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明清中国与朝鲜关系的讨论，在中韩的学术界与民间产生了大相径庭的旨趣。国内学界强调明清中国对朝鲜影响的深入性，以及朝鲜精英对明王朝及其中华文化的崇敬。而韩国学界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更侧重于强调半岛历史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学界的探讨与民间整体的情绪存在着互动，当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建构独立的韩民族古史，并不遗余力地凸显古代中国对半岛的负面影响时，民间更为夸张的观点、想象开始传播，例如射瞎李世民一只眼的《渊盖苏文》、攻陷长安的《帝国的早晨》等。如何平衡自我—他者叙述的偏狭，进而重建更为接近历史语境的明清中国与朝鲜王朝的关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从具体的研究出发，对上述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中朝关系史、明清史、史学史领域，孙卫国教授是一位相当高产的学者。从由博士论文改编而来的《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开始，孙教授出版了多部广受学界赞誉的中朝关系史研究著作，无论是《从“尊明”到“奉清”》（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版）对于朝鲜王朝由“尊明贬清”到“尊明奉清”转变的细致剖析，还是《“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对抗倭援朝明军形象的复原，都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于中朝关系史研究的新贡献。

就韩国民族主义与中朝关系史研究、朝鲜的“尊周思明”、小中华情结、半岛的“去中国化”等议题，《燕京书评》专访了孙卫国教授。今天发布的是第一篇，明天将会发布第二篇。

韩国史学的民族主义：当代韩国学者的塑造与想象

燕京书评：《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编而来的学术专著，在当时具有诸多开创意义，例如对朝鲜尊周思明原因、表现与影响的深入探讨，推进了国际学界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进程。我想了解下，韩国史学界是如何接受这部作品的？毕竟在很大程度上，你的研究旨趣与韩国主流民族情绪相违背。

孙卫国：谢谢您的关注！没想到，这样一本小书也引起了您的注意。2001年7月，本人从香港科大毕业回来半年，即去韩国高丽大学访学，主要是修改博士论文。当时，复制了一份送给高丽大学某位教授，有些韩国博士生看到了这篇论文，引起他们的兴趣，有多人复印；首尔大学奎章阁金文植教授系研究朝鲜王朝后期思想史的专家，看到这篇博士论文，也表示称赞，并将他的著作回赠给我。2007年拙著出版以后，有位韩国很有名的老先生托山东大学某位韩语老师，帮他买了一箱书20册寄去，说是要分送给他的弟子们。他们之所以有兴趣，大概是因为跟他们的叙述与解读完全不同的缘故。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韩国学界对拙著持开放与接受态度，从两方面可以看到：一方面，韩国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和著名的高等学府，都收藏有此书，且有一定的借阅量；另一方面，近年以来，韩国学界越来越多从事韩国史和东洋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都将拙著列入参考文献，这也意味着拙著在韩国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学者中，受到一定关注。韩国学界在论及小中华思想、朝鲜王朝尊明思潮等问题时，大多会参考拙著的论述。国内青年学人黄修志教授，2019年在韩国杂志《历史与现实》上发表《中国研究朝鲜王朝史一百年（1919—2019）》一文，推许拙著为“真正具备了与国际学者对话的能力，为后来研究者树立了一个新标杆”，将其视作2007年中国朝鲜史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性成果。实际上，韩国史学界提及拙著的地方，大多都没有正面回应拙著对尊周思明问题的深入思考，深入讨论尚显不够。

燕京书评：你在文章绪论部分指出，受民族主义的影响，韩国史学界在论述朝鲜王朝与明、清关系时，往往自觉地淡化明、清对朝鲜的深入影响，并强调本民族独立发展的历史。再版的《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距离博士论文已经二十余年，韩国史学界目前仍处于民族主义的支配下吗？政府、学界与普通民众，如何回避明清中国的影响？

孙卫国：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意识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主要塑造自古以来韩国民族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兴起以来，民族主义成为各国历史学内在的构成要素。但较之于其他国家，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尤其深远。它酝酿于近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彰显于二战光复以后，且一直在韩国史坛占据着主流地位。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关涉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层面，着力强调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独立性与特殊性，成为韩国史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史学，只抓一点，不及其余，势必会扭曲历史真相，带来负面影响。

韩国民族主义史家对古史的建构，一直不遗余力。最近，在有的书中，甚至将中国学者所称先秦时期的“东夷文明圈”命名为“阿斯达文明圈”，进而将皋陶、伯益、舜、箕子以及后来的鲜卑、乌桓、女真等均列入阿斯达族，并将之与“中国”区分开来。凸显韩国文化自古以来是一个与中国文化分庭抗礼的文化，甚至认为孔子所开创的儒教，也不过是有感于生活在山东地区的阿斯达族和古朝鲜人的道德而将其理论化而已，韩国人之所以比中国人更热衷于践行儒教思想，也是因为儒教的思想本来就是韩国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得来的生活哲学。这样的论定，很大程度上是当代韩国学者的塑造与想象，并无多少真凭实据。其屏蔽、否认中国的影响，成为其一种基本态度。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民族主义是韩国史学鲜明的底色。尽管这几年，一些开明韩国学者，已开始反思民族主义史学的缺陷，但毋庸置疑，民族主义史学在近二十余年的韩国学界，仍处于支配地位，并将持续发挥重要影响。赵轶峰先生于2015年在《古代文明》第4期上发表《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一文，系统梳理了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演进历程，并且认识到“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并预言“在韩朝民族统一实现之前，民族主义史学依然会在韩国历史学界保持一席之地”。赵先生的论断，无疑是清醒和正确的。

对于历史上中国的影响，韩国政府层面从基础教育中有关本国史、东洋史的内容里，将宗藩关系简单描述为被否定的事大主义、干涉韩民族独立性，极为强调韩民族文化形成中的自主性。韩国官方以及财团资助的传媒界，往往也拍摄民族主义浓厚的历史影片、电视剧等，即我国网民常说的“韩国历史雷剧”。学术界也并不违背这一官方主流意旨，在学术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否定宗藩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即如本人近些年来关注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韩国学界将其界定为朝鲜王朝主导的保族卫国之战，强调战争的胜利主要归功于李舜臣领导的水军及各地义兵；进而声称，明朝出兵完全是为了自利的目的，甚至认为明军的危害远甚于日本侵略军，抹煞明军的主导作用，完全颠覆了战争真相。

普通民众由于受课本教育、传媒播放等多管齐下的负面影响，往往认为历史上中国对朝鲜没有什么积极影响，个别青年、网民甚至认为许多中国古代文化是来源于朝鲜半岛，或者说朝鲜半岛化的某种文化远胜于来源地的中国；将历史上文化传播的主次顺序颠倒，完全是偏狭的民族主义心态的体现。

燕京书评：高丽时期，半岛风俗深受蒙元影响，例如社会上的浓厚的佛教信仰、女性可以改嫁，以及男女平等继承家产等风俗文化。而朝鲜代替高丽后，这些风俗不断被儒家义理所边缘化。这种风俗文化的嬗变，是元明易代的余波吗？为何明清鼎革后，朝鲜精英阶层仍然强韧地保持了明代的文化认同，并未效仿满洲的习俗？

孙卫国：您提的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确实，朝鲜半岛这种风俗文化的嬗变，受元、明易代影响是比较大的。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高丽时代的朝鲜半岛，尤其是王氏高丽王朝后半段，它属于元朝的甥婿之国，每一任国王的正妻都是蒙古公主或者宗室之女。元朝借着这种联姻纽带，介入并影响着高丽王室的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高丽王室的生活习惯也有蒙古化的倾向。而在元亡明兴之后，道统性的天命已不存在于逃往沙漠的元朝残余势力。所以，一变高丽旧俗，来自宗主国明朝的册封，方使得藩国朝鲜王朝名正言顺，强化了其正统性。

我们再具体到您说的佛教问题，崇尚佛教是高丽开国以来的国策，这时的佛教还是汉传佛教的半岛变种；蒙古所信仰的是藏传佛教。但高丽臣服元朝以后，这两种佞佛的风尚合流，糟糕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也使得高丽臣民愈发礼敬佛事。而到了朝鲜王朝初期，对内，儒教立国，以确立新的意识形态，肃清前朝遗毒；对外，可以与推崇程朱理学的明朝步调一致，借助宗主国明朝的册封，强化朝鲜国王的正统性，减少王朝政权的生存阻力。比如朝鲜王朝政治制度的缔造者之一郑道传，就是朝鲜历史上以排佛闻名的学者，其有经典著作《佛氏杂辩》传世。至于您提到的女性可以改嫁，以及男女平等继承家产等风俗文化，韩永愚先生在《新编韩国通史》中提到：母系氏族社会对韩国的影响很大，儿女都可以继承财产，直到17世纪因为儒家性理学的兴盛，才改为主要以儿子为中心的继承制，但男女平等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明清鼎革后，朝鲜精英阶层仍然强韧地保持了明代文化认同，不袭满洲习俗，大致原因有两个：

其一，文化认同层面的问题。朝鲜认为明亡之后，中华正统在中华大地业已消亡，而朝鲜则是中华正统唯一的传承者，应该扛起“尊周思明、尊华攘夷”的大旗，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但是，经过后金对朝鲜的两次征伐，朝鲜慑于清朝的强大，不得不臣服于清朝，成为其藩国。在明朝期间，朝鲜就将建州女真视作夷狄，被迫成为清朝藩国后，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怀着这样一种矛盾、纠结、复杂的对清心态，朝鲜很难采纳满洲习俗。

其二，现实政治的需要，这一点也是前述第一点在现实层面的延续。作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朝鲜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来源，与宗藩体系紧密相连，不似中原王朝皇帝君权神授，具有不言自明的神圣性，朝鲜王权的合法性则依靠中原皇帝的册封。而代表中华正统的明朝覆亡之后，朝鲜王权失去合法性来源。尽管从形式上，朝鲜系清朝藩国，也接受清朝册封，但这种册封不仅无助于朝鲜国王正统性的塑造，反而有害。一个明显例子是朝鲜国王去世后，虽然也派使臣前往清朝请求赐予谥号，但清朝所赐谥号却不得书于朝鲜宗庙的国王牌位上。这种向清朝请封、请谥，只是糊弄清朝的把戏。如果朝鲜国王挟清自重，必然遭到士林与儒生的诘难，甚至有丢掉王位、丧失性命的风险。朝鲜国王只能大肆宣扬“尊明”、严辨华夷，通过崇祀一个早已灭亡的“天朝上国”，以冀弥合自身的制度性缺陷。这种情况进入近代虽有所缓解，但无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背景之下，又怎么能够不保持明代的文化认同、拒绝满洲习俗呢？

暗通款曲：明清鼎革之际的中朝关系

燕京书评：朝鲜奉明正朔是你全文论述的重点之一，例如对丁卯、丙子期间朝鲜精英坚持明正朔的解读，以及对朝鲜官方文书中用清朝正朔，而在私人文书则用崇祯、永历纪年的分析。根据你的解读与分析，朝鲜的精英阶层极为虔敬地践行了对明的忠诚。但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如赵一秀，Il-soo Cho），明清鼎革期间，朝鲜精英对明的忠诚是一种事后建构，《承政院日记》中充满了朝鲜宫廷置身事外，尽力避免卷入明-满清战争的讨论。另一些研究者指出（如丁晨楠），朝鲜对明的忠诚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语境，万历年间明廷反对光海君即位，导致光海君极不配合明廷针对后金的军事战略。仁祖以“背明通金”之由废黜光海君后，重新捡起了崇明义理作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资源。然而，经过三田渡之降后，部分大臣将仁祖视为“污君”，并耻与共事。在这个背景下，仁祖由尊明转而奉清，并压制国内崇明的声音。如何看待上述研究动向？这些观点是否修正了你对朝鲜忠明的论述？

孙卫国：您提到的这些论著都很有意义。我认为，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一致的，与其说是修正，不如说是补充。拙著出版后，带动了学界对朝鲜尊周思明问题讨论的热潮，能够抛砖引玉，很荣幸。诚如夫马进先生所言，朝鲜对明朝有两种认识：一种是想象中的中华形象，是他们永远追慕的光辉而伟大的中华形象；另一方面，他们所遭遇的现实中的明朝，往往不是那么称心如意。但是，朝鲜人从未因为现实中的某些不如意，而否定对明朝中华正统的认同、消磨对明朝的忠诚，他们常常会自我美化，坚信不疑。所以，单纯根据光海君时期的《承政院日记》，便否认朝鲜王朝整体的对明忠诚，这样有些“只看局部、不看全局”的弊端，容易走向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失误。

诚如前面提到的，朝鲜王权的合法性与明朝的册封是天然绑定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休戚与共，基于这样的认识，不能简单地说明清易代之际的忠明举动是事后的建构。一方面，当时的朝鲜王廷内部，大臣们也存在基于自身实力考量的“主和派”和为了弘扬义理、尊行“事大”的“主战派”，而当时的国王光海君践行了首鼠两端的外交策略，企图在明与后金的政治、军事博弈中，求得保全，表现出不忠于明朝的举动。朝鲜王朝的国君，一直以来都不是朝鲜的绝对权力代表，国王与群臣的共治，是朝鲜政治权力结构的鲜明特点。因此，不能以偏概全地将光海君与“主和派”臣僚笼统地视作全部，而忽略倡行义理的“主战派”群臣。所谓对明忠诚，是一种事后建构的说法，乃是片面的。

另一方面，光海君时期的确是朝鲜与明交往的一个特殊阶段。确实，光海君对明朝算不上忠诚，但这与光海君本人的遭遇有莫大关系。光海君的庶次子身份，其世子身份长期以来得不到宗主国明朝的承认，由于几乎同时，万历宫中也有册封太子的“国本之争”，直接影响了明朝对光海君世子身份的认定；另一方面，光海君借助壬辰倭乱取得了威信，与宣祖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分庭抗礼的意味，宣祖也不愿意目睹光海君势力坐大。尽管光海君在国内取得了世子地位，但宣祖也并不信任他，尤其在有了嫡子永昌大君后，父子间矛盾更深。种种内因外因互相作用之下，导致光海君对明朝表面恭顺，内心怨恨，甚至是反叛。因此，后金势力逐渐壮大之后，光海君不仅对出兵助明这件事很不热心，而且还和后金方面暗通款曲。宣祖继妻仁穆王后在废光海君的教旨中说“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贰心，输款奴夷”；并且斥责光海在萨尔浒之战中“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致全帅投虏，流丑四海”；而且明朝人去朝鲜的也被光海君“拘囚羁絷，不啻牢狴”；明朝皇帝屡次下旨要求朝鲜配合征讨后金，光海君也“无意济师”。

总之，可以说是“上以得罪于皇朝，下以结怨于万姓”。但光海君本人的不忠，不能代表整个朝鲜王朝都是“事后忠诚”，宣祖王妃仁穆王后也曾说：“我国服事天朝, 二百余载，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 平生未尝背西而坐。”明代统治者也常常表扬朝鲜“世守东藩，虔修职贡”，《明史·朝鲜传》对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做了一个准确的评价，它说“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可以说，在宏观上来说，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并不能因光海一朝的局面，而否定全局。

至于您提到的还有学者认为，光海君的不忠、仁祖由尊明转而奉清等，体现了朝鲜对明忠诚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语境；我认为，也应该从宏观视角与细微考据、长时段观察与重要节点切面观察，多元视角结合来看。仁祖将光海君的政策推翻，坚持崇明义理，这是回归朝鲜主流的意识形态，也有利于明朝早日承认仁祖的继位（尽管明朝对于仁祖继位是不赞成的）。但三田渡投降后，仁祖是真心由尊明转而奉清、并大力压制国内崇明的声音了吗？在《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书中，也略加分析了仁祖的矛盾心态。事实上，我认为这一说法还需要进一步修正，仁祖面对皇太极兵临城下，又跪服“夷狄之君”，送质子去沈阳，可以说屈辱万分。但其所做出的奉清行为，并不完全是出自真心，也不尽然是与朝臣争斗。其涉嫌毒杀亲生长子昭显世子的疑云、一手制造“逆姜”（昭显世子嫔）的案件、立凤林大君为嗣等行为，都是明显打压其国内可能存在的“亲清”势力的表现，从凤林大君继位以后（也就是孝宗）的行为来看，仁祖父子本质上都是对清朝阳奉阴违的。

朝鲜普通民众对明朝的态度

燕京书评：书中对朝鲜尊周思明的思想渊源、表现形式与历史影响的论述，都是围绕政治、文化精英所进行的。精英阶层之外的广大民众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了，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这些群体对明王朝与中华文化的态度了吗？普通民众对明朝正朔态度，是检验儒家文化在朝鲜社会深入与否的晴雨表吗？

孙卫国：朝鲜王朝社会恪守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分为两班、中人、良人与贱民四个等级。这其中，两班掌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力，中人是介于两班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担任中下级技术型官职。在事关朝鲜王朝尊周思明方面，国王与王室、两班贵族、儒生、中人出身的士人等，也即问题中所谓“精英阶层”，他们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与实践者。

本人关注精英阶层，并非是有意忽略精英阶层之外的广大民众。这其实是要从朝鲜王朝史料编纂的作者群体来观察，诚如上面提到的，朝鲜王朝是一个等级礼法森严的古代封建社会，门阀制度贯彻始终，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身份界限泾渭分明。精英不仅控制着政治，还掌握文化，垄断教育，具有无可替代的史学乃至整个学术霸权，因此绝大部分史料都是出自精英之手。史书作为一种文本，不可避免地反映着作者的意图，所以用于考察文本编纂者的思想意图，借以管窥影响，体认意义，是再合适不过的。但这些史料的弊端在于，民众阶层尤其是底层民众是有些失语（logagnosia）了的，他们不掌握能表达自己思想的教育工具，即便是懂了谚文，能留下表达自己心声、生活的史书文本的也是凤毛麟角，鲜有痕迹可查。

不过，在《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中，也注意到明遗民“九义士”后裔的情况，他们并非士大夫阶层，经过数百年的繁衍，他们也融入朝鲜社会，成为普通的成员。因为祖上明遗民的身份，1831年开始在朝宗岩建大统庙，将崇祀明朝皇帝、朝鲜先贤与其祖上九义士，统属于一庙之中，一直持续到当今。实际上，这是一个精英与普通民众融合的典型例子。

再说，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身份界限泾渭分明，真的能够代表精英思想和民众观念存在泾渭分明的对立吗？也未必尽然。每一代朝鲜精英，的确存在少数人会提出超越他本身时代的先进理念和思想价值，但绝大部分精英阶层是从属于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朝鲜精英们表达的，主要还是对他所在的具体时代民众的一般观念和情感的抽象化、理论化的升华与记录。朝鲜精英阶层的思想与当时一般民众的思想，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有着密切互动的。

举几个例子：精英阶层所规划改造的思想文化，用以教化一般普通朝鲜民众，比如精英士大夫们用谚文和图画推广《三纲行实》，使得一般普通平民都确立起来了儒家性理学式的伦理观念意识，至今影响着韩国的普通民众。又如朝鲜王朝对关帝崇拜的接受，明东征将士壬辰战争期间，修建了六座关庙，战后逐渐荒废；当朝鲜宣扬尊周思明的肃宗年间，将关庙纳入尊周思明的体系之中，重新接纳并修缮，举行祭祀，随后就逐渐融入朝鲜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了。与此同时，一般普通平民，其广泛的民众观念和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着精英士大夫们的决策、思想乃至价值观，比如朝鲜王朝后期的实学思潮，便是针对当时的整体社会情境产生的思考。所以，精英阶层和民众阶层之间固然身份上界限森严，但思想观念上却并不一定天差地别般对立，而是不断交融相互影响的。

“小中华”意识：争夺话语主导权与谋求王权权威性

燕京书评：正如书中所论述的那样，中朝关系在明朝灭亡以后，出现了实质性的断裂，朝鲜对清的事大始终是心口不一的，而尊周思明成为朝鲜王朝重新定位自身政治、文化认同的重要表现。“中华”对朝鲜而言意味着什么，除去建立政权合法性基础等象征意义外，是否存在更为重要的因素，以至于朝鲜长期以“小中华”自居？

孙卫国：首先，我想说明一点，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立国，春秋华夷观深入人心，既是国内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又是其处理与宗主国关系的基本理念，一旦违背，政权就会发生危机。所以，这并不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在这层意义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请允许我进一步解释：朝鲜认为明朝为中华，朝鲜为小中华，清朝为夷狄。明朝灭亡后，朝鲜为中华余脉，故当“尊周攘夷，尊明贬清”。

华夷观在中国和朝鲜王朝都很有影响力，中国的华夷观发端于《春秋》，虽然认为“夷夏有别”，中华为中心，夷狄为边缘，但认为“用夷礼则夷之，进中国则中国之”，华夏文化可以改变夷狄，使之华化。故而，中国的华夷观，重在文化，不在种族。朝鲜虽然坚持儒家华夷观，但有独特之处，在他们看来种族差别较之文化差别更为重要。在朝鲜“小中华”思想中，只认同汉族的政权具有中华正统，非汉族的任何王朝都被斥为夷狄，虽然朝鲜最初的自我定位是“夷”，但以“慕华”而渐加改变，宣扬“以夷变华”，认为高丽时期有变华之实，而朝鲜王朝时期就变成了纯粹的中华。他们认为，在中华世界体系中，唯有朝鲜实现了由“夷”到“华”的转变。而明朝灭亡后，清朝是夷狄，朝鲜成为中华余脉。所以，在历史上，朝鲜排辽，排金，贬斥蒙古，贬斥清朝，实质上都是一样的。这样，朝鲜在明朝灭亡以后，就以尊周、尊明以尊华，攘夷以贬清，从而在思想文化上确立其为中华正统的观念。

同时，朝鲜王朝尊朱子学为国家意识形态，其统治阶层积极在朝鲜全社会推广朱子学，包括日常起居、婚丧嫁娶等礼制，亲族关系运行等均一准朱子学行为规范, 致力于把朝鲜王朝打造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儒教国家。践行朱子学，特别是其蕴含的一系列纲常伦理乃是中华之具体表现，而这些伦理纲常也逐渐成为朝鲜社会永恒的道德准则与天然的政治正确，全社会的各阶层均须遵守执行。明朝对朝鲜而言相当于父母之国，特别是壬辰战争后，双方关系进一步加深，按照朱子学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则朝鲜不可置明朝于不顾、甚至悖逆明朝转事新主，否则即违反儒教公理，乃禽兽之举。因此，朝鲜统治集团，特别是国王与两班贵族，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意识形态的稳固性，坚持尊明贬清，避免造成其国内意识形态的紊乱与崩塌。韩国桂胜范教授，在评论葛兆光先生的《想象异域》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除此之外，朝鲜王朝内部的党争问题，也是其长期以“小中华”自居的原因所在。朝鲜王朝享国500余年，但党争近乎与其国祚相始终。而其党争的源起，在于对儒家义理的不同阐释，逐渐发展出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门人出仕，担任不同层级的官职，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倡行一致的政治主张，又混入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逐渐演化为朝鲜王朝不同的党派，这些党派也不断处在分化之中，譬如16世纪中期以前，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主要表现为新进士林和勋旧派的斗争。从宣祖八年（1575）开始，统治阶层内部又出现了东人和西人的派别，称作“东西分党”，其后，东人分化为南人和北人；北人，又分成大北和小北；西人内部，分老论和少论，最终构成活跃于朝鲜王朝的四大政治势力，即老论、少论、南人、北人，史称“四色党争”。他们在朝堂上下争执权柄，互相攻伐、倾轧，屡屡酿成惨祸，甚至动摇国王的统治与王位的继承，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朝鲜王权羸弱，国王常常依托当权势力打击另外的派别，再通过“换局”来保持各派势力的均势，稳固国王的地位与统治。而在国王与各派势力的交相博弈之中，“儒家义理”是朝鲜统治阶层内部的公理，是各方势力妥协一致的最大公约数。

因此，谁能尊奉“中华正统”、恪守“儒家义理”、遵行“尊周思明”，谁就掌握了话语主导权。朝鲜后期大报坛的建立以及义理史书的编修，都是朝鲜国王争夺话语主导权、乃至谋求王权权威性的实践例证，而“小中华”意识则是贯穿其中的重要思想线索。

燕京书评：中原文化对朝鲜的深入影响是您书中研究的重点，但对朝鲜消解中原文化影响的行为着墨甚少。能不能谈谈自己对十九世纪末以来朝鲜“去中国化”行为的看法？除去日本殖民者的直接影响外，朝鲜国内的因应策略是怎样的？

孙卫国：十九世纪末以来朝鲜的内忧外患逐渐增多，殖民列强纷至沓来，半岛的有识之士纷纷开始寻找如何解救国家危亡的良策。这一时期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热潮，也通过各种渠道为朝鲜近代知识分子所知所感，因此，追求一种本民族的自主意识，建构一个团结且自立于世界的新的族群共同体，便成为这些知识阶级的首要之务。因此，为了有别于对自己影响最大最深的中国文化，他们便重点强调其民族独特性，对中国文化极力加以区分。

朝鲜半岛“去中国化”的过程，诚如您所说，日本殖民有直接的影响。日本在吞并朝鲜半岛之后，一方面强化日本与朝鲜的关系，宣扬“日鲜同祖论”等谬论；另一方面极力“去中国化”，抹杀中国的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否定历史上的箕子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国，朝鲜身处中华世界体系之中，箕子作为来自中原王朝的教化之君，将朝鲜提升到“小中华”的地位，是朝鲜跻身中华世界体系特殊位置的关键所在，因而受到极度尊崇。此长彼消，檀君传说在同时期遭到贬斥，甚至被认为“荒诞不经”。日本殖民时期，最早否定箕子朝鲜的是日本学者今西龙，随后稻叶君山等日本学者附和，以致成为定论，当时韩国学者崔南善等也加以附和。韩国社会在日本殖民之际、民族观念伴随相生，基于塑造韩民族的“根基历史”、抵御日本殖民侵略的需要，也否认箕子朝鲜之传说，转而强化檀君的地位，确立其自古以来民族独立的形象，直至独尊檀君朝鲜。与此同时，以信奉檀君而创立的大倧教，更是在民间开展活动，推算檀君诞辰、纪念檀君的诞生，并以“开天节”的节日的形式予以庆祝，一直绵延至今，成为韩国重要的公众假日。

又比如早期徐载弼倡导建立的独立协会，便极力推广谚文，排斥汉字；很多朝鲜半岛知识分子在当时甚至跟随日本，把对中国的称呼改为“支那”，其中不无歧视的蔑称之意。在日本彻底殖民半岛以后，朝鲜追求独立的思潮越发兴盛，但又不敢公开这种反日的情绪，于是把反抗外国的矛头移动到批判古代的“事大”、古代中国上来。

总而言之，近代朝鲜之所以如此试图“去中国化”，客观上日本殖民为其推波助澜；本质上是为了割离其文化的母体，意欲从精神文化上建构成一个独立的韩民族，追求国家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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