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文献曾粗略统计，在我们生活的这颗蓝色星球上，曾有过两万多种语言，有的语言存活下来成为主流语种，有的语言在历史的长河里渐渐湮灭。目前，大多数广为使用的语言，皆是经过时间洗涤留存下来的生命力强悍的语种。因为全球化的影响，颇多小众语种与濒危动物相类，处于消失的边缘。古典时代语言多元，与彼时交通不便、信息阻塞有颇多关联。大地广袤，山河万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国寡民式的生活，使得诸多方言在特定的地理空间繁茂生长。比起囿于特定空间的方言，三类语言在古典时代极具空间穿透性：一类是权力推动的主流语系，一类是商业语言，另一类则是江湖秘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黑话”。

只流通在特定人群中的黑话，是江湖私铸的话语货币

权力推动的主流语系，承载着每个国度的政治与文化火种，当然会以行政手段，由上到下层层强制的普及。商业行话与江湖黑话，则因民间贸易的流动与江湖游侠的浪迹天涯，从而从一个地方流转至另一个地方。

据考证，中国的“黑话”大抵起源于唐初。因唐时政治开明，经济昌盛，贸易往来繁多，商贾之流为了赚取利益的秘事不被他人所窥视，在交易时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行人才懂的语言，俗称隐语、唇典、春点、切口等。后来，这种小众语言的触角，延伸至市井的日常避讳，延伸至手工业小作坊，延伸至浪荡江湖的游侠儿，并渐渐成为江湖侠士的秘密交流工具。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们，便依靠各种各样的“江湖切口”在茫茫人海里互相识别。

“黑话”诞生于贸易，初看上去似乎颇为古怪，但只要仔细地梳理一下“江湖”这个词，便可发觉其与商业的潜在关系。中文里的“江湖”是一个引申词，与它对立的，不是山岩，而是庙堂。庙堂即朝廷，代表政权与律法；江湖即民间，代表平等与自由。这与“江湖”一词原本指涉的水之流动性有关，水是自由的，水也是不怎么受约束的，而贸易往来也需要物物互流与宽松氛围。古典时期最著名的商人陶朱公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就复国大业之后，远离庙堂的管控杀伐之气去做生意，却被古典知识人称为“放浪江湖”，唐代诗人高适曾写过“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的名句，表达对庄周、范蠡等江湖人物才拥有的自由的艳羡。

古典时期的贸易通商，不但要得到地方政府的许可，还要获得民间势力的认同。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没有民间势力的认同，生意很可能就无法继续做下去了。而江湖，鱼龙混杂商匪一家，为各方民间势力的统一称呼。中国的帝制时代一直重农轻商，以家国名义出现的商业团体和组织比较少见，往往是民间行会在主导商业往来。因此，行会之间有行话，生意人之间有生意经。直至清朝末年，各种卖艺、卖药、卖针头线脑的小贩、小生意人，都被民众称为走江湖的。在江湖中，各行各业做正当生意的话叫行话，做偏门生意的话则叫黑话。

行话与黑话，是贸易通商的两个语言学分支，是商业文化诞下的双胞胎。而江湖，则因时代的演变，大商人们的渐渐抽离，成为游侠、流氓、小商小贩的主战场。这里“黑话”繁茂生长，一如艳丽的毒蘑菇，外行人根本听不懂江湖人士在讲什么。评书演员连阔如在《江湖丛谈》一书里，谈到清末民初的江湖黑话之“春点”，多达四五万字，几乎可以专门出版一部“黑话辞典”。

既然有黑话，那么是否存在“白话”呢？

显然，权力钦定的主流语系才是“白话”。主流语系是光明的、透彻的、官方的、大规模使用的；黑话则是黑暗的、秘密的、小众的、不被官方认可的。我们可以看出，黑话之于主流语系，一如黑夜对立于白天，魔鬼对立于天使。这是一种语言学里的二元对立。自有人类史以来，主流语系便一直致力于贬低、同化，甚至铲除黑话的存在，一如庙堂热衷于收编、同化甚至铲除各种江湖势力。

语言是世界的镜像，万物在语言中各居其所。语言亦是一种权力，谁掌握主流语系的传播权，谁便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更大的权柄。英语在世界范围的广为传播，得力于工业革命时大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轰轰烈烈的贸易征服。任何一门语言成为主流语系，事实上兼需获得国家权力的助力。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因此我们目前使用的普通话，其语音便以北京话为准，而其他各地方言，就此成为主流语系的补充或点缀。虽然方言不曾得到权力的加冕，却在各地民众的唇齿间轻盈流转，一方语言育一方人，人们从出生之初，便浸润在方言的呢喃之中。然而黑话却仅能在某一特定的暗黑行业内悄然流动，既无法获得权力加冕，亦得不到地方传统的认可。也就是说，所谓黑话，是一种非法且非传统的野草般私密繁茂的话语方式。

这种非法且非传统的话语方式，于诞生之初便意在筑造话语之墙，而非话语之塔。主流语系极尽所能地拓展自身影响力，黑话则竭尽所能地缩减自身影响力。作为一种仅仅是志同道合者互相识别的小众密码，黑话不希望被主流语系的使用者所识别，更不希望被权力破译。黑话是围绕在主流语系周边的窃窃私语，是江湖上空升起的秘密火焰，是默默流淌的语言暗河。仅语言的交流性质而言，黑话是江湖私铸的话语货币，只流通在特定的人群之间，一旦出圈，便如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所言的语言本性——信息交换，即刻阻断且喑哑。

新新人类的黑话，是对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的双重反抗

如今的互联网，有把“黑话”广义化的趋势。

我们时不时都会在朋友圈看到诸如此类的语言组合：“互联网行业黑话”、“新新人类黑话”、“文科黑话”等。这种将黑话泛化的说法，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鲁迅先生短篇小说《风波》里的九斤老太。

九斤老太是这样的一位老太太：她的高龄是她最以为傲的财产，她的高龄也是她批评一切新生事物的逻辑制高点。她的口头禅是“一代不如一代”：看到饭前还要吃豆子的女孩子，她会来一句“一代不如一代”；看到不留辫子的男人，她亦会来一句“一代不如一代”；看到出生时比她体重轻的下一代，她更理所当然地来一句“一代不如一代”。反正所有的新生事物，在九斤老太的眼里，皆是代际造成的直线堕落。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语言，只是有的汇入了语言的长河，有的稍纵即逝。被“九斤老太”们泛化的“黑话”，本质上并非“黑话”，而是前文说过的时代行话，或者一种流行于同辈人之间心知肚明的缩略语交流方式。譬如新新人类的“黑话”，原本是零零后将汉语词组或英语词组，简单地缩减为拼音字母或首字母拼写而已：如“yyds”是汉语词组“永远的神”的缩写，nbcs是英文 nobody cares的缩写，等等。看到这种儿戏般的缩略书写方式，资深网民想必心领神会的淡然一笑。这难道不是最早在网上冲浪的网民们早已玩过的文字游戏吗？千禧年前后便在网络上玩闹过的网民想必记得，当时火爆的BBS聊天室里，飘满了诸如此类的拼音缩写，新生代只不过在重复他们的父辈们曾经玩过的语言游戏而已。如果一定要将这种简单的语言游戏称之为“黑话”，我们莫如将之定义为广义黑话。

新新人类的广义黑话，一方面是通过语言的游戏在互联网上呼朋引伴互觅同类，另一方面则通过自创的语言符号，对无处不在的宏观权力之父与微观权力之爱进行双重反抗。儒家伦理的君臣父子观，浸透进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宏观权力之父，深情款款地通过电子眼观看着他的子民的一举一动；微观权力之爱——中国式父母，又常常热衷于无微不至地管控孩子，孩子的生活、行为、思想，父母都想进行毫发毕现的审查，并认为此类行为理所应当，属于伟大的爱之范畴。据相关报道，有孩子的母亲，偷偷地打开孩子的互联网日记，满眼是不能辨识的由字母与符号缔造的新语言，瞬间目瞪口呆，完全傻眼。显然，此类广义黑话，对孩子而言，是一种智性的反抗，它可以规避权力之爱的过度重压。

有人将新新人类这种将拉丁字母与互联网符号拼接一起的做法，称为奥威尔《一九八四》里所言的“新话”。恰恰相反，《一九八四》里“新话”的解释权掌握在宏观权力之手，而新新人类发明创造的广义黑话，则将“新话”的解释权紧握在自己的双手。语言的游戏就此展开，父辈与子辈互相对话的话语之门，在“黑话”发明的那一刻，就砰然关闭。事实上，全新的密码一般的广义黑话上空，悬浮着“黑话”创造者对权力拥有者响彻云霄的嘲讽：你无处不在的眼睛，看不到真实的我！我拒绝、我反抗、我的武器是你无法破译的语言符码！

汉语界的“九斤老太”们，不但将“黑话”一词泛化，还担忧“黑话”（其实是各种学术的、网络的非主流语言）的出现与使用，会造成语言的污染，会使纯澈的汉语污浊，甚至会导致汉语的腐败。这种种忧虑让人觉得，“黑话”是语言学中来历不明的小妖，骚味十足，风情万种，一不小心就会在现代汉语的场域里荡起阵阵妖风，祸国殃民，倾国倾城。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何为纯澈的汉语？有完全纯澈的汉语吗？汉语是磅礴的杂交之海，而非纯然的瓶装之水。读读人类的语言史，我们便会知晓，任何在历史的长河里广为流传的语言，皆非纯澈单一的语言。我们日常使用的现代汉语，诸如“文化”、“主义”、“哲学”、“共和”等双音节词，皆是近代从日本引渡而来的词汇，“乌托邦”一词，更是清末翻译家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首次对英文单词“Utopia”采用的译法，这些词如今早已成为汉语肌体内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关于语言的纯澈，我们完全没必要杞人忧天。作为一个流传了千年的语种，汉语没有那么脆弱。古典汉语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杂糅相间，现代汉语则从清末起，就与外来词、翻译词血肉相连，共度蜜月。它的血液里，流淌的并非单一的汉语基因，它早已是书面语、民间口语、外来语、翻译词汇、新词（新时代出现的新事物的命名）等语言支流共同杂交而成的混血儿。

何况，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语言的大规模污染，从来不是任何边缘性语言造成的。没有权力的收编与推广，边缘性语言永远是边缘性语言，永远只能在小众范围内秘密流传。边缘性语言要想获得影响力，非借助权力的推力不可。反而，造成大规模语言污染的，往往不是边缘性语言，而是主流话语，更容易对民族语言的肌体，造成不可修复的重创与致命打击。

犹太学者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里，就谈起过二战后德语的僵化与腐朽。这种语言状况是如何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时期的政治词汇，对原有词汇的语义的致命盗窃：所指的珍宝被窃一空，能指的容器里填满了粗瓷烂瓦。也就是说，希特勒时期的政治语言，并未创造任何新的政治词汇，却不停地将旧有词汇，诸如平等、自由、民主、幸福、喜悦等原有内涵，窃取并篡改，使得原词的真正语义处于一种严重的失窃状态。

战后的德语，因此成为一种极不体面的窃贼式语言：人们不知如何面对这些所指的珍宝被窃一空的词汇。每使用一个词，便觉得词义严重错位；每言说一句，便让言说者感觉自身亦成为谎语的载体。这也是为何晚期策兰的诗歌，越来越晦涩、越来越规避德语常用词汇的缘由之一：德语是策兰不得不使用的母语，而这被玷污的窃贼式母语，极易唤起对语言极度敏感的诗人的羞耻心。策兰只能在自己的诗歌里，力所能及地创造“黑话”一般地创造新德语。被大众传至烂俗的德国哲学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不如在这里篡改得更为直白一点：“奥斯维辛之后，使用严重被玷污的语言是野蛮的。”

对“文科黑话”的贸然指责，是对语言自由的潜意识恐慌

每种语言都蕴藏着自身关于世界的认知体系。汉语是一种影像感、画面感十足的语言，看看我们的书法作品，便可知汉语是一种纯美学的语言。这种美学语言，具有它独特的艺术感与美学感，但偏偏没有逻辑。而且这种语言没有时态，也就是说它没有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于是我们不但不讲逻辑，我们的历史还千年如一日：现在失真，过去失忆，未来死循环。

这不是说我不喜欢汉语，我对汉语有着深入骨髓的爱。但这个画面感十足的语系，与真实的物理世界关系不大，因此特别擅长制造幻象。而幻象过度，容易形成幻象的瘟疫。拉康言：语言是某种缺位所造成的在场。这句话的意思是，语言是物的不在场，但语言是物的映像。字母语系的映像，在映照万物的时候是一种抽象化后的映像，而非具象化的映像，这种映像与世界有着将表象提纯为理念的本真联系；而我们的映像，倒映的则是丧失了理念的纯粹表象的表象，这纯粹表象的表象，极易塑造一种沉溺于幻象的人格，那便是柏拉图所言的把影子当做真实的洞穴人格。

拥有洞穴人格的人，惧怕走出洞穴看到太阳，更惧怕越出权力栅栏的任何新鲜事物。譬如“文科黑话”一词，对哲学术语的贸然指责，便投射出洞穴人自身对语言自由的潜意识恐慌。要知道，所有的原创性思想，皆源于语言的自由，皆源于语言概念的独创。思想的火焰，本质上是语言的火焰。语言走得多远，决定着思想能走多远。正如法国哲学德勒兹所言，哲学本质上便是创造概念。哲学史上那些名声显赫的哲学家，皆有自己的独创的哲学概念：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波德里亚的超真实，甚至包括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等等，皆是每一位人文学科巨擘，为了完善自身学术体系而发明的独创概念。

没有这些新术语，便无法准确表达原创性理论的新发现。人文学科新概念的出现，往往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给人文学科开辟出一片新领域。诸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便为诊疗人类的精神疾患，打开了一扇从未开启的大门。当然，有些人文学科的学者，因自身学养之浅薄，仅仅忙于使用新词、炫耀新词、制造新词，好显得自己先锋且时髦。但此类语言的炫富主义，属于人性的缺点，完全可以理解。谁没有偶尔媚俗的时刻？如若要对此类语言现状定位，也该定位为语言的媚俗，而非什么“文科黑话”。

何况我们如何知道一个人文学科的新概念有没有生命力？如何知道这些概念会不会转瞬即逝？弗洛伊德颇多的心理学概念，初初诞生，亦被颇多毫无远见的保守人士所鄙夷，但到现在，它反而成为一门广为流传的主流学科。我们能将弗洛伊德诸多的心理学术语说成是人文学科的一种“黑话”吗？显然不能。将一种尚需时间验证，自身懵懂未知的学术语言，简单粗暴的定义为“黑话”，本身便是一个人不能“知无知”的傲慢表现。

苏格拉底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教导我们，要知道自己不知道。学术领域应该允许各种各样原创性专业术语的存在，因为这是自由思想的火焰。如果一种专业术语毫无生命力与影响力，不用我们嘲讽它，它自身便会被语言历史的洪流所湮没。当今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匮乏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就是因为人们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唯唯诺诺、循规蹈矩，在语言里亦常常不由自主地自我压抑、自我规训，直至自我审查。

黑话诞生于人性的多元性，而非人性的同一性

我们需要知道，语言之所以成为语言，需要经历三个步骤的扬弃：1.由客体的物到主体大脑的意念，意念扬弃了物；2.由意念到口语命名，口语扬弃了意念；3.由口语到书面词语，词语扬弃了声音。所以，我们读到的文字，皆是三层扬弃之物。抛开跨国语言、主流语系、“黑话”之类的语言学分类不谈，人与人之间常常应用本民族通用语尚且难以理解，巴别塔变乱事实上并非由上帝暴怒于人类的贪念所造成，而是由语言的原初生成所造成，由人性的深渊所造成。

关于巴别塔，卡夫卡在一篇名为《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小说里，写过这么一段有意思的话：“有学者写了本书，详尽地比较了这两项建筑（巴别塔与长城）。他不但列举了各种书面文件和报告，还前往实地考察，证明巴别塔基础不牢……他坚称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能给高耸入云的新巴别塔提供牢固的基础。”

谈到巴别塔，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变乱之前人类使用统一语言时的幸福状况。巴别塔是统一的世界语的隐喻，但逶迤且断裂的长城（小说里的长城，每一千米一个断口）怎么可以作为新巴别塔的基座呢？卡夫卡在这里想表达的其实是人类语言统一的不可能性，但人类神经官能症一般再建巴别塔的野心，却从未丧失殆尽。这篇小说寓言般呈现着人类语言的后巴别塔现状：塔是人类欲求语言统一的竖坐标，而墙是塔倾圮之后语言分割散碎一地的横坐标。这一横一纵，是彼此的剑，是人类统一语言的欲望与散碎语言的现实之间根本无法弥合的分裂。

语言的存在，某些时候并非为了沟通，相反恰恰寻求的是非沟通，一如卡夫卡小说里一千米一断裂的墙——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这源于人类心理上细小差异的自恋。而语言之镜，时不时映照着人性深处的这种自恋。显然，“骑在两匹语言之马（德语与犹太语）上”的语言驯兽师卡夫卡，书写《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卡夫卡，小说语言晦涩如“黑话”的卡夫卡，比大多数哲学家、学者、作家更明白语言骨子里携带着的这种双重矛盾性——卡夫卡知道，巴别塔变乱，恰恰不在别处，而来自人类的内心深深处。

巴别塔之前，全世界通用一语的乐园景观，显然是一种类似于语言乌托邦的美好幻象。事实上，即使全世界可以用一种世界语沟通，人们也会发明各种语言区别于别的语言，一如各行各业热衷于发明自身的“黑话”。前面说过，从唐初开始中国就产生了各种黑话，同样在世界范围内黑话也大规模存在。加罗比海盗有海盗黑话，意大利黑手党有黑手党黑话，美国三K党有三K党黑话……对主流语系而言的黑话，在各暗黑行业内，反而是“主流”之话。如果哪一天某一暗黑组织夺取了雄霸世界的权杖，强行将这些秘密流转的黑话大肆推广，那么曾经被称之为黑话的事物，很可能手套翻转一般变成主流之话。

比起主流语系，黑话更能彰显语言与权力的缠绕关系，更让人看清语言的本性，也更能提醒我们语言的二律背反特性：既交流，又反交流。它诞生于人性的多元性，而非人性的同一性。在那场史前神话的巨大灾变之后，黑话一直萦绕在主流语言的边缘——这巴别塔倾圮之后的语言碎片，在各个时代，黑蝴蝶般轻盈地飞舞，永不疲倦，亦永拒捕获。

作者系小说家、文化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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