅绿色的。在“尼卡”（Nikah，即伊斯兰教的结婚仪式）环节，也就是仪式的第一部分，新娘常常穿深绿色的衣服，但我想与众不同，所以就选了粉红色。这是一种带有玫瑰色的粉红，它代表的是一种欢乐的色彩，在塔利班的灰色统治里抗争出一丝亮丽，光看着这粉红色的礼服就让我精神振奋。“尼卡”环节之后新娘再换一次礼服，进入接待晚会环节。通常在这个环节里，新娘穿的婚纱是白色的连衣裙和面纱，与西方国家新娘的穿着类似。

如果是在正常时期，我的婚礼场面可以按照传统想办多大就多大。不但亲戚、朋友，还有政治上的同盟、支持者、巴达赫尚省的老乡都会受到邀请。在我们的文化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政治之家，婚礼兼具大型社交功能。可是，由于眼下婚礼宴会厅关门了，我们没地方举办大型宴会。再说，战争时期，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大打折扣，我怀疑是否还能办得起那么大的婚礼。即便如此，我家还是邀请了1000人来参加我的婚礼，到后来，真正到场的来宾接近1500人。

阿富汗的婚礼一般也遵循严格的隔离制度。女人和孩子在一侧，男子在另一侧。如果在一个婚礼宴会厅里举行，这就意味着要么给男性女性各自单独一个房间，要么就在大厅中央用大窗帘布隔开。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将婚礼放在两栋房子举行：一栋是我哥哥的房子，另一栋是邻居家的。婚礼前夕，我们举办了传统的海娜仪式。按规矩，新娘的双手要涂上海娜墨水，我们是去美容店做这件事的。本来我很喜欢去这种美容店，但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我真提不起一点儿兴致。这场婚礼，无论是礼服的质量还是我的发型，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也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已经尽了力，但在内心里总觉得很粗糙，顶多算凑合。

海娜仪式持续了大半个晚上。通常这一仪式在婚礼前几天举行，以便新娘有几天的休息时间来准备婚礼，我们没得选择，只好在婚礼前夕举行。几个女子围成一圈，击着“戴拉”（一种类似鼓的乐器），唱着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经累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但说实话，即使“海娜之夜”提前一个星期举行，我在婚礼前夕也一定彻夜难眠。

我的婚礼既甜蜜又痛苦。母亲已经归西，健在的姐姐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不能前来参加婚礼。曾经刚生下我来就想让我死掉的母亲，这么多年来干得那么辛苦为的就是我能有个好归宿，在病榻上，趁弥留之际给我挑个好丈夫的母亲，竟然不能参加我的婚礼。准备婚礼的时候，没有她在场握着我的手，对我说鼓励的话语，真的比走在滚烫的钉板上还令人心痛。

早上六点，发型师用卷发器给我卷发。她嘴里不停地发出啧啧的叹息，说我面色很憔悴，应该多睡一会儿。坐在椅子上我都快睡着了，一直睡到十点半，然后才开始化妆。发型师看到我这副模样，依旧用啧啧声对我表示同情。照了镜子之后我才意识到她说得一点儿没错，我确实很难看，黑眼圈，满脸痘痘。还有一件令我异常失望的事就是，我本来打算偷偷地用录像机或者让专业的摄影师将婚礼全程拍摄下来，虽然塔利班禁止人们录像，但一些录像从业人员愿意冒险，只是服务价格比以往贵两倍，因为他们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可是，我哥哥不允许我这么做。他的一些老朋友在政府部门地位卑微，他就怕这些人会向塔利班当局告发我。所以，我的婚礼没留下任何形式的纪念，只有几张朋友们用自己的照相机偷偷拍的粗粒快照相。

婚礼上的很多人我不认识。来宾中很多是我哥哥的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还有他的同事。我开始有点儿生气，心想，他们是不是为了吃免费大餐而来呢？很显然，他们不是真正为了向我道喜而来的。

婚礼中的宗教仪式部分是由一位毛拉主持的。哈米德、我，还有两位证婚人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那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哭了起来，当然那绝不是最后一次。结果可想而知，我所化的妆——那天唯一令我看起来显得迷人一些的东西，开始顺着脸颊滑落。我忘情地抹了抹眼睛，自然而然地把睫毛膏抹到了粉红色的礼服上来。幸运的是，仪式结束之后，我就换上了白色长袍。在花边袖子和长长的网纱之下，我觉得自己稍微漂亮了些。

当晚迟些时候，按照传统，家中的长者，要么父亲要么兄长，要拿一些布，包一些糖和布料，绑到新娘的一只手腕上，这象征着新娘将被送往新郎的家。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米尔沙卡伊拿着饰带往我手腕上绑糖果的时候，我又哭了，他竟然也跟着哭了起来。于是，我们兄妹俩就相拥而泣。我们哭并不是出于仪式的需要，而是为那么多理应在场却不能在场的人而哭：母亲、穆基姆、父亲。我们为大家庭失去的一切——失去的身份和地位，失去的家园和生活方式而哭泣。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私人时间里，兄长和我相拥，默默哭泣，深深体会到失落的苦楚，继续前行的喜乐，生活变故的苦痛。到了后来，他止住了哭泣，说了一句“来，法齐娅宝贝”，然后摸了摸我的鼻尖，微笑着将我领出房间。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你们的父亲是我此生最爱。对我这个“可怜的女孩”来说，他不仅仅只是般配，和他结婚确实是我最大的幸福。

婚姻是女人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婚姻不该阻止女人去实现梦想。恰恰相反，她的梦想也应该成为她丈夫的梦想，而她丈夫的梦想也应该是她的梦想。作为新人，他们应该风雨相依，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一个专属于他们的世界。

有时候，我渴望看到你们结婚，但是，另一些时候，我又不希望这样，因为，真到了那么一天，你们就不再是我的小女儿了，而是真正成了女人。我不希望那一天这么快就到来。

当然，我希望你们有一天能找到真爱。爱是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并非人人都这么想，许多人认为责任、尊重、宗教信仰和纪律相较于爱情更为重要。

而我认为，这些事情并非不能相容。爱情可以和责任并存。因为责任，爱情常青，因为尊重，爱情永恒。

挚爱你们的妈妈

准备迎接新生活

婚礼当天，标志着我的人生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我将为人妻，但我万万没想到这注定是一个短暂而悲惨的段落。

我丈夫住在马克洛里安第四街区一间三卧室房子里，房子简朴、结实、功能丰富。他确实花了一番心思（我怀疑他的姐妹们一定帮过忙），把我们的卧室打扮得漂漂亮亮，购置了粉红色窗帘，粉红色枕套，就连床头的粉红色花瓶里也添置了几朵粉红色丝绸花。每一个摆设都很到位，只是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粉红。第一次看到房间的布置，我几乎忍不住要咯咯发笑了。到了新婚之夜，我已经整整 24 小时没合眼。真是谢天谢地，经过一整天忙碌，我丈夫也筋疲力尽，并没有向我提出性要求。我们一躺下就呼呼大睡。

第二天早上，我先醒过来。有那么一刻，我感到一阵恐慌。睁开眼睛，我看到了粉红色的窗帘，外面是朦胧的日光。在陌生的床上，我身边躺着的竟然是一个男人。就在那一刹，我在想自己究竟身在何方，但很快就想起来了。我嫁给了哈米德，嫁给了躺在我身边安然入睡的这个男人。他轻轻地打鼾，我忘情地看着他，微笑着，伸手去抚摸他的脸颊。这是我身为人妻之后的第一天的开始。

哈米德的姐姐和她的两个孩子也跟我们一起住，她刚刚守寡，没地方可去。我却为有这么个女人在身边而觉得安慰，她曾经当过老师，聪明优秀、精神饱满。我们相处也很融洽，终于我也过上了较为惬意的日子了。哈米德温和善良，跟我一直以来对他的印象完全吻合。我们很享受朝夕相处的日子，整天有说有笑，筹划着美好的未来。自从七岁刚开始上学的那天我曾经开心过之后，再也没像现在如此开心了。生活终于朝着我理想的方向前进。

婚礼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又举行了一个所谓的塔哈特加米仪式。新娘新郎坐在装饰品、鲜花和彩带之下，喜迎客人。来宾过来道贺，奉上礼物。孩童时代，我姐姐和母亲常常哄我说，在塔哈特加米仪式上，我将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或许还会收到一辆车，一间乡村别墅，甚至一吨黄金。然而，在塔利班时代，生活不能太张扬。朋友和亲戚来了，也带来了他们的礼物：一块桌布，几个新碟子，50 美元。

等送走了最后一名客人，哈米德马上去他的办公室做事了。他的姐姐和我正要沏茶，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的大姑姐打开门，迎进来几个留着胡子的男人，缠着黑色头巾。原来，毛拉奥马尔，也就是当时的塔利班头领，听说我哥哥米尔沙卡伊回到了喀布尔，就签署了一张逮捕证。他们搜捕了他三天三夜，我哥哥已经躲了起来。亲戚们没有告诉我是因为他们希望我安心度蜜月，不受惊扰。

而现在塔利班分子竟然找上门来了。他们冲进我的喜乐天堂，就像一群困兽，什么都没问，径直走向我的卧室，而我还坐在花环之下，穿着华丽的服饰，化了妆。看到他们恶狠狠地盯着我，我脸上的神采立即黯淡了下来。生命中实在有太多的麻烦，他们的到来意味着我快乐的生活马上接近尾声。他们大声叫嚷，要我们待在原地别动，然后直奔我卧室，开始了一番彻底搜查。他们一见到床单就撕，那可是我和哈米德刚刚开始新生活的地方啊。

这是对隐私、庄重和阿富汗文明的赤裸裸的侵犯，可这帮野蛮人才不管这些。他们搜遍床底，还翻箱倒柜，就这样一言不发地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那脏兮兮的手把漂亮的家具糟蹋得面目全非。

见一无所获，这帮人便朝我大叫：“米尔沙卡伊在哪儿？”“警察局长在哪儿？”一边叫嚣一边在我眼前挥舞着逮捕令。当意识到他们要找的人是谁时，我胃里一阵难受。但我平静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这时，他们已经差不多把我家搜遍了，知道我没有撒谎，接着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哈米德，千万不要从办公室回来呀！我心里默默祈祷他不要在这个时候回家。再工作一会儿，千万不要在这个点回家啊！千万不要回来啊！

他们就这样走了，听到他们走了五段楼梯，到了大楼的门口，我的呼吸才不再那么紧张。他们每往下走一步，我的呼吸就轻松一些。还有四段，三段，两段。就在他们到了第一段的时候，我听到了开门声。我紧张得张大了嘴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哈米德！要是晚几秒钟，他就能远离凶险了。但不巧的是，他进了屋子，高高兴兴地走过前门，手里提着巧克力礼盒，那是给我买的。就这样，哈米德遇上了这帮野蛮人。要是他在路上买些水果，跟邻居聊聊天，甚至弯腰系一下鞋带，都有可能避开这帮恶徒。

他们抓不着我哥哥，怒气无处发泄，就抓走了哈米德。他什么都没做，什么罪都没犯，但他们还是把他带走了。我尖叫着跑下楼。“我们结婚才七天，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丈夫的房子，我们新婚燕尔，是无辜的好市民，放过我们吧。”我哀求道。

他们只是再问了我一遍：“米尔沙卡伊在哪儿？”接着不由分说便给哈米德上了手铐。他几乎僵在了那里，一动不动，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感到震惊，手里给我买的花也掉到了地上。几个邻居围过来看这场面，谁也没说一句话。我一把拿起蒙面长袍，跟了出去。哈米德心里明白，让我待在家里坐等消息我是怎么也不会答应的。

他们把哈米德带上一辆红色皮卡，将我推向一边。我想跟在哈米德身后，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说：“对不起，女士。对不起，姐妹。你有穆哈兰姆（男性亲属）同行吗？”我急促地说：“什么？你让我上车吧，我要跟着那辆车。”他摇了摇头：“你一定要有穆哈兰姆同行才可以，这位姐妹。这些该死的人，你一旦跟着他们，让他们发现车上只有你和我，我们俩都要被关进监狱。”他说完就开走了。

我目送着皮卡，见它渐渐远去，拐进了大街，沿着大路开走了。接着来了个左转弯，进入新城。我只希望它不要离开我的视线范围。于是，我又拦下另一辆出租车。这一次，还没等司机开口，我就抢先跟他说。我一开口就向他请求：“兄弟，亲爱的兄弟，帮我个忙。请你帮帮忙。他们带走了我丈夫，我要跟着他。我只有一个人，你能载我吗？”

他让我上车，他一边开，一边匆匆地说：“如果他们拦下我的车，你就说是我妹妹。我的名字是……我住在……”这个好心的司机与我素昧平生，却把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告诉给我，以防万一我被盘问，好让我假装与他是兄妹关系。这样的事听上去荒唐，但这名司机的所作所为恰恰表明：无论当权者对普通的阿富汗人民实行怎样的压迫措施，阿富汗人的正直和善良却屹立不倒。

哈米德被带到情报机构办公室，地点位于市中心，靠近内政部。我记不得给了司机多少钱，但肯定是很多。他能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一个陌生女子，令我满心感激。我认为，多给他钱，他或许遇到同样的情况还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助。

我来到了情报机构办公楼的大门口，他们不让我进去。这时我冒了个巨大的风险，向门口的塔利班分子撒了个谎。我就说，自己被塔利班分子逮捕了，他们命令我到这里来，但是我又不能跟车上的男人们一起进去。我还说，如果你们不放行，上头怪罪下来，谁都担当不起。于是，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大门之后，我找到了监狱大楼。哈米德就站在那里，身边有两个塔利布看着。我惊讶地发现，哈米德几乎没任何反应。前一秒钟，他还匆匆赶回家，手里拿着买给妻子的巧克力，下一秒就被逮捕了。我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透过蒙面长袍的网眼，我盯着塔利布，说：“看！看我的手！这是指甲花，新娘才有的。你们口口声声说信奉伊斯兰教，但你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样合乎一个穆斯林应有的标准。我们刚刚结婚，如果你把他关进监狱，我就再也没有穆哈兰姆了。我该怎么生活？我该怎么活下去？没有人跟我一起去买东西，没有人照顾我。我还是个年轻女子，除了丈夫，无亲无故啊！”

我以为自己的理论能够激起他们的怜悯之心，说不定还会让哈米德回家。但是，这些人是根本不会被一个女人的请求所打动的。他们理都没理我，还带着哈米德去了另一扇门。我跟在身后，还紧紧抓住他的手，不依不饶地请求。等他们开了门，我的心立刻沉了下来，因为门后是成百上千的囚犯。一些囚犯戴着手铐，一些囚犯被捆绑，一些囚犯站着，所有人都被赶到发着恶臭的院子里，挤在一块儿。

其中一个塔利布抓着哈米德的手，我仍旧握着他的另一只。我们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就要将他从我身边带走，拆散我们，我甚至担心他们不加审判就要对他执行死刑。既然不给任何理由就逮捕他，那么不加审判行刑也完全有可能。我依旧没有松手，并且再次请求说：“我也要进去，我怎么能够独自离开呢，我是个女人，不能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你是个穆斯林，你怎么能这么做？”

塔利布用普什图语回答我，语气粗鲁，口音就像没受过教育的乡巴佬。“闭嘴，你这个女人，你讲得太多了。”说完用力推我。我一不留神，趔趄着栽倒在一个散发着臭味的小水坑里，当时我还穿着高跟鞋和礼服。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迎接客人呢。哈米德转过头试图拉我起来，但塔利布推着他朝相反方向走去，进了一扇大门。就在我挣扎着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瞥了他最后一眼。然后，大门就合上了。

哈米德进去之后，我就想到了哥哥，他才是塔利班要找的人。现在安全吗？他人在哪里？我身上没钱了，坐不起出租车，于是穿着高跟鞋在城中拼命地跑，跑向我哥哥家。他的妻子在家，她对我说，哥哥最近在亲戚家不停地换着住，连续三个晚上每天都换一次，以防被抓。此刻，他正躲在卡尔特瑟，一个在内战中饱尝战火之苦的喀布尔西部地区。既然我现在帮不了哈米德什么忙，那就帮帮我哥哥吧，于是我就去找我哥哥。

到了之后，没有跟亲戚行额手礼，我就粗鲁地直接闯进去，我要亲眼看到哥哥才放心。房主夫妇都是教师，丈夫是喀布尔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妻子跟千千万万个阿富汗勇敢女人一样，不顾禁令，冒着巨大的危险在家里私设学校。

房间没有沙发，好多垫子靠墙一字排开。米尔沙卡伊躺在一个垫子上，面对着墙壁。看我来了，他的脸上突然警觉了起来。自从婚礼过后，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我，那天他还抱着我默默哭泣呢，之后我就开始了新婚生活。此刻重逢，我们又哭得一塌糊涂。

我赶紧把哈米德被捕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还说此刻他们是如何在对他进行四处搜捕。这里对他不安全，因为他们会挨家挨户搜索我们所有的亲戚。坐出租车出逃也不安全，外面到处是塔利班的哨卡，如果拦下我们盘问，他们手里是有我哥哥的照片的，很快就能认出。于是我们走路出逃。我仍然穿着该死的高跟鞋，脚疼得要命。

那是我第一次穿着蒙面长袍走那么长的一段路。我向来就不擅长走路，穿上高跟鞋再加上心里一焦急就更是如此，人行道的每一块石头或者每一道缝隙都可能将我绊倒。

我们往城市的郊外走去。本来我们是没地方可去的，但是，真要去找个地方躲藏还是有的，虽然能选择的余地是那么有限。太中央的位置或者人多的地方都有哨卡，郊外我们能躲藏的地方也多，人却较少，所以我们才往那里去。一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哥哥问起哈米德的情况，问他符合不符合我的期望。我高兴地告诉哥哥说，哈米德确实很好，我没嫁错人。

我告诉哥哥说，哈米德跟我讨论了定居的计划，甚至还考虑要不要离开阿富汗。哈米德曾经建议到巴基斯坦定居，可我说，哥哥都在喀布尔，我不能离开。后来我们还讨论搬回巴达赫尚省的首府法扎巴德，也就是我最早开始上学的地方。巴达赫尚省没有被塔利班控制，我的姐姐们，哈米德的家人也都在那里，我们俩也都非常怀念那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成了我们的计划。我们打算搬到乡下，我可以教书，哈米德可以经营他的公司。

向哥哥讲述这些计划比脚跟上的水泡还要让我心痛，所有新婚之际的梦想和计划此刻都已经付诸东流。漫无目的地走了四个小时之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记得哈米德有一个亲戚，当时跟她一个儿子住。虽然不知道确切的地址，但应该就在马克洛里安街区，也就是在我和哈米德的住所附近。前往那个亲戚家的途中，我们经过了一个哨卡。坐在车上，我们提心吊胆，生怕他们摇下窗户查看我哥哥。但那天真是幸运，哨兵没往车内看就示意我们开走。

我哥哥见过哈米德的这个亲戚，当时来我家提亲她也在。我哥哥还说，她化妆太浓，指甲太长。在他看来，这样的女人往往很懒，但现在只好去找她了。我问了问街坊，有人指给我们一套公寓。到了她家之后，我马上向她解释情况，问她能否留宿我哥哥一晚。她嘴里答应，心里却不甚高兴。可以想象，她很害怕。如果被发现留宿非血缘关系的男子，她就要被抓到“恶习与美德部”。让她陷入这样的为难境地我很难过，但别无选择。

我就在那里跟哥哥道别，然后走回家。到家后，我的双脚就像着了火，汗水模糊了双眼和双耳，头发似一块抹了油的垫子盖在头上。我一把甩掉蒙面长袍，跑向卧室，心里无比难受，悲痛地号啕大哭。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痛失亲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难忍受的痛苦之一。

但是，失去所爱的人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例外。或许，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遇害死去，你们已经失去了我。我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发生，我们还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也希望你们对这一必然性有所准备。

失去一个家庭，就像战争时期我们多次经历过的一样，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对孩子来说，失去家庭是最痛苦的。但是，阿富汗成千上万的孩子就曾经饱尝这样的痛苦。你们有房子住，有火取暖，有柔软舒适的床可以睡，有台灯可以看书，有书桌可以做作业，所以不要忘了你们是多么幸运。我知道这虽然算不了什么，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有这么好的条件。

对一个女人来说，或许最糟糕的莫过于迷失了自己。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没有任何梦想，那么这才是女人最大的损失。这本来不是无法避免的，而是那些阻止我们去追求梦想、去追求成功的人强加给我们的。我祈求上苍，你们千万不要失去梦想。

挚爱你们的妈妈

法齐娅·库菲系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国会议员，也是著名的妇女儿童权益活动家。她是2014年阿富汗总统大选的主要候选人之一，曾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加拿大《环球邮报》等多家世界知名媒体的采访。2009年，库菲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被授予“全球青年领袖”殊荣。现居住在喀布尔，育有两女。本文摘自《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由中信出版社授权刊发。

———

微信搜索“燕京书评”（Pekingbooks）：重申文化想象，重塑文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