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与人民：21 世纪的中国政治 - iYouPort
党与人民：21 世纪的中国政治
- 党的统治不仅仅是通过镇压措施，它还通过欺骗。它成功地骗取了多数人的认可。反抗者必需能打破这种 “党和人民” 的关系，否则可能很难获得联合力量。
本文来自一本书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作者 Bruce J. Dickson；和 一部电影 Lost Course，By Jil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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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CCP）是在一个世纪前的七月成立的，当时代表六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13个人在上海开会。
1921年的那一天，现代中国的未来并没有完全确定。与会者几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没有解决冲突的机制，并被警察的突袭打断，这迫使他们逃离，并在城市西南约60英里处的南湖的一艘船上结束了会议。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对中国的困境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诊断，并相信一个共产党将领导群众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进行暴力革命。
若干年后，当与列宁主义的组织机构相结合时，这种意识形态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对行动者所希望的东西以及他们如何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形成一种持久的垄断。正如该党的理论家和国家元首刘少奇在他1939年的文章《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中所言：“党的纪律是必要的，应该加强。. . …我们必须提高同志们的意识，让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服从 …… 党的组织”。
这种对社会理想和政治生活的双重控制一直指导着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运作，直到今天。 1949年的革命使中国共产党上台并建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此后的政治控制是通过将每个人置于依赖党的基本物质需求的地位来实现的：党负责分配工作、发放住房和食物、提供教育以及提供基本消费品。同时，意识形态控制是通过奖惩制度 — — 晋升或降级、奖金或罚款、额外的或更少的商品来实现的。这些措施在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塑造了利益并指导了社会行动，而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在从工作场所的纪律到计划生育的各个方面援引 “为国家服务” 的道德激励。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行使着新的、更细微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它有一个遍布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庞大网络，监控各种活动，强制意识形态教育，并转达党的政策和决定。
在身体接触结束的地方，技术接管了。脸部识别和电话跟踪软件使该党能够准确定位全国各地任何人的一举一动。 一个所谓的社会信用评分系统汇编了有关财务和账单支付的所有信息，以及违反法律和法院判决的信息。正在进行的监控提议将工作历史、与邻居的关系、以及在线的活动加入到该监控系统收集的数据范围中。这个系统已经被用来拒绝贷款、让人们失去工作机会和晋升机会，限制旅行的能力，甚至影响一个人的子女的教育前景。
正如《纽约时报》中国报道的任何读者所知道的那样，该党经常使用这些手段来清除和镇压异议。但是，为了今天的治理和统治，该党也有选择地回应社会需求，规定了可以表达不满和采取行动的形式。 只要不谴责党，就可以进行非暴力抗议；物质利益被认为比污染或生活质量等问题更重要；某些民间团体被批准与党合作提供公共产品。
乡村选举甚至在党的官方口号下举行，以 “维护民主[????]” 。 通过这些措施，党不仅要维持权力，而且要维护和运作一个支配所有社会和政治行动的系统。 正如现任国家主席兼总书记习近平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发言时所说的那样：“政府、军队、社会和学校 — — 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 — — 党是一切的领导者。”
在收入增加、教育水平提高和公民需求增加的情况下，这种一党制国家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受到质疑。事实上，中国的观察家们经常预言中国共产党的结束和后毛泽东时代 “民主” 的到来。诸如 Gordon G. Chang 的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2001年）、Bruce Gilley 的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2005年）和 Jiwei Ci 的 Democracy in China ，都传达了一种普遍的信念，即 政治自由化注定要跟随19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自由化。对这些观察家们来说，中国的 “民主转型” 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人预测它最快将于2025年到来。
最近的两部作品 — — 政治学家 Bruce Dickson 的新书《党与人民》和电影制片人 Jill Li 的2019年纪录片《迷途》 — — 则揭示了这些论点的深刻局限性，有助于解释中国持久的政治稳定和该党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持续合法性。它们共同表明， 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性取决于对社会活动的战略操纵，这种操纵超越了正式的政治进程，限制了社会想象力，重新定义了 “民主” 的意义。
- 民主不等于自决。认识到这点，您就不会被所谓的 “重新定义” 所干扰。《 从民主到自由 》
三十年来，Dickson 的著作与自由主义 现代化理论 背道而驰，后者主张发展与民主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他的第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和台湾的民主化》（1997年）预测，中国不会走台湾和韩国的道路，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民主会被 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 和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所逼迫出来的观点相反。Dickson 认为， 这个党将通过经济增长产生足够的绩效合法性，以避免政治转型 — — 迄今为止，他是正确的。
他的上一本书《独裁者的困境》（The Dictator’s Dilemma）（2016年）为该党在压制和默许之间的狡猾平衡行为中藐视自由派的期望找到了解释。Dickson 在2010年至2014年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该党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大多数人支持该党，不希望政权更迭或西式自由民主。
新书《党与人民》对这一早期作品进行了延伸， 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仅仅是通过镇压措施，也就是说并不像国际媒体的消费者可能会认为的那样，它还通过对某些公众要求的积极回应来获得民众的支持。
在这种形式的政治创新中，中国并非特例。 正如 William Scheuerman 最近在对 John Keane 最近的著作《新专制主义》（2020年）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非民主政权用来赢得民众支持的技术正在发生变化：许多专制国家现在 “寄生性地模仿民主，而实际上是在掏空民主”。 在中国，这种方法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改革阵营和意识形态忏悔转变为解决需求和改善物质条件（尽管在需要时仍然采用旧的技术，正如今天在新疆看到的那样）。根据 Dickson 的说法，这些对公众敏感的形式构成了一个 “党的统治工具箱”，包括镇压措施和回应公民需求和要求的做法。
这种做法有很多形式。西方的读者可能会惊讶地发现，200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开始在网上发布法律草案，征求公众意见。2014年，该党随后宣布，这种类型的法律公众咨询是 “治理的主要支柱”。
一部劳动合同法草案在2006年通过之前，吸引了超过19万条在线评论，另有15万条焦点小组的评论。同样，一项医疗保健法草案在2009年通过之前，获得了超过30,000条评论。
这些程序是否只是产生了一种民主问责制的假象，特别是它们是否真正影响了立法者或塑造了立法内容？目前还不清楚。这个过程并不完全透明，但对草案和最终法案的比较可以显示出修改的内容。 例如，劳动合同法增加了对雇主签署和履行工作合同的法律约束条款，并使工人的养老金具有流动性；2014年的环境保护法也得到了加强，增加了对污染者的处罚，并允许提起公共利益诉讼。 研究表明 ，显而易见的是，公众对虚假的参与感和咨询的看法导致公众抗议减少。
中国共产党对那些 不直接挑战 党的直接物质利益的问题反应最为积极。以环境问题为例。当发现北京周边地区空气质量的每日变化与公众对政府的支持成反比时，该党采取了行动。它禁止使用含铅气体，将工厂迁离人口中心，并规定减少煤炭。2014年，李克强宣布 “向污染宣战”，第二年，新的《环境保护法》开始生效。
同样，浙江当地的环境抗议活动导致了对污染负有责任的工厂的关闭，而在中国各地对诱发癌症的对二甲苯化工厂的抗议活动也成功地关闭了项目。广东南部的茂名市的情况就很说明问题。2014年，宣布了建造一个新的对二甲苯工厂的计划，这引起了当地的反对。由于对全国各地成功的反对运动的警惕，茂名官员用威胁和恐吓来镇压早期的组织，但这些镇压适得其反，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的热情，引发了暴力抗议。一周后，当地政府有所收敛，宣布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该厂将不会被建造。
该党对非政府组织（NGO）的处理方式也许最能说明其镇压 — 回应战略。今天，中国大约有80万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而未注册的团体可能有两倍之多。但据 Dickson 说， 非政府组织是否在政府注册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那些致力于改善公共服务和加强政治稳定的团体 — — Dickson称之为公民社会I（CSI） — — 和那些反对政权，通常推动某种形式的民主变革的团体 — — 公民社会II（CSII）之间的区别。
前一类团体提供就业培训，提供医疗服务，并举办文化活动；他们与该党合作，提供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提供的服务，而且他们的人数正在增加。CSII 团体由批评政权的政治活动家和组织组成，受到国家的压制。一个例子是新公民运动，该运动在2013年开始呼吁提高透明度和向宪政过渡。该运动的领导人被围捕，并以 “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的罪名被判刑入狱。
这两种形式的公民社会之间的区别有助于澄清该党对当今中国政治控制的性质。通过镇压民间社会组织，政府关闭了一切政治抗议的途径，避免了对社会问题和政治的批评。
在广东就有一个突出的例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工涌入这个南部沿海省份，为工业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非政府组织也随之而来，寻求保护工人的权利。2012年， 广东省政府开始与当地劳工非政府组织（CSI）合作，提供就业和生活技能培训、医疗和法律教育等服务。而与此同时，政府打击了保护工人权利和鼓励劳工反抗运动的民间政治组织 — — CSII型组织。
Dickson 指出，该党的这一战略是 “将重点从真正的劳工权利和集体谈判转移到实际问题上，如拖欠工资和工伤赔偿”。 该党通过关注个人问题和所谓的人道主义正义的紧迫性，有效地切断了基本的结构性问题 — — 工人的集体权利、劳工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独立工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战略是通用的：通过精明的重新定位来消除激进批评对其权力稳固的威胁。
中国共产党如何与国家对接以实现这些目标？《党和人民》这本书的许多优点之一是对党国结构的清晰讨论。首先，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政治资源有制度上的垄断。“每个有政治影响力的领导人 ….. .都是中共党员”，Dickson 解释说， “保持国家中没有反对党，也没有对高级职位的公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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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既监督行政机关，又与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紧密结合，在治理中形成了一种分工，而不是制衡。简单地说，中国共产党做出政策和人事方面的决定，由立法机构批准，政府依次执行。同时，司法机构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而是属于立法机构的管辖范围，并由该党监督，最直接的方式是任命。
权力的结构从党本身开始。党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组织起来，将权力和责任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身上。在金字塔的底部是全国党代会，由代表中国各省、主要城市和关键行业 — — 军队、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两千多名党的领导人组成。党代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其唯一目的是选举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大约两百名成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依次选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总书记，每年召开一到两次会议，讨论政策问题。政治局由大约二十几名成员组成，每月召开一次会议，政治局内部设有由五至九名成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近年来通常为七名）：这些人掌握着中国的绝大部分权力。最高领导是总书记习近平。虽然这种结构听起来像 “民主” — — 暗示着从下到上选举官员 — — 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决定、候选人和任命首先在最高层事先确定，然后才交给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批准。
与党组织平行的是政府和立法机构。中国政府大致相当于一个内阁，有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部长。法律制定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称人大（不要与全国党代会混淆），它有点类似于议会。大多数成员属于一个政党 — — 当然也只有这么一个党 — — 并对党的部门和政府各部委起草的法律进行投票，这些法律可能会在全国人大委员会中进行辩论；他们修订宪法，听取各部委的意见，并批准对政府职位的提名。然而，与议会民主制完全不同的是，全国人大代表不是选举产生的。
- 关于人大，见《 为什么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
该党在政府和立法机构内部运作，并控制着各项议程。几乎所有的政府职位和立法代表都由党员担任。(少数非党员曾在全国人大任职并参加会议，但在习近平领导下，这种情况已经停止) 。总理（作为政府首脑）和全国人大主席（作为立法机构的首脑）也是常委会成员，是党的领导层的最核心圈。
“这是为了防止他们成为党的反对派”，Dickson 说，“相反，他们听从党的命令”。 此外，党对所有领导职位或关键岗位进行任命，不仅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还包括国有社会和经济组织，如企业、大学和医院。 任何有决策权的重要职位都由忠于党的人担任 。 “许多政府官员都是党员”，Dickson 指出，“以至于很难确定政党在哪里结束，政府在哪里开始”。
虽然这种党国结构确保了对国家机器的完全控制，而且一个制度化的任命过程将政治愿望引向了党的优先事项。任命是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苏维埃式的权力机构系统进行的，每一级都为其下一级挑选成员：中央领导人任命省级领导人，后者又任命市级领导人，再后者又任命村级领导人。这 种设计使每一级在选择成员时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也使他们对下属的表现负责，并将每一级锁定在预先指定的政治优先事项上。 在这方面，遴选和绩效标准很有说服力。每个职位每五年评估一次，在此期间，被任命者必须达到一定的绩效预期和目标。
最重要的期望是必要的目标，这需要维护社会秩序：党最担心的是动乱，地方和省级官员不遗余力地确保 “社会稳定”。如果不能遏制抗议活动，几乎肯定会阻碍晋升，并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同样重要的是硬性目标，包括指定管辖范围内的经济增长。
所有被任命者都要服从这些目标，他们的行动必须与党的目标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政治开创只有在设计手段来转化中央或省级下达的党的指令和政策时才是必要的；它并没有被用于发展一个独立的愿景。忠诚和责任是向上的，从下级官员到上级官员；它不是建立在被管理者、替代方案或其他社会理想的基础上。被任命者必须将自己的所有精力用于实现目标，取悦自己的上级，并努力向上爬。有时，这可能意味着对公民的要求作出适当的回应。
Dickson 认识到在习近平现任领导下的一种转变。这 本书的每一章最后都讨论了习近平领导下的变化：压制变得比回应更受青睐；非政府组织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抗议活动不那么被容忍；任命和晋升的透明度降低。习近平还通过一些行为颠覆了常规政治，如不指定继任者，控制任命，巩固几乎所有党和政府领域的政治权力，以及修改宪法，允许他自己终身担任总统。 这与其说是结构性的转变，不如说是权力的集中和他对该党的权威的加强 — — 正如 Dickson 所说，习 “恢复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时期萎缩的列宁主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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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现在？Dickson 没有说，如果说这本富有洞察力的书有什么弱点的话，那就是这里。习近平自始至终都是一个 “deus ex machina”，与界定党和推动其政策的网络和派别隔绝。事实上，除了简短的旁白之外，中国共产党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一致和霸道，没有党内政治中存在的、困扰决策的内部裂痕。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习近平要积聚权力，加强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取消经济自主权，清除一些腐败官员并保留其他腐败官员，以及暴力镇压香港，但是我们知道，这与党内派别有很大关系。 Dickson 对中国共产党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提供了出色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对社会关系如何形成这种结构本身，却没有提供什么。
吉尔·李(Jill Li)在2019年拍摄的令人震惊的纪录片《迷途》(Lost Course)为 Dickson 描述的党内动态提供了具体的实物教学。这部影片记录了2011年广东东南沿海的一个渔村 — — 乌坎爆发的长达数年的动荡，当时村民指称当地政府和党的机构非法将村里的土地卖给了开发商，剥夺了居民的农业生计而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村民们在该党机构外游行，赶走了当地官员；当保安被派来时，村民们封锁了道路。国际媒体上充斥着一辆 被砸翻的警车的图片。
腐败和抗议都并非不寻常。在中国各地，工资过低的地方官员急于实现增长目标，将村里的土地以巨额资金卖给开发商。面临的不仅仅是飞速增长的不平等，还有人们应有的财产和生计被剥夺 — — 在中国，所有的村庄土地都是村里的公共财产 — — 村民们往往会反抗。 2005年是中国政府报告抗议数字的最后一年，全国有87,000次抗议，比1993年的8,700次增加了10倍。Dickson 指出， 独立的中国研究人员估计2010年有18万起抗议活动，专家们认为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大。
更不寻常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党对村民要求新领导的态度作出了让步。正如李克强所记述的那样，广东省委副书记带着一小队高级官员来到乌坎，向一群抗议者公开宣布，村民的不满是合理的，地方政府应受到指责。他说：“我们承诺尊重人民的要求”，并承诺不逮捕或起诉任何人。当代表团的大巴驶离人群时，摄像机瞥见了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他向窗外挥手 — — 而这一无害的行为现在看来是不祥的， 因为他在处理乌坎案中的 “成功” 使他在2020年被 提拔为 香港的国安公署署长，他一直负责压制香港的政治自由，使他受到 美国的制裁 。
《迷途》让我们了解到内部的对话和发展，说明该党是如何垄断政治和社会的精细纹理的。在影片的前面部分，李展示了两个主要活动家在讨论战略。邢，一个精力充沛、理想主义的20岁年轻人，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他说，村民处于强势地位，中央政府会同意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不，不”，林祖恋打断了他的话，他是村里的老前辈，后来我们知道，他从1965年起就是一名党员，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民主选举的村委会”。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激进的建议：在所谓的共产主义中国实行基层民主。但是，正如 Dickson 所提醒的那样，自1980年代以来，村级选举一直是中国农村的主要内容，当时村民选举村长和村委会，以填补公社解散后留下的空白。1987年，选举法草案对提名和选举程序进行了规定，并在1998年定稿。根据这些规则，选举应每三年举行一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每个职位至少有两名候选人，其提名应来自村民自己。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乌坎，但它仍然导致了管理不善、腐败和大约一万名村民的愤怒。
党的反应是赶走以前的领导人，让村里人选举新的领导人。不出所料，活动家们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林祖恋被选为村长，后来被任命为村党委书记，将党和政府塑造成一个整体。邢没有参加竞选，但在新领导身边徘徊，并协助林祖恋。三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解决土地问题，但他们的持续失败使村里的怒火慢慢燃烧起来，直到2014年爆发了新的抗议活动，现在的怒火指向了新的村领导。
林祖恋对村政府办公室外的抗议人群说，他陷入了困境：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要收回土地非常困难，尽管并不是没有尝试。随着又一次选举的临近，李的纪录片展示了村民们所表达的失望情绪。邢怀疑有腐败，指出政府的工资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其他人则表示沮丧。“新的领导层没有为我们争取到一平方米的土地! 我们怎么能再次选举他们呢？” 一位村民说，他站在一个看起来是用防水布加固的旧混凝土棚子外面，“我不会投票的。这毫无意义。他们都是腐败分子：老官员卖掉了我们的土地，新官员卖掉了[建筑用的]沙子。他们都是没用的；他们偷他们能偷的任何东西”。这种对乡村民主的看法在今天的中国并不罕见，而且由于党的干预不断加强，这种看法更加强烈。
最终，李的纪录片表明该党如何继续塑造政治。在抗议活动后的第二次选举前夕，该党开始针对活动家成为政治家的问题。为了阻止候选人，并用忠诚者占据村领导层，该党策划了对在职积极人士的指控，并以腐败指控逮捕他们。投票规则也发生了变化：党的候选人被放在了选票的首位，而且允许户主为所有家庭成员投票。尽管如此，林祖恋还是再次当选为村长，尽管得票率大幅下降，下降幅度达20%。（“选民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的选票什么都不算”，Dickson 在谈到村级选举的普遍问题时写道。）
回到办公室后，林祖恋再次试图收回村里的土地，但这一努力在2016年结束了，因为他被逮捕了，在村民中引发了持续三个月的抗议，要求释放他。作为回应，该党最终动员了其维稳机构，突袭了该村，逮捕了村民和村长，并扑灭了抗议活动。整个事件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 — — 该党让原来的官员重新负责村里的事务。
在一位同情抗议活动的村长的讲话中，可以找到活动家们最终失败的一个线索。“我可以理解那些高级官员”，他在影片结尾时说，那时镇压已经结束了，“各地的村民都在要求土地。如果整个国家都像这样，跟着乌坎走，那将是完全的混乱。所以中央领导想让我们闭嘴。我认为这很有道理。如果我是一个领导人，我也会这样做”。
正如刘少奇所说，好的共产党员是按照党的标准进行约束的人，今天的好官员是能够讨好上级的人。尽管有外在的回应形式，但党最终只对自己负责。如果乌坎被允许成功地实现其要求 — — 如果林祖恋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拿回了村里的土地 — — 这个体制肯定会开始出现裂痕，激励其他被骗走土地的村庄站起来反对他们的地方官员并要求伸张正义。
李的纪录片也有不足之处。虽然她对故事中的主角进行了追踪，但观众从未发现在乌坎到底发生了什么。既然有省政府的支持，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上级领导是给了新的村领导班子工作的空间，还是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来拉拢他们？为什么新委员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
人们感觉到，各种个人关系 — — 在精英和党的上级之间 — — 是最终的罪魁祸首。 例如，林祖恋显然在村民中人缘很好，但他的党内关系似乎很薄弱，他无法加强这些关系。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他有正确的关系或进入正确的 “派系”，他是否能为村民赢回他们的土地。这样一来，整个党、国家和社会的个人关系的性质不仅受制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体系，而且是它的基础，构造和再现了它。
尽管如此，李的电影还是有力地照亮了当代中国政治中压制与回应的纠葛。党深深地嵌入社会想象的结构中，它包括一个社会统治系统，不仅构建了政治进程，而且还构建了社会理想。在影片后期，一位记者问林祖恋，如果党的利益与村子的利益相冲突，会发生什么。林回答说：“党是为村子服务的。他们的利益是一样的”。
这个系统能保持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在因腐败指控而被保释后，最初当选的乌坎活动家之一杨森茂思考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状况。“在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新兴超级大国，现在每个人都在谨慎求稳。这不是好事”，他在李的电影中说，然后补充了一个条件，“但这个强大的政党无法与体制外的温和改革者合作 …… 现在还不是合作的时候。”
李和 Dickson 都没有提供更乐观的评估。在影片的结尾，李将对乌坎活动家的指控和判决列在类似于照片的位置上。林祖恋因贪污罪被判处三年零一个月；他的副手被判两年。其他抗议活动领导人受到的惩罚甚至更严重。韩因 “聚众扰乱公共秩序”、“非法集会和抗议” 以及 “妨碍司法” 被判处10年6个月，杨因类似指控被判处6年。Dickson 则指出， 响应性战略是多么容易地成功收编了激进主义。通过模拟自下而上的参与 — — 将公民视为有意义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僵硬地将他们排除在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之外 — — 中共将潜在的批评者纳入了党内。
该党在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其持久性。正如 Dickson 在他的前一本书中所展示的，人们对实际和感知收入的增加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只要他们注意到自己钱包的好处，继续拥有经济机会和社会流动性，并通过提供公共产品体验更好的生活质量，大多数人似乎愿意支持该党，尽管存在腐败和不平等。正如 Dickson 所说， 毛泽东时期动荡的经济和政治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公众 “更关心财富和安全的物质问题，而不是平等和自由的规范目标”。该党策划了一场彻底的经济转型，大多数人都从中受益了。
- “为过去的罪恶忏悔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是当大多数作恶者并没有受到惩罚的时候；尤其是当许多人从作恶中发了财的时候” …如果您错过了《 走出被称为祖国的牢笼 》
此外，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国家已经在民主化，甚至在他们这一代人中，他们已经看到了更多社会和政治自由的增长。他们认为，国家的干预减少了，党的反应更积极了；有更多的经济机会和更多的社会流动空间。正如 Dickson 所指出的，大量重复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同意 “中国在后毛泽东时期变得越来越民主，并且已经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民主水平”。
因此，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似乎不在于选举和代表，或者权利和法治，而是在于结果。 对大多数人来说，民主是一个人得到的东西 — — 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或与西方的平等 — — 而不是一个人做出的东西。至少，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证明，为了换取中产阶级的稳定和大国地位，他们愿意远离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如社会信用评分）和人道主义暴行（如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甚至乌坎的抗议者和候选人也强调他们对党的热爱，带头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些现象揭示了党如何维持其对权力的控制的关键方面。党、国家、对政治和社会行动的垄断：所有这些都汇聚在一起，构建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关系，不仅决定了政治想象的范围，也决定了社会想象的范围。
通过分析党的运作和人民反应的局限性，这两部优秀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本质 — — 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继续统治，证明了许多关于其即将死亡的传言被夸大了。那些关心中国的未来和民主的未来的人，需要考虑到该党与人民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
换句话说， 如果您不想继续如此，就要考虑从打破这种关系入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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