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专访《明清鼎革之际，朝鲜半岛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孙卫国对韩国民族主义与中朝关系史研究、朝鲜的“尊周思明”、“小中华”情结、半岛的“去中国化”等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中朝关系史的探讨逐渐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讨论，而变成了“精致学术外衣下的政治语言”。相较于国内学者笔下温情脉脉的东亚“华夏化”进程，韩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华夏化”保持了警惕。不同背景的学者在探讨明清中国与朝鲜王朝关系时，难免有各自的现实关怀。如何平衡各自视角的差异，进而将非理性的争论纳入各方能够接受的轨道，成为了当下中韩学者所亟须面对之处。

他者视角中的华夏，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议题。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出发，对“何以华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无论是许宏笔下对中国早期形成的考古学分析，还是王明珂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华夏与其边缘互动的探讨，亦或葛兆光从周边国家的视角看中国概念的历史演变，都对中华、华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提供了丰富的阐释。孙卫国则以中朝关系史为中心，长期致力于探索朝鲜王朝精英阶层的“尊周思明”、“事大”、“小中华”情结，试图厘清中华概念、意识在朝鲜视野中的复杂流变。

此外，北美学者中国史研究的“族群转向”所产生的涟漪，深深地影响了中朝关系史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内亚视角、多语种文献等议题与中朝关系史研究进行结合，试图突破传统范式、视角的藩篱，从而推进了学界与普通读者对清代东北亚秩序的认知。

就朝鲜王朝精英眼中的中华文化、朝鲜“事大”的文化渊源、中日战争与东亚国际关系，以及中朝关系史研究的新动向，《燕京书评》专访了孙卫国教授。昨天刊出的是访谈的第一篇《明清鼎革之际，朝鲜半岛的中华文化认同》，今天刊出的是第二篇。

朝鲜人眼中的中华政治文化与地缘疆域

燕京书评：针对中华、华夏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概念的变迁，国内外的学者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无论是许宏从考古学的层面对中华概念的厘清，亦或王明珂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华夏与其边缘的互动的探讨，还是葛兆光从周边国家的视角看中国概念的历史流变，都对中华、华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提供了丰富的阐释。你很早就主张从朝鲜人自己的文化心理的角度去考察中朝关系，对于朝鲜人眼中的中华政治文化与地缘疆域的界限，有什么看法？

孙卫国：正如您所说的，这几年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了这一话题的讨论中来，可以说百花齐放。许宏先生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探索了公元前2000年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国”即二里头文化的诞生形成过程。对于考古学，本人属于外行，此处暂不多谈。王明珂与葛兆光两位先生的观点，我颇受启发，跟他们也有或多或少的交集。王明珂先生用反思性的眼光，“化熟悉为陌生”的方式，从华夏边缘来考察中华世界的特性。他尽管主要是研究中国西南的羌族，在“英雄徙边”的故事里，也注意到箕子朝鲜的问题。近些年，葛兆光先生来由倡导“从周边看中国”，到关注“中国历史的内与外”，借助多重视角，试图重建中国的历史论述，有很强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至于您所提到的朝鲜人眼中的中华政治文化与地缘疆域的界限，其实与之前一个问题可以结合来看。

朝鲜人眼中的中华政治文化，本质上是汉族中原王朝的儒经法纬的政治文化，其地缘疆域一般指的是中原地带为中心的中国中原王朝疆域。但某种程度来说，即便是汉族中原王朝疆域缩小或南迁，对于朝鲜半岛上的政权而言，汉族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让我们从半岛上的古代说起，比如王氏高丽王朝，虽然迫于现实，臣服于辽朝，但它始终源源不断地设法到宋朝获取礼乐、制度、教育乃至各种文化，其政治制度也在模仿并学习宋朝，即便靖康以后，高丽也试图与南宋接触，这就不仅仅是贸易需求所能解释的了；再比如朝鲜王朝，其制度看似继承并改革高丽制度，实际上仍然是唐宋尤其是宋代遗风，当然，朝鲜王朝对宗主国明朝也在积极学习，比如六曹直启制度，很明显有向明朝取经的意思。壬辰倭乱之后，朝鲜重建军队，也是学习明朝戚继光《纪效新书》中的一些举措。

所以，朝鲜人眼中的中华政治文化与地缘疆域，实际上并不一定完全切合：相切合时，它就是向慕华风的诸侯；不切合时，甚至“沦陷于夷狄之手”时，中华的中心偏移，朝鲜都可以成为这种中华的中心。前面提到朝鲜臣服于清朝之后，就自认为系明朝中华正统的继承者。1897年，断绝了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朝鲜王朝改为大韩帝国，高宗称帝时，也自认为接续了大明的道统。所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

安南与朝鲜：“华化文化圈”在现实动机和思想根源的双重机制

燕京书评：你耕耘东亚朝贡关系多年，在东亚的国际秩序中，受汉字文化圈、或明清政治秩序影响的小型政治体并不少，为何只有朝鲜能将“事大”贯彻至终？而安南等地，却多有反复。这种“事大”的政治策略，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政治考量，还是书中所强调的程朱理学正统论、春秋华夷观对政治文化成长的影响？

孙卫国：在古代东亚世界中，安南与朝鲜的地位类似；在费正清所建构的天下秩序的同心圆中，二者都被视作最内层的“华化文化圈”内的代表。在大原则上，安南对中原王朝也是采取事大主义策略，但具体的历史表现方面，尤其是进入明、清时期，安南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多变。安南等国在地缘区位上，距离中原王朝统治中心较远，且内部战乱不断，无法保障常态化交往活动的开展；在历时性的文化影响上，安南也远不如朝鲜深刻。不过，总体原则没什么两样。如果我们说朝鲜王朝是纯粹出于实用主义的政治考量，这也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具体的政治现实环境，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

首先，我们从地缘政治的因素来分析：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地缘相接，且较之于其他藩国，更接近中原王朝的中心，这有利于其开展朝贡活动，密切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交流。除去近代以来沙俄蚕食远东，长期以来，朝鲜王朝的陆地邻国只有中原王朝的明、清。因此，朝鲜在地缘政治上所受的影响，是与中原王朝的情况息息相关的。但仅仅考虑这种现实的影响因子，远不能表现出历史真相的复杂性。

其次，长期的文化影响。抛开传说的箕子朝鲜不讲，朝鲜半岛在汉四郡时期，曾经归属中原王朝数百年，从而奠定汉字文化、儒家文化等基因。在形成政权的三国时期，便被纳入中原王朝的宗藩体系。从文化渊源上，它就是传统儒家文化之一脉（比如出土于朝鲜半岛的汉墓汉简），历代半岛政权都雅好汉风，心慕中原，借以吸收先进文化以促使本政权本族群的稳定发展。在唐朝的帮助下，统一新罗形成，奠定朝鲜半岛上第一个统一王朝，从此也奠定了稳定与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并成为中朝双方都遵守的法则。而到了高丽后期，程朱理学的传入，开启了半岛儒学的一个时代的先声；朝鲜王朝正式将理学为作王朝意识形态，从科举选拔、庠序教育、民众教化层面多管齐下的熏陶，使得以程朱理学正统论、春秋华夷观为代表性理学观念，渗透到了朝鲜社会的深处。因此，在长达数千年的交往过程中，朝鲜半岛受到中国全方位的影响，中国的文字、政治制度、宗教、科技、学术、医药、建筑、艺术等全都传入，在“地缘相接”的客观条件之外，催生出朝鲜半岛与中国“文字相同、文化相通、风俗相类”的独特现象。而承载于这些具象层面之上的思想文化观念，也历时性地影响到朝鲜半岛的知识精英。

因此，一种行动所发生的动机，不能仅仅考虑功利性的现实动机，其思想上的深层根源是应该值得注意的。希腊哲学家西塞罗说：“智者受理智的指导，常人受经验的指导；而野兽受直觉的指导。” 历史上的事件之所以发生，背后是一种现实动机和思想根源的双重机制，两者都该被注意。

改变东亚历史格局的三场战争

燕京书评：壬辰战争也是你研究的重点议题，例如另一本新书《“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也已经出版，里面细致剖析了不同立场的作者对壬辰战争中明军将士的重新书写。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王朝援助朝鲜半岛抵抗日本入侵并不是头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如唐龙朔年间的白江村之战与清光绪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些战役都对各自国家的命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能不能顺着研究旨趣，谈谈对多次爆发于朝鲜半岛的中日战争的看法？以及上述战争对东亚国际关系影响？

孙卫国：“壬辰战争”，我们现在也习惯称为“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白江口之战、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三次战争的国际影响各有不同。

朝鲜半岛，地处中、日之间，朝鲜半岛西北部以鸭绿江、图们江与中国相隔，东南部的釜山与今属日本长崎县的对马岛，其间只有100多公里海路，是日本进入亚洲大陆最为便捷的通道。日本是个岛国，它孤立于大海之上，资源相对短缺，灾害相对频繁，居住环境相对恶劣，其民族精神中有一种不安全感，表现在信仰上，就是祈求于各种神祗，日本号称“八百万神明”便是一个体现；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隐隐若动的对外扩张侵略倾向，日本历史上常宣扬“扬国威于海外”、“开辟王道新乐土”等类似说法。无论是唐代的白江口之战、明末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还是清末的甲午战争，都是日本欲向亚洲大陆扩张势力所导致的东亚国际战争，由于朝鲜半岛特殊地理区位，不可避免地要被拖入其中。

白江口之战，唐朝经此一役，稳固了在辽东的统治，保障了边疆安全，维护了大唐宗藩体系的权威。而唐朝帮助新罗驱逐了日本威胁，统一了朝鲜半岛，结束了“三国时代”，唐罗关系迎来蜜月期。新罗也全面效仿大唐，建立起半岛第一个统一的儒化政权，从此奠定了稳定的中朝宗藩关系的交往体制，且延续千年之久。对日本来说，日本挑战大唐宗藩体系的幻想破灭，陷入豪族内乱，最终由大海人皇子一统政权，全面学习唐风。学术界一般认为，传统的东亚世界形成于唐朝，白江口之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万历抗倭援朝战争历时七年，明朝派出23万大军，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救援属国朝鲜；最终将侵朝日军赶出朝鲜，使得“藩邦”得以“再造”。但明朝国力大损，后金势力借机壮大，不到五十年，就取代了明朝，入主中原。朝鲜半岛被日本侵略者破坏严重，加之战后人口减少、管理混乱、党争激烈，朝鲜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十分凋敝，长期陷入民不聊生的状态，与之后的“胡乱”并称“两乱”，成为朝鲜半岛历史记忆的痛点和历史伤痕的根源。对日本而言，短期来看，侵略战争的虎头蛇尾，也导致丰臣政权威望大衰，随后关原之战，德川家康胜出，江户幕府一统日本。长期来看，日本再也不敢窥视朝鲜半岛，也不再挑战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清末。

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不仅割地赔款，而且丧失了在朝鲜的宗主权，持续一千多年的中朝宗藩关系就此中止。此役清朝赔款巨大，洋务运动亦宣告破产，清朝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民族危机空前加重，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朝鲜彻底脱离了清朝为中心的宗藩体系，失去了清朝保护，名义上成立大韩帝国，实际上逐渐被日本控制，最终“韩日合邦”，朝鲜被日本吞并，变成了日本殖民地。日本通过这次战争，攫取了大量赔款，获得了台湾等中国的领土，取得了各种特权，扩展了势力范围，国力不断增强，并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这三次战争可以说是影响古代中华世界的关键性战争：白江口之役，唐朝的胜利，奠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世界的体系；万历抗倭援朝战争将侵朝日军赶出朝鲜，护佑了藩国朝鲜的安全，维系了中华世界秩序；甲午战争清朝的失败，朝鲜失去了宗主国中国的保护，马上落入被日本殖民的命运，古代中华世界体系随之解体。这三次战争，实际上既关涉三国的命运，更直接是古代中华世界体系形成、巩固与崩塌的标志性战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明朝和清朝究竟算不算帝国？

燕京书评：近些年有关明朝的定性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些清史研究者认为明朝在很多方面不具备帝国的特质，因此拒绝用“帝国”一词来形容明朝；另一些主张用比较帝国史方法研究明史的学者指出，明帝国在诸多方面与同时期的欧亚帝国具备可比较之处，因此将明帝国与元、清帝国放置在同一种语境中进行分析。明-朝、清-朝关系的差异性是书中重点关注的对象，明、清在东北亚的经营的异同之处是什么？明代君主有建立多元族群、文化共主形象的努力吗？以及明朝属于帝国这一复合型政治体吗？

孙卫国：明朝是否帝国，回答下个问题时再讲，此处重点讲一下明朝与清朝在东北亚经营的异同问题。其最大相同之处，便是他们都以中原王朝雄视天下的姿态，结合实用主义的实际需求，双管齐下去“经理”边疆。

但不同之处在于，对明朝而言，东北亚尤其是中国辽东地带，是防备蒙古、女真等各种势力的、驾驭异族的边界，所以采取实际控制辽东都司、册封羁縻其他东北亚区域的办法。而辽东地区对于清朝而言，是自己的“祖地”大本营，是“龙兴之地”，因此清朝长期以来对东北亚采取封锁、驻防等多种保护措施，强调对此地带的真正实控。

再谈您提到的明代君主是否有这种努力的问题，我认为显然是有的。在政治上，明代历代皇帝都对国内的北方蒙古部落、西藏佛教势力、南方各类土司以及国外的朝鲜、琉球、安南、日本等政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册封与羁縻；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确定十五个“不征之国”，乃是宣示以一种和平的羁縻手段，成为天下共主。在宗教文化上，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乃至明末传来的天主教都能和谐共处，所以大明皇帝也是“华夷共主”的君王，明朝是一个多元性的王朝、多元性复合政治体毋庸置疑，但不代表明朝是那种西方历史意义上的热衷强力兼并、侵略扩张的“帝国”。

燕京书评：如何看待“清帝国主义”（Qing imperialism）的观点，以及部分学者将清和朝鲜的关系与早期现代欧洲殖民帝国比较研究的旨趣？

孙卫国：首先，据有关研究，西方学者对于帝国的定义和想象基本都来自罗马帝国。在西人看来，帝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不断扩张的疆界、多民族或种族的构成、普世主义的理念以及剥夺性质的殖民主义，以及彻底改变原居民的教化使命。显然，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都很难说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其实一部分持“清帝国主义”（Qing imperialism）的学者，像美国的“新清史”论者，比较关注清朝统治阶层如何确保满族的民族特性，如何贯彻“满洲之道”。同时，也强调把满族看成是统治民族，对于清朝皇帝所宣称的“满汉一家”表示怀疑，比较注重清朝统治中的异质性、矛盾性、反汉化性。

对“中国”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表达这件事，产生质疑，他们觉得清朝是满族统治，而非汉族统治，其变化是“文化”而非“汉化”；并认为“文化”与“汉化”有着本质的不同，认为将清朝三百年江山归功为满族汉化的历史，是大谬不然。这种批评当然是片面的。什么叫“文化”？为何要提倡“文化”？“文化”的内涵是什么？难道“文”和汉族没有一点关系吗？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只用“文化”不是“汉化”的说法，从而否定汉化说，也是不够的。文与武是相对的，正是汉族与女真的相对性。

实际上，“清帝国主义论”、“反汉化论”与“征服王朝”论者，陷于同样的误区，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也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民族意识也并非完全系西方的“舶来品”。诚如葛兆光先生所言，中国的民族意识萌发于宋朝，用西方的“近代性”来解说中国的民族国家，很不适宜，因为“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宅兹中国》之《“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各个民族渊源、文化虽然是多样性的，但却是有着共同命运的共同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民族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

西方是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地，这种民族主义最早的精神祖先，可以追寻到古希腊时代各种林立的城邦，十八世纪以后在西方兴起。传统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潜意识的语境里是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或者是一个国家只应该存在一个单一民族。每一代学者都不能脱离自己时代和教育背景的局限，因此这些学者可能出于理解的偏差产生这样的认知。所以，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把清和朝鲜的关系与早期现代欧洲殖民帝国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并不具备太大的可行性。因为东亚古代的宗藩体系、东亚古代的天下观，与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殖民体系本质上是判然两途的事物，强行套用理解只会越来越偏离历史的真实。

明清时代东亚的朝贡体系和宗藩秩序

燕京书评：明清与朝鲜之间的朝贡秩序或者宗藩秩序，在本质上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诞生的民族国家与主权平等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极具东方色彩的早期现代国际秩序在与西方国际法的接触中，很快消失于历史舞台。如何看待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国际秩序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清—朝关系中的体现？

孙卫国：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简而言之。当西方带着船坚炮利的武力优势，裹挟着他们的各种制度与理念来到东亚时，不管是清朝还是朝鲜都是被迫卷入了其中，并逐渐发生了变化。最初阶段，清朝与朝鲜维护宗藩体制，朝鲜作为清朝的藩属国，拒绝与西方各国建立单独的外交关系，执行锁国政策；清朝也像以往那样，试图维持天朝与属国的那种东方式宗藩秩序。西方殖民者一开始弄不明白这种宗藩关系的实质，也不清楚朝鲜的地位，称之为“隐士之国”。

但帝国主义列强对朝鲜的各种“洋扰”，使这种体制发生动荡，产生危机，清朝渐渐改变传统宗藩秩序中不轻易干涉藩属国政治的习惯，开始指导、介入朝鲜的外交政策。即如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推翻闵妃政权，扶植大院君掌政。清朝当即派袁世凯等率军进驻汉城，并将大院君拘捕，押往保定，恢复闵妃政权。这可以说是因应新的世界大势，对旧的宗藩体系的一种裱糊式修补。但清政府“以夷制夷”的策略、朝鲜国内开化思潮的涌动与列强强势入侵的外部背景，最终还是把东亚推向了不可逆转的“近代化外交体制”。甲午战争，清朝战败，被迫退出朝鲜，也从此结束了持续千年之久的宗藩关系。后来新建立的“大韩帝国”，与清政府也建立了西方式的国与国外交关系。

燕京书评：当代学者在论述明清与朝鲜的关系时，倾向于以当代民族国家的语境倒推明清与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互动。一些学者不满于这种研究方式，尝试建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如王元崇），将明清中国划分为“领土帝国”（territorial empire）与“政治文化帝国”（political-cultural empire），来复原早期现代东北亚区域秩序的复杂语境。甚至，在概念选择上批判了朝贡体系侧重于经济、贸易往来的狭隘性，主张以宗藩秩序强调朝鲜与清在礼仪、话语权力层面互动的丰富面向。作为耕耘相关领域的学者，如何看待上述观点？以朝贡体系、宗藩秩序为例，概念的选择对于解释中朝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孙卫国：您提到有学者将明清中国划分为“领土帝国”（territorial empire）与“政治文化帝国”（political-cultural empire）来区别对待分析，我认为这有其合理性，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从领土疆域、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来理解明清中国的多面性，这是一种“拆解式观察”。但“拆解式观察”的最后，还是需要“统合式观察”，因为明清中国虽然有多元性的多面相，但多个面相其实都汇集的是同一个王朝国家，这也就是苏东坡《题西林壁》诗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含义，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此外，我也认为，“朝贡体系”这一名词，确实有些侧重于经济、贸易往来，具有一定程度的狭隘性，而且只体现出朝贡国单向的朝贡行为，体现不出明、清对他们的“宗主”、“天子之国”的实相。我也赞同使用“宗藩关系”或“宗藩体系”，更能体现这种关系的双向性与复杂多面性。如果仅仅选择“朝贡体系”或者“册封体制”来描述，皆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既忽略了明清中国与朝鲜王朝的互动性，两国政治层面的关系与文化认同等方面也都被屏蔽了，显然是狭隘而片面的。

燕京书评：针对“新清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北美与中文学术圈引发了持续的讨论，这种热度是否波及到了清-朝鲜关系史研究？朝鲜史学者如何看待满文档案、内亚帝国、多维共主等“新清史”议题？清廷在内亚的经营与在朝鲜的经营，异同之处体现在哪里？

孙卫国：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内亚性”本来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概念，而不是很多人理所应当以为的定论。首先，“内亚”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西方学者的欧亚学研究传统所建构的。“新清史”的争论，最早肇始于何炳棣与罗友枝有关清代稳定的关键是“汉化”还是“满洲化”的争论。我们权且在您的框架下将内亚理解为中亚。

据我了解，目前清朝与朝鲜关系史学界也有一定程度的多元视角的互相借鉴，或者说学术本来就是互通的，学术系天下公器，无所谓谁先谁后。朝鲜史学界或者说东亚史学界，近几年比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的宋念申教授的《现代东亚的边界缔造：1881- 1919年的图们江勘界》（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和您提到的王元崇教授的新著《再造中华帝国：1616-1911年的满鲜关系史》（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等，都可以说有这样的研究倾向。但对满文档案的使用，目前来看还存在很多可开拓的空间。

您提到的“清廷在内亚的经营与在朝鲜经营的异同之处”，正是王元崇教授着意要突破的尝试，已引起大家热切的关注。看来是一种成功的尝试，既推进了对清史的认识，也换一个角度展示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新层面。那么我想，如果简单概括的话，清政府对内亚的统治更多的是用所谓“内亚”可以理解的可汗身份以及相关话语体系来施加统治与影响，而对于内地乃至朝鲜、安南，使用惯用的皇帝、天子至尊等儒家帝王话语体系经营。

燕京书评：能否简要介绍下未来的研究计划，从而丰富读者对你学术研究的认知？

孙卫国：我正在从事两个方面的研究课题：第一个课题是计划写一部《东亚视野下万历朝鲜之役研究》，这是我正在承担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近出版的《“再造藩邦”之师》算是这个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此书完成之后，希望与已刊行的《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从“尊明”到“奉清”》构成本人明清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三部曲”。任重道远，相当艰苦，但为了历史的公义，还一个公道，我会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尽量客观而科学地再现那场拨动三国历史风云的东亚大战的历史真相。

第二个课题是从事韩国古代史学史与中韩史学的资料整理与比较研究。这些年，本人也一直在从事韩国史学史与中韩史学交流的研究与教学，2019年完成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韩（朝）古代史学交流与比较研究”。同时，每年在这个研究方向，至少会招收一名博士生和一名硕士生，有多名博士生毕业，在这个领域慢慢崭露头角。韩国历史上一直以汉文为官方文字，留下数量丰富的汉文史籍，对其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不仅有助于梳理韩国史学发展状况，也有助于丰富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了解。这个计划，或许退休之前也完不成，但会一直坚持下去。

原文标题为“孙卫国：中朝关系、宗藩秩序与早期近代的东北亚秩序”。

———

微信搜索“燕京书评”（Pekingbooks）：重申文化想象，重塑文字力量。